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靖靖 | 医疾与志文：唐代妇女史研究的反思

作者：廖靖靖

原文刊载于《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

（图源：“巩义市博物馆”微信公众号）

妇女史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逐渐由边缘走向主流，成为“新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21世纪，随着“社会性别”概念的引入与讨论，专门史研究百花齐放，妇女/性别史在研究视域、解析方法上皆有不断拓展的趋势。欧美学界将中国妇女史作为海外汉学的代表性论题之一，国内学者亦积累深厚，高质量、前瞻性成果频出，并注重在研究的系统化、理论创新、学科交叉上发挥引领作用。2001年北京大学召开的“唐宋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国际学术会议，《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以“历史、史学与性别”为主题的笔谈，《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围绕“妇女史与社会性别的启示”的专栏讨论，以及2016年以来南开大学连续举办的四届妇女/性别史论坛等学术活动持续推动该领域的发展与突破。

其中，中国古代妇女史一直是海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以唐至清的妇女研究为最。唐代作为诸时段之先，女性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上的表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展开的史实考证、理论总结、文本书写辨析等，为整体妇女/性别史学科和断代史中的女性研究提供了经验，围绕唐代妇女的家庭、婚姻、政治行为、经济活动、文化生活、思想观念、社会认同等方面都曾提出了引起国际学者共鸣的经典论题。近年来，新的热点随着人们对疾病与医疗的重视日益凸显，唐代女性有怎样的疾病困扰、求医渠道？如何分析还原她们的生命历程？这无疑是多学科的交叉会聚。以需求为导向，海内外学界注重现实关怀，积极创新理论，进行多元探索，孕育出新的发展趋向——聚焦“人”的历史。如何保持唐代女性医疗与疾病研究的创新活力，校正计量史学的误差，回归整体史观，“把妇女还给历史”，实事求是地还原历史上中国妇女的生命历程，探索与总结符合中国古代史实的理论与研究方法，是本文试图论证的核心问题。

一、唐代妇女史研究的新进展与焦点问题

从人生史、医疗史的角度研究妇女群体，是21世纪以来唐代妇女史研究领域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或成为主题被阐释、论证，或以潜在的逻辑线索为形态贯穿于文本之中。人生史（life history，也被译为“生活史”“生命史”）与古史中的“传记”“人物志”有相通之处，以辑录—比较—考辨的方式将个人的家庭关系、社会身份、生平际遇等信息整合后制作成符合历史背景、呈现个人变化的个体生命史。疾病与医疗与之紧密关联，历史上每位“她”的一生都要经历出生、疾病、死亡（有的包括生育），与医疗史密不可分。女性群体在医事中的际遇已经成为国际学术焦点，从医治主客体而言，包括女性医者和女性患者；从社会等级划分来看，不同阶层的女性获得的医疗资源、所处的诊治环境、接受的医学知识教育、患病种类和因病致死的原因、过程差异甚大。

目前学界关于唐代妇女医疗史的研究，涉及女性生殖和健康照顾、女性医护者、女性患者治疗等多方面。综合性的考证有李贞德所著《唐代的性别与医疗》《性别、身体与医疗》，以药方为主要材料，还原6—9世纪女性在生育和健康照顾中的历史状况。专题类的研究，如李志生、程锦聚焦女性医护者的来源、医学教育、社会地位；陈昊对与疾病、饥馑相关的墓志进行解读，展现出女性患病后求助占病之术直至离世的过程，具有一定代表性；张维慎独创性地以中医“七情”理论分析墓志中情志失衡而患病与死亡的案例，其列举的墓志中包含11位女性墓主；张梦莹的研究涉及唐代女性生育死亡的讨论，简述长安出土墓葬中三例难产死亡现象与《千唐志斋藏志》中两则长安女性分娩致死案例。研究方法上，关注古代女性医疗的学者有互鉴融通的良好氛围，上古、中古妇女史研究者积极学习参考明清时期的研究成果，如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以宋至清初的历史为主，巧妙地从“身体认识论”（epistemology of the body）的角度解读中医典籍，广泛引用经书、方书、正史和医案记录考证古代妇女、妇科和妇病的相关问题。

