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陈与义：长沟流月去无声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
长沟流月去无声。
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馀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闲登小阁看新晴。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这首《临江仙》词“清婉奇丽”，豁达自然，尤其“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两句，颇受世人称赞。如刘熙载说：“《临江仙》‘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此因仰承‘忆首’，府注‘一梦’，故此二句不觉豪酣转成怅悒，所谓好在句外者也。”彭孙迥也在《金粟词话》中指出：“词以自然为宗，但自然不从追琢中来，亦率易无味。如所云绚烂之极仍归于平淡……‘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自然而然者也”。
《临江仙》词的作者是南北宋之交的陈与义，大约是在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或六年（1136 ）年所作，当时他四十六、七岁，已经退居青墩镇僧舍。词前有序曰“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午桥在洛阳城南，唐朝裴度曾在此遗留别墅。年近半百的陈与义登上小楼，看新晴，听渔唱，忆旧游，想旧友，“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多少沉痛悲愤之情，化为一腔旷达从容。
这首《临江仙》词极受后世推重，被认为其特点颇似苏东坡。南宋黄昇在《中兴以来绝妙词选》中说，陈与义“词虽不多，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清朝词评家陈廷焯也说，陈词如《临江仙》，“笔意超旷，逼近大苏。”其实，陈与义的词风似东坡，却非刻意学东坡。他早年对作词不感兴趣，注重做诗，是著名的“江西诗派”诗人，但因曾与苏门弟子黄庭坚、陈师道等人长期交往，且与苏轼有世交之谊，耳濡目染，晚年作词，不自觉地走了苏轼的路子。
陈与义的曾祖陈希亮，字公弼，是苏轼任凤翔通判的顶头上司，对青年苏轼颇为严厉，苏轼平生不喜“行状墓碑”，却在陈希亮去世后，撰写了墓志铭《陈公弼传》，对陈希亮多溢美之词。陈希亮的儿子陈慥，与苏轼更是莫逆之交，曾在苏轼贬谪黄州期间，给与苏轼诸多帮助。陈慥字季常，号龙丘居士，常与苏轼彻夜谈论佛道。陈慥人高马大，性情豪爽，却是典型的“气管炎”，特别怕老婆，苏轼爱开玩笑，特地赋诗调侃道：
“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
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这“河东狮吼”的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可比陈与义的名字响亮多了。
陈与义是洛阳人，自幼聪明伶俐，善诗能文，《宋史 陈与义传》说他“天资卓伟，为儿时已能作文、致名誉，流辈敛衽，莫敢与抗”。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陈与义登上舍甲科，被授于开德府(今河南濮阳)教授，“累迁太学博士，擢符宝郎”。
宣和四年（1122年），29岁的陈与义与朋友诗酒唱和，无意中作了一组《墨梅五绝》，格调高雅，言辞清丽，广为传颂，如其中一首：
“巧化无盐丑不除，此花风韵更清姝。
从教变白能为黑，桃李依旧是仆奴。”
当时的著名奸相王黼见机行事，就将这组《墨梅五绝》献给宋徽宗。宋徽宗赵佶是喜爱诗歌的风雅皇帝，立刻爱不释手，也就顺便提拔了陈与义。陈与义名震一时，诸贵要人争相与他交往，频频邀请他参加歌舞宴会，“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正是这种浪漫闲适生活的真实写照。
