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箫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班研究生
*来源：新史学二十七卷二期，二0一六年 六月
*“文化史”专栏编辑：覃延佳，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因篇幅有限有所删减，注释从略，如需援引，请参见原文）
（接上篇）
四、「展尽经纶在此山」──尹继善与栖霞行宫的修造
自文伯仁隐居以来，栖霞胜景在文人和僧众的合力塑造之下，呈现出多元而精彩的景观文化。自晚明直至清代前期，胜景的文化意蕴业已成型，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景观气质。如焦竑便说，「金陵名蓝三，牛首以山名，弘济以水名，兼山水之胜者，莫如栖霞，古高人胜流，率栖迹于此」，对栖霞的山水形胜予以肯定，并将之视为古来文人墨客放浪于此的重要原因。
巫仁恕、狄雅斯《游道――明清旅游文化》一书曾提及政治力的介入是旅游地景再现的重要媒介，然书中所提康、干南巡对于江南诸多文化景观的整形，可惜未能展开。以下两节将爬梳清中叶南京栖霞山被选为乾隆南巡行宫始末，探讨政治力量如何参与景观构建，又对景观文化造成何种形式与程度的改造。
自明代始，政治力量便参与了栖霞景观的外在形态与内在文化的建构过程。明代大量南都官员担任山中建筑或造像的赞助人，对胜景的保存功不可没，清初亦然。在楚云和尚恢复景观的过程中，便可看到地方下层乃至高级官员对他的支持和帮助，如上元县令于述统「为楚公法护，保卫名山」。又如两江总督于成龙，也为栖霞山的恢复提供了不少帮助。诚然，此类互动并不能严格称为政治力量的介入，因为地方官员与名山住持的交往本就是正常之举。但在关键环节上，官员也不会对山中大德心存姑息，如觉浪禅师操持摄山时，「是冬结制无相，禅衲云集，室不能容，江院王公阅师语录，至原道七论，谓不应称明太祖三字，遂坐师狱中，拟以大辟」，已经显现出政治权威的力量渗透。至于乾隆南巡时，情况更为明显。
南巡之于乾隆皇帝的重要性可以从他的一句话中看出：「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如果说濮德培(Peter C. Perdue)的《中国西进》(China Marches West)是对于康干时期西征内陆欧亚地区最为全面的研究的话，那么张勉治(Michael Chang)的《马背上的朝廷》(A Court on the Horse back)便是对南巡的极精深的解读。是书作者认为，在文化意义上，乾隆南巡是对江南文化圈的一次有力冲击，重塑了自晚明以来沉淀并成熟的江南文化。当然，这样的再造过程极其复杂，又往往是多种力量结合的成果。如乾隆一方面透过南巡而亲临江南，以起震慑之效；另一方面或透过自己、或透过地方官员赞助江南文人，以寻得宫廷文化的在地化发展。本节先爬梳两江总督尹继善对栖霞景观的重整再造，以为下节细致地探讨政治力量对景观文化的介入。
尹继善，字符长，号望山，章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尹泰之子。为清代前中期著名政治人物，颇受乾隆赏识。尹继善一生四任两江总督，首任时不过三十岁，人呼之「小尹」。而在他坐镇江南期间，至为重要的一件工作，就是筹划乾隆的南巡。
尹继善任官南京时最为交好者当推袁枚。两人有师生之谊，文化趣味亦雷同，多雅集唱和。身为南京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尹继善是袁枚最为重要的赞助者，袁枚在江南地区的活跃在很大程度上仰赖尹继善的庇护，以致袁枚赠尹诗中有「半世因缘半世恩」之语。尹继善诗集中共录诗千余首，与袁枚唱和者便近十分之一，两人关系可见一斑。尹继善操持南巡，尤其是准备栖霞行宫的过程，便可从袁枚的诗文记述窥见端倪。
