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林轶事| 百年芳华“译”路情

世人所了解的杨绛，主要是她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但其实她在文学翻译方面也颇有建树，堪称我国翻译史上的资深翻译家之一。先生作古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杨绛全集》。九卷本的全集包含了四卷本文学译著，一共140万余字，文字总量甚至超过了她的散文、小说、戏剧等原创作品。

从1948年翻译英国文论名著《一九三九年以来的英国散文作品》到1999年翻译古希腊哲学经典《斐多》，杨绛系统的翻译实践持续了大约半个世纪，也产生了代表性译著《堂·吉诃德》。文学翻译在杨绛的一生中举足轻重，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使她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翻译思想体系。她提出的“一仆二主”、“翻译度”、“点烦”、“炼字”等观点，成为我国文学翻译研究宝贵的财富。

杨绛曾经说过：“谈及翻译，这是一项苦差，因为一切都得听从主人，不能自作主张。而且一仆二主，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译文的读者。”之所以说翻译难，在于译者要同时做到对原文的彻底了解和用译文适切地表达，目的是让原文和译文在各自文化语境中实现功能的对等。

以《小癞子》的书名为例，西班牙语的标题是“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而“拉撒路”源于《圣经·新约》里提到的一个癞皮花子，也就是俗称的小乞丐。我国古典小说描述的泼皮无赖，一般称为“喇子”或“辣子”，跟“癞子”是一音之转，和“拉撒路”意义相同，所以最后译作“小癞子”。因此，该书名的取舍照顾到了两国读者共同的文化诉求，堪称运用“一仆二主”思想的典范。

再如《吉尔·布拉斯》中的seigneur一词，本义是“封建君主、诸侯”，而杨绛根据不同句子所在的语境以及自己的母语习惯，译成了“大爷、先生、主人”等，在原文和译文之间寻求到一种和谐与平衡。这种处理方式，让人感觉是原作者在用汉语写作，丝毫没有翻译的痕迹。阅读杨绛的译本，自然惊讶于其行文之流畅，用词之丰富，运用适合于汉语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予以真实、贴切地再现。“一仆二主”思想就是同时兼顾原文的风格和译文的习惯，旨在实现两者的功能对等，让译文读者和源语读者产生相同的艺术享受。

忠实于原文是翻译的第一要义，也是译者最难把握的标准。杨绛认为，“要把西方语文翻成通顺的汉语，就得翻个大跟头才颠倒得过来……我试用个‘翻译度’的辞（词）儿来解释问题”。一般而言，“翻译度”愈小，在文字上贴得愈近，“翻译度”愈大，在文字上离得愈远。有些译者认为“翻译度”愈小愈安全，即使译文不通畅，至少是“信”的。但是，一味为了追求“信”而降低“翻译度”，反而让译文亦步亦趋、晦涩难懂，无法“达”出原文的意境和风格。

因此，就“翻译度”而言，首先是“信”和“达”的有机统一，“信”不能陷入“死译、直译、硬译”的泥潭，“达”也不是毫无约束的“意译”，只有在“信”和“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雅”的追求。

《斐多》是杨绛晚年的译作，当时的她历经风雨、洗尽铅华，翻译风格更显淡定从容。对人生之思索，对人性之感悟，都完全融入到润物细无声的文字表述之中。徜徉其间，先哲的睿智于朴实的吐纳之间和盘托出，如一股股清流浸染心扉。多年翻译实践的洗练，使她真正实现了“雅”的境界。关于“翻译度”的精辟论述，本质上体现了“信、达、雅”的译学思想，也是对经典译论的一次生动注解和诠释。

文学翻译不是百分之百地照搬原作，译者也不是“传声筒”。任何成功的翻译，一定要有意识地发挥译者自身的主体性，在忠实于原作风格的前提下对文字进行必要的加工，以确保译文的可读、可知、可品。杨绛提出的“点烦”手法，就是译者主体性的表现之一。所谓点烦，就是芟芜去杂，减掉大批废字，把译文洗练得明快流畅。

20世纪90年代，杨绛的《堂·吉诃德》译本在学界引发了一些论辩和质疑，各种负面评价屡见报端，原因在于她的译本比其他通行的译本少了近十万字，有可能存在删改、误译等问题。而杨绛表示，她最初的译本也有80多万字，后来经过认真“点烦”，去掉累赘的叙述，才减到了72万字。这并不是因疏忽犯下的错误，而是有意为之，也是她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独特翻译思想的一种体现。经过“点烦”后的译本，内容更加紧凑，节奏更加明快。

这也说明，译者虽然“带着镣铐跳舞”，但也要在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进行适当的再创造，增译、减译、变译等策略，需要加以灵活运用。杨绛译作中精练的语句，流畅的表达，读来如母语的原创，既是译者发挥主体性作用的结果，也是其深厚语言功底的再现。

所谓“炼字”，就是选择最恰当的字。这涉及译文的语言表达问题，更会影响到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度。如果译文用字准确而传神，读者就会喜闻乐见；如果译文的表达佶屈聱牙，读者就会敬而远之。因此，译文要向读者忠实而恰当地再现原文的精髓和内涵，就应该关注“炼字”，以顺应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文化品位。

杨绛总结了“炼字”的几个主要困难：概念的定名、译入语和译出语没有对应词语、双关语难以音义兼顾、专门术语的翻译等。于是，她提出了对“炼字”的要求：译者需储备大量词汇，通俗的、典雅的、说理的、叙述的、形容的，等等，供其随意运用。

在翻译《吉尔·布拉斯》时，杨绛就分外注重对某些词汇的遴选和甄别。比如法语remontrance是“进谏；规劝”之义，语体色彩比较正式，大都用于古代议会的场合等；而原文是布拉斯离家时父母对他的一番交代和叮嘱，如果译成“进谏”显然违背语境而令人不知所云，杨绛巧妙地将其处理成“金玉良言”，既体现了原文的语言特色，又顺应了译文读者的习惯，大有“点石成金”的效果。

此外，杨绛也提到了翻译中的“注释”问题，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风土习惯各有不同，译者需要为本国读者着想，为他们做注。对于具体的翻译步骤和程序，她也有详尽的论述：首先，以句为单位，译妥每一句；其次，把原文的一句句连缀成章；再次，洗练全文。针对诗歌翻译之难，她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愈是好诗，经过翻译损失愈大，而空洞无物的诗，换一种文字再押上韵却并不难。凡此种种，她对翻译中的诸多困惑和难题都有自己独到的心得体悟，所言也鞭辟入里、令人信服。

不求闻达于世，但求无愧于心。杨绛的翻译曾经遭受过一些非议，更赢得过无数专家的认可，2004年被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的称号。不可否认，杨绛的文学翻译思想是对传统译论的守正和出新，其翻译成就也彰显了一代翻译名家的治学精神。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