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格、笔法、章法以及书写工具剖析邓石如对书法的创新
邓石如篆书取法于“二李”，广泛临摹大量的碑额，并“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在其基础之上大胆创新。
邓石如最初以李阳冰篆书为效法，他经长期书习之后发现了自己的篆书方面存在大量的不足，于是他从汉碑追溯到秦篆，以《泰山刻石》《天发神谶碑》《三公山碑》《开母云阙》《石鼓文》等为书习范本，仔细研究众碑额的笔法，以提高自身的篆书水平。同时，邓石如也是清代最具创新精神的书家，不仅在篆法上创新，对篆书风格也有所创新。笔者对其篆书的创新分别从结构、笔法、章法及书写工具四个方面进行粗浅的分析。每位书家的书法都拥有各自的风格，是伴随着书家的生活经历、性格特征及审美情趣应运而生的，而且书法的艺术风格能够展现出书法家的气质和精神面貌。“二李”篆书的风格迥异，李斯的篆书具有遒劲庄重、雍容渊雅之美，从他的篆书作品中不难看出其字里行间透露着苍劲雄浑的气势、放纵有致的节奏和整齐划一的布局，笔画浑厚健实，笔法素有“玉箸”之称，且结体严密平稳，上密下疏，沉着舒展。这种风格受李斯所处的秦统一六国、称霸天下的背景影响，展现了既沉着又雄浑的一国之风。而李阳冰的篆书受唐代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鼎盛的影响，他的篆书结体规整，布局对称，线条圆滑瘦劲，同时又受李斯“玉箸篆”笔法的影响，尽显婀娜多姿的笔画，李白称其风格“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二李”的篆书风格为后世书家所认可和借鉴，对邓石如的影响也非常深远。邓石如在“二李”篆书的基础之上，进行不断的创新，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邓石如在继承传统篆书的同时，加入隶书的笔意，不但在笔法上变化多样，还改变了传统篆书的基本风格。“邓派”篆书风格的形成，受他的家学背景、交游经历、清代碑学与帖学的对峙走势及自身审美的影响，使自己的篆书风格易于被大众接受，改变了“二李”篆书的严谨、单一，在结够布白上加以创新，创造“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和“计白当黑”的布白方法，牢牢把握了疏与密、虚与实的关系，使篆字更加自然流畅、平稳和谐。笔法是指书法创作中掌握用笔轻重缓急的方法，笔法的好坏主要体现在线条的变化。传统篆书的笔法主要以“中锋”为主，所谓“中锋”，是指毛笔处于直立状态，其主锋在字体点画的中心，又称正锋，是中锋行笔的不二法度，其线条圆浑而富有质感。“二李”的篆书就是以中锋为主的笔法，且笔画中没有波磔，起笔与收笔藏锋，藏头护尾，力含其中，但二者稍有不同。李斯的篆书在收笔时笔势向外，使转的弧度较小；而李阳冰的收笔笔势向内敛，使转弧度比斯篆大。而邓石如的篆书则改变了“二李”以中锋为主的单一笔法，取“二李”的优点之处，行笔过程逆锋起笔，结笔回锋，以中锋为主，行笔起收如蚕头燕尾般自然流畅；在篆书中增添隶书的笔法，如在篆字中添加提和按的笔画，使线条变得有生气，又同时应用方笔和圆笔，常在线条中增加折笔，产生一种方中有圆且圆中有方的艺术效果。这些特点在邓石如的篆书作品中有所体现，笔锋变化丰富，充分展现了“邓派”篆书笔法的独到和灵活，同时也赋予线条丰富的姿态。以隶笔入篆，是邓石如篆书创新的核心，学习隶书的书家都应该知道隶书的笔法具有方圆兼备的鲜明特点，而且中侧锋并用，逆锋起笔，回锋收笔，笔画种类多样，因而笔法变化丰富。邓石如得益于隶书的笔法，在篆书的笔法上参入隶书的规则，在转折处增加提按，折笔、方笔、圆笔融会贯通，一改“二李”线条的单一圆润，既保留了原有的婉通之势，又创造了古朴纯然之风，将传统篆书的刻板性改变成具有丰富、灵活且生动、自然的书写性。马宗霍说：“完白以隶笔作篆，故篆势方；以篆意入分，故分势圆，两者皆得自冥悟，而实与古合。”