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大名单是我们比较喜欢做的一个题材，可能因为是理科生，总希望任何事都先建立一个时间空间的系统框架。在过去几年里，我们总结果如下的百大：1、北京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与北京人、山顶洞人的发现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骨山。1918年，瑞典科学家安特生发现这里有史前人类活动遗迹。1929年裴文中发现了“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发现的所有头盖骨都消失了。周口店从直立人到智人，有完整的发展序列，发现有生活在70万-20万年前的直立人（北京人）、20万-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新洞人）以及3万年前左右的晚期智人。不但是中国猿人的重要发现，也是世界人类发展史的重要地点，198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可参观，开放。国一古遗址类001号。门票30元。位于云南省元谋县大那乌村北约500米的山腰。1965年5月1日，国家地质部地质研究所的地质工作者钱方在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两颗人类牙齿。1973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云南省博物馆、元谋县文化馆联合发掘了元谋人遗址。地层中出土了6件石器，3个层位中分布有大量碳屑，说明“元谋人”不仅能制造工具，而且不能排除会用火的可能性。1976年，中科院地质力学研究所的李普等人用古地磁方法，测定“元谋人”的时代为距今170万年。随后，地质研究所和贵阳地化所分别采集元谋组古地磁样，并得出基本相同的结果。1982年，第二批国保中古遗址分类第一号。博物馆免费开放。位于陕西省蓝田县东公王岭和县西北陈家窝村。1963年9月，在陈家窝村厚30米左右的红色土层底部，发现了一个老年女性下颌骨化石。1964年5月又在公王岭红土底部的钙质结核土中，发现了一个不完整的中年女性头骨化石，两地相距约30公里。经测定公王岭发现的古人类化石距今约100万年，陈家窝距今60万年。4、辽宁营口金牛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及金牛山人的发现位于辽宁省营口市大石桥市永安镇西田村村西的孤立山丘，海拔69.3米。山南有一大型溶洞，约26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溶洞里开始有远古人类居住。1945年，在金牛山遗址境域开山取石时，发现了动物化石；1972年，辽宁省文物普查时，金牛山遗址被发现。1984年，遗址中发现了同属一个个体的人骨化石，被学术界命名为金牛山人。国三-V-3。位于韶关市曲江区马坝镇西南狮子岩。1958年马坝公社的农民在狮头山北面第二层溶洞中采挖洞内的堆积作肥料时，在一条裂隙发现古人类头骨化石和古脊椎动物化石，经有关专家鉴定是12.9万年前直立人向智人过渡的早期类型人类化石，于是命名为马坝人。马坝人的脑容量估计超过北京人，又具有智人的进步性质。分类上归于早期智人，是直立人转变为早期智人这一重要环节的代表。国五-I-95。（包含在石峡遗址里）位于河北省张家口阳原县境内东部地区。上世纪20、30年代，中外科学家就在桑干河流域发现了许多哺乳动物化石，近年来又发现了许多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在时代上，从100多万年到1万年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每个阶段的遗址都有，且内容十分丰富。中国已发现100万年以上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址有30处，其中25处在泥河湾遗址。尤其是泥河湾马圈沟遗址的发掘研究，把亚洲文化的起源推进至距今200万年前。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城4公里的丁村附近的汾河河畔。1953年丁村遗址发现了3枚人牙化石。1976年，又发现幼儿右顶骨化石。丁村遗址的九龙洞遗址是原地埋藏石器制作场，是17万年前原始人类“丁村人”打制石器的加工厂；过水洞遗址形成年代约为20万年至30万年前；老虎坡遗址约为10万年前。国一-V-2。建有遗址博物馆。8、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位于江西省万年县大源镇附近的小荷山脚。遗址出土遗物丰富，有石器、骨器、穿孔蚌器、陶片和人头骨、下颌骨、牙齿等，还有数以万计的动物骨骼碎片。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考古人员就对遗址有过大规模的发掘，1993、95、99年又由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安德沃考古基金会（AFAR）组成联合考古队先后进行了五次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人工制品和动物骨骼等。其中最特别的是年代超过万年的夹粗砂条纹陶、绳纹陶，是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器标本之一。此外，还发现了12000年前的野生稻植硅石和一万年前的栽培稻植硅石，这是现今所知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栽培稻遗存之一。国五-I-54。遗址开放，门票20元。位于湖南省道县寿雁镇白石寨村附近。遗址于1988年发现的，1993年、1995年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先后两次对这个遗址进行过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棒器、动物骨头残骸、种子，栽培水稻的谷壳标本和陶器。玉蟾岩遗址是一处文化性质单纯、文化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遗址内出土有制作粗糙的原始陶器、石器、骨器、角器以及穿孔蚌器。原始陶器火候很低，夹杂大量粗沙，质地疏松，复原后呈釜形器，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陶制品之一。国五-I-91。
位于新郑市西北约8公里的裴李岗村西，遗址年代距今约8000年，绝对年代早于仰韶文化1000多年。该遗址出土的器物有独具一格的文化面貌，被考古学界命名为“裴李岗文化”。1958年，在配合漯河市火电厂的发掘中就发现了文化遗存，一度归入仰韶文化的范畴。1977年，新郑县文管会又在裴李岗村发现了舌状形石铲和泥质红陶双耳壶，初步认识到是有别于仰韶文化的遗物。随即开始对裴李岗遗址的第一次小型发掘。此后，又进行了第2、3、4次发掘。填补了我国仰韶文化以前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段空白；国五-I-64。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1.5公里的贾湖村，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前期重要遗址，C14、释光测年结果显示其距今约9000―7500年，保护区面积5.5万平方米，始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初。 贾湖遗址是淮河流域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提供了连接黄河中游至淮河中下游之间新石器文化关系的一个连接点，再现了淮河上游八九千年前的辉煌，与同时期西亚两河流域的远古文化相映生辉。国五-I-65。位于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东北45千米处的五营乡邵店村东侧，座落在葫芦河支流清水河南岸。1958年发现，1978~84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对大地湾遗址进行了七年连续考古发掘。发现它是一处距今8000~4800年的史前遗址。该遗址出土出土陶，石、玉、骨、角、蚌器等文物近万件，发掘房址241座。该遗址对探索中华文明的线索和原生面貌，揭示陇右与天水古代文化的考古编年和文化序列，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国三-V-9。位于湖南省常德市澧县，是中国南方史前大溪文化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遗址，也是迄今中国唯一发现时代最早、文物最丰富、保护最完整的古城遗址，被誉为“中国最早的城市”。1979年湖南省文物普查时，澧县考古工作者首次发现城头山遗址。1991年至2011年，由湖南省考古所主持，澧县进行了13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9000平方米，先后出土有古城遗址、氏族墓葬、大型祭坛、灌溉设施完备的水稻田等大批珍贵文物。城头山古文化遗址代表了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古文明的发展高度，对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早期城池的建立以及阶级、国家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国四-I-17。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东南。1982年秋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敖汉旗文化馆在敖汉旗东南部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兴隆洼遗址。1983年春—1994年秋，对兴隆洼遗址先后进行了7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清理房址153座，最大的房址总面积达140平方米。