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就很喜欢苏轼的一首《沁园春》，林语堂《苏东坡传》里说他颇有些好作品都与弟弟子由有关，千古中秋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其一，《沁园春》（孤馆灯青）即其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超然台脱不开子由，子瞻写“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是熨贴贴的激励、展望。而《沁园春》的下阕最打动我：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人，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但我读词不精，曾据此判断这首词应当出现在苏轼年谱早期，而事实上，他早年不涉填词。这是北赴穷壤密州之后的闪回了，作者已非“初来少年”。那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澄阔志向难于舒展，“用舍由人，行藏在我”的潇洒帷幄也实行得跌跌撞撞。于是他又回到当下，以及比当下更远一点的寄意，“身长健”可堪“但愿人长久”，“且斗尊前”，暂歇性麻痹，倒是“还酹江月”一路，背后水远烟微，无涯无奈。
《编年校注》论此篇，引元好问的责评，以为其“醉饱而后发之，虽鲁直婢仆且休道”，故而绝非东坡所做。又扯到乌台案，所谓“用舍由人，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那么好了，神宗“不能平，乃贬坡黄州，且言：叫苏某闲处袖手，看朕与王安石治天下”。我读此发笑，虽然诗案弹劾条绝非一例，但宋神宗会这么发脾气，首先于时序上讲不通--苏不是落此笔立即获罪，也不是一获罪就立即贬派黄州的，二则神宗颇有袒护之意，最后也是他挽苏轼于九死一生，如此重磅罪，判得相对轻，远比之后远遁海涯琼岛轻得多。此等文句，至多触碰御史台神经，神宗多半一笑置之吧？于是这非但“小说家以神宗之言实之”，而更像“小说家讹神宗之言”了。
曹树铭言“东坡词中有我，有真性情，真面目，一生壮志，尽于此矣。至于‘用舍由时，行藏在我’既合孔子之道，亦系当时政治与思想之局限。” 以为甚是。关于用舍、行藏，《苏轼文集》史评笔记卷有一则叫《管仲分君谤》，笔合孔子说的“管仲器小”，在《论语.八佾》，孔子用了一对排比事例，说国君如此排场，你管仲也如此，何来的礼制呢？“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而《战国策》站在分君谤角度，认为管氏铺奢招致民愤，其意却在“以掩桓公”。苏轼的批评则是：
管仲仁人也，《战国策》之言，庶几是乎！ 然世末唯有以为然者也。虽然，管仲之爱其君亦陋矣，不谏其过，而务分谤焉。或曰：“管仲不可谏也。” 苏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谏而不听，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器小也。”
他首先肯定了《战国策》对管的评价，赞之仁人。继而宕开一笔，说管仁却陋，怎可光顾着文过分谤，而不直陈君之过呢。之后即用舍、行藏很关键的一句话，也是孔子本人的话，“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用不用在君，为人臣者，即使直面闭塞言路，牢狱灾祸，也应当勇于直谏。这是儒家忠君报国，辅天济民的慨然态度，苏轼一生都如一贯彻，哪怕他写再多逍遥飘洒的诗文，哪怕他最终只得“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那种看淡、倦怠、纵情、回避，权充心灵救生药，即或占据灵魂疗程越来越大的比重，依然掩不住喷涌的热情。
他形容李白的文章“豪俊，语不甚择，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擅长平易字汇，灵机迸发，我觉得是他二人共同特点，而苏轼文的确“如万斛泉源”，读之酣淋爽快，气势磅礴，从宦海自福角度，却不见得“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不断肯直上谏，挥笔万言，也不给政敌好脸，于是不断遭罢黜，甚至死罪。暂出东山，仍旧滔滔汩汩，为民请天。他不太容易收藏，藏都藏不住。我每晚读一二他的史论时评，总不免赞叹“气太足了”，更难免担忧“太直接了”，虽然他的命运早已定局。《苏东坡传》的译者张振玉将“a vivid personality” 译作“元气淋漓，富有生机”，很妙的开场笔，延及政事，约绊不住纵健笔锋，却不一定是福祉。
常设想，如果苏东坡待在黄州终老呢，交友问道，著书修史，京诏来了也避辞不就，他后半生大起大落会否平复一些？叶嘉莹谈苏轼，喜欢引他那句“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离别海南时写下的，读之再三，胸中戚然。再回到他的“用舍由人，行藏在我”，一生如此直，如此真，如此澄清，怎叫人不感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