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叶公超是寂寞的，寂寞到只有心爱的女人作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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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早年留学美国和英国，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后入政坛，曾在台湾任“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职。叶公超出使美国，应邀发表演讲，“不看讲稿，出口成章，手挥目送，亦庄亦谐。有时声若洪钟，排山倒海；忽然把声音降低到如怨如慕，窃窃私语，全场听众屏息静听”。

演讲完毕，三四百位听众起立鼓掌，历数分钟不息。在场的多位名教授都赞许他的英语是“王者英语”，声调和姿态简直可以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相媲美。

↑叶公超的叔父——叶恭绰

公超属于“富可敌国贫无立锥”的类型。他的叔父叶恭绰先生收藏甚富，包括其外公赵之谦的法书在内。抗战期间这一批收藏存于一家银行仓库，家人某勾结伪组织特务人员图谋染指，时公超在昆明教书，奉乃叔父电召赴港转沪寻谋处置之道，不幸遭敌伪陷害入狱，后来取得和解方得开释。据悉这部分收藏现在海外。而公超离开学校教席亦自此始。——梁实秋

↑胡适是老派绅士， 待人接物，一以贯之，以诚相待。叶公超却人小鬼大，很有点小魔头的本领，可以 '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优雅粗俗，易如翻掌。

叶公超是个八面玲珑之人，朋友多得不计其数，三教九流无不交纳。在这一点上，叶公超很像胡适，胡适靠的是修养，叶公超则完全出自天性。

↑朱自清日记里提到叶公超，形容他“喜怒无常、狂狷耿介。和他相处，如同喝一杯醇酒，吃一碟辣椒……”

↑周作人。周作人说过，自己心中有两个 鬼，一个是绅士鬼，另一个是流氓鬼，叶公超想必也是如此。大约家道中落，寄人篱下出身的，都有这套应世的看家本领。

↑新月派诗人合影

1928、1929年之际，“新月”派诗人每星期几乎都有次饭局，每次两桌，有胡适之、徐志摩、余上沅、丁西林、潘光旦、刘英士、罗努生。闻一多、梁实秋、饶子离、张滋闿、张禹九和我。

每次志摩一到，就弄得大家欢喜不置，他从不谈文学，谈的都是吃、穿、头发、玩……我曾经与鲁迅见过一次面，吃了一次饭，鲁迅就骂徐志摩是“流氓”，不谈文学。后来我和郭沫若见面，提到鲁迅骂徐志摩的事情，郭沫若说：“当然，鲁迅除了自己，什么人都骂。”其实志摩的生活是浪漫而不颓废。——叶公超

↑1940年代西南联大外文系师生合影。后排右边第一位站立者为外文系主任叶公超，席地而坐者右边第二排第三人为吴宓。

据季羡林回忆，叶公超教第一年英文用的是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课，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停)！”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有人回答，他就让学生再依次朗读下去，一直读到下课。

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他断喝一声：“查字典去！”有学生问他：“有的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到怎么办？”叶公超说：“你那个《英华合解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

1938年至1939年，杨振宁和许渊冲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一年级，两人都上过叶公超的英文课。杨振宁回忆，叶的英文课极枯燥，他对学生不感兴趣，有时甚至要作弄学生：“我不记得从他那里学到什么。”

许渊冲则说：“我还记得1939年10月2日我去外文系选课时，系主任叶公超先生坐在那里，吴宓先生站在他旁边，替他审查学生的选课单，他动也不动，看也不看一眼，字也不签一个，只是盖个图章而已，真是够懒的了。

叶公超在学校是一副名士派头，他将名士派头同样带进了官场，豁达、开朗， 不拘小节，令外交部气象一新。他放手让副手和部下工作，笑呵呵地公开宣布：' 我一天只看5件公文，其它的都不必送上来了。'部长当到如此潇洒，大概也无出其右了。

外交家叶公超总是西装笔挺，风度翩翩，这是他“玩熟了”的一套规则。然而平日生活中，他给人的印象却是“处处藐视外国规矩”。他讽刺西装，说西装袖子上的纽扣现在用来装饰，其起源却是防止大家吃喝之后，用袖子揩嘴巴。洋人打领带，更“妙不可言”，是为了便于让人牵着脖子走，且面对牵着他的人，表示由衷的臣服。

1940年秋天，叶公超任职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从此脱离学界，步入政坛，后历任台湾“外交部长”、“驻美大使”等职。作为学者从政的典型，后人曾这样评价叶公超：在他从政后的举止言行里仍然可以看出，他基本上还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书生、一个知识分子，一生都放不下他那知识分子的身段，丢不掉那股知识分子的傲气。古人曰：“见大人，则藐之”，叶公超正是如此。

