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整个考古界还在被三星堆搞得七晕八素，学术界还在为夏朝苦苦追寻的时候，这里就要揭底了吗？不合适，不科学
太昊 少昊 究竟是谁现在还说不清，帝俊只出现在山海经里，典籍文献几乎不见，这个现有有待考究，真的还是虚构的，不得而知
我们在大谈特谈西方伪史的时候，西方也一直在质疑我们历史的真实性，不仅如此，其实我们自己也有不少质疑我们信史的可信度！质疑的很多但很少有说服力的文章和论述，很多是为了质疑而质疑还有带情绪的成分。
什么是历史，就是能经受住多重考验，能经受住各种敲打，能经受住时间检验的东西
- 关于考古材料的获取，卫聚贤在《中国考古学史》（1937年）一书中曾有精辟论述：“考古第一等材料，是亲自发掘所得；第二等材料，是确知其出土地点并略知其出土时形状；第三等材料，是只知其出土地而不明其出土情形；第四等材料，连出土地也不知道。”
考古与历史的关系，李济在《田野考古报告》编辑大旨（1936年）一文中曾写道：“与史学绝缘的考古学是不能有多大进步的。”
将考古和史学分而论之是行不通的，以考古重建的上古史冷冰冰的毫无吸引力，史学典籍中的记载又有太多时代枷锁和意识局限，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相互考证才能让历史焕发出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至今依然有效！
既然帝俊在东夷地区影响这么大，怎么就消失了呢？答：帝俊是在文献典籍中消失了，在民间传说中却依然存在，原因如下：
1 在秦始皇犁庭扫穴一统六国焚书坑儒之前，中华大地上的传统做法是灭国不绝祀，这是上古的基本原则，春秋以前更是如此。此作为体现出了上古人灭亦有道的君子作为，但此行对欲一统天下的理念有一个弊端，即祀不绝则国不灭，都说周实行封建制拱卫天子（实际殷商就开始了），没想到封建最后却把天子之地瓜分了，不表。
2且说天子欲一统天下，不能绝他国之祀不代表不能抹他国之迹。后世都夸赞周文王姬昌，周武王姬发开创周一世，其实真正开创周的是儒家元圣周公旦。周公旦对中华文化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坚持儒家理念，并以身作则的做法后世人心，殷人后裔孔子便是其的坚定追随者。
3 两周时期儒士将上古神话按照儒家理念进行整合、分拆、吸收，并入成新的神话体系，构建起了以儒家理念为基础的上古世界，帝俊的事迹便一部分给了帝喾，一部分给了帝尧，一部分给了帝舜，然后帝俊就顺顺当当的消失了。
4 在缺乏文字的上古时期，神话和传说都是口口相传耳濡目染，当中央机构以文字的方式刻在石碑上，写在竹简上进行推广的时候，其历史影响力和教育渗透力远远大于口头宣讲，很多远古神话的由来归宿便是渐渐模糊。
5 尽管有不少“漏网之鱼”，但在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主流市场剩下的“杂鱼”也不多了，“杂鱼”能活动的市场基本都在主流之外，见后文详表！
《山海经》里炎帝与帝俊之间的关系乱，帝俊虽然出现在《楚帛书》里，但帝俊不是炎帝则是肯定的。炎帝（烈山氏）在《山海经》里出现的非常早，但不在山东半岛及周边而是靠南的长江中游一带，即云梦泽地区，与帝俊彼此之间有交集但隶属不同，结合前文对炎帝与东夷的渊源再来看看，二者（文化）应该是什么关系当有了眉目！
在忽略时间的情况下，将上古势力做一个大致的区域划分，黄帝系玄嚣（白帝）在西、帝俊（青帝 太昊 少昊）在东，颛顼（黑帝）在北，炎帝（赤帝）在南。玄嚣 青阳氏 不是少昊吗？怎么东边还有少昊？这就是上古文献典籍诸多抵牾的表现之一！
本文剖析东夷文化始祖帝俊的过程感觉有“谋图”重构东夷文化的嫌疑，要推翻现有历史架构吗？不不不，个人并不想与传统文化抗衡，也抗衡不了，推述帝俊只是想表达出对追溯中华文化源头的一种尝试，同时也表达个人对上古文化创建者的尊重与缅怀。文化该是谁的，就是谁的，不是也别抢，抢来也捂不住。
案1：随着帝俊消失的还有东夷文化圈的缩小和分离。现在对东夷文化界定的范围是黄河流域下游，涵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的地区，大致是在黄河中下游的山东半岛一带，本文认为上古时期的东夷范围至少包括了大皞（太昊）活动的古河济地区（古幽州、古兖州、古青州）及少皞（少昊）横跨的古河济和两淮地区。是故，文中才推述少昊是东夷始祖神早期的“帝俊”之一，帝喾盖为晚期“帝俊”。
案3：东夷帝俊被拆分重组，好歹是进了上古官方的文献典籍，留下些许残影，而上古巫祝界具有相当地位的“三星堆”在官方文献中居然毫无痕迹，就连经年累月蒐集累积成册的民间大典《山海经》中都是痕迹模糊，这不得不说是中国史前史记述的重大损失！
西周时既然能兴起千年前大禹治水的传说，姬周氏不可能不知道西南地区有个三星堆的存在，要不《尚书 牧誓》中也列不进去“蜀”。既然姬周氏已知道了“西蜀”之地，那为什么“西蜀”几不见于春秋以前的典籍？既然“西蜀”之地在上古巫祝圈里是赫赫有名的存在，三星堆怎么就“消失”消失的这么彻底？这其中是有历史原因的，也有历史演变的相应背景，且看下文详细拆解！
三星堆没记录在史料里是今人的损失吧，对封建时代怕是而言完全不重要呢！三星堆怎么就“消失”的这么彻底？ 为什么 ？
《竹书》自诞生以来就没有进入过主流的范畴，今天也是，奇怪的是今天很多学术研究似乎也把《竹书》当做了一个重要参考依据！选择性相信是不是我们的“传统做法”？这帖能给《竹书》正名？我看未必，选择性相信的做法今天依然在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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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台过誉了，我想我没有资格给《竹书》正名，我只是用《竹书》作为一个提纲以便叙述不那么散乱！
谢谢兄台的提醒和告诫，《山海经》是上古史探究中越不过的坎儿，即便讨论考古，文献也是有限，只能从《山海经》中去寻找蛛丝马迹，尤其是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更是难以脱离。我并没有把《山海经》的内容当做依据和支撑，而是尽可能的剖析其合理性，觉着说得通的就先留着，实在匪夷所思的就先放一边，不轻易肯定，也不轻易否定，咱们理性看待吧！
