作者：叶秋菊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摘 要：秦晋关系是春秋时期重要的诸侯大国关系，不仅对秦晋两国的发展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春秋时期的争霸格局。春秋时期，周室衰微，诸侯争霸，晋国国力强大， 控制崤函要地，阻扼秦自襄公以降的东进战略，两国之间征伐会盟，时战时和，呈现出复杂的大国关系，从早期的少有联系但不乏合作，到“秦晋之好”时的联姻结盟，到对峙阶段的相互攻伐，到中期的秦联楚抗晋，再到晚期的无力再战，大致体现为五个阶段。秦晋两国的复杂关系，充分显现了春秋时期大国政治的主导作用及其重要影响。
关键词：春秋时期；秦国；晋国；秦晋关系
一
春秋初期的近一百年，周王室东迁后势力衰弱，当时主要的诸侯国有齐、鲁、曹、卫、郑、宋、陈、蔡、燕、晋、秦、楚、吴、越等。在这些诸侯国的内部和周边分布着众多互不统属的少数部族。但当时列国之间尚未出现所谓的“霸主”。秦国的中心在今甘肃天水一带，晋国大致在今山西中部与西南部一带，两国尚未接壤，没有利益冲突，联系虽少，但不乏合作。
晋国受封较早，始封君是周成王弟姬叔虞，从西周到春秋一直是北方大国。与晋国相比，秦国的立国时间晚了两百多年——春秋初年才正式成为诸侯国。秦本姓嬴，源于东方，殷商时期显为诸侯，周初被迁于西垂，在今甘肃天水一带繁衍生息，不断发展壮大。西周中后期，关中、陇西戎族势力强大，而周王室日益衰落，无力控制西戎，只得倚重僻居西垂、勇猛善战的秦人。因此，秦人的地位逐渐提高：周孝王分封非子于秦地(今甘肃清水)，秦人成为周王室的附庸；非子曾孙秦仲被周宣王任命为大夫。之后从秦仲、秦庄公到秦襄公，秦人长期与戎族艰苦斗争。
秦襄公时，晋国正值晋文侯统治。公元前771年，犬戎攻进镐京，杀死西周最后一位周王——周幽王。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赶走了入侵的犬戎。周平王继位后，由于镐京残破，决定东迁洛邑。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与晋文侯、郑武公共同护卫周平王东迁。这是秦晋两国第一次共同出兵。
周平王东迁洛邑后，正式册封秦襄公为诸侯，同时把岐山以西之地赐给秦国，还特别盟誓：“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自此，秦正式成为诸侯国，可以平等地与山东诸侯通使会盟。
晋文侯也受到周平王赏赐，并与郑国一起作为周平王的左右卿士掌握王室大权。晋文侯死后，其子昭侯继位。昭侯将曲沃(今山西闻喜)封给叔父成师，号为桓叔。桓叔在曲沃站稳脚跟后，觊觎晋侯之位，与晋国君主展开了多年的战争。内乱持续了六十七年，一直到公元前679年，曲沃武公出兵灭掉晋国公室，贿赂周王室得到册封，以小宗取代大宗，成为新的君主，晋国才结束分裂局面。
自秦襄公得到周王“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的授权后，秦国就开始在关中攻城略地，不断向东扩张。秦襄公十二年(前766)率兵伐西戎，一直打到岐地(今陕西岐山)，但终因力量有限，无法彻底击垮西戎，也无力控制岐地，随着秦襄公的去世被迫放弃岐地，重新回到西垂。秦襄公之子文公继续东扩，把都城从西垂迁到汧渭之会。借助汧渭之会的有利条件，秦文公率军打败西戎，占领岐地。这标志着秦的势力从陇西进入关中西部。秦武公时东征居住于彭衙(今陕西白水)的戎人——彭戏氏，一直打到华山脚下，后又夺取杜国(今陕西长安县)和故郑国(今陕西华县)领地，灭掉小虢国(今陕西宝鸡县)，向西伐灭邽戎(在今甘肃天水县)、冀戎(在今甘肃甘谷县)。至此，“西起甘肃中部，东至华山一线，整个关中的渭水流域，基本上为秦国所控制”。秦国占有整个关中后，秦德公时迁都于雍城(今陕西凤翔)，秦人的统治中心东迁到了关中。
总之，在春秋初期的近一百年，秦国与晋国共同护送周平王东迁，秦国也因此正式立国，此时两国之间尚未接壤，没有利益冲突，少有联系。秦人立国后一直致力于向东拓展，从陇西进入关中西部，又进一步控制了关中的整个渭河流域。晋国因处于内乱之中而无暇西顾，恰好为秦国的发展提供了机会，秦国在这段时期不断向东扩张。
二