兴隆洼遗址出土的玉器是中国年代较早的磨光真玉器，是探索中国玉文化起源最宝贵的实物资料；出土的猪首龙形石器，对研究龙的起源及崇龙礼俗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国四-I-6。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城北9公里处的仰韶村。1921年，经中国政府批准，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我国考古学家袁复礼一起进行了首次发掘，确认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遗存。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发现有四层文化层叠压，自下而上是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中期。仰韶文化地域分布广，延续时间长，按差异性又可分为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后岗类型、大司空类型、西王村类型、大河村类型和马家窑类型。国一-V-3。建有仰韶博物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浐河东岸。遗址于1953年被发现，1954~57年，由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主持，先后对半坡遗址进行了5次较大规模发掘，总计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发现有房屋遗迹45座，圈栏2座、窖穴200多个，陶窖遗址6座，墓葬250多座以及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约1万件。在一些陶钵的口沿上还刻有各种符号 ，有20~30种之多，这些符号可能是中国文字的起源。国一-V-4。位于陕西省临潼区城北，地处临河东岸的第二台地上。1972～79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和临潼区文化馆合作，由巩启明等主持进行11次大规模发掘。年代为公元前4600～前4400年左右，史家类型为前3690年。遗址最上层，还有少量的陕西龙山文化遗存。姜寨发掘的主要收获是：为研究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发展序列提供了重要依据；揭露了半坡类型的一处聚落遗址，其保存之完好，布局之清晰是前所未有的；发现的大量遗迹、遗物，了仰韶文化诸方面的内容。国四-I-20。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河姆渡镇河姆渡村的东北，年代约7000~5000年前。1973年夏，当地农民建设排涝工程掘土时发现。同年，浙江省文管会、浙江省博物馆在这里进行了首次大规模发掘。河姆渡遗址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上下叠压着四个文化层。河姆渡遗址出土陶片达几十万片，还有陶器、骨器、石器以及植物遗存、动物遗骸、木构建筑遗迹等大量珍贵文物。国二-V-4。位于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大汶口镇和宁阳县磁窑镇，总面积约82.5万平方米，是约6100-46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遗址，于1959年首次发现并挖掘。大汶口遗址包含有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三个阶段的文化遗存，尤以大汶口文化遗存最具代表性。大汶口遗址共发现墓葬、房址、陶窑等遗迹100余处，并出土了大量生产生活用具，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现象，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国二-V-3。建有考古遗址公园。位于瞿塘峡东口，大宁河宽谷岸旁的大溪镇，是我国长江流域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的重要遗迹。该文化遗址约为公元前4400—前3300年，属母系氏族晚期至父系氏族的萌芽阶段。位于湖北省京山市屈家岭村。遗址发现于1954年，1955年及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湖北省文物工作队两次发掘，出土大量用于生产和生活的石器和陶器，蛋壳陶器、彩绘陶器和彩绘纺纶，说明新石器时代江汉平原地区已具有较高水平的烧陶技术和纺织手工业。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其年代距今约5300—4600年。屈家岭遗址的发现，表明这里是长江中游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也说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国三-V-14。
位于河南省的安阳市高楼庄。1931～1971年多次发掘。在这里首次发现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3种文化层位的上下叠压关系，由此确定了三者的相对年代。这里仰韶文化的彩陶钵、碗、罐形鼎，以及三角斜线纹、多道短线纹等彩陶纹样特征鲜明，其遗存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后冈类型。后冈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4390～前4180年。龙山文化的建筑遗迹很重要，有房址39座，有的房屋还用幼童作奠基牺牲。还发现商代大墓与圆形祭祀坑，坑内埋有73个人的骨骼，多是男性青壮年及儿童，少数为女性青年。此坑是商代晚期杀人祭祀的重要遗迹，反映了商代奴隶社会的残酷人牲制度。后冈遗址是殷墟的重要遗址之一。位于河南三门峡陕州古城南，总面积24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遗址。1956年至1957年，庙底沟遗址被第一次发掘，其神秘“面纱”首次被揭开。遗址分二期，下层一期为仰韶文化遗存。上层二期为仰韶向龙山文化过渡遗存，命名为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出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陶器上千件，在中国考古界引起轰动。这一发现解决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相互发展关系，在考古学上具有重要价值。国五-I-68。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的登封市告成镇八方村东侧的土岗上，当地群众称“望城岗”。王城岗遗址现存面积约10000平方米，是一处以中原龙山文化类型中晚期为主、兼有新石器时代早期裴李岗文化和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与商周文化的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龙山时代文化城址。最新的解读是，王城岗小城有可能为“鲧作城”，而大城才是“禹都阳城”。国四-I-14。位于上海市上海市青浦区赵巷镇崧泽村，地处太湖地区。1957年，被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考古调查时发现，其历史可上溯至距今6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是上海地区最早的人类居住地之一。 1958年，上海市出版局饲养场在村北挖掘鱼塘又发现了鹿角、陶片和石器，从而认定该处存在古文化遗址。崧泽文化的前身是马家浜文化，其后继者是良渚文化。国7-1-134位于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龙山村东北，巨野河东岸、胶济铁路的北侧，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属新石器时代（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100年）城址，遗址出土有陶器、石器、蚌器和少量铜器，并采集了一些人骨和动物骨骼。其中陶器有大批黑陶器皿，器形有鼎、罐、鬹、盆、瓮、杯等，其中有蛋壳黑陶，并发现灰陶时期刻文字的陶器。民国十七年（1928年），城子崖遗址被吴金鼎发现。城子崖遗址可分为周代城址、岳石文化古城、龙山文化古城上中下3层，该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提供实证。国一-V-5。主要集中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良渚街道境内，地处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持续发展约1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良渚遗址发现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遗址群中发现有分布密集的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出土物中以大量精美的玉礼器最具特色。这些遗迹、遗物的发现，显示出良渚文化遗址群已成为证实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它的发现对研究长江下游地区的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国四-I-8。世界文化遗产。考古遗址公园已建成开放，门票80元。位于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镇北郊，遗址区面积8余平方公里，由40处地点组成。遗址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距今6500年开始有人类居住生活，距今4300年左右达到鼎盛时期。