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至三国鼎立之际，由于诸侯的割据，战乱的频繁，使刘氏大厦面临着倒塌的危机。而随着汉室倾颓、群雄并起以及各种新文化浪潮的兴起，以儒家为正统思想的观念也随之受到了空前的冲击。作为历来在政治舞台上不可或缺的士人阶级来说，当他们面对着眼前的社会现实，他们的思想也因此发生了变迁,并出现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新动向。
一、鲜血与战乱——儒家思想的衰微
自从汉武帝刘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强调人君受命于天,神化专制皇权以及尊君抑臣为特点的儒家大一统思想便取得了独尊地位，并成为统治阶级的主要工具之一。而儒学的这种独尊统治地位不但表现在两汉封建王朝的统治原则和政治权力中，同样也体现在士人阶级身上。作为在儒家正统思想哺育之下成长起来的两汉士人们来说，儒学不但是士人们立身的基本准则，更是他们做官食禄最重要的一块敲门砖。可以说，儒家思想是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是一种垄断士人们精神思想的工具，并且儒家思想和以及所谓的名教治国也确实在统治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东汉时期，光武帝刘秀采取了“以柔治天下”的政策。而这种政策的实施，在某种意义上培植出了一种侵蚀皇权的强大势力，这便是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的出现。作为视“臣事君以忠”的儒家思想为立身准则的两汉士人来说，外戚与宦官历为被士人阶级所不齿，对于他们的独揽朝政，扰乱朝钢，常使一心一意维护统一王权的士人们痛心疾首。于是，一场为了维护王朝政权抗争便开始了。窦宪专权，乐恢上书和帝但遭窦宪胁迫自杀；宦官擅权，杨震上书安帝要求削弱其权势却被遗归乡里并于半路上饮鸩自杀；梁冀独揽朝政，张纲上书顺帝却被派到广陵郡去做太守，事后不到一年死于他乡......一次次的斗争，一次次的失败，士人们被自己想方设法所维护的政权深深的刺痛了，残酷无情的现实和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动，使士人们以儒家为正统的思想也开始不知不觉地发生着变化。他们由最初的忠于皇权、政权维护者，逐渐转变成为标榜自我、政权的批评者，而这一切又为后来的“党锢之祸”埋下了伏笔。
东汉末期桓、灵二帝年间，此时的外戚和宦官专权已达到了极至。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王权也随之衰落。当士人们面对着宦戚专政所造成的这一切恶果，为了维护朝纲、统一政权，他们决定本着尚存的一点儒家道德精神，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反抗和斗争。但事与愿违，一直在为大一统政权而苦心劬劳的士人们再次受到了重创，他们不屑的努力只换来两次死者达百余人，并且死者中包括陈蕃、李膺等当时的士林清英的“党锢之祸”。对于这两次党禁，与其说士人们是在有意维护名教，倒不如说是对儒家正统思想束缚的一种挣脱，而儒家思想的地位也随之受到了再一次的冲击。
时间继续推进，公元184年，张氏三兄弟领导了著名的“黄巾起义”，在短短的数月里东汉王朝呈现分崩离析之势；公元190年，西凉董卓再添祸乱，先是一手独揽政权，后又以臣子身份擅自废立，致使各路诸侯群起而攻之；随后，郭、李二人兴兵长安，袁术寿春称帝，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献帝被玩弄于鼓掌之中，天下形势一片大乱...在这段事关“国家兴亡”的时间内，众多士人对于这些种种大不敬的行为却没有太多斥责，甚至予以了默认。他们看起来似乎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但不如说成他们已经不把庇佑天子的天命当成一回事了更贴切些。正如曹操针对当时群雄逐鹿的局面曾经说过，“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仔细想想，在当时汉献帝仍然在位的情形之下,割据势力中抱有登基称帝企图的人不在少数。由此可见，这时汉朝的皇权已绝无神圣可言，而当初汉儒们为了维护皇权而苦心营造的天人感应的神话,也已被三国时期的现实无情地击破了。
此外，王朝的衰败，儒家思想的动摇，同样也致使士人们出现了一些越礼叛教的言行，让我们来看看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建安名士的表现。孔融，建安七字之一，孔子20世孙。按照常理，这位自小就以孝闻名的才子应该极力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才是，可长大成人之后的孔融却常常以儒家的叛逆者形象出现。他的“父之与子”“母之与子”的高论，相信即使是现代人也要为之瞠目结舌；祢衡，汉末辞赋家，于孔融为友。祢衡称赞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称祢衡为“颜回复生”。如果是寻常人物，随随便便吹捧几句，大可不必在意，但若是孔融就另当别论了，作为孔子的20世孙，他默许了“仲尼不死”的赞美，按照正统的观念，这不仅是对儒家的不尊，更是一种对先祖的亵渎。从孔融的言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思想已经在这位汉末名士身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既然孔子衣钵的传人都可以视儒学于无存，那么其他士人对待儒学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时间还在推进，大规模战争同样也在继续。社会的动荡、战乱，政治的黑暗、祸乱使一批批名士们再一次的奔赴了刑场，加之战争所带来的无数瘟疫和自然灾荒，造成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悲惨情景，此时的东汉王朝也就彻底走到了尽头。面对着眼前如此残酷的现实，名教已无力回天，不能在以此来维系人心，而儒学独尊地位也随之轰然倒塌。乱世对人类生命的压抑和残害,成了士人们内在生命意识苏醒的契机；诸子百家的重新活跃，更是为士人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他们开始了新的旅程......