从秦宣公(前675—前660)到秦穆公(前659—前621)的五十多年，晋国经历了献公、惠公、怀公、文公、襄公几位君主。在这段时期里，秦晋之间的缓冲地带逐渐减少，成为邻国，两国之间多次联姻，结成一种和好的外交关系，史称“秦晋之好”。“秦晋之好”不仅表现为两国互结婚姻，而且表现在秦国三次插手援立晋国君主，跟随晋国出兵，参加晋国主持的会盟，但是由于两国存在根本利益的矛盾和冲突，和好关系最终破裂。
春秋中期，周王室的实力和威信进一步降低，已无力维持诸侯国之间的秩序。齐、晋、秦、楚四国几乎同时崛兴起来。四个大国各据一方，以中原的一批中小诸侯国作为争夺对象，这种争夺便是所谓“争霸”。齐桓公最先成为霸主。
此时的晋国君主为晋献公。晋献公继位后，对内剪除宗室、扩大军队，对外则致力于开拓，先后兼并了耿(今山西河津东南)、霍(今山西霍县西南)、魏(今山西芮城东北)等数十个小国，并出兵进攻戎、狄，夺取了薄、屈等地。经过晋献公多年的经营，晋国君权集中，军事实力强盛，领地扩展到整个汾水流域，据有今山西、陕西、河南之间三角地带，幅员辽阔，东有太行之险，南有崤函之固，成为一个大国，具备了争霸中原的条件。
争霸之初，秦人加快东进的步伐，和中原强国晋国相遇，两国之间爆发了第一场战争。秦宣公四年(前672)，晋国出兵攻打骊戎。趁着晋国无暇西顾，秦国东征，与晋国交战于河阳(今河南孟州)。这是有记载的秦晋两国之间的第一次战争，也应该是秦国对东方诸侯国的第一次战争。秦国取得胜利，说明秦国国力增强，但就总体实力而言，秦国与晋国相差甚远。因此秦国没有继续伐晋。
公元前659年(晋献公十八年)，秦穆公嬴任好继位。自襄公立国到秦穆公，经过一百多年的经略，秦国整体国力日渐增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中原诸侯国分庭抗礼。秦穆公羡慕齐桓公的霸业，把雍城的宫殿改为“霸城宫”，把关中的“兹水”改为“霸水”，“以章霸功，视子孙”，足见其称霸中原的政治目标。秦穆公即位不久就率军进攻位于秦晋两国之间的茅津(今山西平陆东)，打击当地的戎人。这些戎人很快被秦穆公征服。这样一来，秦国的势力扩展到今山西、陕西交界处。而此时的晋国，在晋献公的治理下，已经成为一个大国。秦国与晋国直接对抗，缺乏必胜的把握。秦穆公不得已采取“和晋”的策略与晋国周旋，以期先控制晋国，再徐图中原霸业。公元前656年，秦穆公求娶晋献公的女儿、太子申生的姐姐穆姬为夫人，企图利用联姻的方式，逐渐加强对晋国的影响。这是两国结为“秦晋之好”的开始。
秦晋联姻结好，也并非全无斗争。此时地处晋国东方的齐国正值齐桓公称霸，晋国无力与之抗衡。西边的秦国实力尚弱，但是发展势头强，蒸蒸日上，如果不加以遏制，任其发展，将会成为晋国大敌。到时候晋国东西受敌，将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此秦国联姻和晋的策略并未使晋国放松警惕，晋献公始终对秦国心存戒备，希望将其势力封锁在关中。秦晋联姻的第二年，晋国向虞国(今山西平陆)借道攻打虢国(今河南三门峡)。在灭掉虢国之后，晋军回师途中，突然向虞国发动进攻，轻易地拿下了虞国。“虞、虢两国地势最为险要：虞扼茅津，虢据殽函”，正是秦军出关中的重要通道。晋国抢先得到这个地区，等于扼住秦国东进的咽喉，为秦晋之争赢得了先机。所谓“灭虢而桃林已举，秦之门户在晋肘腋中矣”。
同样，秦国虽与晋国“和好”，也从未放弃对晋国的斗争。秦穆公五年(前655)，晋国发生骊姬之乱。晋献公的宠姬骊姬为了让儿子奚齐继位，设法翦除太子申生和其他公子。太子申生被迫自缢身亡，公子重耳、夷吾外逃。秦穆公趁机派兵进攻晋国，与晋军大战于河曲(在今山西永济西南)。这场战争的结果未见载于史书。
秦穆公意识到两国实力的差距，和晋国发生直面冲突还不是时候，于是采取迂回的手段——加强与晋国联系，伺机干预晋国内政。秦穆公九年(前651)，晋献公去世，大臣荀息受遗命立骊姬的儿子奚齐为君。不久，晋国大夫里克杀死奚齐，荀息另立骊姬妹妹所生的卓子为君，里克又杀卓子和荀息。一时间，晋国陷入混乱无君的局面，形势相当危急。骊姬的势力既然已被铲除，能继承晋国君主之位的仅剩下公子重耳和夷吾。这时，逃亡在梁国的夷吾请求秦穆公护送自己回晋国继位，并许诺登上君位之后，将把晋国的河西八城割让给秦国。晋国众望所归的是公子重耳，夷吾并不为晋人所重，但秦穆公认为：“忌则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拥立一个品行较差的晋国君主，对秦国最为有利。因而立即派兵护送夷吾返回晋国继承君位，是为晋惠公。秦穆公援立夷吾为君，一是企图通过插手晋国君主的废立，从而影响晋国的内政；二是贪恋河西八城，这是秦国出关的重要通道，又是晋国克制秦国的天险。当然，对于兵争要地的重要性，晋国君臣也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晋惠公继位之后，拒绝割让河西八城，仅令大臣丕郑去向秦国致歉。
