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榷
丁启阵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二年级第二学期语文课本（试用本）把一篇课文、题为《打碗碗花》的散文（作者：李天芳）中的“外婆”一词全部改成“姥姥”，最近引起了网络、媒体的热议，吐槽者众多，槽点不少。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姥姥’是普通话词汇”，“‘外婆’属于方言”的说法，即是其中槽点之一。许多人（包括本文作者）认为，“外婆”是普通话词汇，不是方言词汇。
上海教育出版社的做法，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说法，固然有瑕疵，把“外婆”改成“姥姥”希望学生“适当了解祖国语言的多样性”的说法更是匪夷所思。但是，追根溯源，《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的编撰者及其背后的权威人士、权威机构，更有义务和责任出来走两步，给大家一个说法。因为，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的依据是《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一章第三条“国家推广普通话”的规定，上海市方面的做法，有法可依。
可以肯定，《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把“外婆”标记为方言词（<方>），把“姥姥”作为普通话词语（没有做<方>的标记），编撰者及其背后的权威人士权威机构，是有其考虑和依据的。
我猜测，他们最重要的考虑和依据是：普通话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的，而“姥姥”是北方地区“外祖母”意思最普遍通用的口语词汇。
这样的考虑和依据，逻辑上没有毛病。
问题出在：“外婆”一词知名度太高，使用范围太广了。有趣的是，《打碗碗花》的作者李天芳是出生于陕西西安的女作家，是北方方言区的人，这篇散文所写也是北方方言区地域范围的故事。她的原文用的就是“外婆”，而不是“姥姥”。如果来一场全民公投，十四亿人每人一票，“外婆”未必会输给“姥姥”。换言之，把“姥姥”确定为普通话词汇，把“外婆”确定为方言词汇，有胶柱鼓瑟之嫌——对实际上的普通话词汇筛选标准“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一句的理解过于拘谨、狭隘了。
如果不拘泥于普通话定义中的“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一句的字面意思，把“外婆”确定为普通话词汇，反对的声音可能会有，但应该不会有现在吐槽的人这么多。
当然，更加稳妥的办法是，南北兼容，把“外婆”、“姥姥”都默认（确定）为普通话词汇。这样做，皆大欢喜，何乐而不为！谁、哪条法律规定，普通话中不能有同义词语并存的吗？再者，从前各版《现代汉语词典》一直是那么做（默认）的，天下并没有因此大乱。
若是允许我上升一下理论高度，那么，“姥姥”也是方言词，准确地说是北方方言词。继续上升理论高度，那么，世界上的所有自然语言本质上都是方言，连普通话也是一种方言。
稍微折中一下，我认为，有一个词比“外婆”、“姥姥”都更像普通话词汇，那就是“外祖母”。虽然目前这个词似乎有点书面语色彩，但说的人多了，它就会变成口语词汇。《红楼梦》中，林黛玉不正是称呼贾老太太为“外祖母”的吗？“狼外祖母”、“摇啊摇，摇到外祖母桥”乍听逆耳，听久了也就顺了。至于《外祖母家的澎湖湾》，更好办，直接去掉“家”字就顺了。如果有人坚持认为三个音节的词语不符合汉语听说审美规则，压缩、改造一下，比如压缩、改造成“外婆”，不就行了吗？
给词语做上方言标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综合分析，全面考量。不然就会出现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问题。以《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为例，“爹”是普通话词语，“爹爹”是方言词；“舅”是普通话词语，“娘舅”是方言词；“妹”是普通话词语，“妹子”是方言词；“姊”是普通话词语，“姊姊”没收；“姐丈”、“姐夫”是普通话词语，没有“妹丈”，只有“妹夫”；诸如此类，不免给人这样一个印象：普通话词汇系统有点乱。
很多人，大概主要是南方人，对“姥姥”一词印象欠佳，总觉得它也用于咒詈、骂架。两个北京人大街上掐架，“信不信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姥姥！”咒詈词语“姥姥”，《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并没有收录，但是，“姥姥”一词的注释，除了外祖母，还有<方>收生婆。一个孩子奶声奶气地呼唤他（她）的“姥姥”，旁边有个接生婆以为叫的是她，赶忙应答；一少年美美地哼唱着《姥姥家的澎湖湾》，心里却蹦出邻村接生婆的形象……这叫什么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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