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9年，68岁的汉武帝下诏，对自己主导的西域战事进行了总结反思，史称“轮台诏令”。一直以来，以田余庆先生为代表的学者，将其视作汉武帝晚年的自我悔过，以及对汉武一朝扩张政策的修正。这一观点随着早年通史的编写，被广泛接受，以至于笔者在幼年习史时，犹记得汉武帝的“罪己诏”，被视作帝王反思的佳例、改变穷兵黩武的信号。
然而，近日翻阅辛德勇教授的《制造汉武帝》，真令我大吃一惊。他认为，轮台诏没有明显转变政策的体现，而是针对西域战局进行分析；此外，汉武帝和戾太子也没有明显的政治路线分歧。得出该结论的原因大体有三：其一，对“轮台诏”本身的分析；其二，对记载戾太子故事的史料《汉武故事》之考证；这两点又引出其三：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塑造汉武帝形象的原则和用意。
《制造汉武帝》 辛德勇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首先，自“轮台诏”本身而言，主要内容为否定进一步在轮台屯田的提案，并对李广利出征匈奴之役进行反思，其中流露出悔恨之情。辛德勇认为：事实上，这次出征朝廷同时派遣李广利、商丘成和重合侯莽通（马通），汉武帝只对攻取车师之役返程乏食，及李广利投降进行检讨；对顺利进兵的一路，即“杀伤虏甚重”的商丘成一支只字未提。所以，与其说这是对“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的追悔，倒更像是总结兵败损伤过众的教训，于是审度双方实力和武备状况，姑且先整顿边防，积聚财力，以伺机再战，如其所说令郡国二千石献策蓄马等事，应是为重新征战而预备。
同时，班固只将该诏载于《汉书·西域传》，而在记述大政的《汉书·武帝纪》，却未著一字；且在《汉书·武帝纪》篇末赞语中，班固评价道：“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若汉武帝晚年有重大政策变化，理应有所提及。这或许从另一个层面表明，班固没有明确把此诏视为汉武帝政治取向转变的标志。
汉武帝画像
征之轮台诏原文，其叙述内容多为战事前后之分析，笔者认为，其悔恨之情绪确实存在，但核心并非对于劳民伤财的自省，而是对消耗大量资源却无理想战果的遗憾，以及心之所系的军政要事，没有达到预期的心灰意冷。
其次，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与戾太子有政策分歧，一则尚武，一则守文，官僚也随之形成两派势力。然而，班固《汉书》却没有记载太子的贤德与政策，反而说“上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故多以异端进者”，即他的身边充斥着野心分子。究竟哪种说法更接近历史真相呢？察之《资治通鉴》，发现其记述太子反叛之事，源自《汉武故事》，这是一部由南朝刘宋时期王俭所撰写的历史笔记，从史料价值而言，固不如《汉书》。
汉武帝晚年与戾太子的纠葛，系其晚年宠臣江充，发现太子实施“巫蛊之术”，诅咒汉武帝，事发后太子决定反叛，企图夺取权力并最终失败死去的故事。相比于政见不同，太子本身的戒惧和武帝的独断，当是这一事件的关键。刘据得以被册立为太子，缘自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欣喜不已，随即立其母卫子夫为皇后。其后，《汉书》记载：“武帝末，卫后宠衰。”不管是卫皇后，还是太子据，都很有可能遭遇危险。
英明神武的皇帝和他迟迟不能上位的太子，永远孕育着巨大的矛盾。在《汉书》描述太子反叛始末时，笔者留意到，当时政局氛围十分重要，江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汉武帝以“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穷治其事”。虽然在太子是否真的施行“巫蛊”一事尚有争议，但武帝宠臣江充和太子的矛盾却很明显。
辛德勇通过考证与推论，证明太子确有巫蛊之实。然而考察其论证过程，也完全有可能得出另一种推断：即不愿放弃权力的武帝，被宠臣揣摩到心思，于是矫枉过正，逼迫戒惧的太子无以自处，以至于只能放手一搏，促使衰老的武帝放弃权力。有没有可能江充在凭借“巫蛊”口实构陷太子，以契合武帝隐秘的心理呢？对于一些历史细节，恐怕我们难以证实或证伪，毋宁各自保留说法，无须言之凿凿。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可知所谓政策转向和差异，实在与太子关联甚微。
最后，司马光为何采信《汉武故事》而有意制造武帝的悔改，以及与太子“守文”政策的冲突呢？其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有明确而强烈的用世意图，通过史事的取舍剪裁，来评判并指导政治的施行。比如钱穆即言：“善读《通鉴》者，正贵能在其删去处添进处注意，细看他删与添之所以然，才能了解《通鉴》一书之大处与深处。”
司马光对汉武帝“敛财于民、用兵于外”的做法极为反对，他的用意也在于直指改革派王安石的“富国强兵”之策。假如，汉武帝自己能幡然悔悟，揭示治国路线的转变，那么无疑更符合司马光的心意，也利于劝谏宋朝君王。因此，司马光有意突出了政策转变的重要性，无论于诏书，还是武帝和太子的矛盾。
关于汉武帝晚年两个重大事件的思考，除更好理解汉武帝本人形象和执政理念外，也可看出形塑历史事件时，史家的不同用意，在叙述中发生的作用——相比于真实，对“真实”的定义和追求才更值得玩味。（责编：曾子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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