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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医之路--姚荷生自传节选下

 俗语说:“初剃头就碰上连边胡子”,在我单独临床的第一天,确曾有过这样不愉快的遭遇,至今印象犹新:1935年冬,我舅父戴 XX贫困久病,邀我前往诊治,我因为第一次单独临床,喜恨交加,通过严密诊察,发现他削瘦神疲,脘腹痞硬,毫无食欲,便秘而无所苦,长期低热,午后较甚,每当热盛之前,自觉微寒如疟,舌质黯淡。苔灰白粗糙,脉细弦而紧。断为土败木贼,预后欠佳!拟用小柴胡而进党参力薄,拟赠高丽参而未敢迳投,返校皆质之叔父,叔父嗤我神经过敏,命驾亲往复查,结果认为诊治无误,喜而归告婶母(我九岁丧母,素赖大家庭尤其是叔父母照顾教育)说:“这人病居然被荷生看准了哩!”历三日而戴舅果逝。丧葬刚刚办完,外祖母又以病告,证如舅父而较轻但年高精神恍惚,脉细无根,急求叔父与谢师前住抢救,经重用独参,一度神清气爽次早又安然死去。令人颓丧至极而心有未甘!次年春,我家保姆突患高烧微恶风寒,牙龈肿痛剧烈,彻夜呻吟不寐,便泌尿赤,舌红苔黄厚,脉浮滑数。我诊断为太阳阳明风温为病,拟与大剂银翘散加玄参、玄明粉,取决叔父,蒙嘱原方加僵蚕祛风消肿,一剂而痊,私心少慰!紧接着以麻、桂、九味羌活等方治愈不同类型的流感,尤其秋季服务于俗民义诊所时经治其邻近一妇人,头痛剧烈,面赤,烦躁易怒,一见而疑为肝风挟火之龙胆泻肝症;及至仔细观察,发现脉细弦弱不静,舌质与苔均无显著变化,天未大凉而身披棉被,时而自己拉紧,时而撩扰又欲弃去,询知心悸口渴而喜热饮,通过反复斟酌诊断为厥阴寒热错杂,拟投马梅丸加吴萸川芎而未敢自信,嘱病家持案从数就正叔父,叔父亦未敢立决,随病家来所就诊,同意原方照服,一剂而病大减,三剂而廖。自此声誉渐播,婶母闻之,再以“荷生的技术究竟怎样”探询叔父,叔父慨然答曰: “我出手(临床)太早(18)  一面看病,一面摸索;荷生却是摸索得比较清楚之后才看病的呀!”

   我听到叔父这种评语,当然非常高兴!但立即转念到,我学医虽近十年,而用其所学只是开头!所谓“摸索的比较清楚’,不过是指我对书本知识自经师长指点以后,有了一点比较系统的模糊认识,不致完全"临证茫然”罢了!即以书本知识而言,祖国医学文献号称万种!究竟读过多少? 其中独立论点记得多少? 已经大成问题!运用过多少? 验证如何?  那就更谈不到!何况祖国医学限于历史条件,临床时全靠直觉感官校集患者病因干扰机体的异常现象(信息),即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的证状,综合分析其是否符合病因(包括六淫、七情、痰、水、瘀、虫、中毒、外伤、饥饱、劳逸等)特性,干扰机体某部(包括脏腑、经脉、器官等)生理功能(包括营卫、气血、津液、精神),以致影响整体,产生阴、阳、寒、热、表、里(包括上、中、下)、虚、实各有偏差的病理变态,其间规律,厘然不容少混,如果发现不符之处,必有待于门诊的“问所当问”地反复追求;一定要达到对病机全部解释得通,才能初步得出比较合理与近是的结论(诊断),而后针对病情发展的轻重缓急,采取补偏救弊、因势利导的对策(治法、战略),选方择药(战术、阵容、兵种),以求取得“知所自来,明所自去”的预期效果(全程预后与阶段预后)。像这样真正符合祖国医学“辨证论治”的正规要求,我都能随时掌握,不致发生大的偏差吗?敢于面对现实严格考验自己吗?于是根据上述项目,制订合乎中医需要的病历记录表格,对四诊突出审问所得,对诊断把病名列于附属地位(中医病在尚未统一,柯氏更谓:“但当于六经中求根本,不当于病名上寻枝节),而于效果一项,则有意分为“预测”与“事实”两栏,分别于每次治疗前后记载其证状的应有变化是否相符,以便从铁的事实当中考察自已运用祖国医学理论指导实践的符合程度如何?也就是自己学术水平究竟如何?当然治疗过程中难免受到气侯、情绪、饮食、起居等过度失常的影响,但如果对发病规律了如指掌的话,还是可以事先相对地估计到一些的(在吉安经治傅氏女就发生过没有估计到足以反证的突出事例)。