康有为也对邓石如将隶笔入篆的立异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完白得力处在以隶笔为篆——吾尝谓篆法之有邓石如，犹儒家之有孟子，禅家之有大鉴禅师，皆直指本心，使人自证自悟，皆具广大神力功德以为教化主，天下有识者，当自知之也。”包世臣评论邓石如的篆书：“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邓石如在笔法上的创新，打破了篆书与隶书之间的界限，将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种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做法，令后世书家无不赞叹折服，纷纷效仿。书法章法是指整幅作品中的布局，注重点与画之间、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呼应关系。不同的书体都有各自不同的章法，如楷书章法特点为整齐划一，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距离相等，字体大小相同；草书，通篇气势贯通，字与字之间连接顺畅，疏密变化错综，字体大小变化不一，行笔节奏轻重缓急；而篆书的章法则是字体修长略方，疏密统一，布局平衡，一字一格，通篇气势流畅。篆书的章法与楷书的章法相似，它依照“二李”篆书平衡的布局且行列等距的规则。但“邓派”篆书的章法却与“二李”的稍有不同，在他晚年的作品中有所体现，他将隶书中的行距与列距不等的章法应用到篆书中，这是前所未有的变革。在结构上，虽然“二李”的篆书字体均呈现修长，上紧下松的状态，但二者的布局存在细微的差别。例如，李斯的篆字显得方正严谨，结构平稳扎实；李阳冰的篆字线条比李斯的更加圆润，整体感觉变得匀称，但缺少斯篆的严谨性。因此邓石如打破了“二李”篆书的单一布局，取其修长且上紧下松的优势，在结构上加以创新。“二李”篆书在结字方面并未提及留白的理论，所以邓石如提出的疏密和留白是篆书史上的又一大创新亮点。“邓派”篆书的结构特点或上疏下密，或上密下疏，疏朗之处就连马都可以走过，实密之处连风都透不过；留白之处或左下方留空，或正下方留空，虽然在布白方面不追求绝对等分，或二等分，或三等分，但十分讲究字体结构的均衡，邓石如将黑与白的关系安排得出神入化。邓石如提出的疏密与留白的理论，得到了后世书家的认可并沿用至今。所谓的文房四宝众所周知，包括笔、墨、纸、砚。而书写工具非毛笔莫属，毛笔是书法工具的灵魂，不仅寄托着书家的情怀与风格，还创作了不计其数的传世之作。“二李”创作篆书时的用笔均为硬毫，行笔过程中均是笔笔中锋，但二者的风格迥异。李斯篆书的风格苍劲雄浑，放纵有致；而李阳冰篆书风格则要求线条工整，笔力清劲，筋骨具备，却缺乏劲骨丰肌。当然，“二李”的篆书在某些方面尚有不足。许多书家在研究“二李”篆书的过程中，只注重字体、结构和线条的模仿，却忽视了笔法单一所带来的枯燥，从未关注运笔的规律。这种弊端正好为邓石如的创新带来了契机，所以，他打破这种传统的临习模式，创造全新的且有实用性的篆书写法。为了使篆书的笔法富于变化，他决定在毛笔上进行改造，大胆尝试掌握稍有难度的长锋羊毫笔，长锋羊毫具有豪软锋长、吸墨快、含墨足的特点，提按顿挫，或笔酣墨饱，或笔老墨秀，或端庄淡雅，或凝重朴拙，墨韵尽显。邓石如利用长锋羊毫的这些特点，不断探索篆书的新笔法，最后终于研究出一套与前人不同的“管随指转”的用笔方式。这里的“管”是指笔杆，“管随指转”是指笔杆能随着手指或手腕转，执笔与运笔在指尖或手腕转动的瞬间相互交错，创造出飘动灵逸，气韵顺畅的字体。此外，邓石如对长锋羊毫的使用大大丰富了笔墨的变化，加重了线条的弹性与厚重感，改变了“二李”的清瘦线条和单一的用笔，使笔画更稳重健实，力量丰满，充分地展现其篆书的全新面貌。杨守敬评论其用笔：“王良常、钱十兰以秃毫使匀称，非古法也，帷邓完白以柔毫为之，博大精深。”