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金石碑学大家
晚清的书法与中期相较，虽然大家不多，但碑学仍是方兴未艾，这时篆书和金文勃兴，汉、魏、南北朝的碑刻出土日益增多，对书法的影响仍起着极大作用。康有为认为，清代的书法有四变：康熙、雍正时专仿董其昌；乾隆时，都竞相模仿赵孟頫；欧阳询的书法盛行于嘉庆、道光时期；北朝碑派又萌芽于咸丰、同治时期。这一观点虽不十分准确，但大体上是符合清代书法因世推移的风尚。清代晚期碑学在书坛上占了主要地位，使以学帖为主的书法家不得不正视碑刻上的书法，而碑学书法家也兼容帖学，这样晚清的书法又出现了另一番景象，此一时期以何绍基、赵之谦等人为代表人物。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蝯叟。湖南道州(今道县)人。晚清著名诗人、书画家。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何凌汉曾任户部尚书，是知名的藏书家。何绍基兄弟四人均习文善书，人称“何氏四杰”。嘉庆四年农历十二月与弟绍业一同出生于东门乡东门村一耕读民家。幼年家境贫寒，他和弟弟随母就食于州西小坪舅舅廖氏家。8岁随母入京，早年是阮元、程恩泽门生。18岁应京兆试，取眷录。道光十一年（1831年）取优贡生。道光十五年(1835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文渊阁校理、国史馆提调等职，曾充福建、贵州、广东乡试主考官。咸丰二年(1852年)任四川学政。为官仅两年，次年因条陈时务得罪权贵，被斥为“肆意妄言”，受谗言所害，降官调职。遂辞去官职，创立草堂书院，讲学授徒，咸丰六年(1856)，由四川出发，经陕西等地到达济南，主讲于山东泺源书院。讲学之余，尽游济南大明湖、趵突泉、珍珠泉、千佛山等处，留下许多诗句。咸丰十年(1860年），受长沙城南书院之邀离开济南赴长沙。前后在山东和长沙城南书院教书达十余年。晚年主持苏州、扬州书局，校刊《十三经注疏》，主讲浙江孝廉堂，往来吴越，教授生徒。一生豪饮健游，多历名山胜地，拓碑访古。同治十二（1873年），病逝于苏州省寓，葬于长沙南郊。著有《东洲草堂金石跋》、《东洲草堂诗钞》。
何绍基博学多才，尤工于诗，是近代提倡宋诗的重要人物之一。论诗主张“人与文一”、“先学为人”，而后直抒性情，“说自家的话”（《使黔草自序》、《与汪菊士论诗》）。他作诗“宗李、杜、韩、苏诸大家”，不名一体，随境触发，较为真挚为“宋诗派”重要倡导者之一。他的山水诗善于以平实自然的语言白描客观景物,颇有特色，如《山雨》、《望飞云洞》等。何绍基的书法擅真、草、隶、篆，各体书熔铸古人，自成一家；草书尤为擅长，成就很高，誉为清代第一。何绍基的楷书取颜字结体的宽博而无疏阔之气，同时还掺入了北朝碑刻以及欧阳询、欧阳通书法险峻茂密的特点，还有《张黑女墓志》和《道因碑》的神气，从而使他的书法不同凡响。何绍基的小楷兼取晋代书法传统，笔意含蕴，行草书融篆、隶于一炉，骏发雄强，独具面貌。他的篆书，中锋用笔，并能掺入隶笔，而带行草笔势，自成一格。何绍基书法，早年秀润畅达，徘徊于颜真卿、李邕、王羲之和北朝碑刻之间，有一种清刚之气；中年渐趋老成，笔意纵逸超迈，时有颤笔，醇厚有味；晚年何绍基的书法已臻炉火纯青。济南大明湖历下亭楹联杜甫名句“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即为他所书。历下亭东壁仍存其《重修历下亭记》石刻，另有《东洲草堂集》等。
《隶书七言联》，平生作书，对联特多，而不是一般应酬之作，书作着力，书艺很高，被誉为“书联圣手”。何绍基曾曰：“如写字用中锋然，一笔到底，四面都有，安得不厚？安得不韵？安得不雄浑？安得不淡远？这事切要握笔时提得起丹田工，高著眼光，盘曲纵送，自运神明，方得此气。当真圆，大难，大难！”，由此可见其对中锋的高度重视和深刻理解。
《邓石如墓志铭》，书于同治四年（1865）。纸本墨迹。楷书。七开，每开纵30.6厘米，横30.3厘米。故宫博物院藏。何绍基的楷书从欧阳通《道因碑》入手，后又广泛地临写六朝碑版及颜真卿楷书等，于《张玄墓志》用功最多。何绍基的这件为邓石如所书的墓志，表现颜字端庄、开阔的正面形象。他主张从篆隶入手，自然解决“中怯”最好的途径。因而在技术上，他选择了回腕执笔法。手臂高高悬起，弯成关弧，虎口成水平状，上面可放搁一小酒盅。每次写完，气力为疲，汗流浃背，“汗湿襦衣”。何氏在写邓石如墓志时，已年近古稀，但他能有效地避开由于他技术上奇特而造成的线条颤动，使这件作品更含蓄一些。
