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84岁写下一封情书，收信人却已不在人世，骨灰也散落在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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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6-22 18:08
1988年4月，重游中南海西花厅的邓颖超，一回家就提笔写下一篇散文情书，《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
而这封情书的收件人，已离开人世12年了，骨灰也没有保存下来，散落在全国四个地方。
这封信是给谁的？想必大家都猜得到，邓颖超写情书，还能写给谁？
国共两党的高官中，唯有两人一生只爱一人，唯有两人一生只爱一位夫人，一位是张治中，一位就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张治中与周恩来的关系也是甚好，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就认识，引为知己好友，有着数十年的交情。
周恩来与邓颖超，从1925年开始订下终身，相互厮守51年时光，感情甚笃。
邓颖超和周恩来都很喜欢孩子，但他们却没有生育下流淌着他们血脉的优秀孩子。
其实，周恩来与邓颖超，是有过两个孩子的。
他们相识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天津，之后的1920年，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邓颖超留在天津当起了小学教员。
他们彼此之间，刚认识没多久就产生了相互的爱慕之情。不过阴差阳错间，双方都没表露出在一起的意思。
邓颖超认为，周恩来常标榜自己是“独身主义”，即便是谈恋爱，应该也是会同他身边另一个关系密切、交往频繁的女孩子在一起。
而周恩来呢，认为双方虽有共同的革命理想，但接触还不够多；又因为“五四运动”，心里暗暗定下“不恋爱”的底线。
邓颖超在东方的中国，周恩来在西方的法国，但这并不影响双方的写信交流。反而因为距离，迸发出更浓郁的思念。
两人的通信往来，谈论更多的是政治、思想、国内外局势，关于异域的风情看不到多少。
突然有一天，远在大洋彼岸的周恩来给邓颖超，寄来一封书信，将自己的浓烈爱意大方表达出来，并提出能否结为情侣，成为明确的恋爱关系。信中，周恩来还表示自己迫切地想知道答案，希望邓颖超尽快回复。
收到信的邓颖超，有些拿不定主意，便将此事告知了母亲，听听作为过来人的母亲的意见。
邓母听后，笑着跟邓颖超说：“现在不要答复，等他回来，让我看一看再说。”
但邓颖超对周恩来也是有爱意的，向来主张自由恋爱的她，不愿情郎苦苦等待，于是没接受母亲的意见，很快就回信答复了周恩来，表示同意他的告白，两人正式成为一对恋人。
1956年，周恩来大大方方地，告诉侄女周秉德：“我刚到法国时，同一个一起来法国留学的姑娘十分亲近。但我早已许身革命，我就觉得作为革命者的终身伴侣，她是不合适的，她不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工作，更经受不起革命的艰难和险阻。这样，我就选择了你的七妈。”
1925年8月，自欧洲回国后的周恩来，担任着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军委委员的同时，又被委任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彼时的广州，是中国大革命的中心，是国共首次合作的重要地点。
1925年的周恩来，正值27岁，不论是在民国，还是晚清，都应该有个小家庭、有孩子了。
当时邓颖超在天津，由于她的革命活动不断，影响力颇大，遂被北洋军阀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北洋政府还对其进行了通缉。
于是，考虑到邓颖超的人身安全，及与“老大不小”周恩来的恋情，党组织便将她调到广州来，并同意二人结为合法的夫妇。
1925年8月8日，在广州，经过简单的婚礼仪式，周恩来和邓颖超正式结为夫妻。
很快，邓颖超就怀孕了，有了与周恩来的爱情结晶。
那时，第二次东征开始，周恩来是中共在地级地方行政长官中的第一人，事务繁忙，操持着大大小小的军政事务。
周恩来刚踏上东征的道路，邓颖超就感到身体不舒服，常感到恶心、反胃、呕吐，浑身酸软没劲，精神有点萎靡。
丈夫周恩来不在身边，这事也不好同其他人商量，邓颖超独自一人来到医院，检查身体是哪里出了毛病。
医生笑容满面地恭喜她：“身体没什么问题，多注意休息就好。你身体不适，是怀孕初期的不良反应。你们家又要添一口人了，恭喜恭喜！”
邓颖超闻言一喜，自己本就喜爱孩子，丈夫周恩来知道此事也会欣喜若狂的。但她转念一想，现在革命正是如火如荼的紧要时候，自己刚开始工作，会因为怀孕生孩子耽误很多事，这不成累赘了吗？
于是，邓颖超自作主张，偷偷上街买了些打胎的中草药，在家煮了喝下（她的母亲是一位中医）。
药效发作时，邓颖超肚子疼得直冒冷汗，在床上直打滚。由于身体实在难受，她向组织请了一个礼拜的病假，在家休养，自己照顾自己。
当时邓颖超是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何香凝的秘书。得知邓颖超没丈夫在身边，又请病假的事情，她立即来文德里，探望邓颖超。
何香凝见邓颖超躺在床上，面黄肌瘦，看起来很虚弱的样子，十分担心，问她这是怎么了。
当时恰逢何香凝的丈夫，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遭人刺杀身亡；邓颖超为了不让她因为自己的事情分心和烦恼，谎称自己只是感染了风寒，吃过药了，休息几天就好，请她放心。
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让邓颖超忍不住给天津的母亲杨振德，写去一封信，告诉她自己私自打胎，孩子没了的事情。
杨振德看到女儿的来信，脸色煞白，流下难过的泪水，连夜坐上海轮，赶到广州。见到邓颖超的时候，杨振德没说太多责怪的话，只是紧紧抱住女儿大声哭了起来。
经过母亲精心的药理调养，邓颖超的身体渐渐好转，不再是病殃殃的模样。
