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金难分伯仲
倘若跟随《蒂芙尼的早餐》中赫本的脚步穿梭纽约，你也许最能体会金粉世界的诱惑。一间Tiffany门店，橱窗内精美，橱窗外落寞，二者间有难以跨越的金钱与阶级鸿沟。无怪片中的霍莉痴迷于此，即便穿着华丽，炊金馔玉的生活仍不属于她。在这样一座城市、一个时代，不“拜金”，似乎会被归为异类。
罗伊·利希滕斯坦《Crying Girl》，彩色平版印刷，43.8×59cm，1963年
这是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战后经济腾飞，艺坛的镁光灯照向这片土地，前卫艺术、波普艺术由此繁荣。伴随着印钞机飞速运转的声音而诞生的新一代艺术家，理所当然地将消费主义裹挟入自身创作中。就如人们熟知的安迪·沃霍尔便完全可被称为“拜金”，他毫不掩盖自己对金钱的赤裸热爱。
“如果你打算买一幅20万美元的画，我劝你把钱一捆一捆地挂在墙上就好。这样一来，你的客人第一眼就能看见墙上的钱。”沃霍尔在其非正式自传《安迪·沃霍尔的哲学：波普启示录》中这样写道。如此讽刺、如此真实，毕竟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美元符号便是其创作主题之一。
安迪·沃霍尔《Dollar Sign》，丝网印刷，51.1×40.6cm，1981年
安迪·沃霍尔《Dollars Sign》，丝网印刷，50.2×39.7cm，1967年
安迪·沃霍尔《Fifteen One Dollar Bills》，纸本墨水、铅笔，1962年
艺术与“金钱”二字挂钩，似乎是大众最不乐于听闻的，其葆有的纯粹性怎能被“铜臭味”侵染？但即便被后世烙上“媚俗艺术”的标签，做生意与赚钱对浸淫、成长于消费主义时代的沃霍尔而言也是最优雅迷人的艺术，或许这正是这位小镇青年的心结所在。但成长于上流社会的彼得·保罗·鲁本斯就不尽如此了。在这位艺术家身上，人们可以体会到他对金钱、权势天然的谄媚。
于意大利逗留期间，鲁本斯从未停止与权贵联络，其目的就是要钱。他似乎对金钱永不满足，且非常“拉得下脸”。1603年，他为获得赞助费在给一位公爵的信中写道：“事实上，我承认这是我的个人愿望。我的经纪人为我考虑后建议我这样做，而且我自己也愿意伏在您脚下并亲吻您的双手。”也是依靠这位“金主”，鲁本斯得以在意大利各地游历、学习。
彼得·保罗·鲁本斯《The Feast of Herod》，布本油画，208.3×271.5cm，1635-1638年
可以说，以上行为与人们心中艺术家的形象毫无关系。纵览艺术史，如提香、伦勃朗等艺术家都有着各式“拜金”的人生标签：投资狂热爱好者、“吝啬鬼”，这些足以打破人们对艺术家“清高”的刻板印象。而艺术的祛魅之旅才刚刚开始。
拜金促进创作？
艺术变为逐利方式如同被拉下神坛，面对露骨的数字交易，爱好者难免有微词。但你绝对想象不到，“拜金”并非百害而无一利，艺术史中不乏有以此推动创作的例子。
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版画行业开始兴盛。该现象的“幕后推手”之一便是丢勒。他在1495年至1500年间创作了数十幅版画作品。显然，相比传统油画，版画因可以印刷多份而拥有更大的传播量与市场。据说，丢勒所制的《勃兰登堡的阿尔布雷特》的印刷量便不少于500份。
版画于丢勒是意外之喜，也令他脑洞大开。艺术家思来想去后决定：“自此以后，我将投入到版画中。如果我更早地开始此项创作，我将会有超过一千埃居的钱。”
金钱的驱使令丢勒在版画领域开始不断耕耘，导致在后续一个世纪内，其版画作品都保持着难以企及的高度，也影响着后来者——丢勒是贾科梅蒂最爱的艺术家，后者在创作中时常参考丢勒于1514年所作版画《忧郁I》，那种倦怠与愁容亦成为其艺术标签。
丢勒《忧郁I》，版画，24×18.8cm，1514年
因此，我们必须直视：金钱有时确是艺术创作的源动力。艺术虽美，其背后的创作与交易却露骨得“不尽如人意”，就连埃菲尔铁塔也如此——19世纪，工厂与工业的发展标志着资本主义方法的成功。该时代发生的所有奇迹都在向金钱靠拢，埃菲尔铁塔也不例外。
埃菲尔铁塔建造过程，1887-1889年
莫奈《Arrival of the Normandy Train, Gare Saint-Lazare》，布面油画，60×80cm，1877年
所以，不单单是艺术家，“拜金”亦促进了社会的艺术发展。埃菲尔铁塔便是明证，当财富与技术得以成全欲望时，这一迷人的现代城市丰碑才会出现。如今，人们对其争议已不在，铁塔甚至成为法国标志。“拜金”或为艺术的“双刃剑”，但至少在如上例子中，它为艺术创作推波助澜。
能“拜金”吗？
“当代艺术已死，资本主义害的。”网络上至今仍流传着这句“振聋发聩”的语句。早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便编写了《拜金艺术》（Mammonart）一书，以痛斥被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化后的艺术，并称艺术已为金钱的奴仆。
这很大一部分源于艺术“光环”带给人们不够真实的情感期待，“真相大白”后又导致幻灭。实际上，大多艺术家虽“拜金”，但只为谋生。譬如梵·高也会投机地进行创作，绘制圣物橄榄树与柏树迎合品位。其弟提奥迫切想要销售自己哥哥的作品，却明确表示拒绝一切低估作品价值的交易；木匠出身的齐白石自幼即认定做活计是为了挣钱，在《发财图》中称算盘为“欲人钱财而不施人危险”的工具，想必艺术于他也类似。
也有如雷内·马格利特般的艺术家将艺术与贸易分得格外清晰。他在给一位画商的信件中写道：“……我靠我的作品为生，我也希望尽可能多地卖出作品，但并不是任何作品……请您详细地告诉我，在所有作品中哪一幅的出售几率最大。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没人买的，就应该被撕毁。”
艺术家面对自己的心血之作都如此看得开，观者只应更甚。更何况，马格利特渴望赚钱的原因也并不“可憎”，他曾写道：“我力求为未来的妻子提供像资产阶级那样有条不紊的安宁生活。”
再者，艺术家本也有“放荡不羁”、“恣意妄为”等标签。直面自身欲望，似乎并不可耻——他们与旁人一样，有着追名逐利的渴望，而天赋与努力给予了其追求的资本，何乐而不为？并且，如若为此遮掩，岂非更加难堪？
身价最贵在世艺术家杰夫·昆斯谈论起最爱的艺术家达·芬奇“极度富有”时也称：“他的作品令社会受益，所以富有是正常的。”而在物欲横流的当下，或许艺术作品通过明码标价才能向市场证明其价值，从而被全社会所珍视？你怎么看待这一现象？欢迎留言讨论。
编辑、文 于明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