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大学史（第1卷） 中世纪大学
[瑞士]瓦尔特·吕埃格总主编，[比]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主编
张斌贤 等译
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洲大学的发展面临着现实的挑战和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所进行的一系列大学教育改革、大学机构的急速扩张，非但未能使大学教育真正满足社会的需要，反倒使大学自身陷入功能冲突的困境。大学教育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如何真正有效地解决大学所面临的问题？大学的发展去向何处？
大学机构及其功能以及大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都具有复杂性，不同国家地区、不同类型大学发展也具有特殊性，只有通过对大学发展的基本过程进行梳理，从中抽象出大学发展的主要问题，才能寻求解决之道。1982年开始，欧洲大学校长常设会议（CRE）就开始组织欧洲各国和美国有关学科的专家开展一项合作研究，探讨欧洲大学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和基本问题，其主要成果就是编写四卷本《欧洲大学史》。它们分别是：第一卷《中世纪大学》，第二卷《近代早期的欧洲大学（1500—1800）》，第三卷《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大学（1800—1945）》，第四卷《1945年以来的大学》。本文所探讨的对象与主题是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主编的第一卷《中世纪大学》。这套《欧洲大学史》的总主编瓦尔特·吕埃格（Walter Ruegg）在开篇便提到：在大学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时期像中世纪那样受到如此广泛的关注。《中世纪大学》的作者是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波兰、瑞典、瑞士、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丹麦等11个国家的16位学者，大多是在国际上的相关学科领域已有广泛影响。该书采用合作编写的方式，虽然这种方式可能会存在语言叙事风格差异、思想阐释连贯性不足等问题，但并不影响著作整体上的高水平发挥。它聚集了各位知名学者在不同领域的专长，从而避免了因单个学者学术兴趣和研究视野的局限而造成的学术内容不平衡。本书实为综合性的专题研究，在内容范围上的特点非常突出，具有时间、空间和广度上多重优势，无论是从内容还是编撰方式上都值得关注。
欧洲早期大学起源的过程很复杂，要确定大学诞生的确切年代是非常困难的，一些出现比较早的欧洲著名大学，为后续建立的大学起到了榜样作用，有最古老大学的虚衔，却依然无法确定它确切的诞生日期。大学的起源究竟是为训练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所需要的人才而建立，还是简单地出于对学术和科学的兴趣，亦或是为了了解世界的需求？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甚至有很大差异。但可以确定的是，大学始创于中世纪，最初出现在12世纪与13世纪之间，当时的人们创造了大学馆的概念。大学馆是由一个具有普遍权威的当局建立的，其成员有某种权利或获得某种社会地位，并且在当局的保护之下，还能从当局者那里获得俸禄；另一方面，他们能够获得大学授予的被认为是普遍有效的头衔。特别是博士或硕士头衔被视为具有很高智力水平的标志，有学位的人在未来则可以获得与之相应的官职和荣誉。大学的职能被赋予了各种期望，不同群体的期望是不同的。比如，教会、王权和市政当局的期望，是当他们在为生存而战时，能从学术和科学知识中得到支持；教师和学生们的期望，可能并不是对知识的渴望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或许是他们自身不确定的社会地位，才是早期大学建立的诱因。