石家河文化代表了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最高水平，是三星堆文化、楚文化的重要源头，与长江下游的浙江良渚遗址、黄河中游的陕西石峁遗址共同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见证 。石家河古城是长江中游已知的最大史前古城；印信台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规模最大的史前祭祀场所；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工艺水平超过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代表了史前玉器的高峰。国四-I-15。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洮阳镇马家窑村，东临洮河，东北距洮阳县城约10千米，是一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约为5200年—4400年前）文化遗址，定名为仰韶文化马家窑期。民国十三年（1924年），马家窑遗址被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发现。马家窑遗址发掘了大量的史前华夏文化的彩陶器皿 。马家窑遗址为探讨马家窑聚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复杂化程度提供了重要资料。从地层叠压情况看，马家窑文化诸类型的年代顺序是：石岭下类型——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马厂类型。国三-V-10。位于乐都县城东15公里高庙镇东面的湟水河北岸，距青海省会西宁70多公里，墓地坐落在村庄后面的半山白土坡上，是原始社会晚期的公共墓地葬群，也是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的代表。1974年春天，青海省东部农业区发现了一处古代文化遗址，这就是名闻遐迩的乐都柳湾原始社会氏族公共墓地。青海省文物管理考古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工作队经过连续六年发掘之后，清理墓葬1700余座，出土珍贵文物35000余件，其中各种形制的彩陶器皿达15000件之多，真是一个绚丽多彩的彩陶王国。柳湾墓的随葬品有陶器、装饰品和海贝等。出土人面纹和彩塑人像彩陶壶。柳湾出土的彩陶器中，以马厂类型最丰富、珍贵，其数量之众，造型之美和花纹之繁缛，为其他古文化之冠。国六-I-211。位于辽宁省朝阳市下辖的凌源市境内。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距今5500年至5000年。遗址于1981年发现，1983年开始发掘，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等遗址和珍贵玉器的发现，以确凿而丰富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就已经发展到原始文明的古国阶段。牛河梁遗址，对中国上古时代的社会发展史、传统文化史、思想史、宗教史、建筑史、美术史的研究都产生重大影响。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确是中华民族寻祖问源的圣地、东方文明的曙光。位于中国西南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城东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总面积约1万平方米，年代为距今4000～5000年，该遗存被命名为卡若文化。卡若遗址发现于1977年，1978年、1979年、2002年分别对遗址进行过三次发掘，发掘面积达3040平方米，是考古界公认的西藏三大原始文化遗址之一。这里出土有房屋遗迹二十多座，还有许多石制生产工具以及谷物、兽骨等，对研究西藏早期历史有重要价值。国四-I-19。位于广东省曲江县马坝镇，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跟马坝人遗址在一起。包含三个时期的不同文化遗存，即石峡文化层、夏商时期文化层以及夏商至西周时期以菱纹陶为代表的青铜器时代文化层。石峡文化与岭南地区土著文化明显有别，少数陶器具有良渚文化特征。石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填补了秦汉以前古文化的空白，为探讨与邻近省区及东南沿海地区同期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且重要的实物资料。国五-I-95。
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面积280万平方米。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一处之一。经过研究，进一步判断陶寺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同类遗址在晋西南汾河下游和浍河流域已发现70余处。陶寺遗址对复原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性质、国家产生的历史及探索夏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根据发掘的成果来看，陶寺社会贫富分化悬殊，少数贵族大量聚敛财富，形成特权阶层，走到了邦国时代的边缘和方国时代。国三-V-12。35、香港马湾岛东湾仔北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遗址的发掘位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荃湾区马湾岛上，隶属马湾乡马湾村。遗址地处马湾岛东北角名为东湾仔的小海湾高出现在海平面5～7米的一个平坦的上升沙滩上。背靠一小山丘，面向大海。遗址南北长约100米，东西宽约30米，总面积近3000平方米。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1981年，当时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曾对此进行过考古调查。香港东湾仔北遗址的发掘是香港考古的一个重大突破。对它的深入研究，将会为香港乃至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考古学上的许多学术问题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资料。位于台北市圆山动物园内，早在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就被发现。面积约有2.7公顷，为全台湾最珍贵的史前遗址之一。圆山文化距今有3500年至4000年，包含圆山遗址上下两个文化层。上层是早期圆山文化。台湾地区发现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的贝壳、石器、陶器、玉器、骨角器以及兽鱼骨等遗物。台湾考古学者推断，圆山文化人可能是从今日广东省的海丰到广州之间的沿海地区迁移而来的。齐家坪遗址于1924年，由考古学家安特生所发现。时间跨度约为公元前2200年至公元前1600年，是黄河上游地区一支具有特殊价值的考古学文化，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来源。齐家文化源自马家窑文化和常山下层文化，是寺洼文化和卡约文化的来源之一。齐家坪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总面积约1.5平方公里。遗址发现有多处房屋、窖穴、墓葬遗迹，出土物包括石器、陶器、骨器、玉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此外在遗址中还出土有铜镜一面，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铜镜。国四-I-21。位于洛阳盆地东部的偃师市境内，年代约为距今3800～3500年，相当于古代文献中的夏、商王朝时期。对研究华夏文明的渊源、国家的兴起、城市的起源、王都建设、王宫定制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学术界公认为中国最引人瞩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1959年开始发掘，遗存可划分为四个时期。遗址内发现有宫殿、居民区、制陶作坊、铸铜作坊、窖穴、墓葬等遗迹。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及蚌器等遗物，其中的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重点六大都邑之一。国三-V-17。位于山西省运城市夏县东下冯村青龙河两岸的台地上。是夏商时期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典型遗址。时代为公元前1900～前1500年左右。推测认为，夏启率众从阳翟西迁到夏（华夏族故地），建都安邑——就是这里。二里岗时期发现有城址。该城址内西南角发现有一组排列有序的圆形建筑。发现的遗物有陶器、骨器、铜器、石器等。东下冯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对于探讨夏时期晋南地区的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将有助于对中国古代城市形成与发展、夏商文化变迁的研究。国五-I-9。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松山区王家店乡夏家店村北。民国24年（1935），日本学者滨田耕作等人在夏家店遗址群发掘的石棺墓中发现了青铜器。1960年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刘观民的带领下，确认了两种青铜文化，并命名“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夏家店文化是内蒙古早期青铜文化的代表。