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学典范
清代碑学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帖学已走向末路。从清初一直到嘉庆年间，一直是帖学的天下。康熙、乾隆十分喜爱赵孟颓和董其昌的书法，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致使赵、董书风一直弥满朝野。士子们为了获选，大都归依于赵、董，最终都趋向于馆阁体，形成了毫无生气的官样文书体。这正是帖学之弊。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采取民族高压政策，捕风捉影地掀起文字狱浪潮。大批汉族知识分子为了避祸，不敢写涉及时事的文字，只好钻进故纸堆，从事训话考据，以此讨生活。为了证史，学者们广泛收集金石、碑喝，而当时六朝碑板也出土甚多，给考据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金石研究也活跃起来了。考据之风客观上促进了碑学的繁荣。碑学兴盛的第三个原因便是审美情趣的转移。傅山首先提出响亮的口号:“学书之法，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这是对明清帖学的强烈不满。就连早年走帖学一路的书法家晚年也改辙学碑，如姜哀英、汪士锭等。其中汪士桂不无遗憾地说:“不学古隶，不知波折往复之理。”最有意思的是周亮工，他在自跋隶书中说:“谁能隔宿对黄死，度尽重阳更忆家。欲换青钱沽雪酒，八分小字写寒鸦。”写隶换酒，可见帖学越来越不受重视了。清代学碑的书法巨匠当属邓石如、伊秉绶。邓石如自幼失学，终生布衣，依靠卖书为生，擅长四体书和篆刻，他在篆书上突破了秦以来李斯、李阳冰的玉箸篆笔法，开创了篆书的新风格。他的隶书学汉碑，遍临汉、魏诸碑，继承汉分隶法，成遒丽绵密的新体。邓石如楷书取北魏碑，行草书由碑中衍变而出,加上他在篆刻上的造诣，创造了富有金石气的风格。伊秉绶擅长隶书,以颜书笔法体势作汉隶，魄力宏恢，有独特的风貌。康有为认为邓石如、伊秉绶是清代碑学的开山宗师。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遂以字行，后更字顽伯，因居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笈游道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安徽怀宁人。清代篆刻家、书法家，邓派创始人。出生于寒门，祖、父均酷爱书画，皆以布衣终老穷庐。邓石如九岁时读过一年书，停学后采樵、卖饼饵糊口。17岁时就开始了靠写字、刻印谋生的艺术生涯，一生社会地位低下。他自己说：“我少时未尝读书，艰危困苦，无所不尝，年十三四，心窃窃喜书，年二十，祖父携至寿州，便已能训蒙今垂老矣，江湖游食，人不以识字人相待。”性廉介，无所合。遍游名山水，以书刻自给。时翁方纲擅篆分，以石如不至其门，为之。刘墉、陆锡熊见其书，皆大惊。登门求识面。包世臣推其篆书为神品。钱坫与世臣游焦山，见壁间篆书心经曰：“此非少温（李阳冰）不能作，世间岂有此人耶？”邓石如30岁左右时，在安徽寿县结识了循理书院的主讲梁巘，又经梁巘介绍至江宁，成为举人梅镠的座上客。邓石如在江宁大收藏家梅镠处8年，“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寒暑不辍”，得纵观秦、汉以来金石善本，每种临摹各百本，出入秦、汉，而自成一家，世称邓派。不久得到曹文埴、金辅之等人的推奖，书名大振。曹文填称其四体书皆为清朝第一。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80寿辰之际，户部尚书曹文六月入京都，邀其同往。秋，途经山东，遂登泰山观览。进京后，邓石如以书法响誉书坛。乾隆五十六年(1791)，在两湖总督毕沅处做了3年幕僚。著有《完白山人篆刻偶存》。
