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整合中华远古文明的巨著

——读《炎帝志》有感

刘明科    

由陕西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主编，宝鸡炎帝研究会霍彦儒研究员具体编纂，历时三年几易其稿的历史巨著——《炎帝志》终于问世了！可庆可贺！

   志书起源很早，起码自西汉以来，因盛世修志，各类志书也就屡见不鲜，如一统志、省志、州志、县志、厅志、乡土志以及单一内容的山水寺庙和园林胜迹的专志等等。在我的印象中，具有影响的历史名人往往多以传记出现。翻阅历代正史和各类志书，关于记述炎帝的也不少，但那毕竟不是独立的人物志。作为专志来为个人立志，特别是为处于传说时代，而又被称为中华民族始祖的炎帝立志，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炎帝志》的问世确实可称为开创了志书编纂的先河。

   《炎帝志》的编纂成功使远古文明历史得到了较好的整合。志书无疑是历史范畴。而炎帝又是属于中国传说时代的一位人物，如何处理古史的传说与历史，自汉以来一直是聚讼不休，争论就没有停止过。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以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浪潮此起彼伏，一些极端的学术观点认为“什么盘古，什么三皇五帝，什么夏商周，统统都是骗人的！这些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历史！”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别说编纂《炎帝志》了，就是作为炎帝的学术研究，也是困难重重！想当初要成立炎帝研究会，由于“传说人物”这个数千年来约定俗成观念的禁锢约束，许多考古工作者都没有勇气甚至拒绝参与这个讨论。然而这个思潮却把对中国远古历史的研究发挥到极至，对于我们更好的去把握历史，却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人们对这个传说时代的深入研究。《炎帝志》的问世，就是在这个疑古浪潮后产生的巨大成果。它使古史的传说与历史、考古资料得到了较好的整合，使之距中华文明的历史更加贴近，这无疑是中国历史研究进程中的一大进步，必将为中华文明的研究提供有力的史料支撑。鉴于此，《炎帝志》编纂者的远见卓识和治学勇气不得不令人佩服和赞叹。

   准确定位，把握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初期的多元化性，多区域性和阶段性这个主线，是《炎帝志》的一大特征。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共有财富，其传说和遗迹分布十分广泛。不仅如此，现在人们多把炎帝与考古学上的仰韶文化相对应，而仰韶文化涉及的时空和区域都非常广泛，反映的社会层面纷繁复杂。因此，《炎帝志》的编纂，不论是从区域上还是中华文明的起源上，定位的准确与否，不光牵扯到编者的学术水平、历史胸怀和统揽千年时空的眼光，而且还牵扯到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理论问题。这些都直接关系到编纂的成败！从承担《炎帝志》编纂任务的角度看，这部志书是属于省志范畴；但从志书的内容来看，又应当属于一统志或通志的范畴。正因为如此独具匠心的编纂思路，使《炎帝志》编纂中的各类矛盾，包括利益驱动下的地区之争，得到了合理的解决。细读和贯通全书，不难发现，主导这个编纂思路的是编纂者深厚的文献功底和统揽、捕捉历史研究制高点的高超能力，因此才能高屋建瓴，紧紧抓住各考古学文化的大溶合、大迁徙的特点，始终把握中国古代文明形成初期的多元化性，多区域性和阶段性这个主线。不但使这部巨著的资料性和学术性始终处在一个前后贯通，相互衔接的高水准上，而且使各种学派之间的不同学术观点之争得到了比较好的统一。

