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上耕于巨定。还，幸泰山，修封。庚寅，祀于明堂。癸巳，禅石闾，见群臣，上乃言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依据上述记载，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东洋史统》中说，汉武帝这段话以及由此进一步发展而在三个月后即同年六月发布的停罢轮台屯田的诏书，旨在罪己悔过，体现了汉武帝施政方针的改变。这一改变，使得此前因其连年劳扰而骚然不宁的民心，“复归于汉室，处于动摇状态的西汉王朝幸而保全”。其后，唐长孺也得出了相同的观点。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田余庆撰《论轮台诏》一文，更系统论述刘彻在其去世前两年大幅度转变政治取向，由横征暴敛，穷兵黩武，转向所谓“守文”，从而“澄清了纷乱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导致了所谓'昭宣中兴’，使西汉统治得以再延续近百年之久”。而田氏以为《通鉴》上述记载，即为“汉武帝'罪己’的开端”。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论断，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和高度赞誉。然如清末人易佩绅所言：“自谓狂悖，自谓愚惑，千古之君，罕有自责如是者。”如此背戾常理，其是否出自信史实录，未免令人疑虑。
单纯分析《汉书·西域传》关于轮台诏的记载，可以做出不同于市村瓒次郎和田余庆等人的理解。尽管班固在《西域传》里是用“悔远征伐”、“深陈既往之悔”这样的字样来叙述这篇诏书的主旨，在《汉书·食货志》里同样谓之曰“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但汉武帝在诏书中实际讲述的“既往”之征伐，却只是前此一年之征和三年开陵侯（匈奴降者介合王）与贰师将军李广利西征的事情。汉武帝在轮台诏书中仅道及对马通（莽通）与开陵侯介合王攻取车师之役返程乏食一事和贰师将军李广利一路兵马的检讨，而对一路顺利进兵，“至浚稽山与虏战，多斩首”、“杀伤虏甚重”的商丘成这支远征军却只字未提。所以与其说如班固所讲是对“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汉书·西域传》)的追悔，倒更像是总结李广利兵败降虏和莽通军因路遥乏食而损伤过众的教训，审度双方实力和武备状况的对比，姑且先整顿边防，积聚财力，以伺机再战。
而从汉武帝临终前精心安排的托孤诸臣，不管是霍光，还是桑弘羊、上官桀、车千秋，后来实际上都是在继续执行汉武帝一以贯之的施政方针，看不出市村瓒次郎和田余庆等人所说的路线转变。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杜延年“见国家承武帝奢侈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汉书·杜周传》) “宜修孝文时政”这一出发点，就意味着治国的大政方针没有在刘彻去世前发生过根本性转变，并一直延续到昭帝时期。而盐铁会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和那些贤良文学的话语里，一点儿也看不到汉武帝在晚年有过大幅度调整其政治取向使之转而“守文”的迹象。另外，轮台诏载录于《汉书·西域传》中，而在记述一朝大政的《汉书·武帝纪》里，对此却未着一字，篇末赞语里班固委婉地评议说：“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这从一个侧面向我们提示，班固似乎并没有明确的意识要把它看作是汉武帝政治取向转变的标志。不过，市村瓒次郎和田余庆等人之所以会得出这样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与《资治通鉴》中的汉武帝“罪己”言论有直接关系。不仅如此，田余庆还依据《通鉴》的记载向上追溯，找到了这条路线的发展脉络，指出在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一直存在着两条不同治国路线的分歧和斗争。
二、《通鉴》有关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治国路线分歧的记载出自《汉武故事》
检读《汉书》相关记载，我们看不到在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存在明显的政治路线分歧，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述所谓“巫蛊之变”的由来时，却清楚记有这样的内容。于是问题就就转到《资治通鉴》中这些材料的来源及其可靠性问题。南宋吕祖谦著《大事记》，述及“巫蛊之变”，仅依据《汉书》本纪简单记云：“秋七月，使者江充掘蛊太子宫。皇太子据斩充，发兵与丞相刘屈牦战，败，出奔。”而在《大事记解题》中指出“《通鉴》引《汉武故事》诸书，（言）戾太子及巫蛊事甚详”，而“凡此类，皆不可尽信”。在吕祖谦之后，宋人王益之在所著《西汉年纪》中也与吕祖谦看法相同，删去了所有这些出自《汉武故事》的内容。《汉武故事》原书久已失传，今传内容最为丰富的佚文，为司马光同时人晁载之《续谈助》中节录的部分内容，其中载曰：上欲浮海求神仙，海水暴沸涌，大风晦冥，不得御楼船，乃还。上乃言曰：“朕即位已来，天下愁苦，所为狂悖，不可追悔。自今有妨害百姓、费耗天下者，罢之。”对照《通鉴》相关纪事，可见司马光显然是用此文点窜而成。