中世纪大学不仅是教皇建立并授予成员广泛特权的机构，同时是一个独立的社团，有复杂的内部机构和特殊形式的教学。中世纪大学绝大部分是依据教学理念和知识分类来建构的，学科基本上就是各学院的名称，即神学、法学、医学以及文科。除了刚性的学科分类，中世纪大学继承了古代的文化和教学传统，以及包含在学科内部的等级观念。如果一门学科看起来是“有利可图”、为个人带来利益的，那么这门学科将被降级甚至取消。很显然，神学院注定被放在首要位置，其次是法学院和医学院，最后是文学院。中世纪很难发现一所包括所有学院的大学，因为学院之间有差异，所以最重要的几所大学拒绝承认在其他大学中所获得的学位，如巴黎大学的神学领域和博洛尼亚大学的法学领域都声称在其擅长的学科中起着重要作用，有着独特的优越性。在教学细节上，不同时期学院与学院之间、大学与大学之间会存在差异。在中世纪的所有大学中，使用的教学方法是完全相同的。大学承担了完善经院哲学的任务。中世纪的大学有着一种共同的精神气质——经院式的气质。这种传统的主要特点是有两种基本的训练类型：“讲座”和“辩论”。前者是让学生阅读并评论教学大纲的文本；后者则是通过引经据典，进行推理、演绎、口头辩论。大学是唯一把教学和考试紧密结合起来的机构，这也是中世纪大学制度的巨大创新之一。考试被认为是一门课程学习的终结，考试决定是否授予正式的学位。与我们今天的闭卷、纸质试题不同，欧洲中世纪大学的考试方法主要是口试，以此来确定学生是否掌握了所要求的知识和技能，是否从一个被动的听讲者转为复述者。
2018年5月1日，英国，剑桥大学。
国王学院最不容错过的是礼拜堂。礼拜堂是哥特式建筑的杰出代表，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扇形拱顶和最出色的中世纪彩色玻璃，异常华丽。
中世纪欧洲大学的社会作用，主要在于训练以更理性的方式行使教会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力。获得学士学位并不能证明什么，只不过说明获得者有能力和权利，作为一位学徒在一位教师的监督之下，在特定领域从事教学辅助工作。硕士学位或者博士学位则证明了一种能力，以及如“普遍的教学自由”所意味的一样，有正式独立举办学术讲座的权利。起初接受过大学训练的执业者较少，虽然相比于没有学位的执业者还不能说他们有优先权，但是，这足以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是精英。中世纪的大学只有很少的学生把从事学术研究作为终身事业，事实上，职业训练是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正是在学院中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为后来从事相应的实践活动提供了便利。慢慢地，学位被当做是一种学术的证明，某种程度上它是竞争职位的重要砝码，这样，从没有学位到产生学位，大学教育成为从事各类职业的精英们的显著标志。
中世纪欧洲大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截止到1378年，开始了“大分裂”。这个阶段有19所新大学建立，除此之外，还有1300年之前建立的几所大学资格确认的问题。那些建立稍晚一些的大学，则有了更多的主动性。与以往存在很大不同的是，这些新的大学主要是由城市或王宫贵胄发起的，在获得特权的同时，新大学还获得物资和财政上的捐赠。15世纪以来，欧洲新大学一直在建立发展中，直到16世纪仍在继续。然而在15世纪，许多人却开始对新大学的不断出现产生了新的忧虑。那些古老的大学企图保持它们在地区的垄断地位，甚至采取措施去阻止新的大学建立。1378年之后建立起来的新大学很少有完全衰落下去的，它们懂得了在学生人数和教学影响方面都设法维持在一般水平，而不至于衰落。
尽管在历史上某一时期，教会与神学、法学研究的关系日益紧密，但在12世纪的前几十年，教会依然觉得没有必要将欧洲新兴的学校制度化。当时的人们也认为，学校的兴起不是源于固定的教育场所的出现，而是教师的个人魅力，是这种魅力吸引学生不远万里跟随教师学习；当时也有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对财富的追求直接导致错误的教义传播。尽管有种种想法和观念左右，教会也没有完全忽视与重要学校之间的联系。他们会在竞争选举过程中给社会名流和各个组织（这其中也包括学校教师）致信申明教皇地位合法性。随着教会与学校的联系日益加强，教廷对一些领域，比如法学的教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制定了大量的教会法规，经过法律培训的高级教士被提拔到高级职位。当学校给所在地区带来声望和财富时，这一区域就会变得对学校极为关注。