但一年多后，这种美好的日子就结束了：在权势倾轧中，蔡京扳倒了王黼，升任宰相，将与王黼有关联的人都一棍子打倒，陈与义也受到牵连，贬离京城，“寻谪监陈留酒税”。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不幸接踵而至。陈与义上任未久，父亲就在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撒手人寰，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
更大的悲痛还在后面。
自宣和七年（１１２５年）起，金朝就开始攻打北宋，到靖康元年１１２６年11月底，攻破了北宋皇都开封。京城遭到金军肆意掠夺，国家陷入战火纷飞，陈与义的人生彻底拐了一个大弯。他和无数的难民贫民一样，携带家眷，四处躲避，开始了颠簸艰苦的流亡生涯。
建炎三年（1129年），陈与义流寓湖南、湖北一带。端午时节，他做了一首《临江仙》，凭吊屈原，怀旧伤时，抒发国破家亡的凄凉：
“高咏楚词酬午日，天涯节序匆匆。
榴花不似舞裙红。
无人知此意，歌罢满帘风。
万事一身伤老矣，戎葵凝笑墙东。
酒杯深浅去年同。
试浇桥下水，今夕到湘中。”
元好问十分喜欢这首词，在《自题乐府引》中说：“‘高咏楚辞酬午日’如此等类，诗家谓之言外句。含咀之久，不传之妙，隐然眉睫间，惟具眼者乃能赏之。”
同一年，陈与义在逃亡衡山之时，意外地碰到了昔日故友席益。席益字大光，洛阳人，是陈与义的同乡，两人早在宣和六年（1124）就相识相交。在乱世中幸运相遇，两人均百感交集。次年元旦后数日，陈与义离开衡山，前赴邵阳，在别宴上并作了一首《虞美人》，以示依依惜别之情：
“张帆欲去仍搔首。
更醉君家酒。
吟诗日日待春风。
及至桃花开后、却匆匆。
歌声频为行人咽。
记著尊前雪。
明朝酒醒大江流。
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
南宋建立后，赵构召见旧臣。陈与义经过襄阳，绕行广东、福建，颠沛流离，三年之后，终于在绍兴元年(1131年)抵达临安(今浙江杭州)，被宋高宗赵构任命为礼部侍郎，日子有了改善。不久，陈与义又以徽猷阁直学士知湖州。召为给事中，参与讨论政事，抄发章疏，稽察违失，以备顾问应对。
绍兴四年（ 1134 ）年八月，陈与义出知湖州，绍兴五年二月，被召入朝为给事中。六月，陈与义借病辞职，以显谟阁直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卜居青墩。立秋后三日，乘舟离开时，看见荷花盛开，“朝暮霞相映，望之不断”，记了一首《虞美人》：
“扁舟三日秋塘路，平度荷花去。
病夫因病得来游，更值满川微雨，洗新秋。
去年长恨籋舟晚，空见残荷满。
今年何以报君恩？一路繁花相送，到青墩。”
此词格调轻快，在豪放豁达中夹杂微蕴沉郁之情。黄昇《花庵词选》中赞道：“词虽不多，语意超绝，识者谓其可摩坡仙之垒也。”
绍兴六年(1136年)，陈与义因写下了《怀天经智老》一诗，有“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的名句，受到赵构赏识，十一月，拜翰林学士、知制诰。
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陈与义授参知政事(副宰相)。当时宰相赵鼎强烈主战，放言：“现在，中原有可图之势，我们宜抓紧时机，调兵遣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否则，他时将归咎今日之失机。”
但赵构心虚胆怯，一门心思地想议和，还拿着“二圣”与“太后”作挡箭牌，假惺惺说：“不是我不想打，只是二圣与太后都在他们手里，若不与金议和，他们都无法回来。朕岂不成了千古不肖子孙？”
陈与义在一旁支持皇帝，说：“陛下所言极是！若和议能成，国民早日和平，岂不比用兵更好；但万一无成，则用兵必然不免。”
赵构听得大喜，不停地夸奖道：“陈爱卿，你真是朕的知音哪。”
当然，赵鼎很不高兴。陈与义也觉察到了，感到两人将难以共事，没多久，再以身体有病为由，申请辞职，退居青墩镇。
