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俗文化的恋歌

罗杨《 光明日报 》（ 2014年11月22日   10 版）

与其说这是一部史料翔实论据扎实的学术研究著作，倒不如说这是一本文采飞扬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把博大精深底蕴深厚的渔俗文化穷尽幽微，又以作家的笔法把科学缜密艰涩难读的学术成果描写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把偌大一个渔俗文化的史书写得如此富有诗情画意，既是历史的诗化，又是诗化的历史，可谓是一部诗性的渔俗文化史记。

渔俗文化研究是一门生僻的学科，关于浙江沿海渔俗文化研究更为鲜有，因此黄立轩的这部《远古的桨声——浙江沿海渔俗文化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就突显了其重要的学科价值和学术意义。浙江近海多水，是海洋大省，最早的先民们涉猎海洋，创造了灿烂悠久的海洋文化。自古以来，吴越舟楫之便，渔盐之利，因海兴市，得天独厚。宋元发达的工商业，近代的港口经济、对外贸易，皆有赖海洋之赐，且开风气之先。从“丝绸浙江”“人文浙江”，到“海上浙江”，勾勒出浙江的历史变迁与文明进步。

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浙江临海人）在他的名著《广志绎》中，将浙江划分为“泽国”“山谷”“海滨”三个文化区。杭、嘉、湖为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地带，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山连大海，是为“海滨之民”。这三个文化区因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从而形成了“稻作”“樵采”“海作”三种相对不同的生产方式，导致了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楫交通方便，百货所聚，城市里的人比较富裕，风俗也较奢侈，缙绅的势力很大；“山谷之民”石气所钟，性情刚烈，习性俭约，但不把富人放在眼里；“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因为有海利而不太穷，又因为不经商，而不太富，风俗也“居奢俭之半”，比较适中。王士性的“文化生态”理论，比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所提出的相似理论要早200多年。从王士性的“文化生态”理论来推论，浙江渔俗文化既是大自然赐予浙江的天才杰作，又是人类悉心打造的文化精品，如桑间之歌、韶虞之乐，不仅快意适观，而且可收藏可清赏可珍玩。

《远古的桨声》把浙江考古有影响的重大发现和研究融入书中。渊博的考古学家可以穷其精微，写下浩瀚巨著，可以从某一种陶罐形状，从某一个甲骨文字符，判断其所包含的神秘信息。但是，翻阅一本考古发掘论著，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太枯燥。我总盼望着考古大师们能让受过中等教育以上的人享受原本属于他们的历史财富，可是遭遇到“踏破铁鞋无觅处”的尴尬。而黄立轩在他的书中，通过考古成果将残断的历史碎片连缀得尽可能完整，将消失的历史变为摸得着的现实，在纵横历史解读历史的考古脚步里，将那些生动的却鲜为人知的考古经历、参观感受讲给读者听，不知不觉中不仅使考古成果被大众所接受，完成了深入浅出的考古学的科普效果。同时，从独木舟到万吨渔船的演变历史，从神话中的原始岛民到现代的东海渔民，从渔民的造船习俗、生产习俗到船饰渔服，从渔乡传统节日到渔家生活风俗，书中系统地、分门别类地作了详尽介绍，阐述了浙江沿海渔俗文化的内在精神和内在价值，对于所有关心与热爱渔船、渔俗文化的读者了解浙江沿海的渔俗文化具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作者抓住了浙江历史文化的一个重点难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进行研究。浙江，这块五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古老大地上，曾经积淀了著名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而在后世的发展过程中，通过传承与创新，又积累了灿烂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在那些或者沿海、或者靠山的城镇与乡村，生发了曾经广受民众喜爱的各类文化形态，唱、舞、绘、刻、演、锻、雕，在这些多样的表现形式中，一代一代的人获得了精神上的享受与满足，丰富了原本可能平淡无趣的生产和生活。这些保留了民族历史记忆、凝结了民间智慧、融合了大众情感、体现了地域风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需要更多的人去认定和抢救，并通过有形的方式，来保留文化记忆。如果不去抢救和保护，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文化记忆和民族传统，就会迅速地离我们远去。

黄立轩历时数年跑遍浙江沿海，收集、整理、创作的《远古的桨声》一书，及时地回望了那些历经千百年而传承下来的民间渔俗、生活风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不但能给读者提供丰富的文化营养，还能唤醒读者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

（作者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