上文着重介绍帝俊目的是想做下东夷地区的背景交代，东夷文化是东南三大文化（泛东夷、古云梦、泛良渚）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启蒙地之一。中华文明的启蒙之地在东南地区，自少昊（帝俊）起便有了治国的理念及相应的做法，到得帝喾一世，东南地区礼、乐之风（炎帝之后鼓、延、殳）渐渐成型，古之乐律、曲风、民谣若用九夷之地或闽越语言来吟唱似乎更有韵味，如《诗经》中的一些曲谣。东南文化圈和世系的形成也可从《上博楚简·荣成氏》的古帝（有虞迥等）记载及对尧、舜的叙述中窥得一二，如果把信史、别史及先秦文献典籍如《尚书》、《左传》、《国语》等里面的“大一统思想”先剥离出来，按各地区分而论之，会惊奇的发现里面记载的脸谱化人物（氏族）大都有完整的存续系统和时空对应。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以内的东南地区，几千年来形成的知识积累、人文理念不仅是中华文化（东帝俊、南炎帝）的正宗，还是“华夏”中的“华”最早的原型。后来西北势力入主中原，如黄帝有熊氏、颛顼高阳氏、大禹姒文命、甚至西周姬周氏等也是受到了东南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东、西文化经过几千年淬炼终于促成大中华一统，中华文化的内涵最终还是东南文化，且看下文详表！
何谓华夏？华夏不是族群的概念，而是一个时代、地域和文化融合的概念！我们说自己是华夏子孙更多的是基于血亲的关联和文化的认同！
关于“华夏”的典籍解释很多，如：
《尚书·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
《春秋左传正义》孔颖达 疏曰：“夏，大也。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 《伪孔传》梅颐：“冕服采装曰华，大国曰夏”。 《尚书正义》：“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 《说文》：华，荣也。夏，中国之人也，珿中原之人。 《辞海》华夏条为：“中国古称华夏。”
《尔雅 . 释草》：木谓之华，草谓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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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记载的角度来看，“华”为美服、华章、木华；夏为大、为国，有礼仪，从寓意上看似乎“夏”更应该成为我们的国称 ，那为什么咱们国家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中夏人民共和国”呢？是因为历史上有党项人的西夏，塞种人的大夏，为免混淆？或有部分原因，但根源并非如此，真正的根源是华在前而夏在后，华者，花也，实也，木也，根也，“华”乃中国之本。
所以，我们叫自己“华夏子孙”而不叫“夏华子孙”。
又问，那我们为什么又叫自己“龙的传人”？
“ 龙”是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及以外的西北文化区的原始图腾，也是西北文化的早期代表形象。最开始宗教意识不是那么强烈，龙形象更多的是作为物候变化和生殖崇拜的一种认知和期许，以龙纪官的太昊（大皞），或为伏羲氏，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西北与东南文化早期结合的产物。我们称自己为“龙的传人”的做法大概五四运动后才流行起来，有对文化渊源的骄傲，有对人文始祖黄帝的崇敬，更含有对团结一致对外的希望。
龙形象在隋唐之前还没有这么神圣，更多的是作为艺术形象、文化载体的作用，而宋元之后慢慢成为皇家专用，明清成为了帝王标志，龙形象也便有了无上的权威和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龙”形象的创作和演变过程可以视为东南、西北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见证，对龙文化的崇尚，也是对艺术、对未知、对神秘的探索与向往！
龙的传人
- 龙，最早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追溯意识形态之源头，应该追溯到黄帝时期倉颉創立漢字。从倉颉創字的字义中，得到龙的原型，才能明白所谓“龙的传热”的邪说！
龙，尤匕为龙！尤，指蚩尤，涿鹿之戰，蚩尤被擒杀，为龙！
龍，立月、匕（首），己彡，月，指肉，立月，指长肉，匕（首），指杀（头），己，指身体部位，彡，指多次，含有劈杀之意，己彡，指身体部位多次遭受劈杀，指碎尸。龍，指长肉、杀头、碎尸的动物。显然，龍的原型并非指蛇，而是，指豬。
“华夏”自华起，那“华”自何来？
曰帝喾、帝尧、帝舜，此三者乃帝俊三杰，华之三彰！帝喾，曰韶华；帝尧，曰光华；帝舜，曰重华，详看后文叙述！
- 关于“中国人到底来自哪里”的问题，
- 首先我们应该理解“中国”的概念，还要理解“人”的概念。
- 中，与虫比对，丨虫厶，丨，指人为属性，虫，动物总称，倉颉造字之初指动物豬。厶，虫厶，指动物引起的灾害。中，抗击动物引起的灾害。
- 國，囗或，俗语天圆地方，囗，指地方。或，通域，持戈守卫一方疆域，國，指持戈守卫古代先民生存、生产、生活的疆域。
- 中國，来自于黄帝时期倉颉創立漢字。依《史记》註陕西黄帝陵亦乃衣冠冢，但是，黄帝战蚩尤涿鹿之戰，发生在黄帝陵的周边，蚩尤，也是黄帝时期重要角色，但是，蚩尤的原型是什么？
- 前面释读“龙”的原型是豬，蚩尤被杀为龙，所以，蚩尤的原型是豬，并不是指古代先民。
- 分析“蚩尤”两个字的字义：出没草丛的动物，尤，形似犬，犬（犭）者为猪，豕者为豬，犬，本义指豕，并不是指狗。
- 犬，属于大部，俗语大肉指豬肉，大势已去指豬被去势，大象指豬与象的体态极其相似，大，本义也是指豬！
- ……