12世纪末以及13世纪的前20年，欧洲政治领导权掌握在教皇和僧侣集团手中，直接导致进入学馆学习的“神职人员”人数大幅增长。高层教会人士来自学术圈，学术界与教会形成某种一致性。来自皇室的一系列学术资助政策，不仅仅是为了造就王国的统治阶层，更意在造就一个有效的知识精英阶层，运用法律武器和文化声望来维持帝国的统治。于是，教会积极筹划高等教育，颁布法令来确定师生的地位，给教师发放薪水。当出现大学与地方当局产生矛盾等类似事件时，一般是通过教会当局强化控制来加以解决。面对学者共同体的力量不断积聚，并且日益站稳脚跟，世俗当局感到非常不安，他们害怕在其腹地成长起来的世界性团体不断壮大，发展出与它相抗衡的司法管理体系，于是就颁布法令禁止组建互助性质的团体，其意图明显是阻止学者共同体的建立。13世纪时，国王和王储们开始越来越需要受过大学教育的政务官。13世纪后半叶，一些地区更是积极主动地聘任教师，吸纳学生，为学者们提供优越的生活条件。14世纪上半叶，世俗当局在高等教育领域变得更加活跃。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君主们和市民团体与教会当局携手，促进新老学术中心的建立和发展。一些地区甚至任命“官员”专门负责满足学馆的要求，与名师接触，为名师提供可观的报酬和良好的住房，大学和地方当局的关系越来越密切。14世纪，世俗统治者日益介入到高等教育中，欧洲政治中的教皇霸权业已终结，但是教会对高等教育的兴趣却没有减少。毫无疑问，14世纪新建了许多大学，那些得到创建者或管理者积极支持的大学得以更长久地生存下去。
1378年—1417年，由于法国和德国、意大利争夺对教廷的控制权，而造成天主教会同时有两个或者三个对峙的局面。在此之后，对与教皇和教会的关系最为密切的大学产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影响。不只一位教皇的存在，使大学团体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比如，为给教员们争取圣俸，大学必须向教皇提出申请，那此时究竟应该拥护哪位教皇呢？如何使大学从这种日益混乱的形势中摆脱出来，成为了大学内部和大学之间常话常新的主题。在15世纪初的几年里，人们逐渐认识到调和主义的观点最有可能结束大分裂局面，因而其在欧洲主要学馆赢得了广泛的支持。而当时，大学博士们的权威却处在下滑当中，他们仅仅成为教会和世俗当局的政策附庸而已。事实上，大学从未自认为是对教会统一负有责任的机构，而仅仅认为自己是宗教和世俗当局的顾问，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的责任都属于宗教和世俗当局自身。这也导致了在结束大分裂的努力中，或者是中世纪欧洲举行的大宗教会议上，尽管大学成员参与了讨论、阐发观点，却被禁止参与决策。
作为超乎国家之上的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本是大学馆从一开始就具有的功能，但是宗教权威之间竞争激烈，客观上削弱了大学馆的功能。也正因此，大学与君王及世俗当局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成为为国家培养知识精英和统治阶层的重要机构。到中世纪末，几乎所有主要的欧洲国家都有了自己的大学，这些大学由教皇或皇帝创建，在管理和运行上还是完全依赖于地方当局，尤其是世俗当局。
2018年4月25日，英国，牛津大学校园。
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是牛津历史最为悠久的学院之一，因为学院的全名跟奥里尔学院（Oriel College）重复，因而改称现名。是牛津学院之中最美的学院之一，其小教堂（Chapel）、回廊（Cloister）、花园（Garden）以及城墙（City Wall）都可以追溯到至少中世纪时期。
欧洲大学史是由许多大学组成的历史，其中大约有80所大学在中世纪就已经存在了，不过它们的历史、教学研究等方面差异很大。中世纪的大学在某种程度上是按照它们所享有的特权来划分的。其中，首要的特权是自治权，大学作为法人团体有权处理与外部的关系，监督教师或学生的录用，制定章程并保证其实行。在中世纪后期，大学的特权也不再是绝对的。在保障大学的豁免权方面，世俗当局正逐步取代了教会，大学的特权也受到了限制，学生和教师的个人权利也开始受到控制。
（一）关于学院