在南巡诸多事宜中，驻跸行宫的准备是相当重要的一项工作。康熙南巡南京时驻跸城中江宁织造府，乾隆首次南巡时亦驻跸于此。然而或许是因为此地处闹市之中，皇帝驻跸有扰民之嫌，亦难以保障治安，需另择佳处以备接驾。尹继善与袁枚私交甚笃，首先想到的便是央请他帮忙。其时袁枚于城中小仓山的山居――随园已经初具规模，因此尹继善有意将之征用，改造为乾隆行宫，一方面省却新建之虞，另一方面亦顺水人情，希望帮助袁重获赏识。然而此番好意却遭袁枚婉拒，由其〈上尹制府书〉中可知细节，兹不赘述。在征用随园不得之下，尹继善再重觅行宫适合之所，并将目光转向了栖霞山。
尹继善之所以选择摄山作为南巡行宫所在，缘于袁枚的大加赞赏。袁枚游览栖霞，喜爱其清幽景致，遂向尹继善推荐。栖霞离城较远，不易受人侵扰，方便大兴土木，想必乾隆亦会喜爱山中的清幽景致，因此尹继善决定在栖霞山建造行宫以备皇帝临幸。但在这之前，他要先征求皇帝的意见。
尹继善的几封奏折反映了这位封疆大吏央请皇帝南巡的过程。先是乾隆二十年(1755)三月初九，其时帝国西北军务顺利，尹继善在上摺恭贺之外，向乾隆提出了再次南巡的请求。此时距离乾隆首次南巡已近5年，然皇帝本人还未拿定主意，针对尹继善的奏折，他回覆道：「此正所谓成事不说。然嫌太早矣。」前半句为针对尹继善对于西北军务的溢美之辞，后半句则是就南巡事尚未作出决定。然而三个月后，尹继善再次上奏，此时乾隆已决定再次南巡，并对尹继善的〈奏请圣驾再举南巡之典摺〉批道：「知道了。该部知道。」皇帝首肯以后，尹继善便就南巡细节向皇帝征询意见，其中至为重要者，即是关于行宫的筹备。在〈奏为圣主南巡查看各处行宫摺〉中，尹继善奏道：
此番重荷南巡，必得细加探讨。臣于四月内……与抚臣庄有恭查看各处行宫，凡有名胜地方，逐一亲行……又闻上元之栖霞山素最著名，随亲往细看。岩壑幽深，松柏古茂，处处巉崖峭壁……其间名园古迹甚多……窃以此山最为绝胜之区，不特钟阜鸡鸣未足与比，即较之支硎邓尉，亦觉不同。计距江宁省城不过四十里，去龙潭尤近，臣已亲为指点，与抚臣详悉相商，一并酌量兴修，以备省览，并亦不甚费事，其余各处旧有工程，恪遵谕旨，稍加葺治，总期妥适，不致过于华靡……俟秋汛一过，准臣驰驿进京，跪请圣主训示，并将名胜各处详细绘图面呈睿鉴。
尹继善对栖霞山推崇备至，实与明代以来栖霞景观的逐渐成长直至成熟密切相关。对于营建栖霞行宫事，皇帝在听了尹继善的介绍以后并无异议，还特地关照尹继善不用担心经费问题。如此一来，尹继善便可在栖霞山大张旗鼓地营造南巡行宫了。
尹继善在修缮行宫之前，免不了事先调查山中情况，事实上，此番走访相当辛苦。尹继善在自己的诗文中不时叙述行走栖霞山的艰辛，如：「为寻绝壁摄行衣」、「路遇迷津可问僧」、「屈指三年数往还，此间谁说是人间」等，足见尹继善对此事的重视。
从袁枚的诗文中亦可管窥尹继善修缮栖霞行宫的工程细节。先有诗曰：「引来瀑布分三处，陡辟奇峰远一层。元老独操风月主，群公齐献匠心能。」此处所指齐献匠心的群公，显然是尹继善为行宫修缮工程找来的帮手。如袁枚〈汪君楷亭墓志铭〉便记述了其中一位工程督造人员汪孟翊：
乾隆二十二年(1757)，天子南巡，两江总督尹文端公命君佐其族敬亭公办治栖霞。君准《考工》之古经，权将作之大匠。揆星置槷，虑事量功……乘舆三至，君三供张，天子有文绮荷囊之赐，远迩荣之。一时从官，傱傱捧手。
此外亦有南京周边地区的地方官，在修缮行宫事上充当尹继善的助手，为其出谋划策。如袁枚说道：「所用朱龙鉴、庄经畬、潘涵等州县官，皆一时名士。」尹继善则有诗作〈途次庐州与刘石庵学使相晤出游摄山诗就正，别后于桐城道中即用前韵奉寄〉，显示二人就修缮行宫事，书信往来频繁。