对司马光采录《汉武故事》所谓“罪己”内容编入《资治通鉴》，明朝初年人王祎在《大事记续编》“解题”中也早已指出，云其文“出《汉武故事》，其言绝不类西汉，《通鉴》误取尔”。清四库馆臣同样认为，就研治西汉史事而言，《汉武故事》属于“晚出伪书，不足为据”。我们从传世的《续谈助》节录本中，引述一处片段，看看这书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著述。如：凿昆池，积其土为山，高三十余丈。又起柏梁台，高二十丈，悉以香柏以处神君。神君者，长陵女子也，死而有灵，霍去病微时，数祷神君，乃见其形，欲与去病交接，去病不肯。及去病疾笃，上令为祷神君。神君曰：“霍将军精气少，吾尝欲以太一精补之，可得延年。将军不晓此意，遂见断绝。今疾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死。上乃造神君请术，行之有效，大抵不异容成也。自柏梁烧后，神稍衰。东方朔取宛若〔神君之姒〕为小妻，生子三人，与朔同日死，时人疑化去弗死也。
那么在明知《汉武故事》一书不可信情况下，司马光为什么还偏偏要采录这些“诞妄”的记载呢？这一点恐怕不仅如明人王祎所说仅是“《通鉴》误取”这样简单。主要问题还在于司马光常常有取舍剪裁史事以体现自己政治理念的做法。田余庆赏誉之为“深谙司马光的学识”的朱熹，即曾指出司马光径以己意摒弃旧史纪事：“温公修书，凡与己意不合者，即节去之，不知他人之意不如此。《通鉴》此类多矣。”司马光出于自己的道义理念或关注重点而径行删除减省旧史某些纪事，同时他为体现自己的政治观念也采录了一些根本不该采录的著述，乃至荒诞不经的小说故事，有意以此来更改历史的本来面目。如《汉武故事》、《赵飞燕外传》等等，皆“语多妄诞”，他又为什么还要将其写入《通鉴》呢？这只能是如“资治通鉴”这一书名所示，编录旧史中“善可为法，恶可为戒，帝王所宜知者”，用来警醒当政者，以期有资于世道人心。
五、刘宋时期另一场“巫蛊之变”与王俭塑造的戾太子形像
北宋人晁载之在《续谈助》中跋所谓“郭子横《洞冥记》”，述及《汉武故事》，乃谓唐人张柬之言昔“王检（俭）造《汉武故事》”。余嘉锡以为张柬之所说“自必别有据依，断非凭虚立说。……至宋以后传本之题班固，则浅人所为，非其旧也”，即以王俭为本书作者。王俭为南朝刘宋至萧齐间人，卒于南齐开国未久之武帝永明五年。通览存世内容，知《汉武故事》所记无非道术信仰者以房中等法术修炼长生的行事，诚荒诞无稽之谈。不过《通鉴》所采有关巫蛊之乱的发生缘由及对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不同治国理念的描摹，这些相对比较平实自然的记述，在全书神云仙雾的背景之下颇引人注目。审视王俭在南朝的经历，或许更多地是基于某种个人的原因，才促使他耗费如许之多笔墨，在《汉武故事》中写入这些内容。王俭身出东晋南朝天下第一望族琅邪王氏。父亲王僧绰，在刘宋时尚太祖文皇帝刘义隆长女东阳公主，深受太祖倚重，以侍中执掌机密，而东阳公主正卷入了其弟太子刘劭咒厌乃父的巫蛊事件。这次事件，最终发展到刘劭起兵反叛，弑父夺得帝位，而其情形恰与戾太子咒厌武帝并发兵反叛略相仿佛。在宋文帝与太子刘劭这场宫廷争斗中，王俭母东阳公主，是最早诱导乃弟刘劭以巫蛊咒厌文帝的人，堪称首事之人；其父王僧绰对待刘劭，与东阳公主亦并非完全对立。《南齐书》本传记王俭于宋明帝时“尚阳羡公主，拜驸马都尉。帝以俭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蛊事，不可以为妇姑，欲开冢离葬，俭因人自陈，密以死请，故事不行”（《南齐书·王俭传》）。这说明王俭对其母附从刘劭反对宋文帝显然有所同情和理解，而这一点正应该是他在《汉武故事》这样的神仙家著述当中，特地加入一大段汉武帝与戾太子之间治国理念冲突的重要原因。
《汉武故事》对武帝与戾太子之间两种治国理念和两条施政路线分歧的描写，是由戾太子“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这段文字展开的。虽然在他们之间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的事情，但西汉其他皇帝对身居储位的太子确实有过这样的看法。第一位皇帝是汉高祖刘邦，第二位皇帝是汉宣帝。整个昭帝以至宣帝两朝，尽管在某些具体施政措施上曾经略有调整，但总的方针路线都在一直坚定地执行武帝以来的内外国策，即“以霸王道杂之”的所谓“汉家制度”。在霍光主政的昭帝时期，甚至连汉武帝在所谓“轮台诏”中一度停罢的屯田轮台之事，亦“用桑弘羊前议”（《汉书·西域传》）而复行之。直到后来元帝继位以后，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这样的指导思想，纯用儒家理念治国，从而真正转向所谓“守文”之路。汉宣帝与元帝之间不同治国理念而导致的重大政治变化，更适合王俭将他们父子之间这种对比关系，移用为汉武帝和戾太子故事的原型。[原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原文长约7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