陈与义赞成皇帝、秦桧“主和”，曾一度受后人指责。但从陈与义一生的行事来看，他与主战派人士唱反调，只是表达不同的政治主张罢了，私德并无缺失，既从未陷害主战大臣，也未巴结赵构秦桧来牟取私利。陈与义“容状俨恪，不妄言笑”，平居虽待人谦和，然而外柔内刚，不可冒犯。他多次提拔士人，却从不对人说起，这种品德一直受到称赞，“唯师用道德以辅朝廷，务尊主威而振纲纪”。
陈与义晚年退居湖州，以诗词打发时光，所写诗词大多凭吊怀古、怀念故乡洛阳，如这首《忆秦娥》，就是一首感慨人世沧桑、山河破碎之作：
“鱼龙舞。湘君欲下潇湘浦。
游湘浦。兴亡离合，乱波平楚。
独无尊酒酬端午。
移舟来听明山雨。
明山雨。白头孤客，洞庭怀古。”
《虞美人》是怀念洛阳的，一次，他看到亭子里的牡丹花开，就会想到享誉天下的洛阳牡丹：
“十年花底承朝露。看到江南树。
洛阳城里又东风。未必桃花得似、旧时红。
胭脂睡起春才好。应恨人空老。
心情虽在只吟诗。白髮刘郎孤负、可怜枝。”
岁岁年年花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陈与义遥想年少时在洛阳城与朋友赏花煮酒，如今却归乡无路，只能感叹：洛阳城里，东风又起，什么时候，我能回去看看牡丹呢？
可惜，“人世多违壮士悲，干戈未定书生老”，陈与义终于没有再度看到家乡的牡丹。绍兴八年（公元１１３８年）十一月，陈与义病逝于湖州乌墩的无住庵，享年４９岁。
附录：陈与义（1090-1138）字去非，号简斋，洛阳人。徽宗政和三年（1113）登上舍甲科。南渡后，召为兵部员外郎、翰林学士、知制诰，官至参知政事。以病乞祠，提举洞霄宫。以诗著名，原属江西诗派。有《简斋集》、《无住词》。
楼主的文章很不错！我这里有篇短文，是几年前写的，贴上来，凑凑趣。
李煜与赵佶
文：申玉琢
回顾唐未宋初这段历史，人们很难避开李煜这个人物。他既是南唐的一代亡国之君，又是我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词章高手。看来经邦治国与赋诗填词，竟是互不相容！
宋人笔记《养疴漫录》说：一日宋太祖宴请李后主，问：“听说你当皇帝时好做诗，请举一首得意者念念。”
李煜沉吟良久，选了一首《咏扇》：“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
太祖听后，不屑地问：“满怀之风，究竟多少？”事后，他对侍臣说：“一个十足的迂夫子！”
对于酸腐之徒，太祖向来是瞧不起的，他多次说过：“李煜若把缕云裁月的功夫用来治国，又岂能被我俘虏！”可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的后代，赵宋王朝的第八代传人，徽宗皇帝赵佶也是一位与李煜不相上下的亡国之君！
他俩的相似之处，确实太多了。
李煜当朝时，常便衣嫖娼。皇帝狎妓自古有之，奇的是有次他贼手贼脚溜进娼家时，无意间撞见一名叫做张席的和尚，正搂着小姐在干那“警幻之事”。和尚怕嚷出去坏了戒名，挥拳便向皇帝打去……不知秉性羼弱，还是因“偷窥”自知理亏，鼻青脸肿的李煜并未亮出皇帝的身份，事后也没有动用专政力量“从快从重”对他“严打”！当然，赵佶在这方面就更不是省油的灯了：
赵佶本人特别推崇“性解放”，对于嫖娼更是乐此不疲。但国君又必须维护至尊的形象，权衡再三，终于被他想出了一条万全之策，干脆在宫禁与红灯区镇安坊之间，以国防工程名义修了一条地下通道，以便他随时去“视察战备”。
最沸沸扬扬的是他和大腕歌星李师师的那段恋情，据说还引起一位原配娘娘的醋意，问：“何物李家儿，陛下迷恋如此？”岂只是迷恋，从大观三年到宣和未年，他二人“勾当”竟有十七年之久。沉缅得如此意乱情迷，若非史藉所载，简直难以置信！
赵佶，作为国家领导人，玩玩女人根本算不上新闻。大内中佳丽如云，无论怎么个玩法都不算出格。但走出了红墙，且是去傍一位歌星，在我国历代伟人中，可算开了一代之风！不过，若把北宋的覆亡归咎于某位女性却是不公正的！因为赵佶除了追捧“性解放”之外，尚有更多的爱好。比如他的工笔画，即使用现在专家的眼光看，也是可圈可点的。难得更是他的书法，落笔硬瘦，风神凝注，人称“瘦金体”。