   注重古史研究成果和考古资料的应用，使《炎帝志》更具科学性和权威性。长期以来，历史学科和考古学科研究的这种双轨局面，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大障碍。考古学已经把中华文明的历史至少推进到了公元前8000年，这个历史年表早已覆盖了以往所谓传说的古史时代，而我们的历史教程仍然停留在上下5000年的框架上，骤然使这个号称有着悠久历史文明大国的历史被缩短了一半。《炎帝志》的编纂者大胆的突破了这个约束，注重了用最新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复原历史的影子，使中国历史的空间得到了大大的扩展。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和苏秉琦先生就到渭水流域进行调查，以解决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出炎帝族的发祥地应在陕西渭水上游一带，即在今宝鸡清姜河、姜城堡一带的结论。北大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足迹遍布宝鸡的山川河谷，认为姬水和姜水现在虽不能确指，但其范围肯定是在宝鸡地区，并第一次提出了具有考古学文化特征的姜炎文化这个概念，使考古学的研究开始了向炎帝文化研究领域的延伸。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综合了宝鸡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存后说，创造这类遗存的应当是仍滞留在关中的炎帝部族的一支，使考古学文化在其族群属性上向炎帝部族逐步接近和靠拢。这不仅使炎帝研究看到了前景，而且为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指明了方向，并且使考古发现与传说中的古史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著名的历史学家、民族学家陈连开先生指出，宝鸡是炎帝故乡，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在这里有神农与炎帝创造农耕文明的传说是很自然的。并断言：陇山东西，泾渭流域是炎黄两大部落集团起源之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认为，宝鸡地区应是新石器革命最理想的地区。1981年初，夏鼐先生预言，在渭水流域寻找前仰韶文化遗存，或许有更大的收获。这些权威的具有前沿水平的研究成果在《炎帝志》的编纂中得到了充分利用。

   多次大规模的系统性的考古调查表明，以宝鸡为中心的渭水中上游一带，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十分丰富，特别是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以大地湾、关桃园、北首岭、半坡、姜寨、庙底沟文化类型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掘，贯穿了仰韶文化的早、中、晚三个时期，是编写《炎帝志》的极为宝贵的资料。志书虽然侧重的是它的资料性、史料性。但《炎帝志》的编纂者并不是简单的对这些资料进行汇编、辑录，而是在鉴别、精选、提炼的基础上，紧紧抓住在学术上最有影响的北首岭；在时间内容上最具个性的关桃园；在文化演变上脉络清楚的福临堡；在文化属性上最具区域特色的刘家文化（姜炎文化），全面整合了这些考古成果。在有可能运用考古资料进行求证的地方，如炎帝的出生地、炎帝的发明等章节中，都较好的运用了本土最有代表性的考古资料。特别是在农业一节中，还把新近出土的与炎帝和农业起源有关的工具耒耜以线图的形式直观的展示出来，使传说和抽象的炎帝发明耒耜和农业的记述变得更加具体。由于编纂有了这些科学的考古成果作支撑，使《炎帝志》不仅成为一部史料翔实，结构严谨，可读性强的历史巨著，而且成了一部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具有存史价值的重要工具书。

   以后要想取得修志上的突破，必须有考古学去支持它。《炎帝志》既是志书，也是炎帝文化研究成果的集成。作为一部历史巨著，无疑把中国历史的进程向前大大的推进了一步。但这部志书毕竟处于先秦史研究中古史的传说时代，与其它志书有着很大的区别，同时也就难免留下一些遗憾。作为炎帝文化研究成果的集成，不可能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要再想有突破，必须有考古学去支持它。而考古学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也必然影响其向传说历史的延伸。况且，就考古自身，也存在一个对考古资料的提炼、整合和消化及认识上的差异和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议。中国文明起源的视点在农业，而农业的产生又与炎帝息息相关，这本来是一致的，早就应当进行整合了，也不应该存在传说与考古研究的两张皮现象。然而，现在的考古学还很难与远古传说时代的传说人物进行联系。在炎帝文化研究的推动下，许多考古界的学者已经开始介入这个研究并基本给出了一个炎帝所处的时代大概可以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相对应的时代框架，这个框架并且已被《炎帝志》的编纂所采用，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但是，作为一个学术，这并不是一个最终和最完美的结果，起码还无法解决农业起源与龙山文化的时差矛盾，也就不好继续在已经超前的考古发现中去寻找炎帝发明农业的影子。最新的考古发现已经将中国农业的起源推进到了前仰韶时期，而作为志书，如果把炎帝所处的时代依然限进在龙山文化阶段，这无疑等于否定了炎帝发明农业的传说，限定了炎帝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对古代传说历史与现代考古学的继续整合。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这部炎帝志是对多年来炎帝研究成果的综合和提炼，也就是说，它是把这些研究作为基础的，因此，随着炎帝研究的不断深入和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炎帝志》以后的修志还有很大的任务和空间。加强考古学的研究和开发利用，依然是一个需要十分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