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道宗“寿隆”年号考

《辽史·本纪第二十五·道宗五》记载辽道宗大安十年（1094年）十二月“乙酉，诏改明年元，减杂犯死罪以下，仍除贫民租赋。”接着，《辽史·本纪第二十六·道宗六》开篇即云：“寿隆元年（1095年）春正月己亥，如混同江。”中华书局点校本编辑在“寿隆元年”下作了一条校勘说：“寿隆。钱大昕《养新录》八称：‘《东北诸蕃纪要》、《北辽通书》、《历代纪年》、《东都事略》《通考》以及各种石刻均作‘寿昌’，辽人谨于避讳，道宗断无取圣宗名纪元之理。’钱说是，‘隆’当作‘昌’。‘寿昌’，全史只《闰考》一见、今一律未改。”由于这条校勘，史学界、考古界、文物界、教育界、收藏界都把道宗最后的年号从“寿隆”改为了“寿昌”。彻底否定了“寿隆”年号的存在。

然而，在清钱大昕《养新录》和《辽史》中华书局点校本出版前后，内蒙古及东三省原辽国境内却陆续出土了一些“寿隆钱”，不但有“寿隆元宝”，还有“寿隆通宝”；不但有铜钱，而且还有金银钱，它们唯一的共同特点，即形制均为小平。最早见到“寿隆钱”的是民国著名钱币学家郑家相，由于他崇信钱大昕的史学地位，对钱所言“寿隆的‘隆’乃‘昌’之讹”深信不疑。所以把他所见之“寿隆钱”皆目为“因辽史之误而误之矣”的“翻砂作伪”钱。

1987年《内蒙古金融》总第75期，刊登了著名辽钱专家卫月望《契丹经济金融货币臆》一文，文中集有61种235品契丹钱币，其中第32种即“寿隆元宝”钱。这批钱应经过卫先生亲自鉴真，否则不会列到契丹钱币之中。这枚“寿隆元宝”钱应是第一枚被当代专家鉴定为真钱的“寿隆钱”。

2009年3月天津收藏家郭泉学（化名）先生从市场购得一枚“寿隆通宝”小平金钱（图1、），钱径：23.6毫米；穿径：6毫米；厚：1.2毫米；重：7.5克；含金量：90％。经京津数位钱币专家联合鉴定，确认为契丹钱币真品。

无独有偶，2009年5月6日远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位王教授，给我发来一枚铜质“寿隆通宝”小平钱钱图（图2），请我鉴定。据他所称是在哈尔滨春季钱币交流会，从一吉林来的“挖钱客”手中购得。钱生坑，红绿锈鲜艳，铜质深红，面细郭中缘，背宽郭中缘，辽风盎然。径23毫米；穿6.12毫米；厚0.9毫米；重2.75克。难得的是金铜钱钱文相同、形制相同、风格相同、神韵也宛如孪生。两枚相隔数千里被前后发现的两枚钱，竟是同模三铸钱的长兄和三弟，怎不令人由衷地欣慰和惊奇？两钱的互证，进一步证实了“寿隆钱”的真实存在。

三枚不同地域出土、不同材质、经不同专家认定的寿隆真钱，证实了《辽史·道宗纪》有关“寿隆”年号记载的正确，确认了《辽史·食货志》中有关“寿隆”钱的记载：“道宗之世，钱有四等：曰咸雍，曰大康，曰大安，曰寿隆，皆因改元易名”，（除漏记清宁外）的准确无误。

当“寿隆钱”币证实了“寿隆”年号的真实存在后，需要解决的问题，即：寿隆年号存在多长时间？钱大昕《养新录》所称：“辽人谨于避讳，道宗断无取圣宗名纪元之理。”的责难是否存在？如何解释《辽史·历象志中·闰考》中“寿昌三年”的记载，即明确判定“寿昌”年号始于何年？世间多见的寿昌钱始铸于何时？“寿隆”改为“寿昌”这么大的事，《辽史》为什么不予记载，难道“寿隆”改“寿昌”不是改元？“昌”和“隆”有区别吗？为什么要以“昌”替换“隆”？