晋惠公的背信弃义让秦穆公得到河西之地的美梦落空，秦穆公继续等待机会。秦穆公十三年(前647)，晋国遭遇旱灾，发生大饥荒，“乞糴于秦”。秦穆公不计前嫌，调拨粮食支援晋国。次年，秦国发生饥荒，向晋国求粮。晋惠公不仅不借粮，反而准备乘机出兵进攻秦国。这种少廉寡义的做法，让一些正直的晋大夫也觉得寒心。
晋惠公背信食言、恩将仇报的决定传到秦国，激怒了秦国臣民。见时机成熟，秦穆公于十五年(前645)亲自率军出征晋国。晋惠公带兵迎战。双方大军在韩原(陕西韩城)展开激战。晋惠公的背信和寡恩让他失去了群臣的拥护，失去了民心。因此战场上晋军斗志不强。最终，晋惠公被俘，晋国大败。战后，秦穆公与晋惠公订立盟约，答应送晋惠公回国，条件是晋国献出河西之地，并派太子姬圉到秦国做人质。晋惠公回到晋国，把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秦国得到河西之地，“地至东河”，东部边境到达龙门河。晋惠公又派太子姬圉到秦国做人质。姬圉是以后的晋君，秦穆公为了加以笼络，把女儿怀嬴嫁给姬圉。
秦穆公十八年(前642)，一代霸主齐桓公去世，诸子争夺君位致齐国霸业衰落。宋襄公短暂称霸后，在泓之战中被楚国击败。诸侯国之间一时失去霸主，给秦国扩张提供了有利时机。秦穆公十九年(前641)，秦国出兵东进，先后吞并黄河西岸的梁国(今陕西韩城)和芮国(今陕西朝邑县南)。清人顾栋高称：“秦穆灭芮，即其地筑王城以临晋，滨河而守。晋亦于僖五年灭虢守桃林之塞，秦、晋遂以河为界。”至此，秦国与晋国以黄河为界。
秦穆公二十二年(前638)，在秦国为质的晋太子姬圉听闻父亲晋惠公生病，逃回晋国，于次年继位，是为晋怀公。秦国本想通过控制姬圉从而控制晋国，姬圉的逃走导致秦国计划落空。为了控制和打击晋国，秦穆公迎接在外流亡多年的晋公子重耳到秦国，给予厚礼优待，并嫁数名女儿给重耳为妻妾。秦穆公二十四年(前636)，秦穆公派出重兵护送重耳回国，杀死晋怀公。重耳夺得君位，是为晋文公。晋文公即位之后，对内修明政治，选贤任能，发展农业生产，扩大军事力量。晋国很快迎来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
晋文公在位的九年是“秦晋之好”的“蜜月”时期。晋文公对秦国一直采取笼络态度，比如秦穆公二十五年(前635)，晋国支持秦国攻打小国鄀，援助秦取得南出武关之路。鄀国位于秦楚两国的边界，是楚的附庸，都城商密(今河南淅川西南)。秦晋两国联军伐鄀，秦军占领析邑。这次战斗以秦军为主，晋军保持声援的姿态。之后，秦国对晋国步步跟随。秦穆公二十八年(前632)，晋楚两国城濮大战之时，秦穆公派小儿子慭加入晋军。晋文公召集诸侯会晤于温(今河南温县)，秦国参加会盟。秦穆公二十九年(前631)夏，晋文公召集诸侯会晤于翟泉(今河南洛阳)，秦穆公再次派小儿子慭参加会盟。顾栋高分析：“秦自入春秋以来，未尝与中国会盟征伐，此年首从晋攘楚，文公之力有以致之也。”春秋以来，秦国未曾参加中原诸侯国的会盟，城濮之战中出兵助晋并参加晋国主持的会盟，与晋文公对秦国的笼络是分不开的。
城濮之战，晋军大获全胜，晋文公一跃成为中原霸主。秦穆公虽有雄才大略，但不可能想到晋文公称霸如此迅速，复国一年即能独立勤王，再过短短三年时间便战胜楚国成为诸侯霸主。秦穆公本想通过控制晋国进而争霸中原，但是晋国国力的迅速上升使得这一计划成为泡影，因此对晋国逐渐不满。城濮大战结束后，晋文公举行践土之盟，以确立新的霸主之位，秦穆公没有参加，说明他对晋国的微妙心理。