对生命的追怀、对医疗和疾病的关注是历史学人文关怀的体现，人生史与医疗史交融的视角在近20年热度不减，已成为唐代妇女史研究领域的特色议题和理论创新的突破点。唐代的女性研究在政治史、文化史、经济史上都留下了重要的篇章，典型人物众多，研究体系完善。相较之下，在医疗史领域还缺少系统、典型研究。如，正史中涵盖的群体绝大多数来自社会上层——与皇室相关的极少数人，对于中下层妇女的生、死、病、疗鲜少论及，缺乏来自不同阶层的案例；没有个体的、完整的生命历程记录，也难以做到米歇尔·福柯提出的“向下看的眼光”。如何解决上述问题？怎样实现“视线向下”？唐史学界蓬勃发展的墓志研究为突破这一瓶颈提供了思路与经验。

二、妇病何治：社会性别框架下墓志与中医古籍的书写

墓志是连接唐代女性人生史、医疗史的关键。黄正建明确指出墓志对疾病记载的重要性，碑铭所记录的人生事迹包含了对于疾病的描述及时人的评论，可以帮助我们探讨唐人的死因、疾病类型和病患所处的社会背景。我们亦应深入探寻女性墓主志文的典型事例。

为亡者撰文刻碑在唐朝已经形成风气，墓志数量远超前代，使用范围也不再局限于达官显贵，而逐渐向中下层拓展。目前已挖掘并整理出的墓主身份多样，不乏没有任官履历的普通读书人、贫困的僧道群体、身份卑微的乐籍人士等。风尚如斯，女性群体也成为墓志内容的主角。据姚平对唐代女性墓志的整理、焦杰对唐代墓志中女性资料的研究，有超过1500篇墓志是为女性书写的，每一篇都是对个体人生史的记录。这些墓志数量多、阶层来源多样，是学者们研究唐代女性教育、婚俗、宗教信仰等专题的宝藏。

墓志作为一类特殊史料，具有自身的书写模式和意图。撰写者受人所托，为亡者书写志文，形成一篇高度浓缩和概括的传记，旨在书写逝去之人的嘉言、善行、伟业，彰显子孙慈孝之心，字里行间饱含着惋惜哀叹，习惯性地隐去墓主生前的负面情况，如丑、恶、失败等可以曲言避讳，或者一笔带过。这给我们的研究带来两个难题。第一，墓志书写具有一定的范式，为亡者讳，慎言墓主的疾病、死亡历程，而逐渐模式化，往往只记载“疾”和死亡的时间、地点。如果单一使用数据化的方式，计量分析唐代妇女全体的墓志信息，只能得到死亡年龄、平均寿命的大致数据与笼统的阶段性特征、男女差异。第二，墓志绝大部分由男性书写，造意和信息来源多是墓主的丈夫、父亲或男性后代。受到古代社会性别框架的直接影响，“他者”视角下的女性生平状况，是受到“剪裁”的人生史与疾病史。如何剥离性别差异与古代男权社会带来的局限，克服墓志书写范式造成的文本过简、避讳，挖掘女子的生命历程呢？

