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读者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把《人面桃花》与《百年孤独》的“现实与梦境的交错”相比照。然而面对《人面桃花》这部作品，我们不能忽略其充满着蕴含灵思、奥秘而有承载着多种功能的语言元素，比如时刻出现的括号里的注释，在不断地冲击着阅读带来的虚无感。人，物，地，竟然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梅城，普济，并不是马孔多。光绪26年、民国3年，也不是百年孤独中那个虚幻的时间。
讲述这个百年孤独式的故事的，是一种近乎完美的叙事，让人一旦读起就难以放下。从小说一开始就制造的悬念，有的在漫长的叙事中缓缓解开，有的则隐隐约约地泄漏些蛛丝马迹，还有的悬念最终成为迷。而《人面桃花》的另一重大意义在于，它极大地冲击了人们对格非小说语言的风格化定型印象，一种古典与现代相融、文言与白话贯通的“文雅叙述”文体诞生了，这里的“文”是传统文言的“文”，“雅”则指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优雅叙述。汪曾棋曾经说“文白相亲、文白相融”，这种小说语言要与赵树理的民间白话文比较才显示出意义来，而格非的文与雅，不仅是对先锋作家们欧化文风的扬弃，更是对现代汉语书面语体的改造。格非的叙事转型在语言转换中，显示出了它的文学价值，即便这种转换留下不少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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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读者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把《人面桃花》与《百年孤独》的“现实与梦境的交错”相比照。然而面对《人面桃花》这部作品，我们不能忽略其充满着蕴含灵思、奥秘而有承载着多种功能的语言元素，比如时刻出现的括号里的注释，在不断地冲击着阅读带来的虚无感。人，物，地，竟然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梅城，普济，并不是马孔多。光绪26年、民国3年，也不是百年孤独中那个虚幻的时间。
讲述这个百年孤独式的故事的，是一种近乎完美的叙事，让人一旦读起就难以放下。从小说一开始就制造的悬念，有的在漫长的叙事中缓缓解开，有的则隐隐约约地泄漏些蛛丝马迹，还有的悬念最终成为迷。而《人面桃花》的另一重大意义在于，它极大地冲击了人们对格非小说语言的风格化定型印象，一种古典与现代相融、文言与白话贯通的“文雅叙述”文体诞生了，这里的“文”是传统文言的“文”，“雅”则指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优雅叙述。汪曾棋曾经说“文白相亲、文白相融”，这种小说语言要与赵树理的民间白话文比较才显示出意义来，而格非的文与雅，不仅是对先锋作家们欧化文风的扬弃，更是对现代汉语书面语体的改造。格非的叙事转型在语言转换中，显示出了它的文学价值，即便这种转换留下不少待解的问题，但我认为它依然是《人面桃花》给文坛带来的重大收获。从《褐色鸟群》到《迷舟》，格非的欧化语言在慢慢减退，他也在试图探索现代汉语叙事与传统文言结合的可能。
先锋小说的语言总的来说还是欧化“翻译文体”的汉化版，它的语言革命，事实上是相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历经大众化、群众化和口语化，并化雅为俗的现实主义文学语言才具有革命性意义，它在现代汉语写作书面化的叙述话语上做出贡献，但其叙事资源明显来自“翻译文体”的西方大师著作。稍有不同的是，格非和苏童的叙述语言有时会闪现出古典诗词的意境，相对而言，苏童偏向于将宋词婉约派的意象词进行叙述组合，营造出凄楚感伤的情感氛围，《妻妾成群》、《妇女生活》、《红粉》、《伤心的舞蹈》等小说不时可见这样的叙事图景。如果说苏童对古典诗词的借鉴侧重于叙事策略，那么，格非则对古典诗词有一份发自内心的认同，他较多采用唐诗意象，除了在乡村抒情叙事上营造出田园意境，《迷舟》、《风琴》、《背景》、《惚哨》等小说中有大量的诗性抒情的乡村意象，九十年代创作的《锦瑟》和《凉州词》更显示他对唐诗意境的偏爱，他似乎想借助小说叙事描绘出那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诗歌意境，他不只是将它视作一种叙事策略，而是蕴藉着一份遥深旨远的寄托，从中也可以看出《人面桃花》语言转型的一种内在脉络。