遗址内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铜器、玉器、骨角器等遗物，其中以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层内发现的青铜器最为重要，其生产技术水平足以与同时代中原地区最发达的文化相媲美。国六-I-30。41、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和墓地的发掘位于内蒙古敖汉旗，是北方地区早期青铜时代文化的遗址和墓地，年代为距今3450～3700年。大甸子遗址发现于1974年，是一处由具有土筑城墙、环壕的聚落遗址和墓地组成的大型低台地型遗址。遗址内发现有中国建筑史上最早的竖向错缝城墙垒砌法。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铜器等遗物，其中包括中国最早的金属贝币。遗址东部为大规模墓地，墓葬排列整齐，现已清理804座，出土了大量随葬品。大甸子遗址和墓地，展现了中国北方地区早期青铜文明的面貌，揭示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居民的丧葬制度。国四-I-22。位于洛阳偃师，是一处二里岗文化（商代早期）时期的遗址，夏商文化界标。为商汤灭夏后所建，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北靠邙山，南临洛水。洛阳偃师商城遗址，覆盖在地面下1-4米。1983年春在配合基建工程中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多次发掘，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的系列测年数据，其始建年代被推定为约公元前1600年；偃师商城第三期早段的年代被推定为公元前1400年前后，则这座城址由兴到废经历了约200年时间，被学界视为夏商文化界标。洛阳偃师商城遗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长1700余米，东西宽1215米～740米，包括大城、小城、宫城三重城垣。城址内发现有城门、道路、宫殿、居址等遗迹，并出土大量石器、陶器、铜器、玉器等遗物。国三-V-18。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区内，即今河南省郑州市区偏东部的郑州旧城及北关一带。外城墙始筑于商代时期的二里冈期下层一期，使用到二里冈期上层二期，总面积达25平方千米，是先周时期仅次于殷墟的庞大都城遗址。郑州商城外城墙的始建年代为前1500年左右，可以推算内城和宫城的时间年代要不晚于前1500年，有学者认为此是“汤始居亳”的亳都。根据最新碳14测年数据郑州商城为公元前1509-前1465年 。所以从文献记载，考古资料、碳14测年数据得出的结论，郑州商城为仲丁所迁都的隞都。国一-V-6。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处在盘龙湖半岛，东南西三面环水，是长江流域发现的夏商时期规模较大、出土遗存较为丰富的城邑遗址，也是武汉城市文明的源头。遗址于1954年被发现后，发掘了城址、宫殿等大型建筑及多座高等级贵族墓葬，出土有数百件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和骨器等遗物。内城包括宫殿区、居民区、墓葬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几部分。通过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发现，认识到二里头及二里冈等中原文化在南方大范围的同一性，认识到夏商王朝的政治版图到达了长江流域。国三-V-19。以建设考古公园。位于安阳市小屯村。宫殿宗庙遗址在洹河南岸的小屯村、花园庄一带。王陵遗址在洹河北岸侯家庄与武官村北高地。这里是自公元前1319年第20代商王盘庚迁都至此，到公元前1046年帝辛亡国，经历12位国王273年的统治，一直是商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国一-V-7。1928年殷墟正式开始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都城建筑遗址和以甲骨文、青铜器。先后出土有字甲骨约15万片，所记载的资料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可信历史提前到了商朝。也是中国至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由殷墟王陵遗址、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洹北商城遗址、甲骨窖穴等构成。考古公园门票70元。位于江西省樟树市山前乡吴城村，萧江上游丘陵坡地。吴城遗址是1973年秋兴建吴城水库时发现的。公元前15世纪～公元前11世纪。吴城遗址是中国南方一处规模较大的商代中晚期都邑遗址，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吴城遗址内发现有陶窑区、冶炼区、居住区、墓葬区、祭祀广场等遗迹。出土陶器、原始瓷器、铜器、石器等遗物数千件。其中烧造考究的原始青瓷器的发现，证明了这一地区即是青瓷器的发源地之一。国四-I-25。它是长江以南首次发现的大规模商代人类居住遗址，它的发现改写了江南古代文明史，也改写了中国的历史。1989年9月20日，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村村民在涝背沙洲（谷称“三把伞”）取土修护赣江大堤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十多件呈墨绿色的青铜器，后经科学发掘，出土物极其丰富，主要有铜器、玉器、陶器等，共1300多件，其中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139件，以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国六-I-100。青铜器类别繁多、器形复杂、年代早晚跨度达数百年。根据出土物推测，当时这一地区曾经存在一支与商文化并存发展的地方文化，墓主人可能就是当地政权的最高统治者或其家族。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其中出土的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青铜大立人、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都是旷世神品。而以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国三-V-20。建有考古公园和博物馆。门票80元。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岐山一带，东西长达70公里，南北宽约20公里，总面积约33平方公里，是公元前11世纪到前8世纪的大型古遗址，出土了大量卜骨、卜甲，以及大量珍贵的国宝青铜器。周原是周文化的发祥地和灭商之前周人的聚居地，“青铜器之乡”。50年代后期，科学院考古所、北大、西北大学、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先后在此调查、试掘。从1976年开始对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1988年在周原遗址的基础上建立起周原博物馆。国二-V-5。位置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丰京和镐京一起并称为“丰镐”，是西周王朝的国都，历史上最早称为“京”的城市，也是中国最早期的城市，作为西周首都沿用近三百年，又称宗周，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丰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宏大，布局整齐的城市，开创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方整、宽畅、宏伟的先河，建构了中国城市平面布局的总规制，成为后来城市总体布局的典范，是周礼的诞生地。丰镐遗址在西安市长安区马王镇、斗门镇一带的沣河两岸，丰在河西，镐在河东。考古已经基本确定了丰镐的城址和遗址面积，通过多学科的精确定位，确定了丰镐两京的遗址面积总计近17平方千米，是一个巨型都城遗址。国一-V-8。51、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都城遗址与贵族墓地的勘探与发掘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西部，是周昭王八年（前1045年）燕国的初都所在地，是西周考古中发现的一处集城址、宫殿区和诸侯墓地同时并存的遗址，为北京城的发源地之一。琉璃河遗址的发现，将北京的建城史上溯至3000多年前。20世纪40年代，琉璃河遗址被发现。琉璃河遗址经过发掘发现了城址，还发掘出了燕国贵族墓葬区，并出土了一批带有燕侯铭文的青铜器，对研究燕国早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国三-V-21。位于山西省的曲沃、翼城两县境内，是西周时期晋国的早期晋侯墓地，年代为距今2800～3000年。曲村—天马遗址发现于1980年，又名“晋侯墓地遗址”，其埋葬时代几乎贯穿整个西周时期。总面积约10平方公里，已揭露面积达2万平方米。遗址内现已发现8组17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陪葬墓4座、祭祀坑数十座，并探明车马坑5座。出土有华丽精美的玉器、青铜礼器等随葬品以及陶器、石器、骨器等遗物万余件。墓内随葬的玉器种类繁多，装饰华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西周时期等级最高的玉器。国四-I-26。原址上建设了晋国博物馆。53、河南三门峡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魏国上阳城与虢国墓地的勘探与发掘位于中国河南省三门峡市北部的上村岭一带，是中国已发现的一处等级齐全、排列有序、保存完好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虢国国君及贵族墓地。