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被贬斥居住在黄州，患红眼病，一个多月没有外出，有人还怀疑他得了别的病，过路人就传说他已经去世了。有人把这一消息告诉住在许昌的范镇，范镇绝没有存疑，就挥袖大哭，召集子弟准备金帛，派人周济东坡家属。晚辈中有人不慌不忙地说:“这样的传闻没有经过审实，应当先写信去询问是否平安，获得逝世的实信以后,再去吊唁抚恤也不为迟。”范镇就派仆人到黄州去。东坡启开范镇询问平安的信大笑。所以后来东坡量罪移置汝州，上神宗皇帝谢表说:“自己疾病连年，人们都相传已经去世。”不久,东坡又与几位客人在长江上饮酒，晚上才回家。这时，江水接天，风露满空，与东坡的心胸相融治。于是，东坡就作了一首词：
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客人们狂歌数遍才散去。次日，黄州便喧传东坡昨夜作《临江仙》词，将士大夫的衣帽挂在江边，驾小船长啸远逝了。郡守徐君猷听到这消息，又惊恐又担心，认为黄州走失了罪人。于是，他更急命仆人备马驾车去拜会东坡，却见东坡打鼾如雷鸣，还睡着没有起床哩。然而，东坡走失的消息终于传到了京城开封，就是神宗皇帝听到后也产生疑心了。
苏轼因声名赫赫，又不与新党合作，便遭到新党中奸佞小人疯狂的政治迫害，割裂诗句，无限上纲，制造了宋代有名的“乌台诗案”文字狱。经过上上下下的救援，逮捕关押五个月，最后才以“责授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充黄州[闭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结案。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至元丰七年，苏轼谪居黄州共计五年。这是他政治上的失意时期，却又是他文学创作上的丰收时期。他的许多诗、词、斌、散文名篇都作于这一时期。他的弟弟苏辙在其《东坡先生墓志铭》一文中说:“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也。”
这则“州失罪人”佳话，叙述了苏轼在黄州的艰危处境，以及他超然对待、泰然处之的人生态度。苏轼这首《临江仙》词，有题为《夜归临皋》。临皋即临皋亭，在黄州城南长江边上，是东坡到黄州不久以后的迁居之地，词作于神宗心丰五年(1082)儿月。上片写 他的醉态。醉饮归来，已经半夜，家人熟睡，敲门不应，他就拄着拐杖在门外倾听江涛奔泻之声。虽然只是叙述式地描写场景，但作者一种超然醉意已经活泼泼地呈现出来了。下片抒发感慨。他希望摆脱终日“营营” 的世俗生活，去过“江海寄余生”的隐居闲适日子。
“营营”一语出自于《诗·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是往来不绝、忙忙碌碌的意思，后引申为为功名利禄而奔走劳神。《庄子·庚桑楚》就说:“无使汝思虑营营。”苏轼要忘却这“营营”的生涯，就表明他对世俗官场争名夺利、尔虞我诈的生活已经厌倦，希望自由自在地弃官归隐江湖。这大致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念头。他还在《江城子》一词中说:“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其实，苏轼与陶潜是很不相同的。正如后来苏辙所说:“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年，为狱吏所困，终不能悛(quan,悔改)，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以落日比喻人生晚年)，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当然，严酷的政治现实使苏轼产生“江海寄余生”的隐退思想，这应当还是真实可信的。也不过，苏轼虽然飘逸超脱，终究还是事业中人，一时的念头并不能指导他-生的行动。
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
苏轼虽然贬谪黄州，名气却依然有增无减。不但许多老朋友不断与他通信，常常来看望他;同时，他在黄州还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追慕他的人更是络绎不绝。即如这则佳话里的范镇，误听其死讯便“举袂大恸”，不顾一切地为其安排后事，以致闹出一场笑话。郡守徐君猷，虽然负有看管罪人的责任，却一直对苏轼很好，任他自由来往各地，并经常在生活上帮助他，与他一起宴游。这些都充分证明，无论小人怎样猖狂于一时，天理人情还是不可泯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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