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驭寰
福建泉州开元寺最早建于唐朝武后垂拱二年（686年，原名莲花寺，后来屡次经过改名，先后被称为兴教寺、龙兴寺。唐朝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下诏在全国各州各建一寺庙，均以年号命名，于是，这个寺庙就正式定名为开元寺。
关于这座寺院的来历还有一个传说：当年泉州有一个名叫黄守恭的人，他是轩辕黄帝的儿子有熊氏的后代。黄守恭在泉州为官，成为一方巨富，有许多田地。一个名叫匡护禅师的僧人去向黄守恭要地建寺，黄守恭不给，并对禅师说：“你想要我的地，等到我后园的桑树开莲花，我就把地给你。”第二天，匡护禅师来见黄守恭，对他说：“你家后园的桑树已经开出莲花了。”黄守恭半信半疑，去后园一看，桑树果然开满莲花。但是黄守恭反悔，不愿给地，禅师便飘然离去，毫无踪迹。可是黄守恭从此一病不起，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年，桑树上的莲花也整整开了三年。最后，黄守恭叹息地说：那个匡护禅师不是普通人啊，就让人四处寻找。这时，匡护禅师又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黄守恭便把自己的土地全部施予修作了寺院。
开元寺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一座重要古寺院。整座寺院南北长260米，东西长约300米。在寺院的中轴线上，从前往后依次有紫云屏、天王殿、拜亭、东西两廊、大雄宝殿、甘露戒坛、藏经大阁。中轴线的东侧还有准提寺：中轴线的西侧有功德堂、圣院。大雄宝殿前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大石塔。这就是全寺的规模。
紫云屏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照壁，是在明朝万历四年（1576年）建造的。
天王殿实际上就是开元寺的山门，其面阔五间，悬山式顶，殿的左右两侧各塑了一尊天王像。
大雄宝殿也称为柱殿，现存的建筑是唐乾符四年（877年）重建的。后来，大殿在元代被毁，直到明朝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才又重建。殿顶为重檐歌山式顶，面阔九间，进深六间，高20米，总面积达到1387平方米，原有立柱100根，以梁檐柱减支根，柱子式样有龙柱、圆柱、海棠柱，殿后两根青石柱是婆罗门教的贵重遗物。
此处，值得重点阐述的就是这两根古印度式样的石柱。这两根石柱制作得非常精美，柱面雕琢了印度式纹样。它与大雄宝殿其他部分的装饰艺术风格截然不同，并且和大殿的其他各根石柱造型、雕刻题材都有明显的区别。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那么，为什么要使用这两根印度式石柱？
1960年春，笔者在泉州调查古代建筑时，对开元寺的这两根石柱进行了考察。当时，承吴文良先生介绍，笔者看到了一批当地出土的印度式石刻，觉得非常新颖，它们是一些重要的资料。吴先生还谈到在元代时，泉州有一座婆罗门教的庙宇，还曾经引文加以论证过。但是，这座婆罗门教庙宇的建筑形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它与开元寺大雄宝殿的两根印度式石柱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还都需要进一步解决。
回京后，笔者翻阅文献，又得知二十年前，北京辅仁大学的德籍教授艾克在南游福建时就见过这两根石柱，并对石柱的来源提出过一些看法。他甚至还将这些资料传送给印度学者库玛拉耍弥。库氏也曾经著文讨论过这个问题。
开元寺使用的印度式石柱与古代这个地方的海外交通发展有很大关系。在唐宋元时，泉州是世界第一大商港，海外交通非常繁荣。特别是在宋元两代，泉州的海外交通得到进一步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大型商贸港。各国商人、教士来中国的人数日益增多，政府在泉州还特意开辟了“番坊”以供他们居住，同时也修建了一些带有外国风格的建筑。
今天，从留在泉州的建筑遗物以及石刻、墓葬来进行考察，在这些国外来的商人、教士中，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和欧洲人，当然也有很多印度人。他们来中国经商，传教，建筑房屋，就有可能带来了中亚、南亚和欧洲的建筑风格。只是现在这些实物大部分都被毁掉了，不能对它们进行全面地了解。