无独有偶的是，李后主也有相同的爱好。岂止爱好，笔法风骨竟与赵佶若出一辙，人们谓之：“错金书”。至于词章歌赋，则各有所长，赵佶善吟诗、后主长填词。赵佶有：“软绣屏风小象床，细风舒亭玉肌凉。”李煜则有：“眼色暗相钩，秋波横欲流”。虽都香奁秾丽，艺术造诣却绝对不低！
他们两人都属于浪漫主义那一类的皇帝。对李白、欧阳修、苏轼那样的文人而言，浪漫无疑是一种思想的腾跃和艺术的飙扬，而对拥有无限权力的领袖们来说，因为浪漫，却很可捣鼓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大荒唐！
这不，宋开宝八年九月，曹彬奉旨破昇州。闻前军俘获李煜的宠妃，急命押护中军，夤夜召见。妃虽珠翠不整，仍艳丽绝伦，惟见灯辄闭目，说是烟气太重。换以鱼烛，亦闭目，说烟气更重。曹帅不解，问：宫中不点烛吗？
对方樱口微启，楚楚堪怜，说：宫中每夜只悬大珠于室，光明如昼中。
此话一出，不消说愣在那里的该是曹彬了。无论信与不信，宠妃的说法，竟与《词苑丛谈》：“后主宫中，夜则只悬大珠”的记载一字不差！
以上是李煜的玩法。比他晚百余年的赵佶那就玩得更时尚更生猛了。为了让诗酒歌舞收到色香俱佳的奇效，他不惜“以龙涎沉脑和腊为烛，一燃数百枝，艳明而香溢。”《避暑漫抄》中的这番叙述己够奢侈了，他还意犹未尽，尝命宦官在歌姬舞女的腋下腿间点涂兰麝，每作“罗袜生香踏软纱，钗横玉燕鬓松鸦”的狂歌劲舞时，其香雾新声竟远闻宫外。
无论词章书画也好，偎红依翠也好，只算是生活上的玩享，他二人在精神上的追求也有共通之处哩！
后主笃信佛教，徽宗则崇尚道教。李煜自号莲峰居士，赵佶则自封道君皇帝。但无论释伽牟尼主义还是李老君理论，作为个人爱好或是一种心智上的追求，原本无可非议，若将它们升格为经世济国的施政大纲或“总路线”，那就祸国殃民了。
公元九七五年，宋军急攻金陵，城垂破，李煜于怆惶中作一疏俦于佛前：“愿敌退之后，许修庙十所，造塑佛百尊、菩萨千尊、斋僧万名。”妄图借佛祖之法力，转危为安。
与他相同的是公元一一二六年十一月丙辰，在金兵围攻汴梁最急时，赵佶竟然派出他的国师郭京：“用太上老君六甲法，尽令守城兵卒敞开宣化门出城迎战”，这群披发仗剑，禹步诵咒的乌合之众那是腥膻铁骑的对手，须臾便作鸟兽散，郭京裹款潜逃，汴梁沦陷。
从李煜面缚舆榇到赵佶肉袒出降，前后刚好一百五十年。宋军主力被围歼的地方又恰好是当年宋太祖黄袍加身的陈桥驿，难怪金主粘罕受降时，对赵佶的第一句话竟是：“今日是否如后主见艺主故事？”真教他欲哭无泪！
其实，把李煜与赵佶相提并论或干脆把赵佶认定是李煜转世投胎的说法，早在南宋就很流行了。
《良斋杂说》的记载颇具代表性：“李煜亡国，最为可怜，宋徽宗是其后身也”！《天知录》的说法则更绘声绘色：“神宗一日幸秘书省，见江南国主像，人物俨雅，自愧弗及。适后宫有娠者，梦李主来谒，遂生端王！”这个端王，就是神宗皇帝的第十一子赵佶，因哲宗无子，弟继兄位，是为徽宗。
这些未入史官笔下的村谈巷议，除印证李、赵二人在人性品格上俨然相似之外，更多的却是指责赵宋政权对前朝降君的不仁不义！
也是《避暑漫录》记载：南唐小周后随李煜归降，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觐见。每一入辄被太祖强留数日，出必大泣，责骂后主。
这小周后是谁？就是那位因“剗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而艳惊海内的大美人。本已蕙心兰质，再加上那首《菩萨蛮》的包装，更是名倾天下，赵匡胤见了岂能不动邪念？而己经变得碍手碍脚的李煜，大难临头却臭不知趣，左一个“忧”字，右一个“愁”字地牢骚不断，这可有忤天威。于是借他四十二岁生日之际，御赐毒酒将他鸩杀。
李煜虽一命呜呼，恩怨却未了结。一百五十年后，人们在赵佶身上看到了报应！
赵佶北狩后，身边殡妃散落，唯剩王婉容随侍。从群莺环侍到一夫一妾，这位亡国之君的生命落差已经够大了。想不到这唯一的女人偏又被“四太子”相中，要弄去执帚荐寝。答应吧，谁来抚慰自己的凄凉晚景，婉拒吧，李煜的下场记忆犹新，权衡再三只好“含泪遣之”。赵佶虽不愿做李煜第二，王婉容却更不屑步小周后之故辄，就在把臂泣别之际，大呼：“何以一身事二主！”遂以奁刀自尽！
以后的日子，赵佶是在多层重负下度过的。既怕“四太子”寻衅报复，又怕自己孤家寡人的凄苦落寞……所幸女贞人很讲“民族政策”，又能信守不杀俘虏的规矩。因此，两年之后，赵佶方能病故五国城。他的寿终正寝，与李煜间的轶闻遂划上了句号。