虢国墓地发现于1956年，主要经过两次大规模发掘，共发掘墓葬250多座，出土大量的玉器、青铜器。其中两座国君墓中出土了很多的珍贵的一级文物，如有“华夏第一剑”之称的玉菱铜芯剑、精美华丽的“缀玉面罩”等。虢国墓地的发现填补了中国西周考古史上的空白，为研究当时的文化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国四-II-3。1952年，原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崔斗辰来到侯马，到西侯马、白店一带搞调查，发现了古遗址，引起考古界对侯马的关注。1955年7月，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配合中央城市设计院组织各类专业科技人员，对即将兴建的侯马市的自然环境、历史地理进行综合考察，并在西侯马、宋郭、白店、牛村、南 西庄、北西庄等村旁的断崖上，发现大量东周时期文化层。初步查明这里是一处文化遗物丰富、分布范围广阔的古遗址，与文献资料相印证，认为与东周晋国晚期都城新田有着密切的关系。1965年为配合侯马发电厂工程进行文物勘探时发现的，该遗址出土了五千余片盟书。国一-V-11。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市区周围，是东周时期的列国都城之一。故城由春秋时期的郑国始建，韩灭郑后，即迁都于此，郑韩两国先后在此建都长达539年。1923年8月，在新郑退职军官李锐的老宅院（李家楼）里，一群工人打井时，意外挖到了四件青铜器。驻兵郑州的北洋陆军第14师师长靳存青认为，钟鼎重器非一般文物，应归国有。将前期出土的70多件铜鼎、铜鬲等物品，运往郑州保存，并派官兵监护现场。挖掘工作到了10月5日，获得的青铜器、碎铜片、陶器和贝币已有1500多件，它们被统一命名为“新郑彝器”，发掘的古墓也被称为李家楼大墓。1966年5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次来到李家楼，清理当年现场，认定该墓应是郑国一男性贵族大墓，所以又称它为“郑公大墓”。故城分东西两城：西城为政治中心，郑、韩两国的宫殿区、贵族府邸等都在西城集中分布。东城为经济中心，分布着手工业作坊区、平民居住区、宗教礼仪性祭祀区和郑国贵族墓葬区等。郑韩故城出土了大量文物与建筑遗址，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国一-V-13。位于河北省易县，从民国初年开始，出土文物十万余件。城南丛葬墓群，是中国唯一的人头丛葬墓，并排着14座人头坑，每个坑清理出人头2000多个，上下叠压，千奇百怪。1964年到1978年对东城墓葬区的发掘，即出土文物3800多件，其中很多文物是很精致、很珍贵的。在老姆台东出土的青铜立凤蟠龙纹铺首（宫门上的装饰品），高74.5厘米，重22公斤，上面刻有龙、凤、蛇等禽兽图案，为考古文物所罕见。由此也可推测宫殿规模之宏伟宽大。1965年，在武阳台附近发掘了一个丛葬坑，墓中出土文物1480件，其中铁制兵器占绝大多数。经过对其中剑、矛、戟等7种9件兵器的分析，其中6件为纯铁或钢制品，3件为经过柔化处理或未经处理的生铁制品。这说明，在战国晚期，中国就能制造高碳钢，并懂得了淬火技术。燕下都淬火钢剑的发现，比《汉书》记载的王褒上汉宣帝书中的“清火淬其锋”的时间提早了两个世纪。国一-V-15。位于湖北随州城西两公里的擂鼓墩东团坡上。曾侯乙墓呈“卜”字形，墓坑开凿于红砾岩中，为多边形岩坑竖穴木椁墓。无墓道，南北向，墓坑南北长16.5米，东西宽21米，深13米，面积为220平方米。曾国是西周初期周天子分封镇守南方的重要邦国。墓中随葬以九鼎八簋和编钟、编磐为主的礼乐器，十二律俱全的64件青铜双音编钟、玲珑剔透的尊盘和完整地书写二十八宿名称的衣箱等，体现了先秦时期中国在艺术、技术、天文等方面的极高成就。其中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国三-VI-2。58、湖北江陵东周时期楚都纪南城周围东周墓群的发掘位于湖北荆沙市江陵城北5千米处。因在纪山之南，习称纪南城。50年代初湖北省文物部门对遗址进行调查。城外分布有古墓200多座，已发掘30多座，几座中型楚墓就出土了数千计的文物，其中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彩漆木雕鸳鸯豆、彩漆木雕虎座飞鸟、铜弩机、彩绘石编磬。1975年出土了一具完好的西汉男尸（现陈列于荆州博物馆）。国一-V-14。位于河北平山县三汲村，1974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在平山县三汲乡的南七汲村发掘一号、三号、四号、五号和六号等战国时期墓葬，也出土了为数庞大的车马坑与陪葬墓，并同时发现中山国的都城灵寿古城。中山王一号和六号墓出土文物就达19000余件，并以大量孤品、珍品的出土震惊中外。其中刻铭铁足铜鼎、铜方壶、铜圆壶、中山侯钺、山字形器、铜错金银龙凤方案、十五连盏灯、银首人俑灯、虎噬鹿器座、牛器座、犀牛器座、双翼铜神兽以及带有压划纹的磨光黑陶鼎、石制六博棋盘、鹰柱大盆，大量的玉龙、玉虎、玉人等，则以精巧的做工，独特的造型，反映了中山国手工业在铸造冶炼及工艺加工等方面的高超技术。出土文物还发现有两壶保存2200余年仍良好的酒，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酒。国三-V-26。位于大冶市城区西南约4km的金湖街道办，发现于1973年，是迄今为止我国保存最好、最完整、采掘时间最早、冶炼水平最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古铜矿遗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是一座从商代晚期一直延续到汉代开采和冶炼的古铜矿遗址，遗址年代约为公元前9世纪~公元1世纪， 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地表积存了约40万吨古代炼铜渣。发掘出自西周（约公元前9世纪）至西汉末（公元1世纪）的采矿井、巷360多条（个），古代冶铜炉7座。国二-V-6。战国后期至秦朝的都城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内，范围包括渭河两岸，以咸阳市渭城区窑店街道办为中心，发掘面积15168平方米，现存面积20平方千米，始建于秦孝公年间。秦咸阳城遗址内并未发现城墙，其范围约东起柏家嘴，西止毛王沟，北至高干渠，东西长约870米，南北宽约500米，其中部偏北处为咸阳秦宫殿遗址所在，四周有夯土宫墙。1973～1982年，在遗址内共发掘出土3座宫殿建筑基址。国三-V-23。位于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城东5千米处的骊山北麓。1974年3月，陕西临潼县宴寨乡西扬村的村民在秦始皇陵东1.5公里处打井时，意外地发现了许多碎陶人，后经考古工作者探测，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秦代兵马俑坑。1976年通过钻探，在此坑的北侧20和25米处分别又发现了两处兵马俑坑。按照它们发现的时间把它们分别定名为一、二、三号坑，三个坑的总面积为22，780平方米，坑内置放与真人马一般大小的陶俑陶马共约7400余件。秦始皇兵马俑是我国规模最大的俑群，也是举世罕见的艺术珍宝。国一-VI-3。兵马俑博物馆门票120元。位于中国中部湖北省的云梦县，1975年底，墓葬中出土了1100余枚秦代竹简（秦代包括秦统一前的秦国与统一后的秦朝，为叙述方便，秦国指七国之一的诸侯国，秦朝指秦统一后的帝国王朝 ，秦代指秦国和秦朝），以及金属器物、生活用品，包括毛笔、石砚、墨块等文房用具。竹简上的秦代隶书，反映了篆书向隶书转变阶段的情况，其内容主要记载了秦代法律、医学等诸多内容，为研究中国书法、秦帝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医学等方面的发展历史提供了详实的资料，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湖北省保。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大兴西路。在西汉200多年中，这座城市一直是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垣内面积36平方公里，包括建章宫等遗址，遗址保护总面积达到65平方公里。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人足立喜六对汉长安城遗址的考古调查。此后，中国学者也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了一些踏查工作，对汉长安城遗址系统的、有计划的考古工作，是从1956年开始的。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是汉长安城最著名的三大宫殿。古丝绸之路起点、发源地、决策地，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是中国古代使用时间最长、定都朝代最多、遗迹最丰富的都城。国一-V-17。世界文化遗产。考古公园免费开放。位于陕西省咸阳市、西安市境内。西汉11位皇帝的陵墓，除汉文帝刘恒霸陵和汉宣帝刘询杜陵位于渭河以南西安市东郊的白鹿原北端及南郊的少陵塬上，其余九位均安葬在渭河北岸的咸阳塬上。西起兴平市（县级市）豆马村，东到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张家湾，依次排列着汉武帝刘彻茂陵、汉昭帝刘弗陵平陵、汉成帝刘骜延陵、汉平帝刘衎康陵、汉元帝刘奭渭陵、汉哀帝刘欣义陵、汉惠帝刘盈安陵、汉高帝刘邦长陵、汉景帝刘启阳陵。国一-V-4，国五-II-39。阳陵建立了考古公园和博物馆，门票60元。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陵山之上，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西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二月，刘胜薨，窦绾葬于西汉元鼎四年之后、太初元年之前，即前113～前104年之间。1968年5月23日下午3时许，解放军某部工兵团在满城县城西南约1.5千米处的陵山主峰东坡开凿隧道时，发现满城汉墓。国三-VI-6。满城汉墓墓内除了华丽的陈设和棺椁外，发掘中还出土各类文物1万多种。