- 良渚文化，饕餮纹，象征着权力，地位，荣誉，财富等，饕餮，是龙的九子之一，所以，饕餮，原型就是豬。
- 蚩尤的原型是野猪群落的称谓，实际上，蚩尤，是黄帝时期的特定的称谓，黄帝出于黄河以北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的周边，也就是倉颉創立漢字体系影响的范围。
- 饕餮，代表长江流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遗存。倉颉创立漢字体系，蚩尤，也就是豬，是作为动物灾害融入了漢字体系，与良渚文化遗址中饕餮纹象征地位、财富等，寓意并不一样。
- 若进行细致分析的饕餮纹，可以看到饕餮纹的嘴角，隐约看到两个獠牙，具有獠牙的动物在中國的地域，只有动物豬和象，良渚文化遗址的浙江余姚，这个地域并不出产动物象，而是，盛产动物豬。所以，饕餮纹指动物豬，一张猪脸。
- 时空分析良渚文化，与北方黄河流域黄帝尧舜禹的文化是不同的，也是相互独立的。
- 是否存在变迁，黄帝的文化需要传到长江以南，需要跨越黄河、长江两条天堑，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黄帝时期倉颉創立了漢字体系，饕餮纹如此精细，应该刻有几个漢字，也许变迁的最有力的依据。遗憾没有一个文字。良渚文化遗址的年代应该迟于黄帝时期，大约在4200年前。
- 中国海陆丝绸之路
- 黄帝时期是否具有完整丝绸织造技术，倉颉創立漢字体系中，糸，指蚕丝，巾，指蚕丝织造的帛面……
- 巾部文字：如帝、帛、希、席、帋（纸）、币、带、帮、帅、师等。说明了黄帝时期丝绸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 丝绸，不仅是黄帝时期文化标志，也是中國的文化标志，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倉颉創立的漢字体系……
纸，应该指嫘祖发明了缫丝、织造技术，也就是黄帝时期的丝绸。国际社会认为只有使用植物纤维制作而成的才能称为纸，所以，不承认中國的“纸”起源于黄帝时期的嫘祖。
其实，黄帝时期同样拥有植物纤维制作的纸，但是，写成“秖”，还有用于货物交换，最早的货币--“帋”。可见，倉颉造字根据材质不同，用途不同，創立不同的漢字以示区别。
有人希望给三星堆文化一个说法，我们知道三星堆主要出土大量的青铜器，没有文字，属于古代文化遗址。并不是不值得研究，而是，很值得研究。
一定要要将三星堆文化遗址与中國文明的起源联系起来，实在无法套用。尽管国际社会认为文明的标志三要素：城市、文字、青铜器。三要素作为文明标志并不适合中國文明的定义，在中國，如城和市是两个完全不同概念，既然倉颉創立漢字，城和市也都存在，城，不是我们现代所理解的城，也许就是一个人为土堆，起到了防御野兽侵害的作用。市，以丝绸作为交换的货币的交换场所为市，早于黄帝时期炎帝时期就存在。“日中而市，日落而息”。
考古學并没有发掘到黄帝时期的青铜器，青铜器大约出现在商代初期，盛行于商周时期。至于三星堆的青铜器是什么时代，这是专家研究的内容。
丝绸，是黄帝时期的文化标志，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都有应用，丝绸，是文化标志，并非文明标志。青铜器也是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化，也不能称为文明标志。文明，是意识形态，抗灾除恶为文明。有恶不除，有灾不抗，就是不文明的意识形态。文明，与人性本质相关。
文字，是古代先哲创立，应该属于文化的表述方式。图画，也是表意的一种方式。漢字，是黄帝时期的倉颉創立，不仅成命了世界万物，成命了天地人，表述了人的不断抗灾除恶的本性，成为启蒙、启发、启示古代先民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源于自然界的蚩尤之乱，动物野猪灾害。漢字本身是具有表意性质的文化，但是，漢字的抗灾除恶的思想，才是人类的文明。倉颉創立漢字体系是中國文明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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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理解倉颉創字，甚至不承认倉颉創立漢字这样的史实。想当然的成分太浓，任何阐释都有其无法解释的缺陷，概念不清，再充分的论证，最终都会成为强词夺理，不具有过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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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并非来自东夷！孔子儒家文化，也是因为概念不清，意识形态与人性无关，人性，就是不断抗灾除恶，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就是倉颉創立漢字所表述的人生观，也是人类社会哲學的真谛，真理。
如果面对动物灾害，自然灾害，瘟疫疾病等，只是作为旁观者，无动于衷，这就是丧失人性，就不是人类，也不是人类社会，只是动物世界而已。
黄帝戰蚩尤涿鹿之戰，就是抗击蚩尤之乱，抗击野猪引起的动物灾害的历史事件。倉颉創立漢字体系，就是我们现代使用的漢字体系，不仅记载了这一历史事件。而且，表述了人类社会发展方向，所以，倉颉创立漢字体系阐释了人类的文明。
倉颉創立的每一个漢字，其造义都是倉颉創字之初所表述的字义。我们不能理解，不能释读倉颉创字之初所表述的造义，就否定倉颉造字的史实。
漢字學成为绝學。只能怪罪于当代学者学力不够，学术态度问题，甚至对做人的信仰也没有，敢于动物世界的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
每一个漢字只是黄帝时期最真实、最可靠、最直接、最客观的史料，也是最简短的史料。我们只有释读漢字的造义，才能理解倉颉造字之初所表述的真义，本义，原义，才能真正理解黄帝时期黄帝战蚩尤涿鹿之戰的真实历史。才能建立真正的中國上古史！