可见，“邓派”篆书的形成及创新带来的影响与他改变传统的书写工具是密不可分的，邓石如篆书的整体风格的变化都源自长锋羊毫的使用，在邓石如篆书变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保证。在这种背景的驱使下，长锋羊毫的使用开始盛行不衰，后世的许多篆、隶书家如包世臣、杨沂孙、赵之谦、吴昌硕、沈曾植、康有为等无不受其影响。邓石如在书法史上有着极高的影响，其被众人评价为“四体皆精，国朝第一”，尤其是他的篆书最为超群绝伦，邓石如篆书在书法的发展史上能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离不开他在篆法方面的创新。邓石如篆书以李斯、李冰为效法，但不同于“二李”，其特点为结体略长，富于变化，以隶笔入篆书，在继承“二李”的篆法基础上加以创新，大胆地改变“二李”的笔法、形体、章法与书写工具，选用锋长、毫软的笔去写苍劲有力的硬字，提按迂回起伏，收放有度，大大丰富了篆书的用笔，既保存了传统书风的婉通，又开拓了线条圆畅浑厚，笔力苍劲挺拔，书风古朴雄浑，气韵古典，笔意新奇独特的篆书，邓石如的这种创新风格在其晚年的作品中有着出神入化的体现，不仅开创了书界的新气象，为篆书未来的发展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纵阅中国篆书的发展史，篆书形成于三皇五帝时代，西周后期时出现大篆；自秦代起李斯创造的小篆盛行；直至汉代仍以小篆为主，但隶书影响甚广；到了唐代，篆书被李阳冰复兴；宋代时期，篆书受到漠视；直至清代，邓石如开创了“邓派”篆书，其意义影响至今。继唐之后，许多爱好篆书的书家大多都推崇“二李”篆法，邓石如也不例外，“邓派”篆书的形成就是取法于“二李”之法，可见 “二李”篆法在历史上的地位尤为重要，对后世的影响颇深。作者首先根据前人对“二李”篆书的评价归纳并总结出其篆法及风格特点。唐代张怀瑾评价斯篆“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绝”。元代赫经评价李斯的篆书“拳如钗股直如筋，曲铁碾玉秀且奇。千年瘦劲益飞动，回视诸家肥更痴”。《岱史》中记载：“秦虽无道，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书法世莫能及”。鲁迅认为李斯的《泰山刻石》“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指出汉晋的碑刻铭文的篆法都取自李斯之法。综上所述：李斯的篆书字体飘逸灵动，线条如绵里裹铁，用笔丰富，结构秀丽疏朗，通篇气势匀畅，是后世习篆的典范。董逌写道：“李阳冰书篆奄数百年，人常谓初学《峄山碑》，后见仲尼书季札墓字，便变化开合，如虎如龙，劲力豪爽，风行雨集，是阳冰所从得法，不可谓非古也”。“阳冰于书，授法张旭。世凝长史游于颠冥之地矣，所以离遁绳墨而自放者也，岂有辙迹可求于典之外哉？”吕总认为李阳冰的篆书也是取法于李斯，“李阳冰书，若古叙倚物，力有万夫。李斯之后，一人而己。”《金壶记》称“阳冰尤精书学，豪骏墨劲，当时人谓曰笔虎。”综上所述：李阳冰初学篆书以《峄山碑》为范本，后受张旭影响，其篆法变化多样，用笔丰筋多力，豪骏墨劲，风格灵活秀媚，结体圆劲婉通，篆书整体风骨卓然。“二李”的篆书风格各有千秋，众多的后世书家都以其为法，但都无法超越“二李”的篆法，所以都视其为不可逾越的高山。邓石如与“二李”篆法的结缘要归功于他的交游经历，交游经历对他的篆法变革起到了推动作用，尤其是与梁巘的结识，是他打下篆书基础的重要阶段。梁巘将邓石如推荐给江宁梅家，梅家家藏丰富，金石拓片善本数量居多，如《石鼓文》《峄山碑》《泰山刻石》、汉《开母云阙》《敦煌太守碑》、苏建《国山》及《皇象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均被邓石如临摹数百遍。另外，又将《史展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难》各临摹五十遍。邓石如悉心研习，长达八年之久。