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例如女妓和妓女、倡伎与娼妓，就判然有别，虽然往往都免不了卖艺兼卖身，但是前者在情感层面上似乎就更易于接受一些。
其实“娼”和“倡”，“妓”和“伎”互相通用，都是乐人的意思，而非纯粹的性工作者。但是这个立人旁的倡伎却为我们打开了男人卖笑说唱的历史视角，即如汉代的帝王对于文人，何尝不是倡优蓄之。
汉赋华丽的辞藻掩盖不了空虚的本质，文人的不甘只能畏畏缩缩地化为文末的劝百讽一。这是个“男伎”百无一用的时代。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科举制的发展使得文人当家做主，站起来了的进士集团，使得我们伟大的盛唐，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公开炫耀女妓的朝代。
唐代女妓文化的重心在于文人与女妓关系的公开炫耀。自武则天朝起，唐皇朝渐趋依赖科举制度铨选要官，唐中期起，居住在长安备考的举子人数逐年上升，他们大多居住在与平康里及尚书省吏部邻近的崇仁坊。科考准备往往需要六个月至一年，及第之后，这些文人往往会继续留住长安，等候授职，交游平康里女妓是他们这一段京都生涯的内容之一。五代王仁裕(880—956年) 在《开元天宝遗事》这样描写道：
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及第之后，新科进士又往往会走访平康里，庆祝自己的成功、炫耀自己的地位。事实上，进士及第之后在平康里设宴喜庆是一个不成文的习俗。唐代后期文人王定保（870—940）《唐摭言》记载道：喜庆筵席往往在进士们拜见皇帝谢恩之后，而声色与饮酒缺一不可。
进士与女妓的这种特殊关系在《北里志》中有非常详尽的记述。《北里志》记载了十七位最有声望的女妓，她们都与进士有密切来往。女妓天水仙哥的主客是少年登第的刘覃，其他与天水仙哥来往的进士有右史郑休范和户部府吏李全等。郑举举有十四位常客，其中十位是进士，包括乾符六年的状元孙龙光。此外，《北里志》称，女妓颜令宾“举止风流，好尚甚雅，亦颇为时贤所厚。事笔砚，有词句，见举人尽礼祗奉”。
对文人官员而言，走访平康里女妓给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愉悦，更重要的是炫耀这种愉悦的机会和场合。这种公开炫耀是唐代文学一个常见主题。9世纪初，白居易与曾和他一起游乐于平康里的旧友萧彻相逢，白居易写下一首长诗回忆他们当年作为举子时在平康里寻欢作乐的情景：
忆昔嬉游伴，多陪欢宴场。
寓居同永乐，幽会共平康。
……
在浓墨渲染了平康里女妓们的衣装和居室后，白居易详细地描写了筵席的进展以及与女妓的云雨之欢。首先是歌舞欢宴：
选胜移银烛，邀欢举玉觞。
炉烟凝麝气，酒色注鹅黄。
急管停还奏，繁弦慢更张。
雪飞回舞袖，尘起绕歌梁。
旧曲翻调笑，新声打义扬。
名情推阿软，巧语许秋娘。
随后是选择性伴侣及转移到卧房：
风暖春将暮，星回夜未央。
宴余添粉黛，坐久换衣裳。
结伴归深院，分头入洞房。
接着，白居易坦直地描绘了与女妓交欢的场面：
彩帷开翡翠，罗荐拂鸳鸯。
留宿争牵袖，贪眠各占床。
绿窗笼水影，红壁背灯光。
索镜收花钿，邀人解袷裆。
暗娇妆靥笑，私语口脂香。
其云雨之欢往往持续到天明之际：
怕听钟声坐，羞明映缦藏。
眉残蛾翠浅，鬟解绿云长。
聚散知无定，忧欢事不常。
离筵开夕宴，别骑促晨装。
据宋德熹研究，走访女妓的费用非常昂贵。宣宗朝时，一斗米值四十文，一匹绢要二百文，而在平康里办宴席要花费九千六至三万八文钱。很显然，游乐于平康里会给文人官员带来权势和财富的光环。然而，有能力支付这种女妓欢娱并不是文人新贵的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造成这种文人与女妓的特殊关系的是赋诗的能力，而这个能力又正是唐代进士科考的最关键内容。也就是说，是赋诗的能力使得这些文人得以成为权力系统中的新贵。与女妓的诗作往来，由女妓在种种场合诵读他们的诗作是举子们建立文学声誉的途径之一。而一旦登第授官，与女妓的交往又进一步巩固文人新贵的自我标别和身份认同——一个通过文学才能取得权力的富有的、举足轻重的集体。
唐代著名文人官员往往会着意用壮观的娱悦场景来炫耀他们的新身份。自宣宗朝起，曲江宴基本上成了新科进士们自己打造的欢宴，皇室参与的成分越来越少。据《唐摭言》，常例是先办酒筵，然后坐游船娱乐。届时，“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 此外，白居易所描写的开成二年在洛河边上的祓禊活动也是异曲同工之作。白居易的《三月三日祓禊洛滨》序中写道：