印度人信奉婆罗门教，他们很有可能在泉州也建造过婆罗门教的庙宇。笔者通过实地调查曾看到过一些遗物。因此，笔者认为在泉州曾经确实存在过婆罗门教的庙宇，不仅存在过，而且这座建筑的规模还不小，应该是一座大型神庙。古婆罗门教建筑在中国各地从未被发现过，从文献里也从来没有查到过有在中国修建婆罗门教建筑的记载。因而，元代在泉州出现的婆罗门教庙宇，这还是第一个，也有可能是仅有的一个。
关于这座婆罗门教建筑的式样，根据出土的石刻建筑遗物（例如神殿台基石、须弥座、石柱、各式石柱础、石柱头、石门框……）的尺度与式样，以及古印度婆罗门教的神殿建筑实物，可以推测出神殿建筑的概略情况。但是，若作正式的复原图，目前的资料还不够，有待更多的石刻构件出土。现在初步认为，它是一座雄伟壮丽的石造建筑
其平面可能是方形，转角作折角式（从出土的转角柱头可以看出来），最下部分施用了台基。台基石下部的边角处施宽壮的鼓肚式覆莲瓣，中间刻有两条方楞，最上一层为卷尖式的莲瓣。这种出土的台基石有千方以上，可知台基周边有多么广阔，因为它承托着全部建筑。台基以上再置须弥座，根据座的高低尺度不等，可能有2一3层，座的束腰刻有人面兽身像的狮子等纹样，用束腰柱分间，圆柱刻有束腰线条数道，上下两枋刻仰覆莲瓣。
殿身： 东西南北四面及中心部分可能做成廊柱。靠墙面部分凸出半柱，这从出土的柱础、柱头都可看出来。柱础有数种，其中的圆形础石圆楞间夹着串珠，它连接在做成须弥座状并有人面形雕刻的墙基上，可能是一种转角柱的础石；其中还有“双柱”之柱础石，做成两个方形须弥座，上、下枋都有数层叠涩，座身刻蛇形图案，可能用在正面墙面上。
础石作成圆形、方形或者八角形。至于柱身，还是方形的多，或者是方圆相结合的，殿外的柱身雕刻比较简单，殿内柱身比较复杂细致。根据现存的与出土的几根柱的柱身来看，则分上中下三段，每小段做成了方形，在四个表面刻有圆盘，盘上刻有印度神话故事，在每段的上下四角处都有束莲之莲花，这种做法在印度中世纪的神殿中就已经使用过了。泉州石柱的形象和这些石柱形象是一样的。在柱头分开的花样较多：出土的转角柱头一端作卷云状，另一端是一束下垂着的粗壮莲花，也有的在一个柱头的两侧的花朵作为对称式向下垂着。因此，吴文良先生称这为“花朵式”柱头。在泉州出土的花朵式柱头的种类很多，它的形式也是从印度传来的，中世纪印度“乌耶劳尔”神殿的“卡那拉穆”柱十余根，每个柱头全做“花朵式”，个个都有束莲向下垂着，非常生动。柱头，柱身和泉州石柱相同，仅仅方块上无圆盘雕刻湿婆神像。
在门廊内墙面上开门，门口高大，门框石厚重，下端雕刻武士、巨猴像。这种形制在印度常常用在独立柱或倚墙柱的表面，也是在进门附近。“牟札菲甫尔”的“拉加撕昂”石柱雕一女神像，也是在最下端、上段刻八角形柱面，与此形制相仿，但是“拉加撒昂”石柱使用的年代更早。因此，泉州神殿用在进门之门框上更有可能。门楣作平口，以出土之石横额为证，在印度实例中也都是平口的不做券门。墙面施用浮雕，间有大小神龛。
廊柱柱头檐子之间置纵横方向的梁枋，上铺厚石板，做成宽壮的檐，檐上复置二层或三层殿身。大厅的中心部分可能做穹隆顶，外表用石块砌平，用一些有突出雕刻的石块作为装饰。在外观上，可能不只注重一个立面，从四处望去都是很美的，犹如一座雄壮的方形楼阁。它由基座部分（包括台基、基座）、殿身部分（数层在内）、殿顶部分（平台、穹隆顶、雕像）三部分组合而成。整个形体雄厚有力，非常稳固。
由柱面可知，神殿的内部处理和墙面浮雕不像纯印度式那样复杂，但是比外墙面雕刻得丰富多了。有裸体女神、四臂神像、湿婆、金翘鸟等印度神话题材雕刻，以及各种纹样的图案（如蛇形图案、半兽半鸟翼形图案……）。神殿殿堂空间甚大，规模宏伟。在殿堂中间，列置雕琢精美的明柱至少有四根以上。它就犹如中国佛寺大殿中的金柱排列。至于柱面形式以及束莲等，与印度“乌耶劳尔”神殿的“卡那拉穆”柱完全相同。但是从出土的东西看来，泉州婆罗门教神殿的浮雕比较粗犷大方，比印度实物要简化多了，它不像印度神殿雕刻那样细致与烦琐。
关于神殿的整体形象。与印度中世纪一些婆罗门教神殿，例如印度6世纪与14世纪之间的“马来克丁”神殿（此为南印度“多来必答”式最早的神殿“亦尔巴克下”神殿、太阳神殿）的形式相似。但这神殿更近似于“乌耶劳尔”神殿：方形，独立式，四面对称，或由一殿与数殿组合而成，主要屋顶部分凸出，施用柱廊，独立柱与倚墙柱柱面雕刻华丽。