首先，应明确该墓主所处的时段，结合通史的研究成果，将人物置于客观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如，临川公主墓志中涉及的四位女性：墓主临川公主、母亲（唐太宗的韦贵妃）、婆婆（谯郡太夫人）、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她们生活于唐初，与皇权斗争、朝政革新关系紧密，解读志文需要嵌入武周改制前后复杂的政治现象。临川公主作为李唐皇室成员中的女性，“反武”抑或顺应大势是一个关乎生死的选择。其墓志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即为她在武则天居丧（母亲去世后）期间上书“嘉颂”，悼念亡者、赞美武则天“孝德”，受到种种褒奖，表明她的“求生欲”与政治立场。其次，在掌握唐代墓志书写范式的基础上，需去除常见书写女性美德的虚饰，抓住个性化的差异描述。欲剥离志文中的套话，就要熟悉墓志的撰写逻辑、修辞手法及常用的赞美词、委婉语。比如，形容言行规范的三从、四德、六行，家庭生活上的柔、顺、举案齐眉、严恪舅姑、贞节，个人才能方面的诗书、女工、丝管等。此外，以整体史观在传世文献、石刻资料、敦煌吐鲁番文书中广泛搜寻与墓主相关的历史人物，梳理出人际关系图谱，形成多元的史料互证和多位历史人物的互动。以身处隋唐易代的长孙四娘为例，她的志文信息有限，但结合传世文献《魏书》、新旧《唐书》等及其夫郭嗣本、亲族的墓志，就能大致梳理出长孙四娘61年的人生历程、家族世系，包括与唐朝政坛重要人物长孙无忌、长孙皇后的关系。

还有一点不可缺少，即利用中医古籍拓展志文中的“只言片语”。具备墓主疾病与死亡信息的唐代墓志是病案资料，可以引用唐朝及以前的医经、方书、医案来辨症。如若撰写者掌握医学知识和相关理论，他在行文中可能流露出对亡者病情的判断，体现唐人的医学观，是我们研究医疗史的珍贵材料。这一过程中，需要谨慎地处理社会性别制度投射的“阴影”。古代从事医学工作、著书立说之人绝大部分是男性，由于身体差异、社会性别观念等因素，妇女看病存在困难，特别是涉及身体、月事及生育等问题。宋代齐仲甫在《女科百问》中写道：“宁医十丈夫，不医一婴儿；宁医十婴儿，不医一女妇。”反映出唐宋男性医者对于妇病治疗的担忧与无奈。为什么妇科在古代“难治”？结合东汉《金匮要略》来看，当时对女性疾病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女子妊娠、产后、生育时期。医者认为这是妇女患病的高发期，从疾病类型和诊疗空间来看，这些病痛多在闺中、床帏间，在传统社会属于“隐疾”而“不足语外人”，能够被诊疗、记录的案例比较罕见，不利于经验积累和理论传承。直至明清，类似的现象仍然存在。如，《明清时期男性关系网络主导下的女性择医》一文用明清史料道出女性患者的就诊过程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男性关系网络，此时虽然与唐代相隔久远，但女性群体在古代空间、性别意识交织中的医疗困境仍有共通之处。

“妇病难治”是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都曾经历的难题，医疗、古籍的性别框架亦是海内外皆有的现象。但是，中国古代医学肇于上古，经久不衰，一代代医家不断尝试寻找治愈女性疾病、维持妇女健康的方法。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经典《黄帝内经》中记载了11种妇科病症，此后的《神农本草经》《千金要方》等无不在探讨女性的病因、病机、治法方药，这与中医救世济人的宗旨、中国传统文化的普世关怀一脉相承。诚如于赓哲所言，古代医学“更多注重非中心、非精英”的要素，其中就包括不同阶层的妇女群体。这为我们提供了与史官体系、学术价值评判体系相差异的“他视角”。由此，研究唐代女性的人生史应积极运用医学古籍，提取时人的诊断经验与理论。

如何在双重的性别框架下利用墓志还原唐代妇病治疗状况？怎样在坚持本专业基本范式的前提下实现多学科的协作？我们以柳宗元所撰崔蹈规墓志为例，进行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探索。