与其他先锋作家一样，格非小说语言的欧化“翻译文体”痕迹也有一个由浓转淡的过程，这是作家语言自觉意识的一种体现。格非早期创作中的语言，欧化痕迹最明显的是那种意象铺陈、繁复层叠的长句。
她的果色靴子交错斜提膝部微曲双腿棕色——咖啡色裤管的皱褶成沟状圆润的力从臀部下移使褶皱复原腰部浅红色——浅黄色的凹陷和胯部成锐角背部石榴红色的墙成板块状向左向右微抖身体处于舞蹈和僵直之间笨拙而又有弹性地起伏颠簸。
——《褐色鸟群》
我们再来看几段熟悉的文本：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
小溪流下去，绕山岨流，约三里便汇入茶峒大河。人若过溪越小山走去，则只一里路就到了茶峒城边。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廿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河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
——《边城》
这个地方的地名有点怪，叫庵赵庄。赵，是因为庄上大都姓赵。叫做庄，可是人家住得很分散，这里两三家，那里两三家。一出门，远远可以看到，走起来得走一会，因为没有大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田埂。庵，是因为有一个庵。庵叫苦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
——《受戒》
这些文段没有采用限制的视角，可以被称为一种不具现代性的“传统文体”，但事实上，这些小说的“叙述者”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熟捻一方水土的“文人雅士”，与唐宋散文、晚明小品的“文人叙述者”身份颇为相似，他们带着浓淡相宜的叙述语调言说乡土田园，十分具有汉语叙事的文化亲和力。而其叙事视角则是散点透视、移步换景的流动视角，开头都是先叙地理风情，一句一景由远景推至近景，人物总是最后才出现。这些小说的叙述语言，它是对文言散文传统的现代转换，文字都是现代白话，但句式、语调、气韵却是来自文言散文，显然，这种“文白相融”的叙述语言更接近汉语叙事的诗性。
《人面桃花》是对废名、沈从文、汪曾棋意义上的现代抒情小说传统的一次回归，也是对先锋小说欧化“翻译文体”的一次超越。格非的语言历险重返文言传统深处，一种融合古典诗词意境、文言散文笔法与现代汉语语态的新叙述语言出现了，诗、词、铭、记、志、史等多种古典叙事资源被整合到小说文本中，使小说产生了浓郁的诗性修辞特征。尽管从小说的叙事结构来看，《人面桃花》仍然沿用了不少格非先锋时期的创作技巧，比如“空缺”与“重复”叙述，但这些与90年代创作若显若隐的关联，却被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冲淡了。《人面桃花》的叙述风格与格非既往的小说语言相比，显然是焕然一新的语言历险，某种意义上，它是现代汉语写作对文言传统的一次创造性的深度转换。
正是麦收时分，庭院闲寂.寒食时插在门上的杨柳和松枝，已经被太阳晒得干瘪。石山边的一簇西府海棠，也已花败叶茂，落地的残花久未洒扫，被风吹得满地都是。
老虎和父亲是这一年四月离开普济的.柳树垂青，春草萋萋，村中的桃花正在怒放。宝珠说陆家的霉运枕是从当年陆老爷移种桃花开始的，它的颜色和奋味都有一股妖气。到了梦雨飘瓦，灵风息息的清明前后，连井水都有一股钳丝丝的桃花味。
每当黄昏来临，夕照移上西墙，将院墙上的茸草和葛藤衬得丁片火红，秀米就会从阁楼上下来，匿迹于酴架、竹林和柴房之间.院落庭阶未经除扫，过雨之后，满地腐叶堆积，到处都是绿茸茸的葬苔，色翠而静闲。