原载（散文潮2002年秋季卷）
（27）、吕本中：北风吹梦长
宋哲宗元佑四年（1089年），宰相吕公著逝世，封申国公，谥正献。吕家是北宋著名的官宦之家，连出了三吕宰相（吕蒙正、吕夷简和吕公著），吕公著执政刚毅严谨、得高望重，因此，所有的朝廷高官，包括宣仁高太后和宋哲宗，都来出席葬礼。5岁的孙子吕本中聪明伶俐，一直深受爷爷喜爱，站在遗像前大哭不止。
“孩子”，宣仁高太后拍拍小孩的肩膀，抚摸着他的头，叹道：“孝于亲，忠于君。孩子，努力学自己，男儿当自强，加勉吧！”
小吕本中似懂非懂地看着太后，使劲点点头，用小手抹去眼泪，渐渐收住了哭声……
一眨眼，小吕本中长成了温情儒雅的青年。他勤奋好学，喜爱诗歌，热衷参加诗词派对，经常跟着陈师道、黄庭坚等人学诗,吕本中早期的诗风清新流美,有时也求新刻峭，旨趣幽深。 一次，他与朋友喝酒作诗，酒酣耳热之际，搞了一副名为《江西诗社宗派图》的戏作,因黄庭坚、陈师道等25人之诗，“其源流皆出豫章（豫章是江西的古称）”，戏称之为“江西诗派”。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以地域来划分派系，对后世影响深远。有趣的是，吕本中是开封人，当时并没有将自己列入“江西诗派”, 但后人却因他提出了“江西诗派”这个名称，都视其为“江西派诗人”。
在谈到诗词创作时，吕本中率先提出 “悟入”说。在《童蒙诗训》中，他说：“作诗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功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又提出了“活法”之说：“学诗当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具备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所谓“活法”，即活学活用，不要墨守成规，类似武林侠客练到的最高境界：无招胜有招。
不过，吕本中的这些文学理论虽然高明，但他自己的诗，却算不上一流。倒是他无意中作的一些小词，虽不及诗之浑厚，但在描写离愁别恨、风花雪月之情时，引入民歌情调，显得活泼生动，格调清丽自然，感情真挚细腻，更受到后人的称赞。最著名的是《采桑子》：
“恨君不似江楼月，南北东西。
南北东西，只有相随无别离。
恨君却似江楼月，暂满还亏。
暂满还亏，待得团圆是几时。”
这首词写男女离别相思之情，自然贴切，构思精巧，言辞清丽，颇有民歌的韵味。
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样，青年吕本中也过着诗酒风流的无忧生活。这种风流肆意的生活，也大胆反映在词中。如表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约会离愁的《减字木兰花》：
“去年今夜，同醉月明花树下。
此夜江边，月暗长堤柳暗船。
故人何处，带我离愁江外去。
来岁花前，又是今年忆去年。”
还有这首香艳的《长相思》：
“要相忘，不相忘，
玉树郎君月艳娘，几回曾断肠。
欲下床，却上床，
上得床来思旧乡，北风吹梦长。”
陈如江认为吕本中的词“流动明畅，清丽自然，词风格与韦庄之疏放为近，呈现出清新流美的民歌风味，是对小令的开拓。”但韦庄擅长白描，寥寥几笔，闺情离愁就极为出彩，吕本中词显然难以媲美。
然而，吕本中以构思精巧见长，词浅而意深，比如这首《踏莎行》，借梅思人，手法新颖别致，意境迷离秀美：
“雪似梅花，梅花似雪。
似和不似都奇绝。
恼人风味阿谁知，请君问取南楼月。
记得旧时，探梅时节。
老来旧事无人说。
为谁沉醉为谁醒，到今犹恨轻离别。”
《如梦令》写相思之情，浅显直白，流畅清丽，自然清新：
“海雁桥边春苦，几见落花飞絮。
重到柳行西，懒问画楼何处。
凝伫，凝伫，十顷荷花风雨。”
《浣溪沙》呈现婉转凄清的朦胧美：
“共饮昏昏到暮鸦，
不须春日念京华。
迩来沉醉是生涯。
不是对君犹惜醉，
只嫌春病却怜他。
愿为蜂采落残花。”
但是，吕本中的这种诗情宁静的书斋生活，很快就被金兵的铁马胡笳彻底打破了。
金兵于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灭辽，靖康元年进攻汴京，当年年末，东京城被攻破。靖康二年，徽、钦二帝被掳北上，北宋灭亡，国家陷入战乱之中。