尹继善修缮栖霞行宫工程主要分为3个部分，其一为新造建筑，其二为剔刮岩壁，其三则是疏凿引水。第一点自不待言，修缮行宫必然大兴土木，袁枚提到：「尹公三次迎銮，幽居庵、紫峰阁诸奇峰，皆从地底搜出，刷沙去土，至三四丈之深。」而为了修造建筑，「高者斤削为栋梁，脆者填灶为柴桑」，犹见山中树木也遭了殃。第二点亦容易理解，栖霞山在经历了清初的破败以后，诸多诗文题刻重为植物泥土所遮掩，因此抹拭剔刮，使这些人文遗迹重见天日也是应有之举，如赵翼记载道：「昔贤舍宅处，遗迹芜已久。近时尹相公，宝始剔岩薮……顿使灵境开，快得未曾有。」相较而言，第三点让人稍存疑问。
栖霞胜景虽是南京城郊中不可多得的自然景观，然有一缺点，即缺水。时人对此皆有所了解，如赵翼说：「惜哉少山泉，一池仅盈掬。安得瀑布飞，涧流亦不续。譬如好颜面，只欠秋波渌。」尹继善自己也提到：「摄山林壑总堪娱，只少泉飞碧涧隅。」即使是有水之处，「淆之不浊澄不清，妍及媸因鉴者呈」，水质亦不佳。因此，尹继善当务之急便是理「水」，其做法是新开与疏导并用。新开者，如在行宫门口挖掘的两方池水，「嫌摄山水少，故于寺门外开两湖，题曰彩虹、明镜」；疏导者，如贯通山中珍珠泉水，「摄山珍珠泉，晶莹上出，半亩澄清，为前督臣尹继善所疏，剔然较玉泉之趵突，山根荡漾成湖。其傍小泉淙渍而出者，不啻万数，实不可同年语也」。如此良苦用心，果然「补水」效果卓著。经过三年间一系列的装潢修饰、大兴土木，栖霞景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并为圣驾临幸做好了准备。果然，乾隆皇帝一驻跸，便对尹继善之于栖霞山的经营非常满意，「果然圣主銮舆到，一游一豫天颜笑」，对此，与尹私交甚笃的袁枚不免调笑道：「尚书抱负何曾展？展尽经纶在此山。」
尹继善开发栖霞景观，非但乾隆无比满意，地方士人亦交口称赞。如袁枚便给自己的随园居所别取「小栖霞」之名，还央尹继善题匾。只是尹继善于乾隆二十二年的修缮摄山并非一劳永逸之举，在往后乾隆的数次南巡间隙中，尹继善多有增补，改造山中不甚满意的景观。乾隆就回忆道：「昔游此山时，尹继善以未尽其美，有驰驿观山之喻。予则以为深惬，宿怀不留意于物。至今犹每追忆其言云。」具体而言，尹继善此后的修补主要针对个别景观的细微修饰和改造，如「引白鹿泉水于春雨山房前，停蓄为池」便是他的得意之作，并写下诗句：「尽鬭新奇夸未有，莫将穿凿当精能。清泉汨汨须疏引，指点源流示郡丞。」乾隆也对此殊为满意：「笑指绕阶一溪水，三年前此座中清。」此外，尹继善又开拓、重整现存景观，如他先于紫峰阁后搜得一小泉，尔后却发现紫峰阁建筑过于高大，挡住了山中景致，使观者视野受限，无法远眺中峰，因此决定直接撤毁建筑、「并开新池」，使「好山无碍峰全现，碧沼新开水更深」。如他所说，「新搜胜迹更无穷，不数甘泉出汉宫。灵沼乍开高阁后，清流徐引小桥东。近同白鹿源相接，远有桃花涧可通」，可见他对整修的效果相当满意，而其对栖霞行宫的后续经营也可见一斑。
尹继善对栖霞行宫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与热忱，可从他的诗文记叙中窥见。若有外地官员到访南京，他总是带他们游览摄山。即使自己未能随往，若听闻他人自行前往，他亦欣喜若狂，赋诗见赠。又栖霞旁即是渡江北上的码头所在，他每每在设宴送别时，诗酒唱和，诗文互动中常忆起往昔共同登览栖霞胜景的乐事。而独处时，尹继善亦常想起经营摄山的过程而唏嘘不已，甚至他高升进京任官之前，在南京所作的最后一首诗，也是关于栖霞山，题名〈别摄山〉，他写道：「鞭丝又指石城楼，何日招携拟再游。送友无端添别绪，辞山也觉动离愁。闲云转眼迎新客，红叶回头隔远洲。野老不知忙底事，笑看小队逐前驺。」诗文悲怆不舍，似老友分别，不知何时再见。后来他在北京四处登临胜概，却每每「睹景思景」，难忘栖霞，「犹忆栖霞寺，云根响活泉。虽忙心落落，有梦路绵绵」。而到了日后有机会回到南京，他更是一定要再到摄山看看，「又从翠壁开生面，总觉名山是故人……那堪过客分新旧，往事低徊一怆神」。其对栖霞山浓烈的情怀和眷恋，几乎伴随了他的后半余生。
五、皇帝驾临──栖霞景观文化的嬗变与成型
