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节课我们讲了杜甫在安史之乱前三年写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其中的诗句反映出杜甫凭着他诗人的敏感，凭着他对朝政和社会的敏锐观察，预感到大乱将至，甚至预感到大乱的惨烈程度，但我们还是要再一次强调，这只是一位杰出艺术家形象思维之中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不是用逻辑思维方式能叙述清楚的，只能诉诸“秦山破碎”、“黄鹄哀鸣”之类的艺术形象。所以如果有人说杜甫先知先觉，预言了什么，警告了什么，那是无稽之谈。至于后人读他的诗发现哪些词句暗示了后来发生的什么什么，那是后人的事。但杜甫对朝政和社会的观察非常清楚非常深刻，这一点是肯定的，尤其是对于下层社会的观察，其清楚和深刻的程度，超过了他同时代的所有诗人，就凭这一点，杜甫写出了其他任何诗人不可能写的三吏三别等等被喻为“诗史”的不朽篇章。在读三吏三别之前，我们先读读写在安史之乱暴发同时的《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读杜诗，一定要好好地细读这五百字，如果没读过这一首，等于没读过杜诗，据我所知，喜欢杜诗的不少，读过这首的不多，那么就不知道杜甫最起码的东西。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高度评价这篇作品，说：“是为集中开头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领，须用一片大魄力读去”。全诗三大段，开头自述匡世济民的志向和志向不得伸展的愤懑；中间描写途中见闻，什么见闻呢？唐玄宗杨贵妃和达官贵戚在骊山游乐宴饮的豪华奢靡，而咫尺之隔就是冻饿而死的尸骨；末尾是到家之时小儿子已经饿死，诗人由此不是只抒发个人的悲痛，而是推己及人，想到比自己更为不幸的人们，为百姓的苦难而哀伤。我们不准备逐句串讲，今后也基本不串讲，因为这样的资料多得很，观众朋友们很容易找到。然而正象清代张溍所说，这首诗是“文之至者，止见精神，不见语言，此五百字，真恳切到淋漓沉痛，俱是精神，何处见有语言”，那么，我们好好探究一下这五百字的精神，摘取若干句子，讲一些不是查资料就能查到的见解。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
杜陵这个地方，有我这么个布衣，年纪越来越大，反而越来越笨。
杜甫的十三世祖晋代的名将杜预是杜陵人，杜甫在长安时住在杜陵东南的杜曲，所以他自称杜陵布衣。“老大”，是慨叹，杜甫当时已经44岁，在古代，这个岁数可以算是老了，跟今天人们的年龄观念不同；而“拙”，说的是自己不合于时不容于世，既有怀才不遇的愤，更有坚持自己意志的傲。
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
“稷”，后稷，尧时的贤臣，是教民播种五谷的农官。“契”，舜时的贤臣，任司徒，掌管教化，推行文化教育。
我对自己的期许是多么愚蠢啊，竟然暗自比为后稷和契这两位贤臣。
这是通过自嘲，陈述生平大志。
杜甫的政治理想，在他的另一首诗中说得很清楚，“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而在这里表达得更具体，就是要做象后稷和契那样的贤臣，去辅佐象尧和舜那样的贤君，给老百姓带来福祉，可是终其一生，他的政治理想也没能实现。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
一年到头为百姓而忧伤，叹息之中，内心火辣辣地难过。
诗人关心百姓疾苦，忧民情怀，感人至深。这一点，正是全部杜诗的精华所在，这样的思想和感情，被后代无数的诗人词家所继承，也被此后1000年里所有正直的士大夫官吏们所尊崇实践。在封建社会，劳动人民被剥夺了掌握文化的权利，他们不会读杜诗，但是在客观上受到杜诗的慰藉和温暖。在新的时代和社会，那些爱民忧民的诗歌，才真正直接接触到了杜甫“穷年”所忧的“黎元”。在上个世纪的1962年，正值杜甫诞生1250周年之际，全国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文化界名流学者纷纷撰文纪念，这一年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杜甫的文章有300多篇，而且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大会，杜甫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
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生逢尧舜一样圣明的君主，不忍心掉头而去，永远离开。
