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周朝时，天子为便于统治，命令诸侯定期朝觐，以便禀承周王室的旨意。为表示他们身份等级的高低，周天子赐给每人一件玉圭，在朝觐时持于手中，作为他们身份地位的象征。通过不同尺寸的圭，显示了上至天子、下到侯位的不同等级，同时不同尺寸的圭加以不同的名称(如镇圭、桓圭、信圭、躬圭)等，也显示了周王室安邦理国的信念。《周礼》记载：“王执镇圭，为六端之一”;“命圭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五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谓之躬圭，伯守之”。另外，不同名称的圭是赋予持有不同权力的依据，如：镇圭——召守臣回朝，派出传达这个使命的人必须手持镇圭作为凭证;遇自然灾害，周天子派去抚恤百姓的大臣所持的信物，也为镇圭;谷圭——古代诸侯用以讲和或聘女的职能;琬圭——持有者行使嘉奖的职能;琰圭——持有者行使处罚的职能。土圭——用以测日影、四时、土地。
图4 汉代 玉圭
春秋晚期，在一些诸侯国内，被称为卿大夫的高级贵族拥有很大的权势，他们往往代表新兴势力，不把诸侯王放在眼里。在“礼崩乐坏”的冲击下，这些卿大夫相互争夺土地和人口，瓜分诸侯国的势力范围。当时普遍盛行一种“盟誓”活动，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有人形容春秋时期为“世道交丧，盟诅滋彰”。所谓“盟誓”就是古代为了某些重要事件而举行的集会，会上制定公约，并对天发誓，谁也不能违反天命，否则将受严厉惩罚。春秋时期一些卿大夫为巩固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这种盟誓活动。盟誓时，主盟者将辞文写在简策上，称作“盟书”，并杀牲取血，将牲口和简策放在坑内埋起来，以取信于鬼神。目前发现出土“盟书”的遗址，有山西侯马和河南温县两处。这些“盟书”不但使我们了解了春秋时期的盟誓制度，更重要的是出土的“盟书”均用玉石制成，从中可窥视当时的用玉制度。首先，盟誓仪式属于礼制活动，作为盟书的玉礼器有圭和璋，作为玉币(专用于祭祀和会盟仪式之玉)的玉礼器有璧、璜、环等;其次，作为盟书的圭和璋，在形制上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大小和宽窄的尺寸相差很大，有很多都是用废料改制成的，可见当时并不重视盟书的用玉质料和尺寸，而是重视圭、璋上面所写的内容;再者，作为玉币的璧、璜、环等玉器，制作规整、精致，说明这些玉器并不是制作出来就作玉币之用的，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大量的璧、璜、环是用作了装饰玉，所以在盟誓时只不过用了现成的璧、璜、环等来充作了玉币。
图5 明代 山形纹玉圭
图6 明代 谷纹玉圭
战国以后玉圭在社会上就不再流行，汉代玉圭己从社会日常生活中消失，只有王公贵族为了显示其地位，才特别雕造了少量的玉圭(图4)，多用于陪葬。汉代以后，玉圭渐渐成为道教的法物，于是出现许多有道教意义图纹的玉圭。宋至清代，历代都有不少仿制品。明代定陵和一些藩王墓中，出土有刻谷粒纹的谷圭(图6)、山形纹的镇圭(图5)等，这些都是按《周礼》等古书杜撰出来的仿古玩物。
在《周礼》中，还有圭与璧联用的记载。这种情况在秦汉时期比较盛行，考古发掘中屡有发现。在胶东半岛东北端的荣成市龙须岛镇，有一处突入黄海的犄角形小半岛，岛上有一座三峰山，称为成山头。在山头上曾出土过两组玉器，每组都由1件玉璧和2件玉圭组成。《周礼》云：“圭璧以祀日月星辰”。可知这两组圭璧与祭日活动有关。古人因受地理知识限制，认为太阳出于万顷波涛的大海之上，渐渐形成了海边祭日的习俗。秦汉时期，秦始皇、汉武帝等多次亲临东海之滨，进行祭日活动。今日胶东半岛沿岸遗留了不少祭祀遗迹。
秦始皇曾于公元前219年和前210年两次东巡至成山，刻石歌颂秦皇及求仙药。秦始皇还到过芝罘岛祭日。芝罘岛在烟台市附近，在岛上曾发现过一个祭祀坑，里面有1件玉璧、1件玉圭和2件玉觿，玉圭插于璧内孔中，圭尖指向芝罘岛主峰，这些玉器都是在祭祀后有意掩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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