如果否定黄帝时期的这个中國历史起源的原点，也就否定了整个中华历史，历史學界，文字学界，考古学界，如果不能研究漢字學，就无法解读中华文化、历史。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尚且希望“书同文，行同伦”，为每一个古文“正名”，东汉时期许慎编写“说文解字”，释读每一个漢字的字义，当然许慎释读的是先秦古籍中的使用义，本人的理解义，并不是漢字本义。
漢字學研究的目的，就是释读倉颉造字之初所表述的造义，才能正确理解漢字的真义、本义、原义。才能正确的理解中國古代史，中國文明的本质，人类的本质，人类社会的真正走向。
古往今来，有关上古史的研究不计其数，先贤达家也是不少，民间大人车载斗量，到现在也没有一部著作能让中国人信服，就连《史记》都被处处质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今人太吹毛求疵了吗？还是说现在的人有无穷的求知欲还是求真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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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系辞下》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我觉得夏朝之前这段时间可称为诸神时期，古帝时代！给我们展现了中国上古版的“诸神之战”！古帝时代，其实其中蕴含着中國古代史的成分，至少说，编这些神话和传说的作者的意识形态，愿景等，这些都是可以整理以后，落地成为历史的，总结的挺好。
这段时间，私下里有好些朋友对我过于剧烈的行文理念提出过异议和建议，觉得不应离开传统文献太远，不论从哪个层面来看，离开传统认知太远都是不好的。首先要感谢朋友们的关心和爱护，其次《古蜀史说》就是因为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有不少地方存在缺陷，开这帖的目的本来是给古蜀史做解释的，没想到越散越开。在这过程中，我发现有些固有的认知如果不有效的疏通和破除，根本无法往下，这导致了整个进度的迟缓和行文思路的变化。
还请大家多多谅解，我只是想按照我个人的思路先走一下，试试水，看能不能把上古史走通，我没想过要推翻上古史什么的，也没想过要另起炉灶以展示个人的标新立异，我只是做一个努力和试探。基于这样的想法才借鉴了《竹书纪年》为纲要做叙述！
再次拜谢大家的关心与爱护，谢谢大家！请允许我按照我个人的思路先试试，说的不对的请多指正，哪里言语过激的请多包涵！
帝喾高辛氏-----韶华篇
【摘】生而骈齿，有圣德，初封辛侯，代高阳氏王天下。使瞽人拊鞞鼓，击钟磬，凤皇鼓翼而舞。（出《宋书/ 符瑞志》，惟《志》无「初封辛侯」四字。）
生而骈齿，有圣德------骈齿：是比较整齐的大龅牙，乃圣人之像，后世的武王、孔子都有龅牙的记载，我们可理解为对古代先贤的一种尊重和敬仰！
圣德在何处？曰，立二十四节气，究竟是高辛氏立的二十四节气不好说，因为二十四节气的最早说法是出自《淮南子·天文训》，商时有四节气，周有八个，到《史记·太史公自序》的“论六家要旨”中则提到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等概念了。此处不用过于纠结二十四节气是不是帝喾所创（前还有颛顼历象的记述），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个时期两淮地区的农耕文明发展到一个全新的时代，天文历象和物候观察有了相当的经验和积累。
初封辛侯------此时无王，自然也就无侯，此番说法盖为后世一统理念的倒推！
代高阳氏王天下------取代高阳氏（颛顼）可以理解是时代的变迁，权力更替！既无王，则无天下，高辛氏为两淮地区势力最强则可肯定。
使瞽人拊鞞鼓，击钟磬，凤皇鼓翼而舞------瞽人，字面意思是盲人，这里指乐师。上古时期作乐奏乐还处在摸索阶段，乐律的感受靠的是心念耳听，并不用眼观，如后世将闭着眼睛演奏的状态称为“境界”。
鞞鼓------祀神之鼓，雷鼓一类，主用于祭祀；
钟磬------此时的钟磬材质主要有两种，石制、陶制、不排除有玉制；商周之后便是有了铜、铁，如甬钟，铜铃，铙钹等。
凤皇鼓翼而舞------自然界珍惜鸟兽是不少，但凤凰和龙这样的生物应该是没有的；这时能不能训鸟而舞以祀不清楚，但巫师着圣装祭祀是极可能的。
【摘】元年，帝即位，居亳。（《尚书序》：「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孔传：「契父帝喾，都亳。」《水经/ 谷水注》引皇甫谧曰：「帝喾作都于亳。」
元年，帝即位------《古本》并无年月，此为后世添加，以作梳理，无惑！高辛氏为时代势力代表，对历史进步作出贡献，进入史册，无惑！
居亳------居，移居，迁居；亳，今日一般将其理解为紧邻商丘的亳州。
《尚书序》：「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亳”这个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里，频率不低，商都究竟是在“东亳”还是“西亳”，至今争议都很大。把商之都究竟是哪个“亳”的争议先放放，因为“亳”在商时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而是一种具体的行为，后面讲到《殷商篇》时再做详述，请方家裁定。
这里把高辛氏迁居之所先大致框定一下：
回顾一下前文，因为颛顼强势搞“绝地天通”，少昊之裔有穷氏“般”等小部蛰居在黄淮地区（河济地带），一部分则越过黄河到了幽燕一带，后辗转迁至朔方，见后文详表！其他大部从汶泗流域南迁至江淮地区，即后来的帝俊（帝喾），其考古学代表为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
孔传：“契父帝喾，都亳。”------契的本意是契刻，契约，它是一种商业凭证和商业行为，它最初的用途是商业凭证。言商之祖为契，本不是说商祖为契这个人，而是说商贾本为有商氏立足之本，这点在史料记载是一贯的明确的。当然，契也就不是我们理解的书写教化搞教育了。
