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哲学史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诞生了独具特色的魏晋玄学。魏晋玄学是以道家老庄思想为骨架和主体，糅合儒家，调和儒道并以道家思想为本位而建立的思想体系。
魏晋玄学对后代的影响很大，而且不仅表现在我们日常的行为生活上，他对后世的思想、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
宋代的苏轼在经历多次人生的低估，诗词创作中仍然能说出：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他的旷达与飘逸就是受到了玄学的影响。
此外，玄学也影响了古代建筑的构造与方位，古代的建筑讲究对称均衡与五行阴阳，这一点我们从故宫的建筑结构与方位上就能开出来。
由此可见，魏晋玄学的确有他的独到之处。
那么，魏晋时期究竟有着怎样的时代独特性，能产生并发展玄学呢?
随着大汉王朝的覆亡，董仲舒为大汉王朝架构出来的以儒家伦理名教为基础的天人感应思想观念遭到巨大冲击。一些进步思想家开始对儒家的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思想加以批驳，比较著名的有杨雄、桓谭等人。
杨雄借助东汉初期王充所提出的元气一元论的思想大加批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元气构成的，天是无意志的，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只是为了稳固统治者的统治，使已经走入困境的儒家经学再次受到一次重创，进一步动摇了儒家学说在人们心目中的统治地位。
此外，汉末黄巾起义的爆发，也对儒家思想冲击甚大。虽然它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却给东汉王朝的统治以毁灭性的打击，特别是黄巾起义所利用的道教经籍《太平经》中所宣传的平等思想：
“天地施化得均，尊卑大小皆如一”
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学的等级观念。
而随着儒家思想的式微，别的思想学说开始趁机壮大，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黄老思想的崛起。
黄老思想，就是以黄帝之言，尚“老子”之术的一种哲学思想。黄老思想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存在，到了汉初才得到进一步发展，当然，这时的黄老思想，如同儒学一样，是经过改造的了。此时的黄老思想主要是经过《淮南子》所定义后的，即道生万物。
魏晋之际，黄老思想在知识分子间广为流传。这一时期，人们的主要研究方向已从儒学开始转向黄老之学，以《老子》、《庄子》、《周易》为主要谈论对象的清淡之风兴起，人们开始从老庄学说中寻求一些玄远幽深的东西，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审视自然。
在儒学逐渐衰落的过程中，道家学说的自然无为思想，给苦闷的魏晋文人指明了一个方向，而原有的儒学也并未完全走出文人的思想，和道学互为补充，取其所需后，产生了玄学。
门阀是魏晋时期最为鲜明的特色，门阀在制度上的表现是门阀特权的确立，九品中正制、占田制和荫族制保证了政治上、经济上的门阀世袭特权，并且出现了确立“士名”的士籍。
门阀的形成其实也意味着门阀政治的成立。九品中正制的建立是在公元220年，该年十月汉魏嬗代。与九品中正制的设立相关，士籍贯也出现在曹魏时期。占田制与荫族制属于《晋书·食货志》所载户调之式的内容，颁布于公元280年之后。
因而从时间上看，门阀政治的出现与成形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要经过魏晋间几十年的变化。这几十年恰恰也是玄学出现并进而独领风骚的时代。玄学的形成与门阀政治的发展在时间上有密切的对应性。
这一时期,士族门阀制度森严,腐朽堕落的士族享尽荣华富贵,而精神世界却极其空虚,不敢正视充满尖锐矛盾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他们依靠门弟,占据高位,却又要：
“不以物物婴心”
使清谈玄理之风日盛一日。
他们借助老庄的任诞思想为自己放荡不羁的纵欲享乐生活找到合理的解释,又从老庄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寻求苟安现状的闲适的心境,同时还以清淡高妙的玄理来显示才华,以示清高、高人一等,为自己精神世界的空虚披上了合情合理的外衣。
在那个动荡年代,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下,那些满腹才华的人得不到实现人生价值的机会,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还稍不注意就成为牺牲品,如孔融、杨修、祢衡、陆机、张华、潘岳、范晔、谢灵运等人都是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斗争而惨遭杀害,特别是一些对现实有着清醒认识的有才之士更是如此。