伐郑之役则充分体现出“秦晋之好”掩藏下的两国矛盾。在翟泉之会上，鉴于郑国在晋楚两国之间摇摆不定，晋国决计攻打郑国，秦穆公答应出兵相助。秦穆公三十年(前630)，晋文公出兵进攻郑国，秦穆公率军出征。九月，秦晋两军到达郑国边境，秦军驻扎在汜南(在今河南中牟)，晋军驻扎在函陵(今河南新郑)。当时郑国的处境十分危急，为了劝退秦军，郑文公派烛之武前去游说。当天夜里，郑国人用绳索把烛之武吊出城外。烛之武见到秦穆公，分析形势说：“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依照烛之武的说法，秦国和晋国联合围攻郑国，郑国自知必定灭亡。如果郑国灭亡，获利最大的是晋国而不是秦国。因为晋国与郑国相邻，而秦国与郑国中间隔着晋国，相隔千里。郑国灭亡之后，晋国占有郑国的领土，实力必将增强，这对秦国不是什么好事，即所谓“邻之厚，君之薄也”。秦穆公听后立即决定放弃围攻郑国，还下令与郑国订立盟约，并派大夫杞子等三人替郑国守卫北门，而后便撤兵回国。晋国看到秦穆公撤兵，认为攻克郑都把握不大，也只得撤兵。关于这场出兵无果的战事，《清华简》有相关记载，可以与传统文献相印证：“晋文公立七年，秦、晋围郑，郑降秦不降晋。晋人以不慭。”烛之武能劝退秦师，就是充分利用了秦晋两国表面和好、实际上暗含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关系。这次伐郑之役也成为“秦晋之好”关系破裂的先声。秦晋关系的微妙变化，成为崤之战的主要起因。
秦穆公三十二年(前628)冬，晋文公去世，秦穆公被东进中原的欲望冲昏头脑，不顾大臣蹇叔的强烈反对，派遣孟明视率军越过晋国国境，千里奔袭郑国。秦军一路向东进发，到达滑国(今河南偃师)。当时，郑国的商人弦高赶着牛要到周地出售，听说秦军将去攻打郑国，便来到秦军的营地，谎称是郑国国君派来犒劳秦军的使者。与此同时，弦高派出随行人员赶回郑都报信。孟明视得到报告，以为郑国已经做好防备，遂决定终止进攻郑国，但又不甘心无功而返，就率军顺便灭掉了滑国，大肆掳掠一番，然后启程回国。
秦军借道晋国灭滑的消息传到晋国，晋襄公决定联合姜氏之戎伏击秦军。晋军和姜氏之戎在崤山北麓的险要地段设伏，布好袋形战阵，以待秦军。四月，秦军进入崤山北麓狭谷隘道，埋伏于两侧的晋军和姜氏之戎蜂拥而出，杀向秦军。晋军“大破秦军，无一人得脱者。虏秦三将以归”。关于崤之战的情形，《清华简》也有相关记载：“晋文公卒，未葬，襄公亲率师御秦师于崤，大败之。” 秦穆公听说秦军覆没，对此前拒绝蹇叔的劝谏、刚愎自用追悔莫及。崤之战的惨败让秦穆公认识到晋国实力强大，当前要想制服晋国而东进中原，几乎不可能实现。秦穆公及时调整战略，回过头专心向西拓展，迅速取得成效，并凭借称霸西戎的功业跻身春秋五霸的行列。
春秋中期的五十年，秦国在与晋国实力悬殊时，收敛雄心，隐忍不发，通过婚姻关系与晋国结好以图影响晋国内政。这是秦晋两国结成“秦晋之好”的原因。但由于两国争霸战略而导致的利益冲突，“秦晋之好”最终破裂。这是秦晋两国争霸战略相矛盾的必然结果。秦国地处西垂，当整体国力增强之后，最大的梦想是入主中原，因而向东扩张一直是秦国的发展战略，即从西垂进入关中，再从关中西部进至东部，下一步就是东进中原。而晋国作为中原大国，为了维护自己在中原的利益，希望把秦国阻挡在关中。正因为如此，晋国吞并虢虞两国，控制了秦国东进的咽喉要道，在秦晋之争中取得先机。一方要向东扩张，另一方要称霸中原，秦晋两国相争之势不可避免。秦穆公前期，因为实力不如晋国，运用政治联姻的方法与晋国保持友好关系。晋文公时为了得到秦国的支持，对秦国极力笼络，多次邀请穆公参加会盟。秦晋两国的外交政策促成了“秦晋之好”的出现，《清华简》也有记载：“秦晋焉始会好，戮力同心。”除政治联姻之外，秦穆公还三次援立晋国君主，企图插手晋国的政务；在城濮之战时出兵援助晋国，参加晋国主持的诸侯会盟等。秦穆公意料不到的是，晋文公即位后迅速带领晋国崛起，成为新的中原霸主，致使秦穆公希望破灭。因此，秦晋和好关系破裂并由此走向战争，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实际上，秦晋两国在和好的时候已经兵戎相见，如韩原之战。秦晋两国联合攻郑，秦国却背约撤兵，则是两国友好关系破裂的先声。到了崤之战，秦晋两国关系彻底破裂，“秦晋之好”结束。
三
崤之战后，秦晋两国进入对峙阶段，相互攻伐不止，史载：“秦、晋兵争始此，嗣后报复无已。”这个阶段大致从秦康公(前620—前609)、秦共公(前608—前604)到秦桓公(前603—前577)的四十多年中，晋国则经历灵公、成公、景公、厉公等君主。这段时期，秦晋两国之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不断，有记载的就有10次战争，其中秦伐晋5次，晋伐秦5次。两国不仅在战场上争夺，还展开间谍战，拉拢狄人进攻对方。两国互不信任，以至于出现“夹河而盟”的可笑事件，最后晋国送绝交书于秦，率多个诸侯国联合伐秦，发起了春秋时期秦晋两国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在这个阶段，秦晋两国作战的焦点，是争夺对桃林、崤山的控制。