这时，国民党中央发来调令，任命邓颖超为国民党潮汕地区的巡视员，中共也任命她为汕头地委妇女部部长。
邓颖超来到汕头，直奔周恩来的住处，一见到周恩来就紧紧拥抱住他，将自己怀孕、打胎、险些丢掉性命和母亲来照顾自己的事情，一股脑地告诉丈夫。
一向是温文尔雅、和气随和的周恩来，听邓颖超说完，脸色变得阴沉，一反常态，严厉批评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不专属于你。作为共产党人，不能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况且是这样的糟蹋！而且，你怀孕的事不和我讲，不想要孩子也不和我商量。最起码和我商量一下嘛，怎么能这么轻率地自作主张。”
邓颖超眼神闪烁，嘴里嘟囔着：“人家不是怕孩子，影响我们刚开始的革命事业嘛。”
周恩来反驳道：“革命，革命，革命者就不能有孩子吗？若是革命在我们这代人成功不了，不是要靠下一代人吗？再说了，孩子是我们两个人的爱情结晶，怎么你一个人说不要就不要了。”
邓颖超知道自己错了，流着泪扑进周恩来的怀抱：“好，别说了，我知道自己错了。我们再生一个不就行吗？”
周恩来抱着妻子，爱怜地抚摸着她的头发：“知道错就好，这种傻事以后可不能再干了，要多和我商量。”邓颖超连连点头。
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草率地没了。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第二个孩子，也是最后一个孩子，是在1927年。
1927年2月，周恩来被调到上海领导工人运动，主持革命工作。当时周恩来身上的担子很重，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等。
因为怀孕的缘故，邓颖超暂时留在广州，等待生产日子的到来。
不幸的是，邓颖超难产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当时邓颖超在广州西关保生医院进行生产，这是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因为孩子的体重严重超过正常的标准，所以邓颖超生了三天三夜，孩子也还没生下来。
那所医院没有剖宫产手术，因此医生就同邓颖超商量，必须借用产钳助产。如若不然，大人小孩都将保不住。
终于，孩子离开了邓颖超的肚子，是男孩，重10公斤。可惜的是，因助产时医生用产钳用力过大，导致孩子头颅遭到严重损伤，生下没多久就夭折了。周恩来没看到这孩子。
那时的邓颖超，是何等的绝望，多么需要丈夫周恩来的安慰和拥抱。可凶残的蒋介石，根本不给她机会。
反动派正重金悬赏着周恩来，还派出大队人马围捕追杀他。周恩来一边忙着转移，边组织反击。忙得停不下脚的周恩来，还记挂着在广州生产的妻子邓颖超，密电请人将邓颖超转移出广州，到上海来。
经过香港中转，邓颖超终于在5月1日来到上海，联系到周恩来。
周恩来带着邓颖超，来到福民医院检查身体，检查出邓颖超今后很可能不能再怀孕了。
邓颖超听完，泪流满面；周恩来抱着她，轻抚着她，温和地说：“没事的，没事的。没孩子就没孩子吧。”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但就是这简单而纯粹的话语，极大程度上抚慰了邓颖超的受伤心灵。
当表姐龚志如遗憾地说：“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周恩来抓着邓颖超的手，当即反驳：“谁说没有？我们有10个孩子！”这10个是父母因革命而牺牲，成为孤儿，被邓颖超、周恩来领养照顾的孩子。
其实，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孩子，何止这10个，成千上万的孩子都喊着邓颖超“邓妈妈”。邓颖超将那些因战争、因革命而成孤儿的孩子，都视若己出地对待。
邓颖超与周恩来之间的爱情，是纯粹的，是崇高的，是和理想相连接的。
他们两人的相处，似乎一直是处于热恋状态的。
看看他们在1951年3月时的信件往来：
周：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做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罪该打。
邓：不像情书的情书，给我带来了喜慰。回报虽迟，知罪免打。
周：昨天得到你二十三日来信，说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1947年3月，胡宗南大军逼近延安，周恩来担心邓颖超担心自己，就托李讷给送去一封信：“延安天天来飞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被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
收到信的邓颖超，紧绷的心弦一下子放松下来。
周恩来逝世于1976年1月8日，遗体火化后的骨灰，分装成四份，从飞机上撒落在北京上空、密云水库、海河、黄河入海口。邓颖超一点没留下任何念想，完全遵照周恩来生前的嘱咐。
我们可以相信，周恩来去世前，一定还很牵挂着夫人邓颖超，就如同他知道邓颖超也十分不舍自己离开一样。
1988年4月，邓颖超重游与周恩来，居住过、留下过众多回忆的中南海西花厅。
她回到家后，感慨万千、一气呵成地写下《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这封寄不出去的情书，开篇第一句就是：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十二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
全文三千多字，只提了一句“恩来同志”。
最后结尾是：我现在老了，但是我要人老心红，志更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努力为人民服务。同志、战友、伴侣，听了这些你会含笑九泉的。我写的这一篇，既不是诗，又不是散文，就作为一篇纪念战友、伴侣的偶作和随想吧。
想必，邓颖超一定很想念周恩来总理吧。不只是她想念他，还有他深爱着的人民，也非常思念他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