从13世纪中期以来，学院意味着教授一门学科（例如文学、法学、医学或神学）的一个团体。教师和学生既是学院的成员，也是大学馆的成员。在一些大学的模式中，学院是最重要的分支机构。他们把文学、法学、医学、神学四个学院称作“四条天堂之河”，把文科比做建筑的基地，法学和医学比做墙壁，把神学比做屋顶。大学的很多管理是通过学院来进行的。尤其是在那些没有同乡会的大学，或者在同乡会不重要的大学，学院提供了积极参与大学的组织和管理的适当渠道。作为一个社团，学院有自己的负责人，通常称院长，一个财务主管，执礼杖者，还有一个共同的印章以及章程。章程是了解中世纪大学组织和管理的最好来源，但事实上，只有很少的大学章程是从13世纪流传到现在的。大学的这些规定可能相当不稳定，有一些章程的制定是为了进行改革以革除弊端，或者只是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因为它的不正规与支离破碎，都使其难以延续下去。
（二）关于同乡会、学舍和兄弟会
早期中世纪大学还有另一种团体——同乡会，最初是在老师和学生中自发产生的，后来被引进到新建大学的组织中。对于上大学的学生来说，最古老同时最重要的团体当算是“同乡会”。大学同乡会一般都有各自的语言、政治和地理界线，但它们绝不是由抱着狭隘民族思想的一群人组成，更不是民族意识形态的代言机构。它更像是为学生提供便利的组织，方便他们享受作为大学成员应该享受的利益，同时包含参与大学的管理。在很多大学中，它往往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大学校长往往是由同乡会的领袖选举产生的。学监和会长领导着同乡会，拥有行政和财政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司法权。
讨论中世纪大学而不涉及大学学舍，是不完整的。最早的大学学舍出现在12世纪末的巴黎大学，后来是13世纪下半叶的英格兰。最早的学舍之一，著名的巴黎索邦学舍是由路易九世的牧师罗伯尔·德·索邦于1257年创建。它用一句格言系统地阐述了未来学舍体系的中心思想：培育（学生的）社会性、集体精神、高尚道德和广博学问。在14世纪，大学学舍作为一种组织机构取得了很大成就。巴黎的学舍数量多但是规模小，几乎没有独立性，并且对文学院的年轻学生非常吝啬。英国的学舍则比较独立、民主，成员主要是文学士和神学学生。在中世纪后期的一些大学中，学舍机构决定了大学或者学院的组织和管理。学舍，或者和它最初所称的“学生的住所”一样，开始是一个为穷学生提供的公寓，后来变成了自治或者半自治的男性学术团体，他们在捐赠的房子里学习和生活，教师和学生可能来自一个特殊的地方，或者学习同样的学科。在12世纪和13世纪，学舍的建立者和捐赠者尤其重视文科和神学，到14世纪和15世纪他们又重视教会法和公民法。
兄弟会则是由特殊国家公民组成的一种鲜为人知、不普遍的学生团体形式，到了15世纪一些兄弟会就变成了文学团体。
（三）关于管理
最初主教的代理人是大学的首领，他对学生和教师拥有绝对的权力。在后来的发展中，大部分主教代理人的司法权力被转移给选出的负责人——校长。校长候选人必须满足以下条件：通常是年满25岁或者25岁以上的成年人，是一位神职人员，拥有一定的财产，是一位大学毕业生，他的行为要无可挑剔。校长的任期在不同大学是不同的。校长是大学的行政首领、决议的执行者、特权和章程执行的监督者，他管理学校的财政、主持会议、保管文件，在官方事务中担任学校的代表。在中世纪他最主要的职责之一是维持纪律，主持大学法庭，审判和惩罚犯罪的大学人员。大学内合法罚款总收入的一半归校长所有，这是校长薪金的重要来源。执礼杖者和信使是最初的外部管理者，他们的职位几乎和大学一样古老。在公众印象中，执礼杖者的地位要高于校长和其他高管。他们在集会上收集选票，宣读新章程的条文，收学费和罚款。作为看守人，他们负责看管学校的财产。在很多大学中，慢慢的，执礼杖者逐渐开始变得腐败。信使的工作是奔波于学生及其家庭之间，传递钱、物品和信件。在中世纪，许多同样的官职以不同的名称在很多大学出现。在法国的大学中，官职甚至是可以买卖的。中世纪大学的历史充斥着其为争取自治权而进行的斗争。大学团体最初的要求之一是招募成员的权利；第二种要求是制定规范大学内部组织章程的权利。在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岁月之后，教会和政府才承认大学馆的自治权，在这期间，它和市镇的关系也很微妙。大学需要管理学校并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官员，也有临时活跃于大学外部的官员。司法官是大学在教会和世俗法庭的代表，大学会派遣教授担任教皇、国王和议会的特使。
（四）关于财政
大学内部的每个社团都有自己的预算。大学的收入来自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内部来源是入学和毕业的学费、恩赐和其他施与、征集款等。外部来源是教会的捐赠，国王、公爵或市民的薪水、捐赠和助学金等。教师的薪水通常不是由大学来支付。大学官员通常不被支付薪水，但可以享有部分征集款、部分罚款和开支津贴，以及实物形式的捐赠。