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晋襄公相继去世，秦晋两国之间本有一次加强联系以缓和矛盾的机会，却因令狐之战而丧失。晋太子夷皋年少，晋国大臣担心政权不稳，想选一位年长稳重的公子继承君位。以赵盾为首的一部分大臣拥立远在秦国做质子的公子姬雍(晋襄公的庶弟)，以狐射姑为首的另一部分大臣则拥立在陈国做质子的公子。两派相争的结果是狐氏在晋国的势力被清除，赵氏的势力进一步加强。赵盾派遣晋大夫先蔑、士会赴秦国迎接公子姬雍。秦康公的母亲穆姬为晋献公之女，因此秦康公非常乐意在晋国君主即位过程中有扶持之功，遂派兵护送姬雍、士会一行返回晋国。晋襄公夫人、太子夷皋的母亲穆嬴听说诸大夫欲舍弃太子，另立其他公子，抱着太子哭诉不止。赵盾最终让步，拥立太子夷皋即位，是为晋灵公。此时护送公子姬雍的秦军已进入晋国，赵盾决定偷袭秦军。四月，晋军在令狐(今山西临猗)与姬雍、士会一行相遇，趁秦军缺乏防备，发起突然袭击，一举击溃秦军。令狐之战使得秦晋之间失去了一次和好的机会。
令狐之战后，秦晋两国展开了拉锯战，互相攻伐不已。秦康公二年(前619)，秦国出兵夺取晋国武城(今陕西渭南华州区)。秦康公四年(前617)春，晋国出兵攻打秦国，夺取少梁(今陕西韩城)。同年夏，秦国发起反击，夺取北徵(今陕西澄城)。
秦康公六年(前615)，秦出兵占领晋国羁马(在今山西永济南)，赵盾调集军队迎战。两军战于河曲，双方各有顾忌，前锋接触后，都知难而退。《左传》中记载“交绥”，即互退。
河曲之战后，晋国调整军事部署，派遣大夫詹嘉领兵驻守瑕邑，戍守桃林之塞(在今河南灵宝)，以阻止秦军东进。顾栋高认为：“春秋时列国用兵相斗争，天下骚然。然其时禁防疏阔，凡一切关隘阨塞之处，多不遣兵设守，敌国之兵平行往来如入空虚之境。”因为瑕邑、桃林塞重要的战略价值，晋国专门派兵驻守。童书业认为：“防守桃林之塞(在今河南阌乡县，西接陕西潼关县界，就是后来秦国的函谷关)，塞住了秦人的出路，这是春秋时秦人所以始终不能东征得志的重要原因。”这一论断比较中肯。
晋国虽然顽强抵挡了秦国的屡次进攻，但由于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晋国接连不断地发生内乱。自从晋献公诛杀诸公子以来，晋国公族衰微，异姓贵族的势力则日趋强大。这些异姓贵族担任军政要职，掌握一定的统治权，侵蚀着晋国君主的权力。为了权力分配，他们相互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导致晋国的政局动荡不安。晋灵公在位时，赵盾摄政，赵氏的势力进一步增强，后赵氏弑杀灵公，拥立成公。晋成公末年，在城濮大战中战败的楚国复兴，北上争夺霸权，在泌之战中打败晋国，晋国霸业出现严重危机。
晋景公时调整战略，对内解决赵氏集团对公室的威胁，对外通过鞍之战制服齐国，并派楚国降臣申公巫臣使吴，实施联吴牵制楚国的战略。晋楚两国常年争霸不仅使自己精疲力尽，中原小国也深受其害。晋景公末年，各国已经呼吁弭兵停战。晋厉公继位后，继承景公末年的外交政策。在宋国大夫华元的斡旋下，晋楚会盟，商定双方停兵修好。晋国制服齐国、稳住楚国后，下一个目标轮到秦国。
秦晋两国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关系极度紧张。两国不仅直接兵戎相见，而且拉拢狄人进攻对方，例如公元前601年，晋国勾结白狄进攻秦国，公元前582年，秦国引诱狄人侵袭晋国。《左传》中还记载，晋国在都城绛处死一名秦国间谍：“晋人获秦谍，杀诸绛市。”
晋厉公时为了摆脱窘境，也对秦国发出修好的请求。秦桓公二十五年(前580)，晋厉公与秦相约在令狐会盟。由于两国彼此缺乏信任，晋厉公先到达河东的令狐，秦桓公到达河西的王城之后，却不肯渡过黄河，仅派大夫史颗去令狐与晋厉公会晤，晋厉公也派大夫郤犨来到王城与秦桓公会晤，史称“夹河之盟”。范文子感慨：“是盟也何益？齐盟，所以质信也。会所，信之始也。始之不从，其可质乎？”果不其然，秦桓公回国之后，就背弃了盟约，企图怂恿狄人、楚国进攻晋国。晋国击败狄人后腾出手来对付秦国，与秦国绝交并开战。