当“驻美大使”时，他曾对人说：“见了艾森豪威尔，心理上要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晤谈，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有学生祝贺他荣膺“驻美大使”，叶公超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那可是赔本儿的生意。”

名士习惯于“见大人，则藐之”。当“驻美大使”，他对朋友说：“见了艾森豪（美国总统），心理上把他看成是大兵，与肯尼迪（美国总统）晤谈时，心想他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一个有钱的小开而已。”从前的学生祝贺他荣膺“驻美大使”，他一笑，俯耳低声说：“别提了，是赔本儿生意！”

叶公超在台湾时，有一次给台北的《中国日报》社打电话，找发行人余梦燕。“她不在。请问贵姓？”对方说。“我是叶公超。”接电话的人以为他是寻开心，回答说：“你要是叶公超，我就是叶公超的老子。”叶公超听后心平气和地对那人说：“好。那么，爸爸，请你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余梦燕。”对方一听，知道玩笑开大了，赶紧把电话挂了。

叶公超的性情可以从梁实秋的记录中窥见一斑：

公超在某校任教时，邻居为一美国人家。其家顽童时常翻墙过来骚扰，公超不胜其烦，出面制止。顽童不听，反以恶言相向，于是双方大声垢谇，秽语尽出。其家长闻声出视，公超正在厉声大骂：I'll crown you with a pot of shit！（我要把一桶粪浇在你的头上！）……那位家长慢步走过来：你这一句话是从哪里学来的？我有好久没听见过这样的话了。你使得我想起我的家乡。…如今他这一句粪便浇头的脏话使得邻居和他从此成了朋友。

叶公超官场二十年，究竟受了多少气，谁也不清楚，只有他的部下和女人略知一二。在外交部工作的人，都知道只要叶公超被蒋介石训斥以后，回到部里必定训 斥司长。

有人回忆当年的叶公超说：'他的脾气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 去见他时会遇上那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去看时还好好的，下午就被骂出来。 '

据叶公超生前好友的回忆，叶公超的婚姻生活并不美满。他的夫人袁永熹长期在美国工作，任加州大学研究员近三十年。她格调高，气质不凡，是位荆钗布裙洗尽铅华的学者。

鉴于她受的西洋教育，不愿夫婿拜相封侯，更不习惯台湾繁文缛节的生活，另由于叶公超本人长期在海外奔波，生活漂泊不定，不能赴美与妻相伴，因而俩人分居近四十年，夫人只在双十节回台一天，参加完酒会就远走高飞，双方互不提对方。

对感情丰富的叶公超来说，内心自然倍感寂寞与痛苦。一些妙龄女郎，见到这位文采风流的世家子弟，既具文学家修养又具艺术家气质，兼外交家风度，因而难免为其丰仪所倾倒。

据说叶公超的“红粉知己”有四位，其中有一位“红袖添香”者在叶的葬礼上还低声哭泣。正如台湾黄湜所说：“叶先生不比常人，因声名过大，温泉试浴既不可能，新潮理发又不能有，即使有红粉知己添香伴读亦不为过。”

陈晓筠说，叶公超做“外长”时居台北罗斯福路，有一名义上的表妹，外交界同仁呼其为“文姬”。叶后来赴美任“大使”，“文姬”未随赴任所，正式嫁给一卸任“大使”许先生。当时有人做打油诗半首曰“文姬重归汉，许郎又成仙”，成为一时佳话。

晚年的叶公超是寂寞的，寂寞到只有心爱的女人作伴。他热闹了一生，却以冷 清收场。这，又能怨谁呢？人是不能走错一步的，一步错，步步错，再也不可能回 到起点。叶公超死后，倒重新热闹了一阵，大家又重新记起他的天真、可爱，以及种种奇闻逸事。

叶公超在1981年11月20日发表在《联合报》上的《病中琐忆》中说：“回想这一生，竟觉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在发脾气。有一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慨。”

叶公超大事年表
1904年：10月20日出生在江西九江。祖籍广东番禺。
1912年：远渡重洋到英国读书。
1914年：到美国读书。
1917年：入天津南开学校。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南开“学生救国十人团”。
1920年：再次赴美国留学，获爱默思大学学士学位。
1926年：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离英后，短期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研究。归国，任北京大学外文系讲师。
1927年：赴上海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同年任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
1928年：在《新月》创刊号上发表《写实小说的命运》，随后参与编辑《新月》杂志。
192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
1935年：复任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校南迁长沙。
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
1941年：任中国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驻马来西亚专员。
1942年：任国际宣传处驻伦敦办事处处长。
1947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
1949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
1950年：任台湾当局“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
1958年：调任“驻美国全权大使”。
1961年：复任“行政院”政务委员。
1978年：获聘“总统府资政”。
1981年：11月20日，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终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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