（五）关于建筑
最早，在大学的管理中无须照管学校的建筑，因为大学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不动产。学校在由教师租来的房子里举行讲座，在教堂和修道院中进行考试。随着学生人数的增加，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很年轻，也很贫穷，为他们提供住宿就越来越必要。中世纪后期，大学停止了迁移，便由此获得了建筑和不动产。到1500年的时候，旧大学和新大学还很相像，都拥有自己的学校建筑——演讲室、会议室、小礼拜堂、图书馆、寓所。在整个欧洲，学院的建筑尤其是带图书馆的学舍建筑，似乎都带着一种炫耀华丽的功能，这是中世纪后期教师不再到处游走的明显预兆。大学不再有被迫迁移的危险，公众权力也不再容忍罢课和集会。晚期的中世纪大学纪念性的部署和建筑，显示了它们如何彻底地转变为社会的一部分。大学城也获得了它们自己的性格。
（六）关于学术徽章
从一开始，大学馆的形象和特征通过它的服饰、徽章和节日表现出来。每一种活动都有特定的仪式、程序。大学的徽章包括相当广泛的象征性物体，包括权杖和节杖、手链、戒指、图章、圣餐杯、钥匙等等。学术服饰源自世俗教士的装束，最初的教师和学生都属于世俗教士。在中世纪末期，每一位教师穿着不同样式和颜色的服饰。早期大学对印章的设计非常重视，上面有雕刻的寓意画、人物和文字。它们不仅被用于认定法律文件，而且也是自治权的象征。
七、大学教师的形象：知识与权威
毫无疑问，没有教师就无所谓大学或学校的存在。由于中世纪的大学教师未曾留下任何自传性的著作，因此要辨别这个形象究竟是什么，这并不容易。教师这个角色的存在，使得可以区分学校与中世纪其他文化机构。应该说，教师的职能比中世纪大学更为久远，教学往往与在特定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人联系在一起。一名硕士或博士能教书，但教师却不一定是硕士或博士。候选人教师可向大学当局和校长，最重要的是向教长提出申请。候选人会被检查操行和先前的学习情况，接下来还会有实际的考试，通常被称为“不公开的”或“严格的”考试。博士学位对那些希望留在学院任教的人来说是必需的。而且，起初在一些一流的文学院，新硕士都必须作为“义务的”教师从教两年。教师的基本工作环境是学校或者教室，早期的学校更像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社团”。学生到一所大学必须获得批准，关键是他应在某一特定教师名下注册，从而成为学校的成员。教师则应该指导他允许注册的学生，对学生的行为负责，确保学生在学习中获得长足的进步，并由他决定什么时候学生能够获得学位。教师的基本职责是“读”，发表他关于指定教材的权威演讲。除了严格教学任务外，还有一些宗教仪式或集会、会议等需要参与的工作。教师的报酬形式和尺度是多种多样的。本身是牧师的教师拥有牧师的薪俸，则可以教学、赚钱两不误，但是没有被赐予牧师薪俸的教师，则需要靠学生交纳的学费以及其他捐助勉强度日。教师们为获得较多牧师薪俸和征集考试费与捐款而苦苦争斗。教师虽然能够在大学或者学院之间变动，但是这通常受到很大的约束，最终，教学变成了全职的活动，成为一种真正的职业。教师是有威信的人，这是个关键问题。被授予头衔不仅是从教资格或团体的等级，它界定了地位、尊严和次序。一名真正的博士还应该是谦虚的。更重要的是，成为一名教师应该意识到他的社会责任。
八、大学生的教育与生活
13世纪—15世纪，欧洲大学对入学不做国籍、社会地位、智力和语言的规定，大学甚至没有固定的注册或者开学的日期，一年中任何一天都是适宜的。对最低入学年龄也没有限制。除了基督徒要接受洗礼之外，唯一的入学标准似乎就是道德品质。最早的大学就是由各色人等组成的流动性很强的社团构成，大学接纳每一位希望成为其成员的人。大学入学如此容易，还源于中世纪盛行的普遍教育制度。注册，是大学管理机构最重要的职责之一，也是一种正式赋予合法地位的行为。只有在校长授权下完成注册以后，才能合法地成为特权团体中的一员。宣誓，是注册要求的全部法律依据的象征。一般说来，在注册程序中，宣誓是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行为。学生不宣誓，校长就会拒绝他注册。只不过，在不同的大学宣誓的形式和内容有所不同。新生要宣誓服从当时在职的校长；宣誓遵守和维护大学已经生效以及以后颁布的章程；也要宣誓尽全力来增进大学的福祉，最后他要宣誓，当他遭受不公正待遇时，要放弃任何形式的私人复仇，而维护校方的“公共秩序”。这种“公共秩序”意味着在大学校园内外都维持和平。因为国家的捐款明显不足，注册费收入成为中世纪大学收入最重要的来源之一。一些注册费入了大学的金库，另一些支付给校长及其助理，作为他们管理宣誓和注册时的薪水。完成了宣誓、缴费、登记手续，就意味着大学的正式入学。注册或宣誓建立了一种永久的成员资格和合法关系。一些大学从成立之初，就开始统计注册学生的人数，这表达了一种集体意识，从这些计数中就能看出学生人数的波动。总体来看，中世纪大学注册学生的人数是持续增加的。
