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所以猛烈抨击礼、乐、仁、义、诚、信、孝、悌主流文化与价值观，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细而论之，盛行于世的礼乐文化和价值观与秦国力行的治国方略相抵牾，甚至水火不容。当年商鞅四见秦孝公，先以“帝王之道”游说，结果“未中旨”，然后以“强国之术说君”，孝公才“大说之”。孝公追求的是“各及其身显名天下”，既然如此，不用极端手段就无法达到这一目标。所谓“极端手段”，就是将秦国变成一座军营，用什伍军事组织方式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只用一种文化(“壹教”)来教育平民百姓。“壹教”的具体内容就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但必须点明的是，将道德文化斥之为“六虱”、“淫道”，只是秦国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化政策。在“当今争于气力”的时代，要想彻底扭转“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落后局面，将礼乐文明打入冷宫，是权宜之策。瞿同祖先生指出，法家“行刑重其轻”，只是“止奸息暴的手段，不得已才用之”。因此，对礼乐仁义诚信道德文化的批判并不是商鞅思想的全部内涵，更不是其思想本质。
商鞅并未全盘否定和废灭仁义道德文化
商鞅并未全盘否定和废灭仁义道德文化，只是在仁义范畴的界定、仁义理想实现的途径、法与德的内在关系等方面，与儒家存在一些分歧。在商鞅看来，法的内在文化精神是“爱民”、“利民”，这一观点与儒家可谓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商鞅与韩非不可混为一谈。商鞅思想深处有人文关怀成分，“法者所以爱民”、“以刑去刑”、“至德复立”等等论述，足以证明商鞅思想性质与儒家相比有相通相容之处。
商鞅对“义”范畴的界定，与儒家有相近之处，又有所不同。孟子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义是最高价值原则。“义”内在于人心，是德性之心的外在显现。义出于心，具有绝对性。正因为如此，义又是人生之乐。冯友兰评论说：“对儒家来说，人为什么要行仁义，是不需要提出的问题，因为这是人的本性。”人既是人，就应该扩充其本性。扩充其本性就是实现人之所以为人。商鞅也强调“义”。但在商鞅思想中，义是外在的行为规范，义属于“有以为”，而非“无以为”。在儒家思想中，义却是内在于人心之“命”，仁与义皆属于“无以为”。换言之，用孟子与告子的争辩术语来概括，“仁义内在”，而非“仁内义外”。
在法与德关系上，儒法两家的分歧十分明显。孔子主张先德后刑、先教后杀，仁是法的内在文化精神。儒家的荀子提出了“礼法”的新概念：“礼法之大分也”，“礼法之枢要也”。有礼之法才是良法，无礼之法是恶法，“故非礼，是无法也”。与儒家思想相对，法家探讨法与德关系的角度和观点都大不相同。“刑生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刑。”德来源于刑，有刑罚才有道德文明。仁义诚信是“有法之常”，无法则无德。社会通过轻罪重罚，达到“以刑去刑”的社会理想境界之日，就是仁义诚信大行于世之时。儒家的理论缺陷在于空谈“老老、幼幼”的社会大同理想，缺乏对实现社会大同理想途径的理论与制度设计。“背法而治，此任重道远而无马牛，济大川而无舟楫也。”法是实现社会道德理想之必由途径，犹如船之桨、车之马。在商鞅看来，儒家因为没有厘清法与德的内在关系，因果颠倒，所以其学说善而无征、空而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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