这几段文字是乍看过去，给人以熟悉的陌生之感，熟悉的是那些似曾相识的诗词意象:庭院闲寂、西府海棠、落地残花，柳树垂青、春草萎萎、梦雨飘瓦、灵风息息，夕照移墙、绿茸醉苔、色翠静闲。如此密集的四字诗词意象纷呈而至，似有繁复之感，但格非实际上是用现代汉语的叙述节奏进行调配组合，疏密有间且错落有致的句式变化，使每段文字都隐含着一种叙述的灵韵。与欧化“翻译文体”相比，这些段落的短句与长句交错搭配，具有音乐韵律的节奏感，比如第二段文字，开头第一句和第三句是长句，但中间一句则是四字短语一四字短语一中长句，这种长句与短句的搭配类似诗词平仄的节奏变化，细读后方能体味出其叙述上的韵律。最明显的变化是不再采用那种“多年以前……多年以后”的欧化叙事时间句式，这三段文字中各有一句时间标识句，但都采用汉语叙事的句式。
这三段文字是《人面桃花》叙述语言的一个缩影，类似的句子和段落在小说中随处可见，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格非对传统文言的创造性转换用心之精。这是格非语言转型的文化动力，也是一个极为浩大的文化工程。《人面桃花》只是作了一种探索性的尝试。
《人面桃花》还征用了多种古典叙事资源，比如自制的诗词、铭、记、志、史等传统文体，都被编织进小说文本中，形成一种互文的效果。在《人面桃花》中，一人物对话经常引用诗词典故，叙述中穿插革命党人张季元的日记和有关小说人物生平的历史注释，还有文言体的墓志铭、戏曲唱词等等，这些来自不同文类的文本错综交互，形成一种文本化的历史情境，一种历史化的互文性文本空间。格非对古典文体的征用，主要是为了营造与小说历史背景——辛亥革命前夕的江南乡绅仕族相近的历史文化氛围。格非试图还原出被人们遗忘和忽略的历史多元性、复杂性的初始情境，他从文化视角切入，以错综交互的互文性文本描绘出辛亥革命的“背景”和起源语境。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三日.大雨.在夏庄薛宅开会.下午商定《十杀令》.大致如下:
①有恒产超过四十亩以上者杀;②放高利货者杀;③朝廷官员有劣迹者杀;④妓女杀;⑤偷盗者杀;⑥有麻风、伤寒等传染病者杀;⑦虐待妇女、儿童、老人者杀;⑧缠足者杀;⑨贩卖人口者杀;⑩媒婆、神巫、和尚、道士皆杀.以上各款中，众人除第⑧条外均无异议.对第⑧条反对最烈者为王氏小和，他的理由是，普济、夏庄一带妇女缠足者不在少数。他自己的母亲、浑家、两个妹妹皆缠小足.后经众人再议，改为:自革命成功之日起，凡再有坡足者杀。
——张季元的日记
君幼孤，天资雄植，英秀独茂.性严简而尚调优之奇，爱廉贞而不构介独之操.始通诗礼，略观史传，即怀轨物之标，希旷代之业.故言不宿诺，行不苟从.率身克己，服道崇德.闺门穆穆如也，乡党‘愉均如也.至乃雄以济义，勇以存仁，贞以立事，毅以守节，独断于心，每若由己.实为时辈所高，而莫敢与伦也.
——丁树则自撰的墓志铭
〔沈小鹊( 1869-1933 )，又名喜鹊，兴化沈家巷大浦乡人.1902年移居普济.终身未嫁，二十四岁始识字，作诗计三百六十余首.诗法温、李，略涉庄禅;分寸合度，散朗多姿.有《灯灰集》行世.〕
——喜鸽的生平注释
这三段文字基本采用文言笔法，相当于传统叙事中的记、铭、史，是格非对古典文体的仿写。它们在小说里有利于还原出历史情境和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它们在小说中也承担着叙事功能，尤其是张季元的日记和叙事中插入的人物注释，而乡村秀才丁树则自撰的墓志铭只是具有类似孔乙己的反讽意义。张季元的日记是革命党人心路历程的一种坦露，革命的隐秘由此被揭示出来，革命和性、暴力纠缠盘织在一起。
小说中的人物注释往往是在叙事进程中穿插进去的，它原本属于补叙或预述的内容，但格非对传统叙事中的纪传体人物志进行仿写，为小说中的众多人物都加上生平注释。上面摘引的一条是描叙喜鹊向秀米学诗的经历时穿插进相关段落中的，简洁扼要的几十个字就交代了喜鹊的生平来历，它不仅与小说中喜鹊学诗的情景联系在一起，不会给人以突兀之感，而且人物注释本身也在交代喜鹊学诗之后的情节发展—“作诗计三百六十余首。诗法温、李，略涉庄禅;分寸合度，散朗多姿。有《灯灰集》行世。”有关喜鹊学诗的情况原本应在下文中交代，但格非采用高度浓缩性的人物注释写法，就剪去不少叙事上的枝蔓。在《人面桃花》中，格非对古典叙事文体的征用和转换，往往在形式和内容的契合点上进行叙事整合，从中可看出格非小说叙述的缜密细致。