严格执行之初,每遇病机(病因、病位所形成的机转,下同)比较单纯的病例以外感时病为多,填表就比较顺利,预后符合事实的也较多;如果病机比较复杂——以内伤杂病为多,填表就煞费斟酌,预测与事实也就很难相符,甚至如邪正混为一家、寒热虚实疑似太大,那就简直有些茫无所措!深深体会到古人所谓“书到用时方恨少”中“恨”字的真实意味!幸赖叔父及时提醒说:“这正是长进过程中的应有现象呀!并且还将不断出现的哩!正应该利用它逼着自己不断学习与思考,才符合‘做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欲速则不达’焦急烦恼有何用呵!”这才不得不耐心坚持约达三年以上。无奈家累日增,诊务渐忙,不能不以谋生为重而被迫停止,就连原有的材料也因抗战转徒流离而会部丢失!战后又以诊务、家务、会(学会)务百废待兴,始终无法认真恢复!好在习惯已成自然,至今每遇病人,都会无形中或多或少地按照这些要求操作下去,才不断尝到一些活学活用经典著作取到预期效果的甜头——如以葛根本连汤治疗鼻炎之属于阳明风热者,以当归四逆汤加减治疗关节炎之属于血亏风湿者,以葶苈大枣泻肺汤加射干、杏仁等治疗小儿百日咳、哮喘之属于热饮犯肺者……等等,都经常使用,获得比较广泛或根治的疗效,尤其是对急传病变如肠伤寒、乙脑等,敢于纯用祖国医学“辨证论治”方法取得较好疗效,几乎为中西医所默认。正因为理论指导临床运用得较熟(当然不懂得运用的还很多),无论讲课或偶尔发表论文大多比较能够互相举例、互相发挥,解放后竟因此项侥幸获得省称“第一”,部称“专家的专家”,当然对这种过奖、过誉,从不敢以此自信、自夸;不过在临床方面有人作过“问得较详,自然误诊较少”,在为文或讲学方百有人作过“言之有物”、“逻辑性强”、“所讲的都是自己从实际中得出的见解”(当然“问得罗嗦”、“水平不高”、“强作解人”也不是没有人在)等评语,倒似乎有点搔着痒处!这里应该特别提到两件事:一是74年的一次临床考验。应华医老儿科主任王XX邀请,按中医的严格操作规程,会诊两例同属小儿夏季热、极度营养不良”的患儿,分别作出不同类型的诊断与处理,并通过符合预期不同过程面达到同样的良好转归,引起王的极度重视,曾对我说:中医特点在于辨证论治,我以前只是听过却从未见过,通过这两个实例,真正体现了中医确有的一定特点,如果不能按照这样踏实做去,那就中医将会被动西医吃掉,你相信吗!?”二是讲课中的所得。75年全国解放军西医学习中医班举办于南昌,邀我讲课,内有175医院内科柳主任告诉我说:“姚老!您不会生气吧?我已经听过您好几次课了,讲倒确实讲得不错,不过中医如果长此不统一口径,事实上却很难推广(接着举出了他们‘学了就用,起初信心百倍,后来邀请中医讨论死亡病例,结果因各执一词,闹不清事故的性质而被迫收摊的实例)哩!”像上述两种肺腑之言,同出诸西医两主任之口,多么令人感动,进一步体会到作为中医本身责任之重大!有必要更深刻地检讨自己的学习与工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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