秦桓公二十七年(前578)四月，晋厉公派大夫吕相出使秦国，递上绝交书，谴责秦国的背约行为，宣布与秦国绝交。作为春秋时期最长的一篇外交文告，此绝交书足有八百余字。书中历数自秦穆公以来秦晋两国之间的交往，表明历代晋国君主为了维护和发展秦晋关系所做的不懈努力，指责秦国历代国君的背信弃义，如秦穆公时期，两国相约伐郑，秦国独自撤兵，以及晋文公刚去世，秦国出兵灭滑等。最后指出，秦晋两国在令狐会盟，秦桓公背弃盟约，怂恿狄人进攻晋国。这篇绝交书所叙述的的确是两国之间的大事，但有夸大之词。晋国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各诸侯国的同情和支持。
在做好各种舆论攻势后，晋厉公一方面宣布与秦国绝交，一方面派使者到各诸侯国活动，争取得到军事支援。不久之后，晋国联合鲁、齐、宋、卫、郑、曹、邾、滕等八个诸侯国，共同出兵伐秦。五月，晋军及诸侯联军长驱直入秦国境内，进至麻隧(在今陕西泾阳北)，对秦军发起攻击。因寡不敌众，秦将成差和女父被俘，大部分秦军被消灭。晋军及诸侯联军乘胜渡过泾水，一直追击到侯丽(在今陕西泾阳)方才凯旋。
因为麻隧之战参战人数极多，马非百认为，这场战争，“东方诸侯，除楚及其属国蔡、叶、陈、薛、鄫等国外，其余几全部加入。……真可谓春秋时代秦、晋之间之第一大战矣”。晋国之所以组织诸侯联军，是因为对晋国来说，晋楚两国在中原的争夺才是最紧迫的事情。秦国自穆公以来，一直在侵袭晋国的西部地区，晋国君臣希望给予秦国歼灭性打击，使其再无力骚扰晋国。正是在这样的作战方针指导下，晋国组织诸侯联军一起攻打秦国，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保证了这次战争的胜利。
麻隧之战，晋国率领联军攻入秦国腹地，秦国两名将领被俘，精锐士兵被歼灭，损失惨重，以致此后数年国势不振，无法对晋国发起新的进攻。秦国受到沉重打击，晋国则可以集中力量与楚争雄。
在这四十多年的秦晋对峙过程中，双方相互攻伐不断。总体上看，秦国败多胜少，秦国的东扩因受到晋国的阻碍而停滞。顾栋高指出：“考春秋之世，秦、晋……之战伐，以争崤、函。而秦之所以终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
四
秦景公(前576—前537)至秦哀公(前536—前501)时，晋国则经历悼公、平公、昭公、定公等君主。悼公时，晋国霸业重兴。在晋国强大的压力下，秦国改变外交政策，主动联合楚国一起对抗晋国。
春秋中期以后，秦国的争霸对象只有晋国，但是晋国最主要的争霸对象是楚国。晋国与楚国在中原的争霸时间长，涉及的中小诸侯国多，几乎构成了春秋时期大国争霸的主流。童书业认为：“晋、楚两国的历史是一部《春秋》的中坚。”对于晋国来说，秦国并不是最主要的对手，其主要精力放在与楚国的争霸中。看到楚国对晋国的牵制，秦国的目光转向楚国。
春秋早期，秦楚两国交往不多。秦国占领丹水上游的鄀国，开始与楚国接壤。秦楚两国要成就霸业，都须以晋国为进攻目标。崤之战秦晋关系彻底破裂后，秦穆公开始拉拢楚国。《左传》记载：“初，斗克囚于秦，秦有崤之败，而使归求成。成而不得志。”斗克为楚国将领，在公元前635年的秦楚商密之战中被秦军俘获，到公元前627年崤之战，斗克已经在秦国八年。秦穆公放归斗克，让他回楚国促成秦楚联盟。这一年楚国太子商臣叛乱，楚成王死于非命，因此秦楚联盟最终未能实现。吕相绝秦书中提到：“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殒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清华简》也有相关记载：“襄公亲帅师御秦师于崤，大败之。秦穆公欲与楚人为好，焉脱申公仪，使归求成。”
秦晋河曲之战后，秦国为了集中力量向东拓展，对楚国采取了拉拢策略。当时楚国正值楚庄王即位，百废待兴。秦康公十年(前611)，楚国发生饥荒。庸国作为楚国的一个邻国，趁机煽动楚国西部的群蛮发动叛乱。麇国也集结百濮部落，伺机攻打楚国。楚庄王出兵镇抚，先集中兵力击溃百濮，接着对付庸国。秦国与巴国出兵援助楚国。楚庄王兵分两路，对实力较强的庸国实行左右夹击，一举获胜，吞并庸国。其他群蛮相继与楚庄王立盟，表示归顺。对于这次秦国出兵助楚，王夫之在《春秋世论》中分析，庸国在秦楚之间，秦得庸如蹑楚之背，楚得庸如窥秦之腹，这么重要的一处地方，秦国肯定也是垂涎欲滴，然而“得庸不有而授之楚，秦之亲楚何其至也。秦楚之相亲，晋故焉耳。秦戒晋，而楚挠其南，则晋掣。楚争晋，而秦捷其西，则晋疾视楚而不敢争，故秦之谋此甚深也”。王夫之认为，秦国心甘情愿地把庸奉送给楚，原因在于秦国希望楚国专心在中原与晋国相争，使晋国侧背受敌。马非百先生也评价说：“总其所以制晋之术，尤莫妙于康公十年之助楚灭庸。”秦康公此次助楚灭庸，为秦楚联盟打下了基础。以后秦楚两国多有联合军事行动。