针对栖霞山中大兴土木，营建乾隆南巡行宫之事，蒋士铨评论道：「岂惟失秀灵，面目亦全改。」表明栖霞景观经此一役，不仅在物理意义上面目全非，在文化意义上也遭到了大幅度的重塑。栖霞景观所具备之秀灵、幽栖、高渺和僻静的景观气质在此被澈底颠覆，政治力量的强势介入使其文化意蕴为之大变。
乾隆皇帝6次南巡，六至栖霞山，除却首次未多停留外，其余5次皆驻跸于此。南京地区共有2座行宫，一在城中，改造自江宁织造府，称江宁行宫，另一即为栖霞行宫。相较而言，乾隆更多将前者作为办公场地，如旌奖百姓，接见大臣、外国使者等，而将后者作为真正休息停留之所。因而在所有南京胜景中，乾隆于栖霞停留时间最长，对栖霞的了解亦最深入，栖霞行宫的修造也更需迎合其个人的文化品味，胜景因此沾染上更多皇家印记。
▲乾隆
乾隆皇帝在栖霞山中的活动具备数个鲜明特色，首先是明显侧重某些活动空间。乾隆驻跸期间主要活动在西岭，甚少出现在东岭，而中峰也仅仅为了登顶才偶然前往。他往往遵循固定路线，除却位于西岭的行宫以外，他频繁造访离行宫不远的彩虹明镜、幽居庵、德云庵、万松山房、叠浪岩与珍珠泉，以及离行宫较远而位于东岭的紫峰阁、直通中峰的天开岩与中峰畔的玲峰池。这些景观被皇帝评为「栖霞十景」，留下了大量的诗文记述。其中，有7个景观分布在西岭，惟一在东岭的紫峰阁，则因阻挡眺望中峰的视线而为尹继善所拆除。对于分散在东峰的景点古迹，乾隆几乎没有什么了解。接替尹继善任两江总督的萨载便有奏折，言：
窃臣萨载于上年查勘栖霞工程，行至千佛岭以东，见石壁所刻隶书「白乳泉试茶亭」六字。臣等考之《江宁府志》，摄山中峰上天开岩为明征君故宅，宅后有白乳泉；又检阅明人盛时泰《摄山志》，白乳泉在栖霞寺千佛岭下，昔有伐木，见石壁上刻隶书六字，曰：「白乳泉试茶亭。」不知得名所自。又考唐人皇甫冉有〈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诗，黄居中有〈试茶亭〉诗。复阅盛时泰《金陵泉品》，有〈白乳泉赞〉，是白乳泉之名，由来已久。今于其地构数椽，恭恳圣驾临幸栖霞时，顺道片时憩息，俾前人陈迹得邀睿览，山泽生辉，荣幸无极。臣等谨缮摺具奏，并将皇甫冉、黄居中、盛时泰诗、赞各一首另缮恭呈御览，奏入报闻。
白乳泉是摄山著名景点，自明中期起便由盛时泰发掘成为山中的文雅之所，声名渐起。可在萨载上奏以后，乾隆才在第5次南巡时首度前往位于东岭的著名景点白乳泉。由此可见不论是皇帝抑或在地官员，对栖霞山过往的历史文化都相当陌生。此前，对于栖霞山的开发多在东岭及中峰，西岭相对较少，这亦可能是尹继善于此修建行宫的原因。也许乾隆并非有意避开东岭景观，实是地方官员出于安全及日常维护之考虑，而对乾隆的驻跸场所以及登览行程所作之细致规划。然无论如何，因为皇帝的驻跸，栖霞景观的空间格局已然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传统景观和新造景观呈现出划山而治的面貌。
活动空间的分配不均，导致乾隆皇帝甚少踏访栖霞山的传统景观。换句话说，驻跸栖霞的乾隆对此一地景自中晚明形成以至清中叶成熟的胜景文化几不涉及，前述白乳泉便是一例。就文人文化而言，清初张怡曾选栖霞山中20景，明显继承了自晚明以来形成的文人意趣。对比乾隆5次驻跸所题写的地景，不难发现张怡作为文人文化代言人所评选的地景，与乾隆皇帝作为皇家文化塑造人所踏访者，几乎没有重叠之处。除却文人文化以外，栖霞景观文化另一重要的组成部分——佛教文化，亦在皇帝驻跸以后遭到淡化。如栖霞传统胜景之一的千佛岩，乾隆只在与沈德潜的和诗中惟一一次提及。乾隆曾前往栖霞寺拈香，寺后即为千佛岩，他理应知晓千佛岩的存在，但他六临摄山，竟无一次到访，甚为奇怪。