这种以氏族部落标志性行为列为“祖”的做法在文献史料编修中并不少见，比如黄帝之父“少典”，典，为典章、制度，说明少典氏所在的部落已经有了系统性组织管理的行为（后世冠名），少典及后来的有熊氏（抑或轩辕氏等）继承了这样的酋长部落管理体制。
何谓“立氏开祀”？
这其实是上古氏族部落的身份铭牌和地位认定，上古时期氏族部落很多，但不是所有的氏族部落都有资格“开祀”，只有具有相当实力和地位，且获得区域大首领或大祭司首肯后的氏族或部落才有参与祭祀或单独祭祀的资格。
“祭祀管控”的这种做为,对今人而言应该不难理解！
案1：古河济地区、汶泗流域（九夷之地）从太昊时代起一直到周，经历过太昊、少昊、帝俊（帝喾）、虞舜、皋陶、有穷氏羿……徐偃王等等上古大势力，该区域是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如果将今日中华版图大致划分区域的话，那么黄淮和江淮地区是上古知识群体的集聚区，自东北至西北是东西文化交互区，长江汉水流域是炎帝文化发酵区，中原地区是东西南北文化的碰撞区，西南川滇黔桂则是上古文化留存区，东南闽越珠江是吴越文化（良渚）拓展区。
案2：从地域分布来看，东夷所处黄河下游的古河济地带自古以来都是南北交汇、周转的重要地带，大皞（太昊 伏羲）时代是南北族系交互融合的早期阶段，所以太昊时期无有南北之分，既有游牧狩猎的也有耕织渔猎的，详见前文所述；东夷少昊（早期帝俊）集团的成分自然也是极为复杂，支系极多南北都有；黄河中游则是炎黄文化的碰撞区，文明体现就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这一带不断往复拉锯，详见前文述！
所谓的“帝”也不止五位，仅《山海经》就谈到“五帝”之外还有帝鸿、帝俊、帝江，其他未有“帝”称号却与“五帝”地位接近的尚有蚩尤、共工、祝融、太昊、少昊等，他们也是部族首领。
如果说郭沫若，胡厚宣，董作宾的时代甲骨文的释读校验还有局限，那经过几十年的不断工作校正，直到今日以宋振豪为首的甲骨文翻译团队已经对甲骨文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对殷商乃至古史的了解有了相当的深度。
学术界至少甲骨文研究对上古史已经有了思路，只是苦于没有考古实证不能敲定罢了，还有受制于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限制……
今天很多学术研究都是一个点一个具体的问题，做全面陈述和推论的还是几十年前的大家们，该往前迈迈步了
在华夏民族大认同的历史背景下，东周秦汉时期的学者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较早地建立了夏、 商、 周、 秦、 楚等同出五帝之一的黄帝的统一谱系， 汉代史学家更是用商周乃至秦汉以后的制度来解释五帝时期的各种社会历史现象。
如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 中说：“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帝。”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 开篇也曾论及：“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方制万里，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 等等
在我们今天看来，则不难发现，以上论述显然很不可靠，甚至存在诸多荒谬之处。长期以来，在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念的支配下，传说中的五帝时期的历史日益变得扑朔迷离，真伪难辨，五帝时期社会历史的研究自然也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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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传说应该有模糊的史实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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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帝时期应该是存在的
别说五帝时代是神话传说，就连夏朝都摸不到影子，一个二里头就吵得不可开交
太昊，少昊，究竟是谁现在还说不清，因为太昊、少昊没有典型的历史事件作为支撑，而且，并不是黄河流域，所以，只能是传说和神话中人物，难以说清楚。帝俊只出现在《山海经》里，《山海经》多数为神话和传说，典籍文献几乎不见，这个现有有待考究，真的还是虚构的，不得而知。我们研究，考究主要关注与与中國古代史有关的神话和传说，即使有所感悟，与历史真实还是存在一段距离。如果邻居家的小狗下了几只小狗，都要搞清楚，那就不是研究历史，也不要重塑中國的古代史了。
考古学材料和《史记》记载的出现了违背现象，这需要高度的视角，才能解决问题！毕竟，司马迁不懂考古学。
不懂就不懂呗，也不能装懂啊！但整出五帝顺序的《史记》，那就是司马迁的问题了！
【摘】十六年，帝使重帅师，灭有郐kuai。（《逸周书/ 史记解》：「昔有郐君，啬俭灭爵，损禄群臣，卑让上下，不临后□小弱，禁罚不行，重氏伐之，郐君以亡。」案：重氏，盖国名，作伪者删「氏」字，以为重黎之重，遂系之帝喾时。）
【解】：十六年------此案增益，或为参考，无需深究！
帝使重帅师-----此帝究竟是哪位？不得而知，因为在《帝喾篇》里，会自然的理解为帝喾，但这不过是后世按沿袭和一统理念下的汇编，此处本无“帝”，其史实素地应该是这样的。
重，读chong，应为祝融氏重（黎）（颛顼集团），祝融重（氏）怎么和有郐（氏）打起来了？其间有太多隐藏的史实。
居于鄂西的祝融氏重、黎，自不必论，参见前文所述。郐，读kuai，同 会。有郐氏是谁？曰会人。见《世本·帝系篇》载：“颛顼娶于滕坟氏,谓之女禄,产伯称，伯称产老童。老童娶于根水氏,谓之骄福,生重黎及吴回。吴回氏产陆终。陆终娶于鬼方氏之妹,谓之女隤。其长曰昆吾;二曰参胡;三曰彭祖;四曰会人;五曰曹姓;六曰季连,啱(芈)姓,楚其后也。”如此，会人不也是颛顼之裔吗，怎么自己打自己人？非也。