楚庄王平定外患后，消除来自侧后方的军事威胁，得以全力与晋争夺中原霸权，楚国声势大振。楚国强势崛起，在泌之战中击败晋国成为霸主。楚庄王之后，楚国渐弱。晋国在厉公、悼公时期，霸业复兴，公元前575年在鄢陵之战中击败楚国。在晋国的压力下，楚国也倾向于与秦国联合。
秦景公时期秉承联楚抗晋的外交方略，通过联姻与楚王室进一步修好。如秦景公的妹妹秦嬴嫁给楚共王，史载秦赢归宁，是年冬将返楚，楚司马子庚受命为专使至秦国，“为夫人宁，礼也”。张正明先生认为：“秦、楚两国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蜜月’。”
秦楚联盟的主要目的，在于彼此相互支援。秦景公十三年(前564)，景公遣使楚国，请求联合出兵进攻晋国，楚共王表示赞同。当年秋，楚共王驻军于武城(今河南南阳北)，作为秦国的后援。秦国出兵侵掠晋国，晋国因为遭受饥荒，未能展开反击。
秦景公十五年(前562)七月，楚共王准备攻打郑国，派子囊前去秦国，请求秦景公出兵支援。秦景公派右大夫詹率军跟随楚共王进攻郑国。在楚秦联军的压力下，郑国投降，楚秦联军转而进攻宋国。对于郑国投降楚国，晋悼公非常气愤，亲自率领诸侯联军讨伐郑国。诸侯联军迅速进抵郑都，郑被迫与晋悼公举行会盟。为了救援郑国，秦国庶长鲍、庶长武率军进攻晋国。秦军进入晋国境内时，晋悼公尚未归国。晋国留守的大臣认为秦军人少不足为虑，并未加以戒备。秦军和晋军相遇于栎(在今山西永济)，鲍与武两路夹击晋军，经过激烈的战斗，打败晋军。
秦景公十六年(前561)冬，楚令尹子囊、秦庶长无地率军一起进攻宋国，驻扎于杨梁(在今河南商丘)。宋国本为晋国的附庸，因而这次伐宋之战主要是针对晋国，“以报晋之取郑也”。
秦楚联盟让晋国头疼不已。秦景公十八年(前559)，晋悼公纠集鲁、齐、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十二国诸侯组成联军，大规模地进攻秦国。诸侯联军人数虽多，但是并不十分团结。到达泾水岸边时，各诸侯都抱着观望的心态，不肯渡河。经过晋大夫叔向的劝说，鲁、莒两军先行渡河，其余诸侯军队才跟着渡过泾水。这时，“秦人毒泾上流，师人多死”。但是依靠投毒的方式，并不能阻止战争。郑国司马子蟜率军继续前进，其他诸侯军队跟着行动，进至棫林(在今陕西泾阳)。不过，诸侯联军的进攻也没能迫使秦军屈服。随着军事行动的拖延，晋军六卿之间矛盾丛生。中军主将荀偃下令：“鸡鸣而驾，塞井夷灶，唯余马首是瞻。”然而，身为副将的栾黡却说“晋国之命，未是有也。余马首欲东”，完全不听主将指挥，引兵东归，下军跟着撤退。主帅由于命令得不到执行，最后只得下令撤兵。兴师动众却无功而返，说明晋国内部诸卿之间矛盾重重。
秦楚联合的关系一直持续到秦哀公时，楚国被吴国打败，秦国出兵救楚。秦哀公三十一年(前506)，吴国联合蔡、唐进攻楚国，五战五胜，攻破楚国都城郢都(今湖北江陵北)，楚昭王仓皇外逃。楚国大臣申包胥来到秦国求援。秦哀公派出五百乘救楚，迫使吴军撤退，楚王这才得以复入郢。
秦楚联合对抗晋国，使得晋国陷入侧背受敌的不利态势，战略上日趋被动，无法集中力量与对手决战，终使晋国的霸业逐渐衰落。而楚国趁机拓展疆域，甚至“问鼎中原”。春秋战略格局发生变化。
五
春秋末期，晋国国内的矛盾越来越激烈。晋国自献公尽逐群公子，国内一直没有公族，以异姓大臣为卿大夫，因此晋国异姓贵族势力渐强。异姓贵族甚至弑君，例如公元前607年赵穿弑灵公，公元前573年栾书、中行偃弑厉公。晋国的卿大夫原有十余族，晋厉公之后，各族相互吞并，只剩下韩、赵、魏、知、范、中行六氏，共掌国政。在此之前，掌政的卿族多，卿族的地位也不能世袭。但到六卿专政，他们的权位变成世袭，势力也日渐深固，最终“晋公室卑而六卿强，欲内相攻”，六卿的倾轧争夺，使得晋国无力对外征伐。