金兵入城后，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吕本中时值城中，和千万的京城子民一道，亲眼看着繁华的京城变成人间地狱，在战火中痛苦煎熬。亡国之恨、切身之痛，促使他拿起笔，用诗歌记录了那场灾难。
《守城士》描写了抗金将士的奋勇抵抗，“北风且莫雪，一雪三日寒。不念守城士，岁晚衣裳单。衣单未为苦，隔壕闻战鼓。杀贼须长枪，防城要强弩。炮来大如席，城头且撑柱。”
《兵乱寓小巷中作》写道：“城北杀人声彻天，城南放火夜烧船”，记录了京城沦陷带来的苦难，百姓遭受战祸的惨状。《城中纪事》控诉了敌军烧杀抢掠的罪行。金兵退后，吕本中自感“乱后惊身在，端如犬丧家”，对着已是废墟的京城，又写了《兵乱后自嬉杂诗》29首以抒愤，其一写道：
“晚逢戎马际，处处聚兵时。后死翻为累，偷生未有期。
积忧全少睡，经劫抱长饥。欲逐范仔辈，同盟起义师！”
这种伤感和忧愤的诗风，与早年的轻快圆美风格迥然不同，题材也由风花雪月转为国民时事，且成为他后半生的主要诗词特色，对后来者，尤其是对陆游，影响极大。
北宋灭亡后，宋室南渡，赵构在南京（今商丘）即位，改元建炎。吕本中也跟着南迁，流落江南一带。在重阳节时，对着江南的冷月残菊，他“佳节倍思亲”，登高望远，却感到故园难回，咽泪装欢，凄凉无限，作了一首描写江南风光与忧时伤乱的小令《南歌子》：
“驿路侵斜月，溪桥度晓霜。
短篱残菊一枝黄，
正是乱山深处、过重阳。
旅枕元无梦，寒更每自长。
只言江左好风光，
不道中原归思、转凄凉。”
这首词表现“中原归思”，工稳精润，颇受评论者的称赞。曾季貍说“尤浑然天成，不减唐花间之作”(《艇斋诗话》)。《啸翁词评》：“居仁直忤柄臣，深居讲道。而小词乃工稳清润至此。”
绍兴六年，吕本中来到杭州，宋高宗赵构特赐他进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以示重用之意。
大概在此期间，吕本中向赵构上陈了一本《官箴》，对朝廷官员提出要“清、慎、勤”的道德要求：
“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清、慎、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临财当事，不能自克，常自以为不必败；持不必败之意，则无所不为矣。然事常至于败而不能自已。故设心处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权智，百端补治，幸而得免，所损已多，不若初不为之为愈也……”
今日“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要做到“清、慎、勤”，亦恐不易吧？
绍兴八年二月，吕本中升迁中书舍人。六月，兼权直学士院。当时，赵构和秦桧正忙于与金“和议”。吕本中反对议和，见金使前来，大家讨论如何接待金人时，就发言道：“金人来了，我们应尽量简单接待，显示国家贫穷勤俭。何况，成败大计，本不在此，而在我们治政得失、兵财强弱。”
秦桧很不高兴。
“靖康之难”之前，吕本中与秦桧曾同为“承务郎”，相得甚欢。南宋建立后，秦桧初任宰相时，大力提拔“关系户”，也想提升吕本中，以便他为自己卖命。吕本中接到秦桧的封册书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秦桧亲自写信，要他上任，但吕本中还是坚决不从，梁子自此结下。
不巧的是，吕本中又与秦桧的对头赵鼎好上了。赵鼎素喜“元祐之学”，认为吕本中是“元祐大臣”吕公著的孙子，又是范冲所推荐荐，特来拜访吕本中，两人一见投缘，引为相知。《哲宗实录》编成后，赵鼎升迁仆射，吕本中草制，文章有这么一句话：“合晋、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贱霸；散牛李之党，未如明是以去非。”
秦桧认为吕本中有讽刺之意，翻脸大怒，对皇帝说：“吕本中受了赵鼎的指使，盼望和议失败，好为脱身之计。”风御官员萧振是秦桧之党，借机弹劾吕本中。吕本中于是被“莫须有”罢官，“提举太平观”。