乾隆的驻跸造成业已成熟定型的景观文化遭到整形。一方面，皇帝的频繁登临，赋予这些新造景点作为栖霞景观文化代表的合法性，而大量的诗文、匾额的创作则不断重申此合法性，将其强硬植入名胜的文化元素，从而改变了后人的景观记忆。相较而言，栖霞山中的传统景观则几未获乾隆临幸，导致后世志书、诗文中很难看见其身影，犹见栖霞山文人文化、佛教文化的特质遭到稀释和淡化。另一方面，乾隆有意改造栖霞山传统景点的文化内涵，如纱帽峰即是一例。先是，在千佛岩顶有一石，状若乌纱帽，山中人遂戏称为「纱帽峰」，然而乾隆却嫌此名称粗俗，所谓「嫌其近俚。适和沈德潜诗，得句云：久闻摄山名，秀如玉而冠，即以易之」，遂改名为气魄雄伟的「玉冠峰」。又有德云庵、幽居庵本为佛教庵堂，此时却变为皇帝休憩歇脚处，位列栖霞十景。由后世大量诗文可知，这些景观的佛教文化遭到破坏。与之类似的还有六朝松，此景观被皇家政治势力强势介入的程度更深。
栖霞山的古树与山石齐名，皆为山中颇具神韵的景观，明代即已广为人知。楚云和尚与张怡回忆晚明山中盛况时就曾言：「闻昔年古柏长松，隆然森列，绿阴蒙翳，亏蔽日月，公子王孙，欢游畅适之地。」然至清初遭人大量砍伐，所谓「旧多古松，芟刈殆尽，今六朝松只存一矣」。其后因清廷制造战舰之需，更几乎被砍伐一空，所幸有竺庵和尚据理力争才幸免于难。其中最为醒目者体量巨大，「围抱三两人，过者悚然敬」。而六朝松又别具文化象征意涵，相传其为「梁武帝手植，黛色苍皮，亭亭如盖，虬干擎张，悬空飞翠」，因此得到了历代文士的吟咏，如楚云和尚便称：「孤松传六代，古色掩群芳。」保培基更将其比作高人隐士，倪嘉庆则在咏古以外赋予其遗民情怀：「千年风物今谁在，一望霜楸更可哀。封禅不来栖隐处，嬴秦名号莫相猜。」可见六朝松所承载之高渺、清远意涵早已为人所共识。然而在乾隆驻跸期间，六朝松景观则被赋予了别样的意涵。
先是，竺庵禅师保全山中植被时，其徒楚云和尚种下千株松树，从而成就了尹继善「万松山房」的景观建设。乾隆皇帝临幸此景时，为松涛澎湃所震撼，便咏诗云：「由来无不可，仿佛在田盘。」所谓「田盘」，指的是号称「京东第一山」的天津盘山。山中有万松寺，为盘山十六景之一。乾隆皇帝对盘山钟爱有加，此处以栖霞比之，一方面彰显了皇帝对金陵名胜的青睐，另一方面也可以解读为宫廷文化对江南景观文化的渗入。其后，皇帝发觉万松山房旁有9株六朝老松，形态各异，古劲苍虬，尤其引人注目，遂赐其名曰「九株松」。至于为何名此，沈德潜在〈九株松〉中介绍了称谓的来历：「崖畔攒古松，青青六朝色……谓如古大臣，立朝正而直……在廷九老会，准此为标格。」由此可知，乾隆之所以赐名「九株松」，实是在用「九老会」之典。所谓「九老会」，本指唐代白居易、胡杲、吉旼等9人因不满朝政，结社于洛阳龙门寺，称「香山九老」。乾隆用「九老」喻九株松，所谓「摄山拟作香山唤，九老居然会会昌」，应是仅取典故的字面含义，而不涉及其中「不满朝政」的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典故的意涵断章取义。而后，他更进一步为景观印上宫廷文化的印记，将沈德潜目为「九老」之一：「沈亦九之一，祝嘏沐恩赐。」之所以如此，乃因「辛巳，恭逢皇太后七旬大庆，集王朝诸王、文武及致仕大臣年七十以上者，为九老，凡三班绘成图，德潜即致仕中一也」，即沈德潜曾位列为太后祝寿之老臣行列。沈能够得到乾隆垂爱，是其文学主张与皇帝的审美趣味相契合。他主张「格调说」，强调作诗需「温柔敦厚」，并力倡诗文之「设教邦国」之效，因之颇受宠爱，成为当朝的御用文人，皇帝甚至屈尊亲为他的诗集作序。乾隆信手拈来，巧妙地古典今用，却深刻地改变了景观的含义。栖霞六朝松本是承载南京六朝的文化，依托「金陵怀古」的文化母题，在历代为文人吟咏，成为隐逸、高洁的象征，更在易代之际被附加上遗民情怀。然而因为皇帝南巡，此一具备相当固定文化内涵的景观颇为吊诡地与御用文人产生联系，成为当朝重臣受宠的在地标签。六朝松作为政治力量介入景观文化的典型，足见介入力度与深度，景观文化遭到了篡改，胜景意涵大为不同。
乾隆南巡驻跸摄山，因为活动区域的侧重造成了胜景已经成熟的文人、佛教文化遭到淡化，而「平地起高楼」地改造景观空间格局的做法，则为旧日较为人所忽视的摄山西岭，烙上宫廷文化的浓墨重彩；同时，也改写了胜景传统景观的文化基调。驻跸于此的皇帝以幽微的手法对景观文化内涵覆写重诠，渐次将之统合收编。天恩临幸导致了政治力量介入胜景的历史记忆塑造，景观旧日的文化属性遭压抑，皇家文化品味浓郁的历史记忆则逐步养成。前述诗文、图绘及胜景专志是保存文化景观历史记忆的重要媒介，在这3个层面，皆可看见历史记忆遭扭曲的痕迹。