这些汉碑额所具有的端庄淡雅，圆劲婉通，凝重朴拙的特点，加上邓石如的刻苦用功，不但强化了以前的功底，还成为了邓石如登入“二李”之室的敲门砖。邓石如对“二李”的篆法十分精通，几乎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境界，但为了改变清代的书势，推动篆书的发展，邓石如将“二李”的篆法与自己的篆法相互融合，分别取李斯的丰富的用笔，疏朗的结体章法及李阳冰的灵动秀逸的风格与雄浑质朴的墨法。在取法的过程中保留了“二李”以中锋为主的笔法，尤赋予篆书生命，将隶书的用笔与篆笔融会贯通，改变“二李”的中锋平移的单一笔法，使篆书的笔法更为丰富多彩，既有提按，又有顿挫，一改原来篆书的呆板之风，成就自成一派的篆书风格。汉碑是两汉时期遗存下来的碑额，为后世书家提供了丰厚的学习资料，也为篆书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元素。作者通过对两汉时期遗存的汉碑的搜集，粗略统计的作品如下所示：《甘陵相尚博残碑》《北海相景君碑》《郎中郑固碑》《泰山都尉孔宙碑》《雁门太守鲜于璜碑》《沛相杨统碑》《高阳令杨著碑》《博陵太守孔彪碑》《闻熹长韩仁铭》《豫州从事尹宙碑》《三老椽赵宽碑》《三公山碑》《凉州刺史魏元王碑》《白石神君碑》《王舍人碑》《荡阴张迁碑》《尉氏令郑季宣碑》《巴郡太守樊敏碑》《仙人唐公房碑》《赵菿残碑》《太尉府门画像石题记》《孙大寿碑》等。这些汉碑中的字体，结构，点画大多都是篆法和隶法相融合的，由此可以推断出汉碑对邓石如篆书的变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据包世臣记载：“山人既至，举人以巴东故，为山人尽出所藏，复为具衣食褚墨之费。山人既得纵观，推索其意，明稚俗之分，乃好《石鼓文》，李斯《峄山碑》、《泰山刻石》。汉《开母云阙》《敦煌太宁碑》，苏建《国山》及《皇象天发神诚碑》，李阳冰《城湮庙碑》《三坟记》，每种临幕各百本。……五年篆书成，乃学汉分。临《史展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难》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乃学汉分，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白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飨诸碑，各五十本。三年，分书成。”邓石如在梅家研习的八年中，遍临全部碑帖，无论是篆书还是隶书，都临至数百本，将汉碑的精华融于一心，对篆书之法与隶书之法皆精通无比，所以为了不断创新笔法，他将汉碑的篆法与隶法恰到好处地应用到他的篆书中，将篆书转折处的圆转笔画改成方圆并用；同时将结构布白改成上密下疏，使篆书更具有书写性，带给人以妙不可言的感觉。而邓石如以隶笔入篆的方法得到了许多后世大家的赞许。如下：包世臣：“邓石如以汉隶为用，旁搜三代钟鼎及秦汉瓦当碑额，以纵其势，博其趣。”孙过庭《书谱》云“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篆书的特点是婉通，经邓石如加入隶书的笔意之后变得更加精密，使篆书更雄浑苍劲，雍容闲雅。马宗霍曾在《书林藻鉴》中提及：“完白以隶笔做篆，故篆势方。以篆笔入隶书，故分势圆，两者皆得至冥悟，而后结合。”包世臣对隶笔入篆的方法也有所总结：“山人篆法，以二李为宗，而纵横闺阴之妙，则得之史藕，稍参隶意，杀锋以取劲折，故字体微方，与秦汉当额文为尤近”。邓石如从汉碑中钻研出篆书与隶书的真谛，再加上他恰逢书法变革的清代，使他大胆地改变“二李”的篆法及汉碑中的隶法，取其中的精妙之处融于自己的篆书风格中，此举看似变法，实则增添了传统篆书的墨韵，给篆书注入了鲜活的艺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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