三、墓志和医书双重构建下的唐代妇女

目前已发现柳宗元所撰志文45篇，其中为女性撰文15篇，对象主要是自己的亲属，也曾受友人所托为其家眷落笔行文。作为突破常规之人，柳宗元是墓志文章新变的典范。刘城指出：“柳宗元对人身体上的不适、疾病或死因，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并且如实写入墓志中。”他认为这是柳宗元求新求变思想及个人患病、被流放历程的折射，特别关注亡者的病痛与死亡。在柳宗元所撰志文中，有一篇颇为独特，内容包括女墓主的患病情况和死因，这就是《唐朗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崔氏名蹈规，字履恒。这位女子与柳宗元是什么关系？她经历了怎样的病痛？又因何而亡？

（一）崔蹈规其人：以墓志还原女性人生史

此方墓志为20世纪80年代于河南巩义市芝田乡官庄村唐墓所出，两方保存完好的墓志证明了墓主人的身份：薛巽与妻子崔蹈规。丈夫薛巽，河东人，亡故于鄂州员外司户任上，家中世代为官，父亲为大理司直，祖父曾任太子东宫的属官，其墓志的撰写人是出自一流士族博陵崔氏的崔雍。妻子崔蹈规，也是博陵崔氏的一员，是崔雍的姐姐，其墓志则由柳宗元撰写。

柳宗元与崔蹈规是什么关系？志文写道：“蹈规柳氏出也，以叔舅宗元命，归于薛。”可见，柳宗元是崔蹈规的舅舅，崔的婚事也由柳宗元促成。这包含着柳宗元家族的历史，也隐藏着崔蹈规命运的转折点。博陵崔氏的大家闺秀为何嫁给了身份、官职、家世都相对较低的薛巽？古代婚配通常遵循父母之命，怎会由舅舅代劳？这些疑问需要结合史料进行分析和推理。 

崔蹈规出生及年少时光在墓志中记述为：“唐故永州刺史博陵崔简女讳蹈规，字履恒，嫁为朗州员外司户河东薛巽妻。三岁知让，五岁知戒，七岁能女事。善笔札，读书通古今，其暇则鸣丝桐、讽《诗》《骚》以为娱。”崔蹈规的父亲是永州刺史崔简，母亲乃柳宗元的姐姐，可谓中上层官吏之家。从名门望族的等级排名看，崔简出自五大姓“崔卢李郑王”的博陵崔氏家族，柳氏则是河东三大族之一。

柳宗元与崔蹈规家庭的密切关系，反映在他此后创作的祭文里：《故永州刺史流配州崔君权厝志》《祭姊夫崔使君简文》和《又祭崔简旅榇归上都文》是为悼念姐夫崔简所作，《亡姊崔氏夫人墓志盖石文》则是为姐姐柳氏所写。据上述篇目，可以大致描摹出崔蹈规父母的人生轨迹。父亲崔简，贞元五年（789年）进士，从山南西道节度府掌书记到刑部员外郎，后为连州刺史，因治理有方，所到之处皆留有良政美名。母亲柳氏，是柳宗元的大姐，擅长隶书，雅好琴瑟。时至崔蹈规出生，虽崔柳两家的高门之名都在渐趋没落，但淳谨的家风仍在延续，重视文教，对于女儿的培养也兼顾礼仪、素养与才学。生活在父贤母慈的家庭中，崔蹈规逐渐进入适婚年龄。

此时，家庭突遭变故：“始简以文雅清秀重于世，其后得罪投州。诸女蓬垢涕号。蹈规柳氏出也，以叔舅宗元命归于薛。”父亲崔简从连州刺史迁转永州刺史，还未上任，就被状告。后崔简被定罪并流放州（在今越南演州一带）。如此横祸袭来，崔家上下震恐，志文中“诸女”憔悴哭泣。崔蹈规面临随父远贬的危机，此时得到舅舅柳宗元的“援助”——他为外甥女安排了“出嫁从夫”的选择，促成了崔蹈规与薛巽的婚事。