二、恢复生命本色——道家思想的抬头
汉初，老庄的道家思想曾盛极一时，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但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道家便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和地位，可它并没有从历史的舞台上消失，它作为一支暗流，始终存在着并且不断在演变着。到了东汉末年，由于当时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动以及儒家思想的轰然倒塌，致使士人们开始寻找新的思想寄托。而也就在这时，道家思想走上了复兴的道路。
从士人阶层这一角度来看，一方面，正是由于东汉末年以来社会的动荡、战乱、时疫不断等诸多因素，包括普通百姓和部分士人集团，时刻都面临着危在旦夕、生命毫无保障的危险。而传统价值观念的失衡所导致的信仰危机，也促使士人们开始逐渐疏远政权并且由忠君忧国趋向于展现自我，即抓住短暂的人生，在生命的瞬间追求生存价值的永恒；另一方面，刚从儒家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士人们，面对眼前惨痛的现实，感到人生无常，此时的他们迫切需要有一种适合当时状况的思想观念作为支撑。而道家思想的“任自然”、“养生”、“重情”等类似的说法正好为士人们的现状及需求找到了契合点。
马融，汉末著名经学家，达生任性，不太注重儒者节操，开启了破弃礼教的风气，并且他和弟子郑玄曾先后注解过《老子》；张修、张角，二人分别是汉中五斗米教和太平道教的创建者，而这两个教派也正是道教早期的重要流派；钟会，魏国太傅钟繇之子，博学识，精通数般技艺。他不但注解过《老子》、《易经》，而且根据《三国志.钟会传》记载，“及会死后，于会家中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另外，再加上刘劭、夏侯玄、荀粲等一批汉魏之际的知名学者的推崇和提倡，道家思想顺理成章的从诸子之学中脱颖而出，慢慢的步入了前台，并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一种风气。
儒家正统思想束缚力的大大削弱，促使了社会价值尺度的失衡，并且打破了士人们生活中原有的行为准则，而道家思想的崛起，帮助士人们找到了新的出发点，他们为了加快了展现自我生命价值的步伐，出现了多样化行为准则。以当时“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的一些士人择主现象而言，我们又不难从中看出些端倪。
陈琳，建安七子之一。初为大将军何进主簿，后避难冀州，为袁绍典文章。在官渡之战时，曾起草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文章可以说是把曹操的祖宗三代都骂了个狗血淋头，但随后在曹操平定冀州后，他却惊人的归顺了曹操；贾诩，三国时期一流谋士。汉末时先事董卓，但并为展现出太多亮点。董卓被诛后，跟随郭、李二人，并劝二人兴兵长安，致使天下大乱。随后他又在短短的数年间为先后为段煨、张绣等人出谋划策，直至最后才成为了曹操麾下的重要谋士；荀彧、郭嘉，曹魏阵营中重要人物。最初本是袁绍帐下之人，但后经接触认为袁绍难成大事，于是弃袁投曹；张松、法正,二人仕刘璋多年，当属西川老臣，可谁知后来却暗通他人，将西川之地尽献于刘备......