乾隆驻跸栖霞，所创作的第1首诗便对文化景观做出了总体定性：「第一金陵明秀山，所欣初遇足空前。」皇帝如此盛赞，自然确立了日后景观文化发展的基调。在此以后，游历摄山的文士多半提及乾隆临幸，言语中充满了对皇帝南巡和栖霞行宫的好奇和崇敬。如蔡新有诗云：「闻道栖霞胜，来从白下游……銮舆经驻跸，竹里见行营。树作千年色，山留万岁声。层台邀月影，高阁畅风情。睿藻挥毫处，祥云片片生。」吴嵩梁亦云：「紫峯阁在白云边，恭奉宸游已卅年。四虎听经留废塔，六龙扈跸涌飞泉。离宫深锁花如海，上相亲栽树插天。」因为行宫不会对大众开放，来此游历的文士也只得隔栏张望，透过参天大树和遍地花海来想象行宫的华丽和繁盛。当然他们对行宫的憧憬也不是没有依据，因为从内务府的档案来看，在乾隆第6次也是最后一次南巡以后，乾隆五十四年(1789)造办处仍为栖霞行宫配备文房用品，更不用说之前的几十年，行宫中已积攒了多少奇珍异宝和雅样文玩。
乾隆南巡之后，栖霞景观在时人心目中的形象产生了变化，已经不仅仅是一座有山有水的佛教名山了，所谓「今士大夫每过江表，必诣栖霞，作竟日游览，非仅禅家登讲坛，挥麈尾，仅传栖诵芳躅而已」。此后往来的文士们对于栖霞的想象充满了对皇家气派的向往和拜服，皇帝驻跸对景观文化内涵的改造也可以在他们的诗歌中体现出来。孤僻、高洁的九株松在文士眼中已经被宫廷文化澈底收编，灵动、雅致的白鹿泉也变成了皇帝南巡体察民间疾苦的表现：「泉以白鹿名，其水无尘滓。岁久泉脉淤，未下淸流驶。前因建离宫，踈濬白云里。安得引下方，溉田编乡里。旱岁可无忧，一俾农人喜。」除却文人诗文体现政治力量的渗透以外，佛教文化亦在盛清以后渐次衰微，遭到强势宫廷文化的压抑。这从袁枚之于墨禅上人的记载中能够体现。袁枚初识墨禅时，他还不过是个七岁的小沙弥，其时山中杳无人烟，所谓「山最幽僻，游者绝稀，惟扬州商人构静室数间，春秋一到而已」。可是自从尹继善修建行宫以备圣驾之后，山中景致形貌大改，对摄山佛教冲击很大。墨禅上人也在接驾以后，随銮舆入京，逾十余载方归。再与袁枚相见时，墨禅颇为怆然，诗文中透露郁郁寡欢之意味，一年后便去世了。墨禅上人见证了栖霞景观由极冷清到极热闹的巨大转折，他的黯然逝去也许可以视为栖霞佛教文化在政治力冲击之下的写照。后人的记载也体现出，栖霞佛教在经历了清初的短暂复甦以后，有清一代再无高僧大德出现，而此过程的转折点，便是盛清时代乾隆皇帝的南巡驻跸。
乾隆皇帝是爱画之人，正如他自己所说：「诗句已多图静赏，景光其奈每牵情。」相对于诗文，图绘是景观文化更充分与直观的载体。乾隆南巡期间，一直随身携带明代表现栖霞胜景的精品，如文伯仁《金陵十八景图》之〈栖霞胜概〉与张宏〈栖霞山图〉，可见皇帝对于此两幅文人画的喜爱。然而考察乾隆于画上的题诗，便能体会到他对两画所承载之景观文化的个人态度。在文伯仁画上，乾隆题有「不必隐人频道古，合称是我贮诗巢」，在张宏画上则题有「松籁堵波率依旧，微嫌池馆较他增」，在一调一笑之间，乾隆否定了文人文化景观中最为重要的两个面向——隐逸和旅游，皇帝的定论若此削弱了晚明以来文人文化的景观记忆。乾隆对景观图绘心有不满，遂命人重绘。袁枚有诗〈钱稼轩少司空奉命栖霞画山过访随园〉，记载了钱陈群应召前往绘图之事。当时应皇帝之令绘制摄山者，最为著名的当属钱维城所绘的〈栖霞全图〉。该画笔法精美，细致表现了皇帝所选之栖霞十景，为钱维城精心表现栖霞风光的恭奉之作，宫廷文化对文化景观的渗入于斯可见。