（二）崔蹈规之死：唐代女性疾病案例分析

崔蹈规婚后夫妇和睦，两人的墓志都印证了这一点。“惟恭柔专勤，以为妇妻，恩其故他姬子杂己子，造次莫能辩，无忮忌之行，无犯迕之气。”两人育有一女，崔蹈规也将丈夫与其他女子所生的孩子视如己出，家庭氛围融洽。不料，丈夫“会粮料使以罪坐法，因得诖狱南州（出）连山县尉，北移朗州洎鄂州”，受到前行营粮料使于皋谟、董溪贪污案牵连，获罪南贬，举家迁徙。此时，柳宗元因永贞革新失败左迁永州，他为外甥女婿的遭遇抱不平，又庆幸崔蹈规跟随夫君来到朗州，与永州距离靠近，“武陵便道，往来信宿，幸兹再见，缓我心曲”。舅甥二人以书信相通，亲人得以团聚。直至818年，崔氏再次怀孕生产，诞下一子后哺乳期患病，病情恶化导致死亡。崔蹈规去世时年仅31岁，嫁给薛巽只有7年的时间。之后棺柩一路北上，葬在了洛阳北邙山——唐代公认的极佳安葬之地。两年后丈夫也“积疾而终”，合葬于一处。志文记载这段经历为：

元和十三年五月廿八日，既乳，病肝气逆乘肺，牵拘左腋，巫医莫能已。期月之日，洁服饰容而终。归于薛凡七岁也。十月甲子迁柩于路，其明年二月癸酉，袝于墓，在北邙山南，洛水东。

在柳宗元为其撰写的墓志中对崔氏患病的描述和分析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这段文字虽短，但已是一篇完整的病案资料。以往的研究对崔氏的病因简述为“乳病”或“患病”，崔氏究竟是怎样的病症？何种“乳病”？崔蹈规患病后有哪些表征？

崔蹈规在哺乳期间，“病肝气逆乘肺”。在《难经集注》中有云：“肝在志为怒，怒则气逆乘肺，故喘。何以然，谓肝之支别，从肝别贯膈上注肺。”可知肝经别支连接肺经，大怒则肝气上逆影响肺经功能，可出现气喘的症状。而在《黄帝内经太素》的《经脉之一》中写道：“咳上气喘渴，烦心胸满，臑臂内前廉痛厥。”其中提到肺经所主疾病为咳喘、口渴、心烦、胸中满闷，上臂内前侧疼痛麻木，掌心发热，正暗合墓志中“牵拘左腋”的说法。病因、病机及主证已有，病势及转归又如何？志文说“巫医莫能已，期月之日洁服饰容而终”。“期月”如何理解至关重要，学界对唐代墓志中“期月”的解释有“一月”和“一年”两种，其中“一月”的用法更常见，而且志文紧接着写道“明年二月癸酉祔于墓”，此处的“期月”应理解为一个月，说明崔氏病势急剧。

由于墓志中提供的信息过少，想要完整还原崔蹈规起病至死亡的过程难度较大。从以上医书的记载可以推测：哺乳期的崔氏体虚而情志不畅，因怒以致肝气逆厥于肺，出现气喘、胸痛之症，痛引上肢而拘挛，最终治疗无效，一月之内速亡。此番分娩后情绪波动并患病的推理与崔蹈规个人经历多有契合之处。根据柳宗元的多篇悼文、相关亲族的墓志，可以梳理出崔氏心理和身体上的变化：811年丈夫突遭贬谪、全家南迁；812年父亲因流放死在州，两个弟弟崔处道和崔守讷护丧北上，途中遇暴风溺死；至亲亡故的噩耗传来，正值崔氏初次生育后，她的心情遭受沉重打击，病根暗生；815年舅舅柳宗元被朝廷调离永州前，舅甥二人相见，“犹且轻别，临视无路，遡风恸哭”，泪水中的崔氏或已察觉自己身体虚亏，熟识医理的柳宗元也很可能已发现外甥女抱恙；818年，第二次生产后崔蹈规陷于远离家乡、至亲分离和逝世的忧虑，愤懑满怀直至“肝气逆乘肺”，诱发疾病。

