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讲的《古代中国人怎样看世界》，颇受启发。
根据葛先生归纳，在从春秋时期到明代中晚期2000多年的中国人眼里，天圆如斗笠或伞盖，天帝居北极，周围拱卫着紫微、太微、天市三垣或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象二十八宿，地方如回字或棋局，按照山海经的说法，四周是山，向外依次是海内、海外、大荒，或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五服，或九服，或九州，或邹衍所谓大九州的九九八十一州，有很多种划分、想象或模型，但总是中国处于大地的中心，四周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越向外越荒蛮。
历史上有多次机会改变古代中国人这种世界观，但基本上都错失了。张骞通西域，到达及听闻中亚、西亚、南亚多国，佛教传入中国（佛教讲四大部洲，中国只是南瞻部洲的一部份，在西游记中可以读到这种说法），以至唐都长安四十万居民中有十万胡人，比例比现在的京沪乃至香港都高很多，这些都不曾扭转古代中国人对世界的基本观念。后来长时期中国人所绘地图中，仍将“中土”与化外的蛮夷画得不成比例，夸大中土、缩小了“四夷”的实际面积。
事实上直到利玛窦向中国明代万历帝和许多儒士传播近代西方地理知识之前一个多世纪的郑和下西洋，仍然未能足够客观地认识外部世界。利玛窦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他用有所变通妥协的办法改绘了既符合实际、又让中国人心理上更容易承受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终于拥有了万历帝、徐光启、李之藻、李贽等一批明代历史名人做自己的粉丝。
由此可见，不仅个人，而且整个民族都可能长期持有某种不正确的世界观，长期存在盲目自大的心态，并与鸦片战争以来备受列强欺辱下的自卑形成鲜明对比。
这种自大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葛先生举了很多生动的例子，尤以把“印第安”一词训诂成“殷地安否”为滑稽。另外，“中土”与“四夷”并无清晰、不变的边界，它是动态的、模糊的，从而为后世某些人群的争强好胜留下空间，但争蝇头小利者可能在精神文化软实力等方面损失大得多。
利玛窦说服粉丝们，还借助于陆九渊“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点。陆九渊被贴上唯心主义者的标签，但他这个观点为什么不能翻译成无论何处均有客观真理呢？相对真理或价值的客观性、普世性是否那么容易驳倒呢？
中国人历经２０００年以上，到利玛窦来华之后，才逐渐转变了古代天圆地方的传统认识，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中国并不见得是世界的中心，跟哥白尼之后西方人认识到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现在人们知道太阳不在银河系中心一样。
既然一种错误观念可以如此流行、如此顽固，其他错误观念及其指导下的行为恐怕也难退出历史舞台。从自大、自恋的甜梦中睁开眼、醒过来，振作起来，去投入新的生活，是痛苦的，勇者无多。直到现在，具体的中国人个体与具体的非中国人个体之间相互接触，或群体之间相互对视，他们对自己和对方的认识就都足够客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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