邓石如为清代碑学书家巨擘，擅长四体书。其篆书初学李斯、李阳冰，后学《禅国山碑》、《三公山碑》、《天发神谶碑》、石鼓文以及彝器款识、汉碑额等。他以隶法作篆，突破了千年来玉筯篆的樊篱，为清代篆书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的篆书纵横捭阖，字体微方，接近秦汉瓦当和汉碑额。隶书是从汉碑中出来，结体紧密，貌丰骨劲，大气磅礴，也使清代隶书面目为之一新。楷书取法六朝碑版，兼取欧阳询父子体势，笔法斩钉截铁，结字紧密，得踔厉风发之势。行草书主要吸收晋、唐草法，笔法迟涩而飘逸。大字草书气象开阔，意境苍茫。总观其四体书法，以篆书成就最大，楷、行、草次之。邓石如又是篆刻家，开创皖派中的邓派。他以小篆入印，强调笔意，风格雄浑古朴、刚健婀娜，书法篆刻相辅相成。邓石如的印章有着“疏处可以跑马，密处不使透风”的特色。时人对邓石如的书艺评价极高，称之“四体皆精，国朝第一”，他的书法以篆隶最为出类拔萃，而篆书成就在于小篆。他的小篆以斯、冰为师，结体略长，却富有创造性地将隶书笔法糅合其中，大胆地用长锋软毫，提按起伏，大大丰富了篆书的用笔，特别是晚年的篆书，线条圆涩厚重，雄浑苍茫，臻于化境，开创了清人篆书的典型，对篆书一艺的发展作出不朽贡献。隶书则从长期浸淫汉碑的实践中获益甚多，能以篆意写隶，又佐以魏碑的气力，其风格自然独树一帜。楷书并没有从唐楷入手，而是追本溯源，直接取法魏碑，多用方笔，笔画使转蕴涵隶意，结体不以横轻竖重、左低右高取妍媚的方法而求平正，古茂浑朴，与时俗馆阁体格格不入，表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其传世墨迹有《游五园诗》、《篆书文轴》、《篆书中堂》、《隶书四条屏》、《隶书七言联》、《隶书节录文心雕龙》、《陈寄鹤书》等；他的印作收入《完白山人篆刻偶存》《完白山人印谱》《邓石如印存》。
《篆书文轴》，纸本，纵117cm，横74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轴篆书录文一则（《篆书文》轴释文），末隶书识：“颐斋大人属书。邓琰。”下钤“邓琰”、“石如”印二方。具体书写时间不详，但从题款名字看，应是邓石如在嘉庆以前的作品。本幅无藏印，未见著录。此轴书法用笔细匀，受《峄山碑》及李阳冰篆法影响，使用羊毫中锋，笔划圆劲，收笔处略出锋，呈尖峭状，尚属传统玉筯篆之范畴。
《游五园诗》轴，行书，纸本，纵159cm，横42.2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幅书自作《游五园》五言诗一首，末款：“游五园作，完白翁。”下钤“邓石如”、“顽伯”印，引首钤“完白山人”印。左下角钤“礼卿府君遗物”、“蒯寿枢家珍藏”收藏印。未见著录。邓石如存世墨迹中以篆、隶、楷诸体最多，行书作品相对较少。此幅虽未书年款，具体创作时间不详，但从题款方式及用笔老劲等方面分析，应属邓氏晚年所书。此轴书法用笔沉实劲健，多有震颤之笔，一波三折，如锥划沙，复存古隶书笔意，体现出邓氏书法兼融古法复自创新的书法特点。邓石如作为清代中期书坛巨擎，其书法不仅诸体悉备，且各体书均具特色，体裁胎息，古意浓厚。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默庵，福建汀州宁化人。