墓志终究不能完全等同于医案，但柳宗元聊聊数笔已为我们生动勾勒出一份较为完整的唐代女性病历资料。他以志文记录下自己对崔氏第二次生育和哺乳期间的病情判断、病状推理，在表达对病逝者无限怀念的同时，为后人研究唐代女性疾病提供了实例。

四、大历史中的崔蹈规病案

崔蹈规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能启发我们重新思考7—9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状况，并作为史学案例折射出东、西方学界在研究理论上的差异。美国学者姚平曾撰文讨论唐代分娩、产妇、因产而亡的比例问题，并将柳宗元所撰崔蹈规墓志铭收入其论著《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之中。她的关注点在唐朝不同时段育龄女性的死亡率、男女平均寿命的差别、佛教对唐人生育观的影响和在女性怀孕—分娩期的作用。姚平、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是海外中国妇女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她们对中国古代性别史、医疗史的研究是遵循西方妇女史研究的基本逻辑、理论与目标——发轫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际妇女运动，在当代史学革新的氛围下，开创性地把社会性别概念引入历史研究领域。对于西方的研究者而言，全球妇女史的总体研究使命是探究与阐释妇女生活中所反映的社会性别制度（gender institutions）、社会性别意义（gender meanings），揭示人类历史上男女两性不平等的社会文化根源，最后以女性、性别视角重构世界历史。在此基础之上，西方的妇女史研究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第一，多以男性、女性“二元对立”的思维展开，忽视两性的并存与合作；第二，将欧美的性别史作为研究范式、参考基准和时间断限依据，没有脱离“欧洲中心论”、线性历史观的影响。对比来看，中国的妇女史研究，尤其是对古代女性群体的相关讨论，不仅要在史料中寻找妇女，以期还原不同时期女性的社会生活面貌，还要在女性史料中寻找历史，考证女性人物的个体、群体，把她们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创造者，丰富史学的观察维度，复原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历史场景；在研究方法上继承悠久的传记史传统，发挥整体史观，注重两性的互动，尊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趋势。

明确中西方妇女史研究的差异后，我们再次聚焦崔蹈规：她人生的最后时刻，哺乳期患病，病情迅速发展，以致“巫医不能治”而亡。除了医疗史的启示、病案补充，她的背后还有哪些史学信息需要细思与重审？首先，是否亲自哺乳是中国古代女子身份、地位差异的体现，皇室、高门、富商之家多有专职乳母代劳，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间雇佣乳母的现象也比较常见；此外，哺乳的时间与个人体质、家族传统、阶段性社会风气、所处地域也息息相关。崔蹈规的家族在士族等级高下突显的中古中世，曾是社会文化精英阶层的代表，但在唐朝士族门阀渐衰的总体趋势下，已失去旧日荣光，崔氏本人也成为中唐普通官员之家的妻、女代表，墓志史料中“既乳”（表明开始哺乳）且未见有乳母协助，表明很可能是自己母乳喂养幼子。

其次，此病案的发展还与唐代的医疗资源分配有关。崔氏因夫薛巽遭遇贬官，举家搬迁到朗州，这是病案发生的地域。在崔蹈规生活的元和年间，朗州发展缓慢、相对落后，远离政治中心，是唐代朝廷贬谪官员的选择地之一，柳宗元的挚友刘禹锡也曾被贬到朗州担任司马。刘禹锡于永贞元年（805年）至元和九年（814年）被贬于朗州，长达十年，恰在薛巽夫妇赴朗之前。透过《新唐书·刘禹锡传》我们可以观察朗州风俗：“州接夜郎诸夷，风俗陋甚，家喜巫鬼。”此地靠近南方少数族群聚居地，各民族杂居共处，祭祀鬼神和巫术之事盛行，医疗水平并不发达。刘禹锡于元和十三年（818年）完成医书《传信方》，这是他日常记录的50个药方，来自于个人体验或听闻，包括他在朗州任官时的经历。唐代官员遭遇贬谪后多有济民救世的精神，书写了较多医疗类书籍，刘禹锡所作《传信方》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朗州医疗匮乏之需。