其中仅金银器、玉石器、铜器、铁器等精品便有4000多件，各类铜灯19件，尤以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铜博山炉等最为珍贵。其中靖王、窦绾两套完整的玉衣，也是中国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位于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兵马俑路，是西汉早期分封在彭城的某位楚王的陵墓。1984年12月的一天，山脚下砖瓦厂的一个民工正在挖地窖。忽然锹下“当”的响了一声，接下来，就出现了一个奇迹———继咸阳杨家湾西汉彩绘兵马俑、西安临潼秦始皇兵马俑之后发现的第三批兵马俑军阵———徐州彩绘兵马俑。墓中出土的金缕玉衣为中国出土的玉衣中玉质最好、玉片数量最多、工艺最精的一件。楚王陵凿石为室，穿山为藏，规模宏大，结构独特，出土陪葬品丰富，其中有数百件玉器及近300件印章、封泥，国内罕见。国四-II-7。建立有博物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湖南省人民医院里，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轪侯利苍的家族墓地。马王堆汉墓于1972年～1974年先后进行3次考古发掘，墓葬的结构宏伟复杂，三座都是北侧有墓道的长方形竖穴，椁室构筑在墓坑底部，墓底和椁室周围，都塞满木炭和白膏泥，然后层层填土，夯实封固。二号墓是汉初长沙丞相轪侯利苍，一号墓是利苍妻，三号墓是利苍之子。墓葬共计出土1具保存完好的女尸、棺椁、丝织品、帛书、帛画、漆器、中草药等遗物3000余件。马王堆汉墓的发现，为研究汉代初期埋葬制度、手工业和科技的发展及长沙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国7-0631-2-115。文物保存在省博、遗址开放，门票5元。位于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是西汉初年南越王国第二代王赵眜的陵墓。赵眜是赵佗的孙子，号称文帝，公元前137年至122年在位。该墓于1983年6月被发现，挖掘完毕即在原地建立西汉南越王博物馆。1983年发掘时，出土文物中有“文帝行玺金印”一方以及“赵眜”玉印，证明陵墓主人的身份。是岭南地区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唯一汉代彩绘石室墓。墓中出土文物一万余件，其中“文帝行玺”金印、玉角杯、错 金铭文虎节、印花铜板模、平板玻璃铜牌饰等文物具有重大历史、科学、艺术价值，集中反映了两千年前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国四-I-35。原址上建立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门票12元。位于山东省临沂市市区银雀山西南麓，1964年被发现，1972年至1986年先后发掘一百余座墓葬，大多是西汉前期墓葬。1972年4月在银雀山发掘古墓两座，定为银雀山一号、二号墓。墓址开凿在岩石上，为长方形竖穴，均为一椁一棺。椁内有隔板一侧放棺、一侧为边厢，边厢内放置随葬器物。考古人员在边厢里发现的竹简。经专家整理，其中有中国古代四大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和《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经》《曹氏阴阳》等先秦古籍。二号墓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这批珍贵的竹简为研究中国先秦和汉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文学、音训、简册、历法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特别是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解开了历史上孙子和孙膑是否一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汉简出土名扬四海，震惊中外。河南省洛阳市烧沟村的汉墓群。墓葬的时代从西汉中期延续至东汉晚期。墓主人的身份，除东汉晚期几座较大型的墓可能属于当时的豪门贵族外，多数墓葬的墓主应为一般官吏及其眷属。1952～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河南省文化局等单位发掘清理了200余座墓。1959年出版了《洛阳烧沟汉墓》。这批墓葬的发掘和研究，给建立洛阳以及中原地区汉墓年代的序列，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并对研究汉代的社会生活和物质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是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至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滇王及其家族臣仆的墓地，是石寨山文化最早发掘的具有代表性的遗存。1955年至1996年，经过五次发掘，清理战国至汉代的古墓86座，出土“滇王之印”金印等文物近5000件，有青铜器、金器、银器、铁器、玉器、玛瑙等。其中的青铜器铸造精良，纹饰图案精美，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反映了古滇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在第六号墓中出土了金质篆书的“滇王之印”，轰动国内外考古界，从而也印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的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仍年)武帝“赐滇王玉印”的史实。国五-II-35。遗址圈起来了不开放。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中的瑞典学者F.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对汉代烽燧遗址进行调查挖掘，出土简牍一万余支，是此次挖掘的重大收获。汉简出土地点有30处，其中10处为主要出土地点，如破城子，出土4422支。这批汉简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其内容绝大部分为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居延汉简对研究汉朝的文书档案制度、政治制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居延汉简”乃因这批汉简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的居延地区和甘肃省嘉峪关以东的金塔县肩水金关被发现而得名。若了解居延汉简的各方面状况，必须首先了解汉代长城居延要塞的情况。国三-V-29。这里就是司马光写的“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的洛阳城。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城东15公里。1962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对汉魏故城遗址进行全面考古发掘。汉魏洛阳故城是中国历经朝代最多、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遗址，始建于西周时期，经过长期的修缮和增筑，规模不断扩大，北魏时期达到顶峰，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是当时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城市，也是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东端最重要的国际性商贸大都市，即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至唐初时被废弃，建城史长约1600年。汉魏洛阳故城遗址由三个城圈组成，从内到外依次是宫城、内城、外郭城。其中轴线的萌芽和形成，是都城规划发生的一次转折性变化，影响后代都城规划长达千年，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大作用。是位于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核心地区的重要古都遗址。国一-I-18。世界文化遗产。建有考古遗址公园。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罗布泊沿岸，处于西域的枢纽，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我国内陆的丝绸、茶叶，西域的马、葡萄、珠宝，最早都是通过楼兰进行交易的。楼兰王国从公元前176年以前建国，到公元630年消亡，共有800多年的历史。王国的范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到哈密。1900年春季，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正在罗布泊西部探测，他的维吾尔族向导阿尔迪克，在返回考察营地取丢失的锄头时，遇到风暴，迷失了方向。但这位机智勇敢的维吾尔族向导，凭借着微弱的月光，不但回到了原营地模到了丢失的锄头，而且还发现了一座高大的佛塔和密集的废墟，那里有雕刻精美的木头半埋在沙中，还有古代的铜钱。阿尔迪克在茫茫的夜幕中发现的遗址，后经发掘，证实就是楼兰古城。国三-V-31。禁止入内。位于中国西北部新疆的民丰县。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5世纪。从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马克·奥里尔·斯坦因首次发现尼雅遗址至中日尼雅遗址联合学术考察，尼雅考古已走过了近百年历程，特别是中日联合学术考察，对该遗址进行了系统调查和科学规范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许多重要古文化遗存和珍贵遗物，逐渐揭开了尼雅遗址神秘的面纱。