伊秉绶出生于书香门第，自幼聪敏好学，秉承家学渊源，16岁进宁化县学，26岁中乡试。后又受业于名儒阴承方，攻宋儒理学，并且潜心研习李榕村、蔡梁山及雷翠庭等名儒理论。史称伊秉绶“通程朱理学，幼秉庭训，从师阴承方，讲求立心行己之学。”乾隆四十九年，伊秉绶赴京应考，举中正榜，留居北京，为大学士朱珪、纪晓岚所赏识与器重；又拜当时最负盛名的书法家刘墉为师学书法。乾隆五十四年，伊秉绶参加会试，中进士，授刑部额外主事，补浙江司员外郎。乾隆五十七年，他晋升为刑部主事，嘉庆三年（1798）升刑部员外郎奉命出任湖南乡试副主考官，嘉庆四年升任刑部郎中。未几，伊秉绶出任广东惠州知府，设计擒获7名强盗，将他们绳之以法，为民除害。嘉庆六年，伊秉绶重建丰湖书院。嘉庆十一年，伊秉绶为了促进扬州地方文化的发展，特招聘焦循、阮元等著名学者编《扬州图经》及《扬州文粹》。嘉庆十二年，伊秉绶调任河库道；不久，又调任两淮盐运使仅两个月其父去世，便回宁化老家治丧。伊秉绶在宁化老家一住就是8年。归居家乡期间，于嘉庆十六年秋，他重访惠州。嘉庆二十年夏，经友人一再敦促，伊秉绶启程入京。途经扬州，旧时的好友留他小住。他在扬州客居至9月。扬州的9月天气已渐转凉。伊秉绶因受凉感冒，猝得肺炎，于9月11日病逝于扬州。伊秉绶死后归葬宁化曹坊石牛驿（今上曹村）。
伊秉绶喜绘画，治印，亦有诗集传世；擅书工四体，尤精篆隶，精秀古媚。其书超绝古格，使清季书法，放一异彩。隶书尤放纵飘逸，自成高古博大气象，与邓石如并称大家。其行楷有颜真卿之神韵，博采广收，兼师百家，自抒己意，为时人瞩目。其隶书成就最高，为清代碑学中的隶书中兴的代表人物之一。书体横平竖直，结体方正，有较强的装饰意趣；用笔圆浑，毫不夸张，意到笔止；初看有点、平淡、呆板，但细加推敲，则会觉察到他的字齐而不板、整而不呆、厚而不满。气韵生动，飘逸脱俗，结体别出新意，极富变化，讲究疏密变化，收放得体。大字雄强挺拔、愈大愈壮，小字清新雅丽，端庄多姿。蒋宝龄《墨林今话》称其：“以篆隶名当代，劲秀古媚独创一家”。赵光《退庵随笔》称“墨卿遥接汉隶真传，能拓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著有《留春草堂集》。传世书迹甚富。
《隶书五言联》，书于嘉庆二十年（1815），纸本墨迹。隶书。凡上下联正文10字，款16字，共26字。纵178厘米，横33.3厘米。首都博物馆藏。伊氏的隶书具有鲜明的个性，笔画平直，分布均匀，四边充实，方严整饬，有强烈的装饰美术之意趣，没有晚期汉隶的“蚕头燕尾”的习气。此隶书联，严格的中锋行笔，藏头护尾，法度森然，其笔画粗细大致均等。圆润率直，分明是地道的篆、籀笔意。结体左右平均匀称。他的隶书，善用浓墨，墨色柔润，乌亮如漆，笔划光洁精到，此五言联，其笔力雄健，中画沉厚挺拔，融合了《郙阁颂》、《张迁碑》、《衡方碑》等汉隶名碑的优点，形成了自己严而不刻板，凝重而有韵致，夸张而合情理的隶书风格。
伊秉绶《隶书横幅》，纸本，纵32cm，横130.5cm。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此轴为横幅，隶书“華嶼讀書堂”五字，末识：“簡田十六先生雅屬並正，秉綬。嘉慶壬申歲。”左钤“墨卿”、“東閣梅花”印二方，右侧下角钤“墨庵”印，左下角钤“藥農平生真賞”收藏印。“嘉庆壬申”为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作者时年60岁，此幅为其晚年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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