除却宫廷画家的直接表现，此外尚有一类侧面表现南巡的图绘可见政治力量的介入，亦足见景观历史记忆的变迁态势。乾隆二十三年(1758)，在皇帝第2次南巡满意而归以后，尹继善如释重负，邀人雅集摄山。是次雅集以尹继善和袁枚作为主角，雅酌倡和，诗酒风流，著名画家王玖绘图留念，图绘首卷存桐城派巨匠姚鼐题引首：「政暇清赏，尹文端公与客游摄山图，门生姚鼐题。」后纸有袁枚、尹继善、沈德潜、钱陈群、吴鼒、陈鸿寿、卢见曾、孙星衍等21人书诗文及跋尾。雅集堪称云集了其时南京政界、文化界的诸多名流。此图绘随后留在尹继善府上，后由其子尹庆保收藏，并不断捧出央人品题，图卷次卷遂题满乾嘉间19人的和诗。与王玖绘图相似者尚有陆灿〈为穆大展绘摄山玩松图卷〉，此图后同样留下了大量的文士题跋，粗略考察题跋作者，便有沈德潜、陈宏谋、钱陈群、汪志伊、王鸣盛等，不难推见雅集浓郁的政治色彩。针对此类书画上题跋的功能，乾隆曾经评价道：「偶然题句书空白，亦似镌崖以日增。」意即画上的题跋就像连续刻写的划痕，新者纍加于旧者之上却不掩盖，而整体的内涵则愈发丰富复杂。一幅绘画作品纵使本来并无太多意指，然附着其后的题跋却有此功能，使作品承载的文化意涵不断堆积。以上两图为例，政治身分惹眼的文士大量题跋，无形中改变了图绘的文化含义，相应亦形塑政治意涵明显的历史记忆。
景观专志是保存文化景观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对于栖霞山来说亦不例外。后世文人往往将之视为景观的旅游导览，如汪学金说道：「我读摄山志，奇境悉幽窈。到来惬目赏，一一辨林篠。」笔者细致梳理了栖霞景观专志的传抄和相互借鉴关系(见图1)，下文综述之。
史籍中对于明清时期的栖霞专志数目及作者身分多语焉不详，本文则认为，明清时期有关栖霞山(寺)的专志共有6部，3部编纂于明代，3部编纂于清代，分别是明代寺僧可浩编《栖霞寺志》2卷，文伯仁、金銮编《摄山栖霞寺志》3卷，盛时泰编《栖霞小志》1卷；清代张怡编《摄山志略》6卷，楚云上人编《摄山志》8卷，陈毅编《摄山志》8卷。除却清代最后一本专志――集大成的陈毅《摄山志》，之前的专志显然分为两个系统，即文人系统与僧人系统。具体而言，明代文伯仁、金銮编《摄山栖霞寺志》，盛时泰编《栖霞小志》与清代张怡编《摄山志略》为文人主导的景观专志，专志内容亦多文人色彩，收录大量诗文、游记、题刻等；而明僧可浩编《栖霞寺志》和清楚云上人编《摄山志》则属于僧人主导之专志，着重于山中佛教沿革，亦多收录历代高僧偈语。直至清乾隆南巡以后，本地文人陈毅受地方官员要求，再编《摄山志》。该志收纳了前述两种专志的文类色彩，最为鲜明的特点为加入乾隆南巡过程中，关于栖霞山的大量题咏诗文，导致皇帝个人的著述占据总体篇幅一半以上。编者陈毅在专志凡例中便提到，皇帝的驾临是地方臣民的万幸，而栖霞景观也因为皇帝驻跸成为「振宗风而化道俗」的「东南第一名胜」，由此可见景观志浓郁的政治意味。考察明清时期栖霞景观的专志沿革，不难发现其与诗文、图绘表现出了相类似的趋势，即政治力的强势介入之下，皇家文化，或曰宫廷文化对景观原先的文化特质――文人文化与佛教文化以睥睨之势加以收编，景观的历史记忆亦遭重塑。
尹继善对栖霞山的重整与乾隆皇帝的临幸驻跸对栖霞山的胜景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景观的文化气质遭遇篡改，历史记忆亦发生扭曲。乾隆的在场改造了文化景观的空间布局和文化气质，而在政治力量进驻景观文化以后，更透过新一轮的诗文创作、图绘表现和专志编纂生产了栖霞胜景的文化记忆素材。在这个意义上，此类「文化表演」承担了相当的「仪式」功能，彰显的是帝国的权威，文化景观则作为「帝国工程」(imperial project)成了皇权的在地表征。胜景品评、增补建筑、题写诗文，虽皆沿袭了文人文化的主流实践模式，却是异族皇帝巧妙利用文人文化的载体，复刻重绘地景的文化意涵。尽管手法幽微，效果却相当显著。大量文士在乾隆南巡以后游览栖霞，创作的诗文游记中对于天恩的想象充斥纸端，对于行宫的好奇亦毫不掩饰；而在图绘范畴中，从文伯仁强调隐逸的〈摄山白鹿泉菴图〉，到吴彬对栖霞佛教文化致敬的〈五百罗汉图卷〉和明末旅游文化大潮之中的栖霞版画，直至盛清时代宫廷画家所绘《栖霞十景图册》，直观呈现政治力量进驻栖霞景观的过程；而陈毅所编纂《摄山志》更是政治意味极强的胜景专志，仅乾隆一人的题诗便占据全志一半的篇幅。自明中叶至于盛清，栖霞山的景观文化在文人、僧众以后，经由皇帝本人的参与，终于得以定型。胜景意涵虽非绝然断裂，却在多重力量的合塑之下，呈现出饶有兴味的嬗变过程。