1959年2月，史树青先生一行深入尼雅进行遗存清理和文物采集。1959年在此发现一颗覆瓦纽炭精刻“司禾府印”印范，说明东汉在此亦开辟了屯田。1995 年 10 月发现一瑞兽纹锦，上书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 出土房舍北约2公里有墓葬区，一般均无墓室，棺木大多为独木凿成，埋于沙下，破坏严重。遗址附近尚有一汉代冶铁遗址，曾发现有矿石、烧结铁、矿渣、石凿、石球、砺石及残铁矿等。房舍内也有铲、镰等铁制工具。国四-I-41。位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历史上的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都城遗址，由南北二城构成。邺北城是建安九年（204）曹操封魏王后营建的国都，曹丕代汉移都洛阳后，以此为北都。后赵、东魏、北齐相继都邺，承光元年（577）北齐亡，此城衰落。邺南城为东魏元象元年（538）依邺北城南墙而建，毁于隋代。2012年1月，邺城考古队在临漳县北吴庄邺城城墙附近发现了佛造像埋藏坑，挖掘出土2895件东魏、北齐石造像及残件，是已知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最多的佛教造像埋葬坑。国三-V-33。位于长沙市中心五—广场东侧，此处原是明朝吉王府的故地，东、西牌楼翼张于左右，走马楼是府内的地名。1996年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了三国时期吴国的简牍数量大约有10余万片，多达200余万字，这批简犊包括木简、竹简、木牍、签牌和封检等，上有三国吴嘉禾元年(232)至嘉禾六年(237)的年号。出土简牍呈灰棕色或黄褐色，长短宽窄各异，字体工整有序，隶中带楷。每片字数多少不等，木牍每枚80至120字，竹简每枚30字至40字。其内容可大致分为经济券、司法文书、民籍、账簿及名刺、官刺等类。经初步统计，数量达10余万片，超过全国历年出土简牍的总和，是上世纪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此简牍是研究三国吴国社会经济历史的宝贵资料。现在在长沙市简牍博物馆展览。79、江苏南京地区东晋、南朝模印拼嵌砖画大墓及大族家族墓地的发掘1960年4月的一天，南京西善桥钢铁厂在取土施工中发现了一座古墓，随即报告了江苏省文物工作队南京分队，经鉴定，属于一座南朝古墓，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墓室砖画由此现身。至今已发现的最早的魏晋人物画实物，也是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由300多块古墓砖组成。在南京西善桥之后，丹阳又在三座南齐帝陵内发现了同样题材的墓室砖画，但南京的砖画最完整、最精美、年代最早，虽然墓主身份至今是谜，但从出土器物推断应该是东晋至刘宋的皇室。更令人惊讶的是，除了一些细节不同和个别人名错乱，四座墓内的人物造型几乎相同，专家认为它们很可能临摹了同一粉本。魏晋南北朝绘画上承秦汉下启唐宋，处于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转折期，人物画已达成熟，山水画成为独立画科。国7-0570-2-054。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发现藏经洞以后，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等人对敦煌石窟进行调查、记录、测绘和拍摄。20世纪40年代，中国学者纷纷来到敦煌，如张大千、谢稚柳、王子云、向达、夏鼐、石璋如、劳幹、阎文儒等都对敦煌石窟进行了考察、记录、测绘和研究。1962年宿白在莫高窟作了题为“敦煌七讲”的系列讲座，在理论和方法上为敦煌石窟考古奠定了基础，同年，敦煌文物研究所正式设立考古组。1963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又迎来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樊锦诗、马世长，敦煌石窟考古工作得到了加强。1988~95年，由彭金章领队对莫高窟北区243个洞窟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清理发掘，发现了不同类型和功能的洞窟，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遗物，基本弄清了北区石窟的全貌和内涵。国一-II-2。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1936年春，日本人水野、长广首先对龙门石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查。上世界30到40年代，由于战乱管理空虚，龙门石窟造像受到了疯狂的盗凿，许多头像、碑刻、浮雕被日本、美国的文物商人收购。
1953年龙门文物保管所成立，其保护受起专家、学者和研究、管理部门的重视。1997年，龙门石窟研究院与意大利合作开展龙门奉先寺遗址考古调查与保护工作，历时5年的考古与研究，对奉先寺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内涵有了初步认识。 国一-II-4。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城西约16公里的武州（周）山南麓、武州川的北岸，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约1公里。存有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石雕造像51000余躯，为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代石窟群之一。20世纪上半叶，云冈石窟的研究以日本学者为主。新中国成立后，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宿白从历史学与考古学角度，对云冈历史和艺术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基本厘清了云冈石窟开凿分期脉络和历史沿革。国一-II-1。位于中国吉林省集安市，保存着高句丽文物山城、陵墓、碑石、上万座古墓和众多的出土文物，构成令世界瞩目的洞沟文化。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国内城（今集安市），集安市作为高句丽政权的都城长达425年之久，留下了许多蜚声遐迩的文物古迹。在集安市周围的平原上，分布了一万多座高句丽时代的古墓，这就是闻名海内外的“洞沟古墓群”。其中太王陵、将军坟和千秋墓等规模宏大。古墓群中许多墓室里仍完好地保存着色彩鲜艳、线条流畅、内容丰富及具有传奇神话色彩的墓室壁画。1928年，集安工商各界集资修成木结构碑亭，好太王碑得以保护。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十分重视保护，对碑上裂隙进行修整，并成功地进行了化学封护，防止风化剥蚀，起到很好的作用。1982年又重新修建了雄伟壮观的仿古碑亭。国一-V-7。世界文化遗产。位于中国北部山东省的青州市。1996年10月7日，青州博物馆在青州龙兴寺遗址内勘探并抢救性发掘了青州龙兴寺佛教造像窖藏，并在博物馆展出。龙兴寺约始建于北魏时期，元末明初废弃，是一处延续千余年的著名佛教寺院。窖藏坑位于寺院遗址最北部，南北长8.7米、东西宽6.8米，坑内有规律地埋藏着北魏东魏、北齐至隋、唐、北宋时期石灰石、汉白玉、花岗岩、陶、铁、木及泥塑等各类佛教造像400余尊。国7-1-256。保存在青州博物馆。位于今西安市区。隋朝称大兴城。始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582)，由宇文恺经过周密调查而精心设计，开皇三年由长安（今汉长安城）迁至于此作为隋代都城。唐朝建立后仍以此为都城，称长安城，并不断修建和扩充。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织专门的唐城发掘队，开始了规模较大的发掘工作。经过四年多的辛勤劳动，遗址的概貌已经显露出来。从已经发掘的城市布局、宫殿、街道、坊里的遗迹，可以想见当时这座城市中千门万户、车水马龙的盛况。国一-V-17。86、河南洛阳隋唐洛阳城及宋代衙署庭院遗址的勘探与发掘位于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族区。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人员陆续在隋唐洛阳城遗址内内发现或发掘了定鼎门、天津桥、应天门、明堂、天堂、白居易履道坊遗址等重要遗址。1969年，河南省博物馆与洛阳博物馆联合调查、钻探和发掘了含嘉仓城；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市博物馆和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又多次在隋唐洛阳城遗址内进行发掘。国三-V-36。世界遗产。定鼎门遗址博物馆免费。1999年夏月，在著名的娄睿墓发现地太原市南郊王郭村，又诞生了一个重大的考古新发现——虞弘墓。这是我国第一座经过科学发掘、有准确纪年并有着完整丰富中亚图象资料的墓葬。墓内出土的汉白玉石椁、彩绘浮雕和石雕乐佣，以浓厚的异域风情，鲜明的文化特色，高超的艺术水准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一经出土，即震惊中外：在华夏文明的中心区域，竟然出现了难以释读的西来艺术，充分说明山西在北朝到隋唐时期，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热点地区。唐陵分布于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蒲城县及陕西省咸阳市的三原县、泾阳县、礼泉县、乾县六县。陪葬墓是唐代前期陪葬于帝陵周围的皇族及名臣的墓葬。以宗室、功臣陪葬是唐代皇室埋葬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封建帝王给予皇室成员和文武大臣的殊荣。1971年7月至1972年5月，有关部门对其墓进行发掘。