秦国也无力再战，两国趋向于讲和，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景公于二十七年(前550)亲赴晋国会盟。而这时的楚国，因为鄢陵之战遭受重创，再加上吴国在晋国的支持下在南方牵制楚国，国力日渐衰弱，也希望能停止大规模的战争。还有以郑、宋为代表的中小国家，更是饱受战争之苦，盼望大国争霸能停下来。在这样的背景下，宋国大夫向戌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取得晋、楚、齐、秦等国的支持。秦景公三十一年(前546)，晋、楚、齐、宋、鲁、郑、卫、曹、许、陈、蔡、邾、滕等国君臣会集于宋国都城，商定晋、楚、齐、秦四国地位对等，其他中小诸侯国同时向晋楚两国贡纳方物，实际上相当于晋楚两国平分霸权。“弭兵之会”后，晋楚争霸告一段落，中原一度出现相对和平的局面。
自“弭兵之会”后，秦晋两国数十年再未开战。晋国国内六卿争权，无暇外顾。而秦国因统治者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加之经济相对落后，也丧失了对外扩张的优势，长期陷于国势不振的状态。春秋时期是社会剧烈变革的重要时期。随着铁器的普遍使用，社会生产力有较大提高，推动了井田制的瓦解以及私田数量的增加。面对这一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一些诸侯国不得不改革赋税制度。例如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晋国失败后，颁布作“爰田”，废除原来土地定期分授的制度，把田地直接赏赐给国人，承认因开垦私田而变动了的土地的合法性，以换取民众的支持。而秦国由于经济发展较中原其他各国要晚，相关改革要到战国时期才开始(公元前408年实行“初租禾”)。一直到公元前453年，晋国韩、赵、魏三家合力攻灭知氏，三家分晋局面实际上已经形成。春秋时代结束，进入战国时期。战国初期，魏国率先变法，在秦晋之争中获得优势，夺走河西。而秦国要到商鞅变法后，才重新开启向东扩张的大门，在与魏国的军事斗争中，取得胜利。
结 论
纵观春秋三百年间，秦晋两国之间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春秋初期，两国相隔较远，但都尊周天子，因此不乏合作与互动，此为第一阶段。随着秦国的东进、晋国的外扩，两国接壤，成为邻国。由于秦国的总体实力与晋国相差较远，秦国收敛雄心，隐忍不发，通过联姻与晋国结成“秦晋之好”，此为第二阶段。但“秦晋之好”只是外交手段，即使在两国关系最为亲密的时候，也没有放下对彼此的戒备。在利益冲突中，“秦晋之好”很快破裂。和好关系破裂后，两国进入对峙争战阶段，此为第三阶段。这个时期秦国直接诉诸武力，千方百计谋求利益。因为战场上败多胜少，秦国采取灵活的联楚抗晋的外交政策，使得晋国侧背受敌，最终霸业衰落，此为第四阶段。春秋后期，晋国国内六卿倾轧，内耗严重，无力对外，于是“久秦晋不相攻”，此为第五阶段。
秦晋关系对春秋争霸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秦国立国比东方诸侯国晚了两百多年，但是立国后发展迅速，一直致力于向东拓展。春秋初期的近一百年，秦顺利地从陇西发展到关中。但是之后的秦晋之争使得秦国东进受阻，自春秋中期到春秋末期的两百年，秦一直蜷曲于关中地区，处于一种徘徊无进的状态。晋国整体力量强大，在秦晋之争中，晋国整体上处于优势。秦晋之争遏制了秦国的东进，有助于维护晋国在中原的霸业。但从长远来看，秦国由联晋转为联楚，晋国失去了秦国这一战略盟友。晋国以往只需专心对付南方的楚国，现在却是侧背受敌，要在西方和南方同时对付秦楚两个大国，这不利于其长远霸业。秦晋之争对楚国也有影响。早在楚成王时，楚国致力于向北拓展，希望进入中原地区。但在城濮之战中，楚国败于晋国，北进的步伐受到阻碍。到秦晋两国交恶，秦国转而联合楚国，这对楚国来说，不仅多出一个盟国，而且减少了北方的压力。楚国坐收渔人之利，乘机拓展疆土，实力不断增强，终于能够“问鼎中原”。之后楚国被吴国攻破都城时，也是秦国出兵帮助楚国赶走吴军。秦晋关系的变化最终导致春秋争霸格局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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