这一连串的问题可分三个层次解释，即：一、有关契丹人有无避讳，如何避讳？存不存在道宗“取圣宗名纪元”的不敬之事？古代避名讳的风俗起源很早，是汉族人发明的习俗。契丹人本无避讳的习俗，但他们在汉化过程中，接受了这种汉人习俗，但避讳只限于他们的汉名，不包括本族名。辽代皇帝一般一人两名，一为契丹名，另一名为汉名，避讳仅避汉名，契丹名则不避，如太祖契丹名为阿保机，汉名为亿，则讳亿不讳机。两字名只讳一字，如太宗汉名德光，讳光不讳德，如辽朝文献中一般将光禄大夫称为崇禄大夫或者荣禄大夫，而如大丞相韩德让的名字中虽有德字并没有光字，所以他在当时应该不用避讳。同理，辽圣宗汉名耶律隆绪，就应讳绪不讳隆，史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统和二十八年圣宗赐大丞相耶律德昌（韩德让经太后赐名）名耶律隆运”。所以道宗年号“寿隆”，并非违背避讳制度“取圣宗名纪元”对圣宗不敬。事实说明钱大昕犯了一个以汉俗判辽俗，以想当然代替调查研究，结果判断失误的历史性过失。

二、关于“寿隆”年存在的时间。除《辽史》外，目前已知还有《高丽史》记有“寿隆”年的史实：“寿隆元年十一月，王昱病，命其子颙权知国事。”而《辽史》也好，《高丽史》也好，自二年开始至道宗病故，年序前以及史实中均再不见“寿隆”二字，这不是无意疏漏，而是此时“寿隆”年号已改为“寿昌”。有供养纪年钱“寿昌贰年”（图3、）为证。

供养记年钱是自辽圣宗末年开始崇佛、佞佛，法天皇太后在重熙年改原契丹礼仪祭祀钱为佛寺参佛供养的一种镌有纪年的钱币。自重熙元年开始，凡有重要佛事的年的都铸有此种钱。辽道宗大康年间佞佛达到顶峰，供养纪年钱铸造也达到极致，具某收藏家透露目前已发现大康元年至大康七年七种供养钱。

“寿昌贰年”钱是可以证明“寿隆元年”十二月后，年号被改为“寿昌”的唯一而不容置疑的实证。有了“寿昌贰年”，《辽史·历象志中·闰考》中“寿昌三年”的记载就不用解释了。从上述论述，已经知道道宗是自寿隆二年正月把“寿隆”年号改为“寿昌”的，“寿隆元年”也就成为了名义上的“寿昌元年”。按契丹铸钱惯例，改元即颁新钱，新钱铸造必在改元前。目前世间多见的“寿昌钱”头炉钱应铸造在“寿隆元年”的十二月。

三、年号“寿隆”改“寿昌”难道不算改新元？否则，为什么改年号这么重要的国事，《辽史》竟敢不书不载？要知道《辽史》是根据辽道宗时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监修国史耶律俨的《耶律俨实录》为基础纂修。如《实录》中有此记载，编《辽史》的元人不会不编进去的。《辽史》没编进此事，说明《实录》中没记此事。没记的原因一是漏记，按说当时人记当时事，是大事绝不会漏记。二是不值得记。可能是当时人根本没把“隆”改“昌”当成改元，不是改元就不是大事，所以没记。

据我臆测，把“隆”改“昌”可能是在使用“寿隆”年号过程中，有人（应是汉官或宋使臣）指出“寿隆”年号虽不违犯避讳规定，但终究是圣宗御名用字，不如换个同义字，使年号仍为“寿隆”之意，既可以不算改元，又避讳了圣宗名字所有用字。岂不是两全其美？“昌”和“隆”就是这样的同义字，两个字都有兴盛义，昌是越来越兴盛；隆是不断地兴盛。以“昌”替“隆”，年号还是“寿隆”之意，所以不算建新元，《实录》也没把它当成国家大事故没有写入“实录”，也就没编进《辽史》。

通过对“寿隆”年号的考证，可以看到契丹史和契丹钱币研究中还存在的大量谬误。这些谬误往往发端于钱大昕和中华书局这样的名人和权威部门，无形之中给纠正谬误增加了成倍的难度。教训是深刻的！我曾说过在历史和钱币研究中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寿隆”年号的考证的过程，再次证明这种研究方法的正确。最后对天津郭泉学先生、哈尔滨王树人先生无私提供钱图与数据，大力支持我的契丹史和契丹钱研究的义举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资料缺乏错误在所难免，敬请广大泉友批评指正！

泉痴山人2009-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