考察欧洲大学教育，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在所有国家中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描绘出中世纪学生的总体情况。迟至1500年，大学也都没有采取正式的手段来确定任何形式的考试制度。绝大多数人满足于进入并且成为大学的一员。由大学开启的社会可能性，并不要求建立在考试和毕业资格授予基础之上的对学生的控制。中世纪大学都毫无例外地是由个体构成的组织化群体，是一个“社会的团体”，它们准确地反映了周遭的社会。与当时社会一样，它们受到欧洲古老传统规范的影响。大学里聚集了来自望族和小家族的人、富家子弟和贫困学生、显贵和平民。在所有欧洲大学里，或多或少都能发现划分学生等级的情况，视学院和学生地位不同，对学生的收费不尽相同。贵族以及社会权贵总是在大学中拥有特权，上课时（包括其他的一些仪式、会议），贵族和富家子弟等在前排就坐。前排都是留给上等人士，穷学生是没有机会坐到前四排座位的。不过，在发生争执时，所有学生无论贵贱贫富，在章程面前都平等，也都听由校长或其他负责人处置。
欧洲大学中各类学生似乎都没有什么好名声。从13世纪到15世纪，到处都可听到他们相同的抱怨。学生们爱大喊大叫、打架斗殴、唱歌跳舞、打牌下棋，甚至赌博，爱出风头、衣着出格。由于大学一般都建在城镇，可见吸引他们的并不是大学和知识，而是充满诱惑、逍遥自在的城市生活。直到1452年巴黎大学改革和1489年牛津大学颁布《学院宪章》，才有了校长注册制度的发展，一些学校的章程建立了各种规范，要求学生衣着朴素简单，禁止穿时髦衣服，“学术服”就是从教士服装逐步演变而来的。学生的午餐和晚餐，每人都有份肉、根茎类蔬菜、豆子布丁等，进餐时一般还有酒，烤肉只有在较大的活动或庆典上才能吃到。所有的学生都在一个寝室睡觉，这个寝室被分成若干小间，睡觉时灯保持不灭，每日都要做弥撒，每周有一次布道，每次宗教节日是做一次忏悔。在法定星期日和没有安排课的节假日，学生才可以放松一下。
在中世纪欧洲大学及其四个学院中，没有任何东西比教学内容及其形式更规范、更能经受时间考验并保持稳定不变。14世纪发展较成熟的大学，各学院都已经把教学大纲写进了章程。教师的“学术个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教学内容和传授方式。各个大学的每个学院都采用两种互相紧密联系的方式，即讲座和辩论，来给学生传授教学内容。在讲座上，教师把自己认为经典的内容朗读出来，并逐段讲解，听众则根据记录来理解讲座内容。自由辩论则是一年进行一到两次，在辩论中学生们公开运用经院哲学的方法，来解决他们自由选择的问题。根据大学的规模，学校通常会设置考试。事实上学生都能通过考试，考试表现太糟而淘汰的学生是极其少见的，当时“不及格”只是用来谴责学生不道德的行为。
大多数学生都有两个方面的需求：学习费用和生活开支，包括入学费、考试费以及各种庆典的开销。学生注册时要交三种费用：校长收的普通注册费、学院注册费、新人费（一年级学生加入群体时向老生交纳的“进校费”）。课程费用当然也是一项长期性支出。生活开支方面的项目就比较多了，比如伙食费、住宿费，购买衣物、床单、修补或送洗衣物、洗澡、理发、差旅、邮资等，还有各种休闲活动的费用、支付罚款的费用。
九、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生涯
传统文学中，中世纪学生被描述为无纪律、无原则、放荡不羁、暴力等，而在这当中也有真正的学生、不同文化的追寻者和中世纪知识阶层的成员。12世纪和13世纪，当欧洲的大学还没有那么多且分布不广的时候，那些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不得不离开家乡，长途跋涉到自己所选择的学馆去。大学的学生和教授是旅行路上一道常见的风景。为了到大学城，找寻渴望的学识、朋友和闲暇，他们不仅要面对旅途的危险，还要面对关税、捐税和其他赋税以及勒索。有时候在穿越敌对国家时，他们还可能被囚禁或受到骚扰，甚至被驱逐出境。自由流动的大学生由于长期与自己所属地区完全失去联系，没有根基，还会产生社交上的障碍。14世纪末，人们更加偏爱地方性大学或邻近大学。而到15世纪这种现象就更加突出了，每个国家、政治或教会实体都试图建立学馆，以使它们的市民能在本地而不是国外学习，而更多的是为了防止资金外流，避免伤害本地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大学存在的第一个世纪，统治者鼓励不富裕的人经受危险和疲惫去远方的大学获得全面的智力和职业训练，为在教会或国家获得可敬的、有利可图的职业做准备。14、15世纪伴随着新大学的成立，大学招生也越来越地方化，因此，外部流动在15世纪实际上趋向停滞。