神殿从下到上，从里到外，全部用青色花岗石雕成，其结构方法也全用大型石块安装，尺度比例较大，主要形式与印度中世纪婆罗门教建筑相仿。它除在花纹方面略带有中国纹样外，建筑形象与中国建筑毫无共同之点。吴文良先生说是一种爪哇日惹附近婆罗浮图塔的式样。笔者认为它与爪哇婆罗浮图塔没有相似之处。婆罗浮图塔基坛面积庞大，上有三四层方坛，坛上列置无数小塔，中间一个大塔，和它在整体造型与个别处理上，都没有共同的地方。爪哇7一8世纪建造的一些婆罗门教神殿，仅仅在细部雕刻方面与泉州神殿略有相似的地方，并不十分鲜明。
泉州婆罗门教神殿的浮雕，为什么与爪哇的婆罗门教神殿略有相似之处？这主要是因为爪哇地区受婆罗门教影响较大，而爪哇与泉州相距不算远，是海上交通的要道。因此，那里的建筑风格很容易传到中国。
以上的论述是根据泉州出土的实物与印度建筑史的实物，证明曾经在泉州建立过婆罗门教神殿，出土的石刻构件以及在殿内使用的花朵式柱头就是重要证物。那么开元寺大雄宝殿后檐石柱的来源就可以解决了，毫无疑问，它原是婆罗门教神殿内的东西，而后从神殿搬移到开元寺的。
元朝末年古婆罗门教神殿毁后，于明朝洪武年间重建开元寺大殿时，将两根石柱移置于大雄宝殿后檐。这样做不但保存了旧物，同时利用了旧料，而且放在后檐也不影响观瞻。另外大雄宝殿的次间、稍间所有八角形柱，也是明代重修时加上的，增加了不少新柱，由此也可以得到旁证，证明当时确有加柱的事实。
此外，搬用婆罗门教神殿旧料使用的例子也有很多。例如泉州东街一处小巷里，有一个住宅侧面的外墙壁上还镶砌一块青色花岗石的雕刻，其图案花纹也与这些构件相似，也是婆罗门教神殿的遗物。很多年以前在泉州城东北隅，距离开元寺不远的小庙焚帛炉上也有两块石板砌于墙上。泉州海龙王庙中也有两根石柱，但是圆盘中没有神话的雕刻，另外在开元寺大雄宝殿前台所砌的一圈须弥座，以及正门门额的几处石料，也是与二柱同为婆罗门教神殿移来的。从这几处也可以证明搬用神殿遗物在当时很普遍。
但是，艾克、库玛拉耍弥二人认为此二柱是开元寺大雄宝殿原来的构件，并且说明是明清时的摹拟之物，原摹本早已毁坏无疑等等。这些说法是错误的。首先是在其论文中引用文献的错误，“《开元寺志》谓大殿始建于垂拱间，补修于1095年，毁于1155年，旋即复建，时或当在元代……”复建并非在元代，而是在宋代，宋更创支院百区，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武灵刘鉴又奏将支院合为一大寺，赐额“开元万寿禅寺，至正间灾，明洪武、永乐间渐次重建。艾克先生认为这两根印度式石柱是元代重建时作品，其实元代并未重建开元寺。同时此二石柱也不是印度原物的中国模本，而是中国匠师的作品。它们以印度故事图案为主题，也糅合了中国纹样，出现以印度题材为主的混合式，而不是什么“摹本”。艾克先生又说到，石柱为清乾隆年间所仿制。这更是荒唐。
库玛拉耍弥说：“然印度遗物中，与此种作风之最相似者，殆即13世纪锡兰之艺术。惟以余个人观察，则观有者，恐最早不过于明也。”泉州古印度婆罗门教神殿建立是在元代，石柱是元代作品，为什么说最早不过于明也？当然无法回答。二先生所论证的年代、来源是错误的。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判断此二石柱不是开元寺大雄宝殿原来的东西。它是从古婆罗门教神殿移来的，把它们运用在后檐柱上，无疑是对的，使之得到了很好的保存与陈列，至今仍然完整如新。这两根石柱，对中世纪宗教建筑史的研究，特别是对元代建筑史的研究，是一项宝贵的资料。
甘露戒坛在大雄宝殿的后面，建于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现在的坛宽22.6米，进深36.3米，面积为820平方米。殿顶正中内有藻井，其结构做法十分复杂，再加上如意斗棋，飞天乐伎，建筑工艺是十分复杂的。
镇国塔（东塔）、仁寿塔（西塔）都是开元寺中的主要建筑物。两塔之间的距离大约有200米左右。
现在保留下来的东塔是一座五层石塔，塔高48.24米，整整用了十二年时间才建成。西塔从施工开始，用了整整十年时间才建成，塔高44.06米。这两座塔初建起来时，全是木塔。但是，由于木塔不能长年抗风雨的侵蚀，所以到了明代重修时都改建成了石塔。这两座塔都是八角五层的结构，至今保存得非常完好。在中国的石塔历史上，这两座塔是最成功的石造楼阁式塔。而且它们的施工时间长，石块安装加工都很细致，尺寸合缝，做工精细，真是一对珍贵的宝塔。
此外，在寺院中还有一座五轮塔，有一层台基，两层基座，塔身为“窣堵波式”，上覆伞盖（即塔顶），上还有石塔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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