六、代结语
本文考察了栖霞山从明中叶到清中期景观文化的发展、嬗变与成型过程，不同势力的介入如何形塑了景观的外在表征与内在意涵，景观又如何反过来承担并参与相关历史场景的塑造与呈现。栖霞山在明初备受尊崇，却在迁都以后经历了持续的衰败。明中期以来，因为地方仕宦与高僧大德的锐意复兴，栖霞山重新成为南都名胜，景观文化愈加丰富立体。至于清初，前朝遗民多咏啸山间，景观成为故国情结的承载之所。尔后因为乾隆南巡的契机，栖霞山为两江总督尹继善相中为行宫所在，遂完成了景观外在形态和内在意涵的又一次嬗变。以此，本文认为文化景观是考察明清城市文化的重要视窗，「景观研究」亦是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可行路径。进言之，此一景观文化的成型脉络，对于我们理解明清南京城市史是否有更多裨益？
明代南京的城市气质具备极强的政治属性，近年来费丝言、罗晓翔在此耕耘尤深。费丝言的专著提倡「朝代聚焦」的城市史研究视角，关注特定王朝政策对于城市发展的深刻影响。她认为明中期的南京存在从「国家」到「地方」的视角转换过程，并在城市规划、财政政策、文化想象与地方认同等多方面留下痕迹。罗晓翔亦关注明初建都对有明一代南京城市规划产生的巨大的影响，亦因之产生明中期以来对城市定位的调整。然而此类视角并未回答的问题，即如何理解清代，尤其是清初的南京？满清治下的城市发展轨迹与明代有何不同？过去学者认为，清初百年南京的发展，彰显了城市由政治中心转变为经济中心。笔者以为，此一论断有欠全面，因为十八世纪的南京在经济恢复、文化复甦的过程中，政治力量的参与程度依旧明显，本文所论宫廷文化介入栖霞景观文化塑造即为典型例子。清初朝廷制定之书籍、艺术或科举等文化政策，南京都是主要的施行场所。而乾隆南巡、皇帝亲临所掀起的震慑效用更激荡起强烈的政治与文化反应，其余波延宕十八世纪后半段，对南京本地文化的发展影响甚巨。然而也就是在这样的政治、文化环境下，清中期的南京在地方士绅的提倡下显现本土意识的勃兴。因此，明代南京由「国家」到「地方」的转变历程并不特殊，清代城市的发展脉络遵循了明代的发展轨迹，学界的最新成果已对此有所生发。在此意义上，本文呼吁将明、清南京的城市发展脉络并置，以比较的视角考察，将能深化对明清城市史的宏观理解。
近来的城市史研究及讨论已经证明，城市文化的诸多表现呈现多元、甚至杂驳的态势，如何把握城市千头万绪的发展面貌，是相关领域学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认为除却家族、信仰、建筑、物质文化等研究思路以外，梳理名胜景观的历时性发展，亦是研究中华帝国晚期城市史的可行路数。名胜景观往往拥有相当的空间规模，其中包含建筑、植被与器物等有形构件，以及传说、诗文、题刻与志书等非物质遗产。时空变迁之中，不同身分的人群流连于名胜景观并留下痕迹，因之对景观的诸多面向产生影响。景观的文化背景、物质陈设及历史记忆随往来人群而做出相应改变，整个过程往往有助于形成多维度的想象空间，诸多文化元素亦渐趋形成象征符号，而其文化内涵则因不断的回溯、复刻、发散甚至重构而层纍出丰富的意义，后人因而得以接受、咀嚼，并做出进一步的文化诠释和历史想象。可见在五方杂处的城市空间之中，名胜景观是微观呈现城市文化变迁的极佳聚焦场域。明清之间栖霞文化景观的历时性成长，是加深了解这一宏观历史进程的微观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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