有郐氏本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新密新郑至许昌一带）一个实力很强的氏族，在颛顼时代和昆吾、彭祖等归属为祝融氏之下，但随着颛顼西退和共工术器（句龙）的崛起，有郐氏渐渐向术器靠拢，行为乖张多桀，如《逸周书·史记解》载:“昔有郐君啬俭，减爵损禄，群臣卑让，上下不临，重氏伐之，郐君以亡”。
站在历史角度而言，有郐氏投靠平九土，实力强大的术器（句龙）本无不妥，问题出在此时的东夷末代帝俊—帝喾的崛起，改变了区域力量的平衡。居于鄂西江水一带的祝融氏与术器本无多少冲突，只是慑于术器的威势偏居于一隅罢了，能伐有郐氏也是因为“平九土”的术器（石家河文化），与“末代帝俊”帝喾（尉迟寺文化）在郑宋之地开始全面接触，曾经的“中轴线”便成了拉锯往复的争斗区域，有郐氏不过适逢其会。
上古时期的争斗几乎不会出现“诛九族”和斩草除根的做法，最为常见的流放和驱逐，灭国也不会绝祀，这是上古时期的争斗原则。基于这样的原则，上古争斗失败的氏族很多情况下是让出优质地界，主动迁走，要是不然最多把氏族首领殛杀或贬为奴，然后驱逐，本来就人少地广，常态的争斗要是动不动就诛九族斩草除根的，还能剩下几个？
有郐氏被打散了，但保存了有生力量，后来在有虞氏的帮助下于帝挚时期重回故地，直到西周都还在，而且发展的还不错，有如《国语·郑语》载：载“济、洛、河、颍之间乎！是其子男之国，虢、郐为大，虢叔恃势，郐仲恃险。”
案 1：《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人名曰吴回，奇左，是无右臂。这段记述并不是说吴回这个人或族系没有右臂，是畸形，而是吴回有“左衽”之俗。结合前文叙述，吴回的来由，便知其中缘故！！！
案 2：诸多像“有郐氏”这种在历史上偶有表明存在的氏族或古国对历史遗留（考古）都是有贡献的，这也是前文提到的不能因为某些考古遗址遗迹出土了具有时代特征的器物，就先入为主的把账记在某位声名显赫的“帝”或“王”的头上，然后再根据遗址表现和年代先后编排“考古学历史”，试问这种做法和古人根据神话传说编排“世系”有什么区别呢？
我个人赞同谨慎对应考古发现和文献记录，但不建议以纯考古的方式来论什么上古史，考古是考古，历史是历史，不能混为一谈！
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把夏的年代定在前2070年-1600年，并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倾注了大量学术资源在豫西地区，希望通过考古发掘证实夏王朝。虽然二里头文化是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关键遗存，然而（1）测年数据告诉我们，二里头的年代是公元前1750年-1520年，其文化最兴盛的三、四期大部分已经进入商纪年。（2）如许宏先生说，目前关于二里头为夏都的各种观点都是假说，无法证实。（3）叶舒宪教授又进一步指出，夏文化是礼玉和佩玉发达的时代，但二里头文化一期缺乏成套的玉礼器。（4）复旦大学陈淳教授更指出，目前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文化探索存在明显的方法错误，对文献审查不足；并且二里头缺乏王级大墓。
考古学家们已逐渐认识到，考古学文化并不以机械的方式与部落或民族这样的社会集团相对应，因为物质文化的分布不一定与社会或政治结构相一致。柴尔德正确地指出，完全用类型学而不用社会学因素定义考古学文化，有着把同一群体不同方面划分为不同文化的危险。同样，拥有相同的物质文化并不能证明这个文化的成员具有强烈的认同意识，正如物质文化的不同不能说明没有认同意识一样。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早期国家这样的复杂社会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可能有不同的渊源，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样的社群看作是民族学上截然不同的集团。因此，考古学家认识到，考古学文化概念只适合小规模的、相对封闭的、较为定居的史前社群。由于在复杂社会中，社会和经济的差异会形成文化的多元性，考古学文化在观察这样的社会时就成为不适当的衡量手段。
司马迁以"通古今之变"的宏大气魄首开民族史的书写先河,全面呈现了中华民族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多民族统一与融合视野下的正史演进,从血统、地缘、民族观、道统精神等维度将中华民族的多元构成纳入一体,全面进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统建构。
《史记》通过黄帝"华夷共祖"的人文初祖形象的塑造及五帝世系的梳理,将中华民族建构为一个血缘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史记》又以鲜明的天下格局与以九州为尊的地缘意识划定了地理范围,建构了中华民族地缘共同体。同时,其以淡化华夷之别与多民族共生共荣为核心描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共生的民族发展格局。
最后,《史记》以道承周孔伟业与以《春秋》为尚的著史态度、崇德尚治与追求民族一统的道统精神树立了核心价值,建构了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史记》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统建构实现了"成一家之言"的著史追求,确立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基础及价值导向,这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鲜明的时代价值。