大学是通过进入大学和离开大学的人在社会中得以定位的。“大学”就是指一个社会团体，但当时的人从未进行过社会发展的整体分析。在大学建立和发展时，人们并不存有改变社会现状的自觉意识。他们更多要考虑的是给社团及其领导者带来利益。进入大学或毕业并不能使学生自动获得尊敬，也不会被认为是一种促进职业发展的新条件。或许，各种形式的“毕业”，其重要意义在于获得一个步入社会的起点。在大学史早期，尤其是大学的史前时期，要确定离开大学的人的社会地位非常困难。只能说，早期学习并没有成为一种促进职业发展的有效动力。
十、大学的学术目标
从古代开始，自由学科被划分为文法、修辞和逻辑（三艺或达致智慧的三种途径）这三种言语学科，以及算数、几何、天文和音乐（四艺或四种达致智慧的途径）四种数学学科。中世纪欧洲大学赋予了从古代继承下来的知识等级观念以制度形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描述了一种基本的教育，它包括初步的文法、文学、音乐和算数的基本训练，并为数学最终为哲学的高级研习做准备。在14世纪以前，像进入其他高级学院一样，要进入神学院一般必须先通过文学院的学习，因为这两个学院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中世纪大学最明显的目的之一，是为精英分子提供服务社会所需的知识和技能，无论以教会的角色还是世俗的角色。
结 语
通过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众多权威专家考证，向读者阐释、分析了大学如何，且为什么能逐渐包括所有知识，并遍布于世界绝大部分地区。大学是如何形成欧洲共同智力传统的，以及大学是如何培养学术和职业精英，并具有超越国界的精神气质特征。但是，西方的中世纪大学在理智取向、社会角色及组织机构方面千差万别，尽管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但是总主编瓦尔特·吕埃格在《中世纪大学》第一章中依然明确指出：“即使这样，许多空白仍然存在。”这也意味着，对于中世纪大学的研究应当持续挖掘、考证，不能满足和止步于现有的探索领域和研究成果。英国历史学家、研究欧洲中世纪大学的著名学者艾伦·鲍尔弗·科班（Alan Balfour Cobban）在《中世纪大学：发展与组织》（1975年出版）一书中指出，研究中世纪大学的历史意义在于：“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从12世纪到16世纪，中世纪大学的历史与欧洲的历史是重叠的。”“从本质上来说，中世纪大学不仅是西欧国家本土的产物，而且也是中世纪留给当代世界最为宝贵和最富有成果的遗产。”尽管1895年赫斯廷·拉什达尔（Hastings Rashdall）出版了《中世纪的欧洲大学》（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三卷本，但是后世关于中世纪欧洲大学历史的研究，诸如与其相关的社会和经济文献、欧洲的学院运动以及中世纪学生权力等，“这些内容在以往对其进行宏观解读时并未获得应有的重视”。正是由于科班这个明确的研究指向与写作意图，促成了瓦尔特·吕埃格担任总主编的编委会在组织编写四卷本《欧洲大学史》时，把科班撰写的《中世纪大学：发展与组织》作为重要的参考文献，以汲取前辈的研究精华，有助于全面考察中世纪欧洲大学史的全貌。
在过去一千年中，大学是欧洲唯一一种基本形式、基本社会作用和功能都保持不变的机构。从其产生之日起，大学就不仅仅是作为教育机构和文化机构而存在的，它同时也是一种学术机构、社会机构，大学承担着多重社会功能。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网采编中心编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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