综上可知，崔蹈规分娩后患病，由于身处医疗水平相对落后的朗州，远离医疗资源集中的长安和洛阳，难以及时获得高水平的治疗，很可能在病发加剧后曾求助于当地盛行的巫术，这与中古时期医巫互相融合的状况也比较一致。崔蹈规的结局反映出唐代医疗资源不足、分布严重不均衡的问题。京城的医生水平高、人数多，尚且应接不暇，而地方州县每州仅有一位医博士，再按照州的级别对应配置10—15名医学生，远不能满足每州数万户人的诊疗需求。非官方的医疗资源（医生、医药书籍、药材等）是地方社会医疗的有力补充，但能否有效解决区域内的紧缺和不足尚缺乏史料证据。崔氏作为朗州司马之妻，是地方官员的家眷，都未能得到有效的医治，可想当地普通妇女在哺乳期患病求医、治疗的难度，她们中的许多人也许只能久卧病榻、忍疾不治。

结  语

从墓志还原唐代女性的疾病史、医疗史和人生史是妇女史学界发展的热点与新趋势，多学科的交叉碰撞有利于理论的创新、系统化及专题研讨的深入。面对古代史书、墓志、医学典籍书写中的性别框架，研究者需要遵循对应资料的基本使用规律，细致甄别男性的“他者”视角与女性群体的实际状况，不能把唐代妇女史孤立于整体历史之外，亦不可套用西方理论，忽视中国古代自身的发展特征。正如李伯重所言，妇女史是通史的一部分，不应变成封闭的学术领地，妇女是“半边天”，男性所代表的另外一半也应纳入论证，妇女史的研究并非建立在两性对抗的基础上。妇女史的研究虽兴起于西方，但欧美学界对女性群体乃至性别史的研究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妇女史有自己的话语体系、理论和论题。以中国古代墓志、中医古籍为例，它们所承载的思想、仪礼、传统文化、理论、逻辑、经验不应被忽视。如果不能尊重、认可和掌握它们的使用方法，就会出现片面、表浅、错位的认知与结论，脱离研究历史上妇女群体的初衷。

本篇选取崔蹈规志文为例进行跨学科讨论，旨在探究医疗史、人生史视野下唐代妇女史研究的新模式，聚焦中古时期女性疾病与医疗细节的考证。一方面，崔蹈规是博陵崔氏、河东柳氏、夫家河东薛氏的一部分，她所代表的女性群体是唐代中上层妇女，墓志与祭文、传世史料共同勾勒出她的受教育状况和生活空间；另一方面，崔蹈规的患病过程是唐代女性哺乳期疾病治疗的完整案例，由舅舅柳宗元书写得以保存，为复原古代产褥期疾病、医疗史提供例证。

医学、社会学、性别学为古代女性史的研究拓展出更宽广的视野，新学科的融入为传统的文献考证模式注入活力。哺乳期产生的病痛关乎妇女的生命与下一代的延续，从古至今都应当受到关注，这是医疗史、疾病史不容忽视的篇章。但在社会性别传统的影响下，唐代的哺乳期疾病被笼统地划分在产后诸病之中，针对性弱、医案积累较少、治疗手段受限，加之区域医疗资源严重不平衡，很可能病发而无处求医，病情急剧而医生束手无策，拖延之下病症加深，甚至死亡。这是崔蹈规医案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在隋唐五代墓志的汪洋之中，遭受疾病的妇女们不应被遗忘。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新路径的使用、史学人文精神的映照，必将推动女性医疗史理论的提升，加快构建我们自己的女性/性别史研究理论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范式。 

作者廖靖靖，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编辑：湘 宇

校审：水 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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