尽管有时代局限和主观意识，不论学界内外都不能轻易否定《史记》对中国古史的重大贡献和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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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不经古人难，怎知古人苦？司马迁将三代写成“禅让”在皇权王权巩固的西周已经有点妖言惑众了，尧舜禹时代是有道德的有能力的就当王，是不是说西汉皇帝也得这样？司马迁多少个头那都不是不够砍的，多少XX都不够阉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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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传说时代的研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一 在大量考古学资料与古文献资料未找到很好切入点之前,不易通过划分不同文化集团去归纳传说中的历史人物,而应该根据古史传说时期存在问题去做些具体的探讨,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再去归纳各种文化集团。
二 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传说与希腊及希伯来古神话是有根本区别的,把中国远古古史传说时代的人物事迹当作神话来看待是不对的。
三 古史传说时代的官职制度、宗庙旗杆制度、原始社会组织形态、姓氏婚姻继嗣制度等有由口口相传到了西周时代而书之于简帛的情况,这些是与西周到战国秦汉时期完全不同的制度系统是后人无法编造想象的,大体可信,应得到重视。
此贴的叙述思路、二重方法的运用和视角切入可为一般性参考！
关于禅让的认识，早在尧舜禹的时代,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以“禅让制”的方式推举部落联盟的首领,禹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夏朝开创王位世袭制,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承袭。到了西周时期,统治者实行分封制,通过各级贵族维系国家的统治。 此时的中国已初具国家雏形。夏、商、周三代,我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开始出现。
“禅让制”的说辞有封建的时代背景，可能有理想化的原因也有渲染的因素，但中国上古政治制度衍化的大体路线是清晰的，可以成为一个参考和借鉴！
【摘】术器作乱，辛侯灭之。
【解】试问，术器是谁？术器作乱？辛侯灭之？
第一个问题，术器是谁？
术器的记载几不见于正史典籍，唯见《山海经·海内经》载：“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穰，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关于后土的记载和传说就多了些，如：
《山海经·大荒北经》：后土生信，信生夸父；
《春秋左氏传》：“共工有子曰勾（句）龙，佐颛，平九土，为后土，故封为上公，祀以为社祇。”
《蔡邕·独断》：“社神盖共工氏之子句龙也，能平水土，帝颛顼之世举以为土正，天下赖其功，尧祠以为社。”
《楚辞·九辩》：“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时而得漧？”
后土，实为司土，主管九州大地，是掌管社稷、土地的社神，这比起后来的“后（司）稷”含义可是高出了一个量级。注：司，在甲骨文里是“后”的反写体，这一点很重要，三代时期会用到！
关于噎鸣：
可见《大荒西经》：“黎（后土）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其为时间神，是对时间变化周期的一种总结，后世将其人格化称十二太岁神（又说 十二地支），即《尔雅·释天》载：“大（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在辰曰执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协洽，在申曰涒滩，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阉茂，在亥曰大渊献，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奋若。”
附 十天干：《尔雅·释天》：太岁在甲曰阏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强圉，在戊曰着雍，在己曰屠维，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阳。
关于夸父，见上文所述，略过不表！
不论正史和方志，对炎帝祝融及共工之后的描述都倾向于模糊化的总结和构想，主要因为云梦地区的炎帝被转移腾挪之后，故事和传说被稀释了无法具象化，只能做一个大概的陈述。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从有限的记述中发现一些端倪和确认一些事实，即炎帝所在区域已经有着相当的农耕水平，其次对自然规律的观察有着一定的见解，共工伯九有（囿），术器雄九州，句龙平九土应该是发生过的客观事实，炎帝后裔支系庞大而驳杂，等等。据此，本文认为，术器、句龙、后土实为对炎帝后支同一表现的不同表述，实为同一人（事件）。
第二个问题，术器作乱？
来看看有关史料记载：
《史记·楚世家》：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後，复居火正，为祝融。
-----且不论居于一统理念的叙述内涵和关系编排，且看几个可能的事实，共工作乱，重黎诛之，帝诛重黎，吴回为火正！