唐玄宗是不是“尧舜君”？回答很确定，历史证明他绝不符合历来儒家所描绘的“尧舜君”的标准，为什么我给“尧舜君”特别加上个定语“历来儒家所描绘的”？因为真实的历史当中唐尧虞舜并不是一统天下的君主，充其量不过是部落酋长或部落联盟的首领而已，当时的原始社会也绝不象后世儒家以及近现代所谓“社会发展史”论说的那么美好，古今所有这样的讲述，一律没有考古发现的实物证明，如果按照人类发展逻辑去推论，当时只可能比封建制比奴隶制更野蛮。但在唐朝的杜甫，他深信并且仰慕古代贤王尧舜，在他心目中，唐玄宗就是当世的尧舜之君。这里出问题了，咱们上节课所讲的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丘”不是比喻唐玄宗不理朝政与杨贵妃日夜游宴骊山吗？今天讲的这首长诗中间一大段更是直接批判性地描写了骊山上皇帝、宠妃和大臣们的豪宴歌舞，这怎么解释？怎么还能说在的杜甫眼中唐玄宗是“尧舜君”？这要是展开论述，不是一节课所能容纳的了，简单说，第一，杜甫印象中的玄宗还是开元时期那位雄才大略励精图治的皇帝；第二，杜甫没有可能跳出“红颜祸水”的儒家传统认识的窠臼，在他的意识中所有罪责属于杨贵妃；第三，广而言之，任何一朝的士人可以否定乱臣贼子，却不可能超越传统的伦理秩序观念对当朝皇帝产生怀疑。而杜甫的忠君思想更是根深蒂固。诗中最能表现他忠君的，是这样两句：
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
葵花始终向着太阳，本性难以改变。
杜甫把他的忠君，归为天性。这一点被历来士大夫们更尊崇，被历代最高统治者更肯定，杜甫“诗圣”之“圣”，真正的来源在这。今天的人们更愿意接受一个“爱民”的杜甫形象，而尽量避免谈及他的“忠君”思想，很多论者，把“忠君”归结为“历史局限性”，但局限的根源在哪里？分析不多，似乎所谓“历史局限性”意思就是缺点，就是不足，其实未必。封建时代，是小农经济，非常的分散和脆弱，经不起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专制集权，皇权就是这个集权的最高形式。这和现代的大工业以至后信息时期不同，今天防止社会动荡的方法不是专制，专制已经失去了它的经济基础。但我们现在说的是历史，打开二十四史去看，凡是皇权明确稳固的时候，社会就安定，百姓就还能维持哪怕是最低水平的生存状态，皇权不稳固不明确了，就天下大乱，百姓就只剩死路一条。这就是儒家“忠君”理念的社会经济根源。封建时代的所谓“忠臣”，主观为了维护纲常，客观上，天下太平百姓就还能活下去。所以我们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忠君”与“爱民”是统一的，对于杜甫以及在这前后所讲到的一系诗人的“忠君”，我们这样理解。而杜甫的伟大之处，正是不止步于此，他的大量诗句饱含着对下层人民生存状态的深切同情，更难得可贵的，这种同情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老爷式的怜悯，而是感同身受，在很多诗句里，他就是其中的一员，与百姓遭受着同样的苦难。
比如这样的句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朝廷分给臣子的丝绸织物，本是贫寒的女子织成；官吏们横征暴敛，鞭挞其夫，聚敛来进贡给宫廷。
诗人对官吏们的横征暴敛，非常愤怒，象“鞭挞其夫家”一句，应该是来源于他的亲眼所见，据实披露，从语意的悲哀与无奈，我们看得出诗人的痛心疾首。而且“彤庭所分帛”也有事实依据，史书记载，天宝八载，国库充实，玄宗视金帛如粪土，经常大量赏赐贵宠之家，赏得最多的就是与杨贵妃沾亲带故的那几个人。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酒宴间，劝宾客品味驼蹄羹，又端上霜橙和香橘。豪门之家酒肉堆积变了味，路上横陈着冻死者的尸骨。咫尺之间就有如此的荣枯之异，我的心惆怅之极，实在无法再说什么。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只要提到杜甫，必然首先想到这两句，只要是描述社会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的悬殊，最凝练最深刻的意象语言，也一定是这两句。而“路有冻死骨”，从全诗的叙事脉络来看，同样是杜甫在这个严冬自京赴奉先路上的亲眼所见，恐怕见到的不止是一具尸体，绝不是想象概括之词。我在上节课讲过，写这首诗的时候，安禄山已经发动了叛乱，而远在奉先的杜甫并不知道，这路边的冻死骨，不是因为战乱，原因就在于咫尺之遥的朱门之内。在杜甫心目中当时还是盛世啊，他认为所生逢的皇帝是“尧舜君”啊，幻想和现实竟有如此之大的反差，杜甫心中能不产生强烈的震撼吗？