《隶书轴》，横52.3cm，纵115.5cm。谭伯羽、谭季甫先生于1982年捐赠予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署“秋粟馆丈属书，弟何绍基。”本幅隶书，笔力浑厚。前人形容其字如屈铁枯藤。此幅得以见之，而结字纵横欹斜，从容又出於绳墨之外。
赵之谦（1829—1884），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铁三、憨寮、又号悲庵、无闷、梅庵等。浙江绍兴人。清代著名书画、篆刻家。自幼读书习字，博闻强识，曾以书画为生。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工诗文，擅书法，初学颜真卿，篆隶法邓石如，后自成一格，奇倔雄强，别出时俗。赵之谦在《章安杂说》中记道：“二十岁前，学《家庙碑》，日五百字。”可见其于颜体，用功极勤。善绘画，花卉学石涛而有所变化，为清末写意花卉之开山。篆刻初学浙派，继法秦汉玺印，复参宋、元及皖派，博取秦诏、汉镜、泉币、汉铭文和碑版文字等入印，一扫旧习，所作苍秀雄浑。青年时代即以才华横溢而名满海内。参加过3次会试，皆未中。避走温州后，赵之谦有空闲得读《安吴论书》，深为包安吴理论所折服。35岁前后年余时间，每日流连往返于琉璃厂，奇赏疑析，晨夕无间。36岁为祁季闻书写楷书自作诗十二开册。44岁时任《江西通志》总编，先后任鄱阳、奉新、南城知县。在赴江西任前后—44岁前后完善定格，50岁以后最终完成而至“人书俱老”之境，直逼南北朝高手，正如其自称：“汉后隋前有此人”。55岁卒于任上。
赵之谦擅人物、山水，尤工花卉，初画风工丽，后取法徐渭、朱耷、扬州八怪诸家，笔墨趋于放纵，挥笔泼墨，笔力雄健，洒脱自如，色彩浓艳，富有新意。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隶、篆的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相映成趣。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其书法初师颜真卿，后取法北朝碑刻，所作楷书，笔致婉转圆通，人称“魏底颜面”；篆书在邓石如的基础上掺以魏碑笔意，别具一格，亦能以魏碑体势作行草书。赵之谦篆刻初摹西泠八家，后追皖派，参以诏版、汉镜文、钱币文、瓦当文、封泥等，形成章法多变，意境清新的独特风貌，并创阳文边款，其艺术将诗、书、画印有机结合，在清末艺坛上影响很大。他一生在诗、书、画、印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其书画作品传世者甚多，后人编辑出版画册、画集多种，著《悲盦居士文》、《悲盦居士诗》、《勇庐闲诘》、《补寰宇访碑录》、《六朝别字记》，其印有《二金蝶堂印谱》。
《篆书铙歌册》，纵32.5cm，横36.8cm。此册篆书录《铙歌》“上之回”、“上陵”、“远如期”三章，计12开，74行，行3字。末识：“同治甲子六月为遂生书，篆法非以此为正宗，惟此种可悟四体书合处，宜默会之。无闷。”下钤“之谦印信”印。无藏印，未见着录。据自题知此册书于同治三年（1864年），时赵之谦35岁，当是其早年书风初成时期的作品。另从题语分析，此册应是其为习书弟子所书范本，与《许氏说文叙》册属同一性质作品。此册用汉篆法，又有隶书笔法融汇其中，起笔处多方隽，复具魏碑书法特色，由此可见赵氏书法融铸古今、各体杂揉、终为己用的独特书法面貌。结字略长，中锋用笔，沉实厚重，精气内敛，是赵之谦篆书代表作之一。
《篆书许氏说文叙册》，纸本，纵32.4cm，横57.5cm。每页10行，行4字。此册篆书节录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一段，末开识云：“方壶属书此册，故露笔痕以见起讫转折之用。”署款：“之谦”，款上押“赵氏之谦”印。无鉴藏印记，未见著录。从赵之谦识语推测，此册当是为弟子习字用所书范本，上款"方壶"应为其弟子或爱其书者。此册书法结构谨严，篆法精丽，起讫之处未用藏锋，其意为使弟子易见笔法之踪痕，却获得了一种意外的效果，使之不同于一般篆书之圆润流美，自具特色。同时，此册笔力健劲，使转自如，将北碑书法融于篆书之中，也为赵氏书法之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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