《淮南子‧原道训》：昔者共工与高辛争为帝，遂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
-----从上古史的记录中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从颛顼开始，炎帝共工与就与五帝斗了个遍，对了，还得捎上后来的大禹！如果再把蚩尤算上，那炎帝系从黄帝时代就开始了，争斗从未打烊！
史实显而易见，所谓术器作乱不过是后世居于大一统理念的一种修编，五帝时代根本无所谓大一统，连共主天下都算不上，古九州的面积可能极小，而不是极大！这种情况下哪里是什么作乱，无非是对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罢了，再正常不过的历史表现。
在甲骨文发明以前,中国尚有1000多年的文明发展史没有文字记载,中国考古学应秉持"探索未知、揭示本源"的使命,加强对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相关问题的研究,探索"'三皇五帝’等史前人物,是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
结合考古学发现，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古史传说展开对证研究和合理性解读,是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 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异想天开，一切从考古实际出发，以文献资料为参考，有根有据的推导和研究。
考古学成果结合古史传说材料,是做好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的必经之道,是当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的共同使命。
今天的中华儿女有责任讲好中国历史的故事，有责任讲“好故事”给世界听，我们现在存在一个很严重甚至难堪的问题:国外还没怎么向我们发难，我们自己先掐了起来，这一点韩国和日本碾压我们，还别不服，都是我们自己作的，怪不得旁人。明明韩国人在做文化小偷，但是人家为什么能“偷盗”成功？我们不该反思吗？
中国人就喜欢内斗和内耗，吵吵闹闹不团结，哪个方面都有体现，只有被人压迫和奴役的时候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悲哀啊！究竟是哪里有问题，文化还是历史？
第三个问题，辛侯灭之？ 术器能平九土，为社神，势力可不小，辛侯高辛氏怎么就能灭的了，难道是帝喾有圣德“以德服人”？当然不是。自龙山时代战国时期以来，颛顼西退，共工北上，北方势力（后世称犬戎）南下，古河济地区的上古势力受到相当的挤压，压力也传导到了在江淮地区苦苦经营的高辛氏（尉迟寺文化）。
面对术器平九土、伯九囿的来势汹汹，东夷和淮夷地区的诸多势力很自然的捆绑在了一起，基于上古英雄时代“军事民主制”的传统做法，文武兼备的高辛氏（有圣德）被推举出来做了东夷联盟的首领。东夷联盟在高辛氏开明的领导下，氏族部落间的矛盾得以最大可能的调和，联盟势力愈发壮大，一度越过淮河进入太湖流域的泛良渚文化区。
3：在两淮地区撑颛顼大旗不倒的有虞氏幕终于等来机会，渐渐成长壮大起来，有如战国竹简《容成氏》 简 4、5、6 载：“□於是乎不赏不罚，不刑不杀，邦无饥（？）人，道路无殇死者。上下贵贱，各得其所。四海之外宾，四海之内贞。禽兽朝，鱼鳖献。又吴 匡天下之政十有九年而王天下，三十有七年而终。”从《荣成氏》记载来看，有虞幕，有虞迥、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瞍、舜等诸多君主。是故，虞舜不是什么素人，详见后文《帝舜篇》！
4：两淮地区成长起来的不止有虞氏，还有淮河流域以无支祁（神格化 淮水水神）为代表的淮河势力，与后来强大起来的虞舜争斗过，与东征的大禹争斗过，故有“禹锁蛟龙” 的故事流传。可见的史料记载都是大禹伐戎狄，征三苗，其实大禹在黄淮和江淮地区的军事行动最多，这一带也是大禹工作的重点地区，这些行为变相为后来夏后势力迁居东南地区打下了基础。问，为什么东南地区是大禹工作的重点区域？答案详看后文叙述！
案1：“军事民主制”在英雄时代、强者为尊的上古时期、是很自然的选择，与黄帝逐鹿中原的战神蚩尤就是这么来的；
黄帝系颛顼集团的“玄宫”权力架构也有“军事民主制”的影子，但大首领的选出则多了些神性，即“天命”，如伯鲧、大禹；
自帝喾开始，东夷地区的军事民主权力架构进化到了新阶段，除了考量氏族部落的势力以外，还将首领的知识和眼界作为重要考察标准，即“德行”。
喾尧舜时期的“军事民主制”推举做法，后世誉之为“禅让”。
案2：龙山时代战国时期，术器的崛起，高辛氏的强势，二者的争斗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是简单争斗一下就结束，不是术器灭了云梦泽势力就消失，也不是帝喾胜出后就天下归一，不是，都不是，这不过是某个区域历史的一个阶段表现概述！
这般情形普遍适用于上古历史的演变进程，我们可以把时间压缩，把空间转换，但我们不能把事件进程过于省略！
案3：良渚文化繁盛期比龙山时代初秋时期（4500年）略早，大概在4700~4500间，参考探源工程结论：良渚、陶寺等年代在公元前2500 年前后的巨型都邑、大型宫殿基址、大型墓葬的发现表明，早在夏王朝建立之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区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古国文明的阶段。
案4：前文有说到颛顼的玄宫权力架构借鉴了“莫角山”模式后不断的改良和适用，终留颛顼之名，反观“两耳不闻中原事，一心只管搞经济”的泛良渚文化区，因其重心在东南沿海，很少参与中原地区的“逐鹿系列赛”，导致其在遭到外来力量冲击时，显得孱弱不堪！距今4300年前后，帝喾松动了“莫角山”的统治，后来的帝舜则接管了“莫角山”，且看《帝舜篇》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