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书法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一种最具人气的艺术形式和文化传统，它具有最广泛的群众普及基础，也就是说，凡是能识汉字、用汉字的人都应该是书法的热衷者。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中华民族由来以久的核心价值观、审美观都会体现在这汉字的书写中。
书法与中国人的心灵
文/辛尘
距今一千五六百年前，书法艺术大师王羲之说：“夫书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书法是这么一种玄妙的技艺，不是通人志士，你怎能真正学会它呢？
千百年过去了，书法还是那么迷人、那么令人心醉！中国人在学它，韩国人、日本人在学它，甚至西洋人也在学它。然而，又有多少人“学能及之”呢？书法确实很玄妙啊！
真是不可思议。书法原本是中国人写字的一种技巧，何以会如此玄妙呢？西洋人也写字，何以他们的写字就不能如书法这般玄妙呢？
玄妙之技缘于玄妙之心。书法的玄妙缘于中国人玄妙的心灵。
这里所说的“中国人”，乃是指数千年中华文明史塑造起来的“民族之魂”，是由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独特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所造就的思想文化的总和。中国人的心灵是玄妙的，是西洋人或是近代以来受西洋文化影响的中国人难以理解的。一方面，中国人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直观——对具体事物的直接体验和领悟；另一方面，由此决定的中国人对自己的思维的独特的表述方式：不加演绎的直接结论——格言式的，或以具体事物作例证和比喻——暗示式的。因而，中国人的心灵以及心灵的抒说，最具体也最抽象，最直接也最隐晦，最清晰也最朦胧，最简约也最丰富。一切的具体、直接、清晰、简约，都由抽象、隐晦、朦胧、丰富而得到整合。这种整合贯通了天与地、灵与肉、可变与不变、须臾与永恒。因而它浑沌、博大、精深；因而它最富有象征意味，无所不及。既然它是直接具体的，故而可以不重实证；既然它是直观体悟的，故而可以不加分析。这就是中国人心灵的玄妙。这心灵是艺术化的：从日常实用，到玄思超脱，无不是艺术化的。
中国人叹惜人生之须臾，却追慕长江之无穷，以其对理想人格的不懈追求，来实现自己的永恒与不朽。这颗心灵自由翱翔，一方面，它是中国人的哲学，是阴阳，是仁义，是善恶，是分合，是进退。另一方面，它是中国人的艺术，是声外之音、希声之音的音乐；是象外之象、无形大象的绘画；是言外之意、不言之言的诗文。所谓“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哲学艺术化了，而艺术又在追寻形而上，的确，中国人所做的一切，原本就是艺术化的。
现在，我们不难理解书法何以玄妙了。从最最平常的实用文字书写，到中国人玄妙之心最典型、最集中的写照，自然而然，毫不勉强，以至我们无法分清实用文字书写与书法，以及前者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转化为后者的。书法是无声的音乐，是抽象的绘画，是造型的诗文，是中国人的哲学精神和人格精神的艺术形象，它怎么可以与普普通通的实用文字书写混为一谈呢？然而，它又确乎是普普通通的文字书写，只不过书法家在书写时所真正要表达的，欣赏者在观赏时所真正去体味的，绝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点画线条构成的文字，而是这些点画线条以及由此构成的文字所蕴含的一切思想文化背景，一切中国人独特的心灵体验。
所谓“语约义丰”。书法的艺术“语汇”可以说是再简约不过的了：点画线条及其汉字构架，提按顿挫的笔法，浓淡枯润的墨法，疏密分合的章法，如此而已。这种简约的形象，白纸黑字，最为清晰，最为具体，我们也最直接地在体验它。
但是，在中国人的眼里，点画线条形象被无限放大了，与天地、与禽兽、与人物、与人心同一了。因而，这简约的“语汇”获得了无限丰富的象征意味，甚至包容了整部中国思想文化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书法形象只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喻体、寓体、载体，它暗示着、象征着、承载着博大精深的书法意象；书法形象最适合用来表现书法意象，书法意象也确乎在书法形象中得到了充分的、完美的表述。将这种简约的书法形象与丰富的书法意象完美地统一起来，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到、才能体验到，至少可以说是中国人首先做到、首先体验到了。而一旦实现了这两极的统一，我们便能从小中见到大，由简见到深，有限便获得了无限的意义——这就是书法，这就是中国人的哲学的追求，这就是中国人的艺术的特质。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庄子则说“得鱼忘筌，得意忘言”。
书法映照着中国人的心灵，同时，它也塑造着中国人的心灵。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用心体味着书法，挚诚地谈论着书法，更重要的是，人们在书法中修炼自己，又在自我修炼中修炼书法。在修炼书法中修炼自我，不就是中国人重修养、谋求“内圣”的过程吗？在自我修炼中修炼书法，不就是中国人重有为、谋求“外王”的过程吗？“外王”必须“内圣”，“内圣”终究是为了“外王”，无论是入世的“知其不可而为之”，还是出世的“无为而无不为”，最终都落脚于一个“为”字，所不同的只是“内圣”的途径，“外王”的方式和指向。所以说，中国人的心灵成就了书法，书法也在成就着中国人的心灵、积淀着中国人的心灵；书法家写书法，欣赏者看书法，无非是无形的或有形的心灵对话。所以说，现今的中国人或西洋人，学习中国文化，最初接触到的可能就是书法——因为他们必须识汉字、写汉字；而随着对中国文化了解的增多，随着对中国人心灵理解的加深，他们对书法的认识也就愈多、愈深。要了解书法必须了解中国文化，而我们又可以通过了解书法来了解中国文化。
由此看来，书法形象与书法意象就是不可分的了。书法形象作为喻体，如果缺少它所要象征的东西，只能是干瘪的、无玄妙可言的；而书法意象如果离开了它所特有的物的“语汇”——书法形象——将会是什么呢，我们谁也不知道。
现今的一些书法理论家，借用西洋人的“解剖刀”，将书法形象与书法意象割裂开来。或者说，将书法艺术与中国人的心灵割裂开来加以考察。如果说，用这样的分析方法是为了加深我们对书法形象、书法意象的认识，以利于书法家们在书法创作中更好地将这二者统一起来，那确乎是可取的。但是，在这些书法理论家看来，分割的目的却是为了把书法形象从书法意象中“解救”出来——他们觉得，书法意象太虚了，太不可捉摸了，无法用西洋人的分析的眼光对它作精确的研究；而不可作精确研究的东西即是不可靠的或不科学的，于是，他们便将书法解剖开来 (那肉眼看不见的书法意象自然就被轻易地丢弃了），单单来考察书法形象，对这些“实”的东西作精确的剖析，然后再将这一堆“皮、肉、骨、血”拼接起来，凑成一个塑造书法形象的手段的体系。显然，这种以书法形象塑造手段的复杂化来取代书法精神内蕴的做法，与其说是要“解救”书法，莫不如说是要消灭书法。
换句话说，书法一旦丧失了它的玄妙之心，一旦变成“空皮囊”的纯粹制作技术，它便死灭了。因此，我们谈论书法，必须将“虚”的和“实”的有机结合起来，必须将书法形象与书法意象综合起来考察，进而将书法艺术与中国人的心灵作综合考察。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排斥分析的方法；正相反，我们认为，西洋人的分析法有助于我们更真切地讨论：书法家如何通过书法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或中国人的心灵体验；书法欣赏者又何以能够从书法形象中体味到中国人的心灵。其实这正是书法文化的“玄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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