唐代帝陵陪葬墓中盛行施绘壁画。壁画内容以反映四神、天文、鞍马、仪仗出行、乐舞、生活场面等为主。其规格大小和内容多少，则按照身份地位有严格的规定。随葬品主要为大量陶俑、唐三彩器、金银器等，随葬品的数量与器物组合与墓主的身份、地位密切相关。国一-VI-9、10、11，国五-II-40。唐帝陵陪葬墓壁画属于禁止出境文物，现在珍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壁画厅，门票300元。位于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城北10公里处的法门镇。1987年5月5日至12日，舍利地宫打开期间共发现有4枚舍利。法门寺地宫是迄今所见最大的塔下地宫。宝鸡法门寺地宫其出土了释迦牟尼佛指骨舍利、铜浮屠、八重宝函、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等佛教至高宝物，法门寺珍宝馆拥有出土于法门寺地宫的两千多件大唐国宝重器，为世界寺庙之最。国六-I-200。门票120元。90、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公元4~8世纪墓群的发掘及文书的发现位于吐鲁番市区东偏南约40公里处，距高昌故城6公里，有地下博物馆之称。阿斯塔那i维吾尔语京都的意思；哈拉和卓是维吾尔古国勇士的名字。这两处现分别为当地两个相邻村庄之名。这片古墓群里埋葬的是西晋初年到唐代中期的贵族、官员和平民百姓，只是尚未发现高昌国王的墓葬。鞠氏高昌王国名将张雄夫妇及其子张怀寂，就葬在这里。墓葬中的尸体都成了干尸。很多绘画、泥俑及其他成千上万件出土文物色彩鲜丽如新，保存十分完好。该墓群所葬多为汉族人，也有车师、匈奴、氏、鲜卑、高车、昭武九姓等少数民族居民。国三-VI-12，门票30元。91、黑龙江宁安唐代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唐代渤海国(689～926)都城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县东京城镇西约3公里处。20世纪初，日本和俄国人作过调查。1933～1934 年日本原田淑人等对宫殿殿址、门址、寺址等进行大规模发掘，1939年出版了发掘报告《东京城》。1964年中朝联合考古队对部分遗址进行钻探和发掘。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黑龙江省文物考古部门又对宫城第一宫殿东、西廊庑遗址和若干门址进行发掘。证实渤海国都城是经过精心设计而建造起来的规模宏大的宫城，它的布局设计和建筑风格受到唐朝都城的影响，体现了中国古代都城设计的历史传统。国一-V-23。有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位于南京市江宁区祖堂山南麓，包括李昪及其皇后的钦陵和李璟及其皇后钟氏的顺陵，是五代十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帝王陵墓。于1950至1951年由南京博物院组织发掘。南唐二陵依山为陵，冈阜环抱，形势甚佳，南唐江文尉和韩熙载设计。东为钦陵，西为顺陵，二陵均为砖结构多室墓。刻字填金，标明了陵名及下葬年代。南唐二陵发掘有600多件文物出土，其中玉哀册、陶俑等尤为珍贵。玉哀册记录了封建帝后的祭文，也是判定墓主身份的主要依据。国三-VI-16。93、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的发掘位于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镇东北10公里斯布格图村西的山南坡上。1986年，内蒙古文物考古工作者为配合青龙山镇水库建设，对沉睡地下千年的合葬古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取得了令人惊叹的重大发现。墓中出土文物几千余件，包括精美的金银、陶瓷、玻璃、木器、玉器及珍珠、玛瑙、水晶、琥珀制品。最令人感动的是与一般合葬墓不同，这对夫妻去世后依然依偎在一起。据考古人员介绍，墓室被开启时，公主平卧在尸床左侧，驸马在右侧(后入葬)，两人从头到脚都穿戴着契丹皇族独特的葬服。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的规格仅次于帝陵，而辽代的帝陵几乎破坏殆尽，因此其中出土的文物大多独一无二，改写了辽代历史，堪称辽代文化的海内孤例。位于中国中部河南省的禹州市白沙。1951年12月发掘，报告由宿白编写，题名《白沙宋墓》，因而习称这3座墓为白沙宋墓。白沙宋墓是北宋末期流行于中原和北方地区的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中保存最好，结构最为复杂，内容最为丰富的一处。同时出版的《白沙宋墓》一书也是我国田野考古纪实的奠基之作。它的发现，为研究北宋仿木建筑的雕砖壁画墓提供了重要资料。1938年，德国飞行员乌尔夫·迪特·格拉夫·楚·卡斯特将他在中国航拍到的相片整理成《中国飞行》一书，其中在银川拍摄的照片中出现了西夏王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当地文物管理部门一度认为西夏王陵是一片唐墓。1972年，中国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正式作出挖掘西夏王陵的决定。这次发掘活动的负责人为王冶秋，宁夏回族自治区展览馆承担西夏王陵的主要发掘工作。截至2014年，已经确定7号陵的墓主人为西夏仁宗李仁孝，182号墓主人的身份为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其余墓主人的身份的确切证据尚在发掘之中。国三-VI-19，门票95元。浙江省龙泉县西南小梅镇东北10里的大窑村一带。西起高际头村，北迄坳头村，在沿溪10里的山坡上，共发现窑址53处。龙泉窑创烧于北宋早期，兴盛于南宋至元初。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各地制瓷业的兴起，龙泉窑逐渐衰落。清代中叶以后停烧，历时七、八百年。属南方青瓷系统，是宋元时期著名窑场之一。20世纪20年代，龙泉窑窑址已引起人们的关注。陈万里于1928～1940年间曾多次对龙泉窑窑址进行调查。1958和1981年两次文物普查中，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龙泉窑窑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调查。1959～1960年对大窑龙泉窑窑址进行了发掘。国三-V-48位于陕西省铜川市王益区黄堡镇新宜南路。北方地区青瓷的主要产地。1958年秋至1959年，考古工作者先后对黄堡、立地坡和上店村三地，进行调查和发掘。黄堡镇开探方18个，发掘面积1427平方米，发掘出唐、宋、金、元4个时代的瓷窑12座，砖瓦窑1座，生产作坊4间，作坊窑洞1孔，灰坑6个，出土瓷片85000多块。器形主要有碗、盆、盅、罐、壶等生活用具，石碓、石杵等生产工具和烧制瓷器的各类匣、钵、垫饼、垫环等窑具。1984年以来，省考古研究所和市耀州窑博物馆对耀州窑遗址又一次进行发掘，共开探方37个，面积3178平方米，首次发现制作唐三彩的作坊和烧造窑炉，以及大量的三彩标本，这是重大突破。门票16元。国三-V-46。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札达县札布让区两千米以外的一座土山上，西距札达县城约18千米，占地总面积72万平方米，约建于公元10世纪前后，始祖德祖衮为吐蕃赞普朗达玛的后裔。民国元年（1912），英国人麦克霍斯·扬从印度沿象泉河溯水而上，来到古格王国遗址进行考察 。1979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管会共同组织对古格王国遗址进行了首次专题性文物调查。1985年，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组织的考察队在古格王国遗址展开了一系列考古工作。古格王国遗址，从山脚到山顶高300余米。有房屋、佛塔和洞窟等600余座。保存较好的有寺庙、殿堂5座。寺内残留有泥塑佛像和壁画，以及历代吐蕃赞普和王子的画像。遗址周围散布铁盔甲、马甲、盾牌、箭镞等遗物。国一-V-26。位于北京市旧城的内域及其以北地区。是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以金代大宁宫（今北海琼华岛）为中心创建的。对元大都的研究和考察始于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后，经过对古代文献的研究和考古调查、发掘、钻探，对元大都的平面规划作了复原。1964年进行了发掘工作。元大都是在荒野上平地起建的，建立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都城的规范。它三重城垣、前朝后市、左祖右社，有九经九纬的街道和标准的纵街横巷制的街网布局，成为宋以来城市发展的一个总结，在中国都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元大都在规划中还注意促进商业的发展，并有发达的给排水系统和完善的军事防御、对内监督设施。在当时是世界上有名的大都市。元大都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元代都城的布局、结构及风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国六-I-1。位于北京昌平十三陵。1956年-1957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对地下玄宫进行了发掘，此后有关部门又对出土文物进行修整，修葺地上古建筑，1959年就原址建为定陵博物馆。出土时，神宗的棺椁内塞满了各种陪葬品，最上层盖的是织锦被，被下放着袍服和织饰匹料，尸体的下面垫着一条锦被，被下还有9层被褥，其中一件被褥上缀着17枚“吉祥如意”金钱。神宗头戴乌纱翼善冠，身穿刺绣衮服，腰系玉带，下身穿黄素绫裤，足蹬红素缎高绣靴。经过仔细清理分类，共发现各种珍贵金器数百件，其中以帝、后的金冠最为精美；各种袍料、匹料和服饰用品达600多件，尤以皇帝的缂丝十二章衮服龙袍和皇后的罗地洒线绣百子衣最为珍贵。国一-VI-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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