诸如此类在不同的君主之间不断“跳槽”的例子，在三国时期实在是举不胜举。按照儒家“一臣不事二主，臣事主以忠”的忠义观念，上述的这些行为本应遭到天下士人的唾弃，但事实却恰恰相反，当时的舆论对士人们的这些“跳槽”之举,通常表现出一种理解和宽容,完全没有以此为耻，反而是大多数士人们都奉行了这种“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原则。上面这些活生生的例子再一次证明了，儒家的思想此时已从士人们的脑海中彻底淡化了，时代的不同，使士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看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也随之改变，对君主的态度不再表现为从一而终,取而代之的是较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这种带有较为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的行为，更好的使士人们展现出了的自我的生命价值，而这种行为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
老庄思想的抬头，使士人们拥有了一片新的精神家园。在这里，他们可以不必束缚在各种旧的道德思想观念中，可以尽情的享受心灵上的自由，可以努力去追求生存价值的永恒。但是，道家的思想并不能完全满足士人们的现实需要，在新的历史时代，新的社会条件下，老庄思想再次进行了改造和升华，做出了新的诠释。即汲取了老庄的基本精神，同时以道释儒，将道家和儒家思想很好的融合起来，而这个新兴的事物便是对魏晋时期思想文化和士人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的哲学思想——玄学。
三、解脱与自由——玄学的兴起
魏晋年间，由于儒学的不断式微，旧的思想习惯和社会生活准则已经不能再作为垄断士人们的精神工具，而老庄思想在被众多士人普遍接受并重新做出诠释后，作为新兴思想文化的玄学由此便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玄学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其实是道家的一种崭新的表现方式，是老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发展和升华而所产生的一种新兴产物，故玄学也有新道家之称。另一方面，玄学的产生是士人们在树立了新的人生追求、新的生活习尚和新的价值观念后，与儒家思想独尊时期形成的各种旧的思想理念及行为准则所产生矛盾的必然结果。而关于这个矛盾，其实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自然与名教之间矛盾。于是，新一轮的斗争又开始了。
何晏，正始年间名士，领导了这一时期的思潮“正始玄学”。根据《三国志》载，何晏“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他提倡“以无为本”，认为自然就是万物包括人存在的本质，以此来反对儒家的尚名节、重仁义；王弼，魏晋经学家，玄学创始人。他认为“万物皆由道而生”，强调“贵无”而“贱有”，从本末、体用、动静等关系上来论证“以无为本”，并著有《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等；嵇康，魏晋时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竹林七贤”第一人。嵇康虽出于儒学世家，但平日唯好老、庄之说。他十分厌恶儒家各种烦琐的礼法，主张回到自然，并提出了著名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思想。
不难看出，士人们为了继续反对名教，他们开始借助于玄学，但上述这些仅是部分的表现。魏晋年间的士人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眼前的世界，以一种新的情趣来体验各自的人生，他们为了继续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展现出自我的价值，他们的行为大多表现为任性不羁、超越世俗，并且以饮酒、服食、发牢骚等为主要特征，而这些正是基于老庄思想的追求精神自由、寻求个体解放之上。
何晏，正始名士。他除了拥有一个玄学创始人的身份外，同样是当时“嗑药”一族的祖师爷；阮咸，竹林七贤之一。他在为母服丧期间，“借客驴著重（丧）服”追鲜卑婢，并“与婢累骑而还”的故事，流传至今，脍炙人口；阮藉，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他曾用躲在裤裆里的虱子来讽刺儒家所推崇的“君子”，在任东平相期间，因平日十分好酒，而兵营厨师善酿酒，便去求步兵校尉一职；刘伶，竹林名士。他在自己的家中不爱穿衣服，所以别人进到房间里时经常讥笑他，但刘伶却不以为然，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反而指责别人未经允许擅自闯进了他的衣裤之中。
士人们在儒家的道德教条和仪礼规范失去原有的约束力以及新的的社会思潮影响下，他们发现身后的一切开始变的渺茫。于是，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朴归真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以上这些行为不但是士人们为了来反对名教、挣脱礼制的束缚所进行的激烈抗争，它更突出的反映了士人们对自我个性解放的追求。可以说，魏晋玄学带给了士人阶级精神和身心上的快乐，但却没有给整个社会和时代带来太多的益处。
总结：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由于战乱不断，民不聊生，所以它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政治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一个时代，对于时代来言，它绝对不是一件好事。然而自从汉末儒学独尊的局面完全是被打破了后，思想学术界变的异常活跃而又变动不定，先是老庄思想的复苏，接着是魏晋玄学的兴起，再加上佛教的加入，造就了思想界一个最具自由性、最富有热情的时代，所以，对于各种思想文化兴起于发展来讲，它又是一个福音。
至于其中各种政治思想的兴起与发展，可以说既是儒家思想文化崩塌之后的必然趋势，同样也是时代前进过程中的必然结果。而在这段时间内社会中体现出的那些所谓的主流意识，也并非是真正的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其实只是各种新兴思想文化和观念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以及相互借鉴的所形成的产物。但不管怎样，这些新兴的文化思潮以及士人阶级在这些思想下所展现出的各种言行，它让我们看到了三国文化的另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