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之前，杜甫已经创作了大量的诗篇，但是象这首这样鲜明深刻地反映出社会矛盾的，还没有过，若一定要算的话，可能仅只《兵车行》一篇，那是反对当时朝廷穷兵黩武的边疆政策，持同样反对态度的官员和士大夫很多，杜甫不是唯一的一个，尽管《兵车行》中提及社会经济遭到的破坏，在唐诗中是最早的，但毕竟只是听说：“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还没有象“鞭挞其夫家”、“路有冻死骨”这样出自亲见亲闻的惨痛之语。为了说明杜甫所受震撼的强烈程度，我再摘取就在这“五百字”之前不久写下的两首诗当中的几句。这年秋，杜甫曾去白水县看望他的舅舅，作有《白水明府舅宅喜雨》，明府就是县令：“吾舅政如此，古人谁复过.……汤年旱颇甚，今日醉弦歌”，意思是说我舅舅的政绩超过古人，商汤年间那也是贤王盛世啊，尚且大旱频仍，而今天百姓却可以在弦歌声中饮酒作乐。就在赴奉先的上个月，杜甫授河西尉（在今云南河西县）不就，改右卫率府冑曹参军，作了一首《官定后戏赠》：“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这是何等气魄，“狂歌托圣朝”、“回首向风飙”，诗句仍然充满了盛唐诗人的狂放和骄傲。这些诗与“咏怀五百句”时间相差没有几天，可是心情相差却是天壤之别。
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
“崆峒”，山名，在今甘肃省平凉县西。“天柱折”，典出《淮南子·天文训》：“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只见层层冰块从西面漂流而下，放眼望去，冰凌像山一样高，仿佛是崆峒山顺水漂来，真担心会撞断天柱啊！
读到“天柱折”，是不是感到这又是在隐喻啊？我个人觉得，此时的杜甫肯定比他登大雁塔的时候更加清楚地感觉到国家形势的危急。
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
刚一进门就听到嚎啕痛哭，原来小儿子已饿死了。我怎能忍住哀痛，街坊邻居也为此而呜咽流泪。所惭愧的是我作为孩子的父亲，不能养活他，致使这小小生命竟因无食而夭折。哪里想得到眼下大秋刚过，贫苦人家仍然有这样意外的悲伤。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杜甫不是高高在上悲天悯人，他就是百姓中的一个，亲身遭受着与百姓同样的苦难，他自己的孩子就是饿死的，这能不让杜甫对他原来所认为的盛世产生巨大的疑问吗？
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我们这样的人家免交租税，也不用去当兵，然而思量自身的经历，仍是这样的辛酸，一般的平民百姓，当然是更加动荡不安。默默地思虑那些失去产业的人，还有那些远戍边塞的士兵。我的忧思啊，终南山一样高，连成无边无沿的一大片，无法收敛。
诗人由自己的不幸想到社会的普遍不幸，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杜甫无疑具有这样的“仁者之心”。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常常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来自诩，杜甫是一生也没达，但他却一生心怀天下，忧国忧民。
杜甫是唐代的大儒，儒家经典烂熟于心，他的理想世界是象孟子所描绘的那样：“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应该象《礼记·大同篇》所要求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在没有看到真实的社会现状之前，杜甫甚至可能天真地认为，当时的盛唐天下已经臻于这样的大同世界，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不然他怎么会得意地唱“汤年旱颇甚，今日醉弦歌”呢？而眼前残酷的现实粉碎了他的幻觉，竟然不止是孟子所批判的“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了，朱门里的肥肉多得吃不完以至腐烂发臭，一墙之隔的路边却横陈着冻饿而亡的尸骨。他更深知儒家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而不均到如此令人心惊肉跳的程度，天下还能安定吗？他熟悉商纣王“酒池肉林”的典故，那么这首诗中关于骊山上唐玄宗豪宴的描写是不是象过去有人分析的那样是类比影射呢？我以为杜甫不可能这样去联想，后人也从未把唐玄宗等同于夏桀商纣，那种分析不对。但是杜甫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朝政的极端腐败和社会的严重隐患，并且了解到当今皇帝被蒙蔽，沉溺声色而怠政，凭着他所谙熟的历代兴亡教训，必然感到一种大乱将临的焦急与不安，尽管这种焦急不为他的时代所理解，尽管这种不安不是政治家的预感，但在我们后人看来，这沉郁顿挫的五百字，简直就是安史之乱的警报在长鸣。
07.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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