险恶的政治环境使读书人终日如履薄冰,朝代的频繁更迭使传统的儒学思想体系崩溃,温良恭俭让的儒家思想已经不能挽救时代的危机。于是,他们由关注社会转向对自我的认识,自然的企慕,开始重新审视人生,对宇宙、人生和人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人大都有研习哲理的作风，从孔孟中找不到出路的知识分子把眼光投向老庄。从圣人崇拜转向自我体认,人性和人生开始受到重视。崇尚自然,追求个性就成了魏晋时代精神。
玄学形成的时间在曹魏后期，即曹芳时期，以何晏《无名论》为玄学形成之始。何晏提出的无名、无为被认为是针对曹魏的名法之治。这里出现了一个较为费解的问题，既然曹魏已经是门阀政治的形成期，那么为何适应于门阀政治的玄学还以曹魏政治为批判对象呢？
这涉及到对曹魏政治的理解。曹氏的目标在于恢复统一的秩序，因而与东汉大姓名士间存在着对立关系，名法之治即以检察名实、裁抑大族、扩大君权为内容。
但另一方面，曹氏也只能从大姓名士中选拔人才，曹氏政治实际上促成了东汉大姓名士的分化、升降，形成魏晋门阀。
玄学之所以形成于曹芳时，乃在于此时君权与门阀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门阀专政的倾向加强。因而，曹芳时代的玄学代表了门阀政治的迫切需要，即恢复为曹氏破坏了的名教之治，并赋予其存在的理论根基，其与传统统儒学的区别在于用一种发展了的道家学说来论述。
曹芳时代的玄学家们在政治权力的分配上与司马氏敌对，但在维护门阀政治统治上则是一致的，近代历史学家唐长孺先生称其为：
“在朝的正统玄学家”
与之相对的是：
“在野的激进派玄学家”
这一派以阮籍、嵇康为代表。阮籍、嵇康的玄学主张出现于司马氏执政后，他们与正统玄学家在名教本于自然的问题上并无实质性冲突。“在野的激进派玄学家”之出现，针对的是服务于门阀政治之思想领域中知与行的分离，即针对名教实践者的虚伪表现。
这其实反映了玄学正由一种哲学理论学说转变为社会精神生活的轴心。阮、嵇成为士风仿效的对象，正是玄学向社会生活渗透的过程。不过是魏末发其端，至西晋惠帝时始大行。门阀政治的最终形成是在西晋时期，玄学的发展与之相应，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完成了它的任务。
这一阶段玄学展开的内涵是玄学意识形态化问题，包含两个层面。首先是玄学内部，正统玄学家在意识形态领域要排除别派玄学家的影响。
一方面，公子王孙误读阮、嵇，放荡恣情之风损害了门阀的家族伦理基础，弱化了处世能力。另一方面，阮、嵇的思想容易导出危及现存统治的思想。由此，在维护名教正统的立场上出现了裴頠的《崇有论》。
这一时期推动玄学理论发展的并非名法之治与名教之治的政治路线之争，而是在玄学实践领域或意识形态化所出现的问题，玄学在理论上提出正本清源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门阀制度形成及存在的合理性需要通过玄学给予理论说明。
西晋与曹魏不同，从其初期开始，世家大族已控制了选举，九品中正制为其所利用巩固既得利益。同时，户调式的颁布，也从制度层面承认门阀的经济特权。可以说，晋武帝平吴后，门阀制度全面建立起来。
然而，这种制度在理论上还缺乏根据，西晋时期对选举中“计资定品”的非议正表明了这一点。因而，西晋玄学的历史任务不再停留在为名教存废辩护的层面上，更是要进一步阐明名教之治与门阀政治之间的关系，为门阀专政服务。
唐长孺敏锐地发现了郭象发挥庄子逍遥义的时代涵义，认为郭象的玄学在于晓谕大家承认现有秩序，各人自足其分。
这一理论既是针对君权，告诫皇帝无为，同时也是要人民各安其分，最终是为门阀贵族世居高位、养尊处优作辩护。这正是适应于门阀政治的思想，所以唐长孺先生赋予郭象玄学集大成者的地位，认为：
“郭象的《庄子注》发挥了门阀统治下适时的政治哲学”
所谓“适时”之“时”，除了指门阀政治形成期这一大的历史时代，也是指郭象所处西晋之具体历史实境。正是在为门阀制度作辩护的过程中，玄学实现了其意识形态化。
从玄学的产生与发展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么一条：一个理论或一个哲学思潮的产生，是一个时代的要求，也是当时社会发展中各种问题的矛盾与斗争的必然，这点对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适用的。以史为镜，对于今天我们思考研究现实问题，仍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
参考文献
《老子道德经研究》
《中国哲学史》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
《东晋门阀政治》
《魏晋玄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
《近20年中国大陆地区六朝士族研究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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