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杜诗的现代意义
儒学史有过两大高峰：汉学与宋学。唐代夹在两个高峰之间，处于低谷，前不能比汉，后不能比宋。钱穆先生认为杜甫是唐代的“大儒”。
杜甫出生在一个以儒学为传统的家庭。他非常崇敬其十三代祖杜预，杜预是西晋的名臣、名儒，不但功业彪炳，而且曾为儒家经典《左传》作注，其注本收入了《十三经注疏》。杜甫自幼习染儒家思想，并终生服膺儒学，经常自称“儒生”、“老儒”甚至“腐儒”。
（一）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政爱民。这是从人性出发的，仁者爱人。杜甫虽未阐述儒学的著作，但他用全部的生命，用一生的践行，丰富、充实了儒学本身。儒学原是一种实践哲学。杜甫的人生理想是“许身一何愚，窃比稷和契”，杜甫以“稷”和“契”自比，实为“己饥己溺”，对天下的责任感。稷和契身居高位，“在其位，谋其政”，而杜甫一介布衣，不在其位，仍谋其政。孟子认为“人皆为尧舜”，儒家强调集体理念，道家强调个体观念。中华祖先生活在黄河、长江流域，土厚水深，并受游牧民族的侵扰，需集全国之力。杜甫对此心领神会，每一个个体都需要社会责任感。
（二）儒家仁爱主张平易可行。杜甫生逢“安史之乱”，一生遭遇很多不幸。杜甫去奉先县探亲时，家中最小的儿子因为挨饿而夭折了。他非常悲痛，但是与此同时，他又推己及人。那些“失业徒”（指失去田地的农民），那些戍守边疆的战士，他们遭受痛苦更甚。所以杜甫把关怀之心从家庭扩展到整个民族，整个社会。在一个暴风骤雨之夜，杜甫居住的茅屋被大风刮破了，雨漏下来，他彻夜不得安眠，床被都是潮湿的。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所期望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拥有牢固的、安稳的茅屋，作为容身之地，他更希望普天下穷人都能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
杜甫将仁爱之心由近及远推广开去。这方面最典型的作品是杜甫乾元元年在同谷写的组诗《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当时杜甫从甘肃天水向四川成都逃亡，他的生活已经无以维系，于是想逃往成都。途经同谷（今甘肃成县），正是寒冬腊月，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生活陷入了绝境。他写了这一组诗，共七首。
且看这七首诗的顺序。第一首说“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就是说有个客人，他叫杜子美。他已经白发苍苍了，生活非常潦倒。第二首写到他的家人，岁暮天寒，全家都没有饭吃。为了给家人找一些东西充饥，他就拿了个铁铲，到冰天雪地中挖一种叫“黄独”的野生植物块根，想借此给家人充饥。可惜大雪封山，什么也没有挖到，诗人空着手回到家。而家里“男呻女吟四壁静”，一家老小都饿得靠在墙壁上呻吟，话都说不动。第二首写他对家人的关爱。第三首说“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杜甫有四个弟弟，其中幼弟杜占一生跟随在诗人身边，所以诗人格外想念离散各地的三个弟弟。第四首说“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想到他有个已经守寡，独自拖着三个幼小孩子的妹妹远在钟离。然后第五、第六、第七首都是想到国家的命运，想到战乱不止天下动荡。他思考的过程，他感情的流向，也是由亲及疏、由近及远。这样一种仁爱之心的推广，符合人类的本性，最切实、最自然。别林斯基说过：“一个优秀的诗人是时代的晴雨表。”
（三）儒家谴责贫富不均。杜甫更对这种现象严厉批判，最推崇的是他的那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两句最深刻、最生动，向历史敲响了警钟。
说杜诗是“诗史”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杜诗是“安史之乱”前后唐帝国的最鲜明、最生动、最深刻的一种记录。看一个例子，“安史之乱”对唐帝国的人口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资治通鉴》中记载了这样两个数字：公元754年，唐帝国的人口总数是5288万，半个亿。到公元764年，“安史之乱”已经基本平定，这时唐帝国的总人口是1690万。十年之间，一个国家的三分之二的人口消失了。凡是在并无重大自然灾害的历史时期，一个国家的总人口有如此大幅度的降低，它肯定发生了非常残酷的人祸。“安史之乱”就是这样的一场大动乱。历史文献虽然可以提供一个具体的数字，但只有从文学，从诗歌，从杜诗里才能了解细节。关于安史之乱中人民的大量死亡，杜甫晚年在湖南写的《白马》诗中有这样一句：“丧乱死多门。”在多灾多难的时代，兵荒马乱的时代，人的死亡有多种多样的途径。太平时候，人们的死亡方式比较单一，老死了，病死了，等等。但是在战乱的时候，人会以各种各样意想不到的方式死亡。关于安史之乱前后，人民各式各样非常态的死亡，记载得最详细、最生动的绝不是《资治通鉴》，也不是《新唐书》、《旧唐书》，而是杜诗。我们读杜甫的“三吏”、“三别”，《北征》等诗歌，可以看到具体的描述。从这一点说，诗歌不但可以弥补历史，而且还有历史所不可取代的一种功能。
（四）儒学重视修身养性，特别崇扬天命、仁心、大丈夫精神、君子人格。孟子提出的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历代士大夫当中，杜甫就是代表人物之一。杜甫一生，基本上是个平民，他经常称自己为“杜陵布衣”，在诗中自陈“杜陵有布衣”（《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又自称是“少陵野老”，诗曰“少陵野老吞声哭”（《哀江头》）。布衣也好，野老也好，都是一介布衣，平民百姓。杜甫提供了一个百姓成为圣人的典范，为普通人进德修身提供了榜样。
杜甫的人格境界对后人有着巨大的启发意义，文天祥就深受杜甫的影响。南宋政权灭亡两年半之后，文天祥依然誓死不降，最后在北京的柴市口英勇就义。文天祥以自己的行为夯实了民族精神、民族气节，他在《正气歌》说“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可见正是古人的道德光辉激励着他。文天祥的精神源头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儒学典籍承载的孔孟之道。文天祥就义以后，人们在他的衣带上面发现一段铭文：“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此外，文天祥还有一个精神源头就是杜诗。他在燕京狱中写了两百首集杜诗（集杜诗，就是从杜甫的诗篇抽出诗句，重新组装成诗作），文天祥缩写200首集杜诗都是五言绝句。他写了一首序，交代自己写集杜诗的原因：“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就是凡是我心中想说的话，杜甫已经帮我先说了。“日玩之不置，但觉为吾诗，忘其为子美之诗也。”天天读它们，好像就是我写的诗，都忘掉这是杜甫的诗。下面又说，“余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自从国家动荡以来，我个人的遭遇、国家的遭遇，全部都体现在这些诗句中。可见杜诗是鼓励文天祥坚持民族气节的另一精神源头，“临大节”之时具有极大的鼓舞力量。
杜诗是一部精神的教科书。在获得丰厚审美享受的同时，也获得了重大的精神启迪。这种精神启迪伴随着感动而来，像“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沁入读者心肺。从杜甫开始，儒家诗教的积极精神真正成为古典诗歌的指导原则。杜甫以后的优秀诗人，几乎都遵循他开创的关注现实、干济政治的创作宗旨，成为古典诗歌史的主导倾向。
老陈的自我介绍：
陈宏斌，小学语文教师，爱好读书，体育，旅游，音乐，爱写点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字，与众分享，不喜欢洗脑，爱发噪音，爱听者来，抗拒者去，天道也。闲云野鹤，采菊东篱，寻世外桃园，建自家乌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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