开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价以人和岁稔，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令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前中书舍人郑居中、国子司业裴恽、河南少尹李道枢、仓部郎中崔晋、伺封员外郎张可续、驾部员外郎卢言、虞部员外郎苗愔、和州刺史裴俦、淄州刺史裴洽、检校礼部员外郎杨鲁士、四门博士谈弘谟等一十五人，合宴于舟中。由斗亭，历魏堤，抵津桥，登临溯沿，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
这种文人官员与女妓寻欢作乐的公开炫耀不仅广受唐代社会的赞誉，而且还常常被之后的文人所提及。而当时参与的文人官员也誉其“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称之为“美景良辰，赏心乐事”。 所有在场的文人官员都赋诗记之。也有文人官员单独为自己打造这类壮观场面的。据高彦休(874—944)《唐阙史》，杜牧到吴兴郡时：
使君籍甚其名，迎待颇厚。至郡旬日，继以洪饮，睨观官妓曰：“善则善矣，未称所传也。”览私选曰：“美则美矣，未惬所望也。”将离去，使君敬请所欲，曰：“愿泛彩舟，许人纵视，得以寓目，愚无恨焉。”使君甚悦，择日大具戏舟讴棹，较捷之乐，以鲜华夸尚，得人纵观，两岸如堵。
由此可见，杜牧的真正目的是“得人纵观”。杜牧曾自诩“赢得青楼薄幸名”,然而他并不是文人官员中的特例，他的祖父杜佑(735—812) 即以“广陈妓乐”闻。事实上，文人官员间争相炫耀家妓之事时有发生，白居易就经常以自己的家妓为招徕友人的诱惑。在一首给他的杭州僚友的诗中，白居易称：
香浓酒熟能尝否？冷澹诗成肯和无？
若厌雅吟须俗饮，妓筵勉力为君铺。
为了显示他的用心，白居易还曾以他享有盛名的家妓的名义邀请他的朋友。比如，《九日代罗樊二妓招舒著作》：
罗敷敛双袂，樊姬献一杯。
不见舒员外，秋菊为谁开？
互相夸耀家妓在文人官员的诗作往来中也有反映。比如，白居易在答牛僧孺的诗作《酬思黯戏赠》中戏称：
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
妒他心似火，欺我鬓如霜。
他在诗句后记道：“思黯自夸前后服钟乳三千两，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颇多，来诗戏予羸老，故戏答之。”事实上，蓄养有名望的家妓确实能获得同僚的敬佩。《本事诗》 “高逸第三”曾记载，中唐时期，杜牧为御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声伎豪华，为当时第一。洛中名士，咸谒见之。
正是因为这种炫耀娱悦的风气，赞赏友人的宴席上的家妓成了唐代文人官员生活的一个内容以及他们文学作品的主题之一。白居易的《夜宴醉后留献裴侍中》和《与牛家妓乐雨夜合宴》可以说是这个主题的代表作。
唐代是中国女妓历史的高峰时期，家妓制度更是唐朝女妓文化中的突出现象。唐朝的女妓制度和女妓文化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开放的态度、感性的追求以及物质的丰富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然而，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观察到，女妓文化得以全面发展的最根本原因是文人官员集团在权力系统中的地位上升。学者们曾经指出，与女妓的交往反映了新贵族凸显其与旧贵族之区别的企图以及新贵族对私人感情的追求。
童若雯教授最近指出，女妓文化的兴盛显示了文人在雄性化的朝政意识下的“男性欲望的内在分裂”，唐朝的男性对他们的妻子的情感受制于儒家伦理的框架，因此，他们转而在女妓身上寻求感情纽带和知性伴侣。本文通过考证女妓与文人关联的方方面面，进一步展现出新兴贵族集团是如何借助于公开炫耀女妓欢娱来取得唐代社会对他们在权力结构和文学文化的主导地位的认可的。
《唐代的社会与性别文化》
作者：姚平著
从性别、社会的角度，
回望那个盛世大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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