然而，这种“文雅”叙述一旦在人物对话中出现时，过多的四字典故有时也给人堆砌铺陈之感。在格非小说中，《人面桃花》是人物对话最多的一部，但从整体上看，对话的书面语色彩过浓，过于文雅而且缺少变化，没有表现出人物的个性化特征。如在小说第二部分“花家舍”里，格非仍然延续这种对话风格，不仅缺少变化，而且这些“盗匪”全都是一幅文人雅调，就显得有些生硬。“花家舍”当家人王观澄这段话里，诗词用典过多，密集铺陈，反而成败笔。
王观澄对秀米道:“在外人看来，花家舍是个土匪窝，可依我之见，它却是真正的世外桃源。我在这里苦心孤诣，已近二十年，桑竹美池，涉步成趣;黄发垂髻，怡然自乐;春阳召我以烟景，秋霜遗我以菊蟹.舟摇轻，风飘吹衣，天地园融，四时无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沟然有尧舜之风.就连家家户户所晒到的阳光都一样多.每当春和景明，细雨如酥，桃李争艳之时，连蜜蜂都会迷了路。不过，我还是厌倦了几每天看着那白云出峋，飞鸟归果，忽然心有忧戚，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王观澄啊，王观澄，你这是干的什么事啊?我亲手建了花家舍，最后，又不得不亲手将它毁掉。”
作为一种语言转换的尝试，《人面桃花》的叙述语言确实具有突破性的创新，尤其是在对传统文言的创造性转换上，探索出一条新的路子，但这种探索难免留下些缺憾之处。与余华采用纯净的民间口语叙述《许三观卖血记》不同，格非在《人面桃花》中启用的是书面语体的典雅文言，从表达效果来看，余华的口语化叙述和人物对话更贴近主人公许三观的人物身份，而且被提纯到极致的民间口语本身具有一种源自生活的生命活力，它使《许三观卖血记》更接近一部历史提纯的民间生活寓言。而格非却是从另一种路径出发，他试图对传统文言进行现代转换，将其融化整合到现代汉语写作中，但这个任务显然太艰巨，其探索实验的叙事风险也较大。
余华说：“像我们这一代作家开始写作时，受影响最大的应该是翻译小说，古典文学影响不大，现代文学则更小。我一直认为，对中国新汉语的建设与发展的贡献首先应归功于那些翻译家们，他们在汉语与外语之间找到了一条中间道路，既用汉语传达了域外作品的神韵又同时丰富了汉语的表达性……”当代中国作家几乎都走在这样一个介乎被“欧化”的中文与被中文化的带翻译腔的“西文”之间的“中间道路”上。
语言不只是一种表达工具，它跟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密切相关，它记录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踪迹，成为延续历史与未来的血脉。如果说任何文化的特性都展示在自己的语言中，要认识一种文化，只能从语言出发，那么，保护语言其实就是保护文化，放弃母语其实意味着放弃自己的传统和历史，放弃自己赖以生存的文化基因。
格非的语言转换是他在十年转型期中摸索出来的，传统文化是其叙事历险的新的向度，格非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归种子的道路》中的一番道白可视作对这一历险的阐释:“T·S·爱略特曾说，我们所有的探寻的终结，将回到我们的出发地。卡彭铁尔在临终前亦留下了‘回到种子’的神秘遗言，马尔克斯的文学经历似乎也向我们勾勒出‘向外探寻’和‘向种子回归’的过程。然而，僵死的、一成不变的、纯粹的传统只是一个神话，因为现实本身就是传统的变异和延伸，我们既不能复制一个传统，实际也不可能回到它的母腹。回到种子，首先意味着创造，只有在不断的创造中，传统的精髓才能够在发展中得以存留，并被重新赋予生命”。然而，回归种子并不意味仅仅是回归传统，事实上，对格非而言，这一历程是双向掘进的，向外探寻汲取西方现代小说的叙事经验，与向种子回归回望中国传统的叙事资源，是一个在双向掘进中互相参照寻求文化确证的过程。
《人面桃花》只是格非叙事探索的一个起点，格非朝向未来的写作之旅还是一场未竟的探索。文言雅致与当代汉语写作这一命题将在格非今后的创作中获取它更为重大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