吕本中少年时期，曾师从程颐，对理学颇有兴趣。罢官后，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倒在理学研究上取得一些成就，提出了“贫贱勿厌”、“富贵勿羡”等理学思想，著有《东莱诗集》20卷，《春秋集解》30卷，《师友渊源录》5卷，《童蒙训》3卷等。后世尊称为东莱先生，赐谥文清。
吕本中一生，担得起当年高太后“孝于亲，忠于君”的嘱咐。
吕本中(1084- 1145), 字居仁, 世称东莱先生，诗属江西派，著有《春秋集解》，《紫微诗话》，《东莱先生诗集》， 今人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辑有《紫微词》，《全宋词》录词二十七首。
（28）、寇准：红英落尽青梅小
提到寇准，熟知“八贤王”、“杨家将”系列故事的中国人，大多会翘起大拇指，啧啧赞叹：“寇莱公（寇准的封号），那可是一个刚毅大度、正直清廉的大忠臣哪！”接着又愤慨万分：“可恨皇帝昏庸、奸臣当道……”
当然了，史上真相，并不是这样黑白两清、正邪分明的：寇准虽说是个大忠臣，却是缺点颇多：恃才傲物、刚愎自用、“虽有直言之风，而少包荒之量”；为美化他而作陪衬的“八贤王”，是子虚乌有的；而“杨家将父子”，也与寇准毫无关系。他晚年的不幸遭遇，仅凭“皇帝昏庸、奸臣当道”一句，失之公允。
寇准出身书香门弟，机智早慧，据说7岁那年，与父亲登临险峻的华山，作了一首吟咏华山的诗：“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
但诗文并不是寇准的强项，相比较而言，还是他偶作的几首小词更出名。例如这首《阳关引》，构思新颖，意境开阔，情调温婉而不哀艳，被《苕溪渔隐丛话》评价为“语豪壮，送别之曲，当为第一”：
“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
春朝雨霁轻尘歇。
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
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
更尽一杯酒，歌一阕。
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
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
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寇准这首送别词，即化用此诗的意境，改七律诗为长短句式的词，感情一起一伏，曲调跌宕多姿，更适合弹唱。寇准曾于宋太宗淳化年间和真宗咸平年间，在陕西渭北一带任职，此词可能做于这段时期。
寇准所处的太宗、真宗时代，宋词还未脱离五代的“花间”、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的词风，题材不离风花雪月、男女情愁、伤离念远、咏物酬唱等，格调温婉缠绵。寇准算不上大词家，但他作的此类小词，却也清丽宛转，柔美多情，别具风味。如表现离愁情怀的《夜度娘》：
“烟波渺渺一千里，
白蘋香散东风起。
日暮汀洲一望时，
柔情不断如春水。”
而更出名的是这首《江南春》，抒写少女伤春，朦胧而迷离，优美而伤感，被司马光赞为“一时脍炙”之作品：
“波渺渺，柳依依。
孤村芳草远，
斜日杏花飞。
江南春尽离肠远，
蘋满汀洲人未归。”
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评点寇准词云：“观此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确实，这种婉约的词风，与寇准豪爽刚愎、任性使气的性情迥然不同。
寇准少年时期参加科考，当时宋太宗赵光义取士，在过目名单时，往往率先罢免年少者。因此，就有人劝说寇准虚增年龄，寇准昂然答曰：“我刚参加科考，怎能做这种欺君之事？”入仕后，寇准每每在朝会上，慷慨大言，极陈利害，不避权贵，赵光义于是对他刮目相看。一次，赵光义召见大臣商议，寇准大概说了某句不投机的话，赵光义很不高兴，拂衣而起，怒气冲冲地要离开。诸位大臣面面相觑，不敢吱声，唯独寇准快速奔过去，扯住皇帝衣衫不放，坚持要他把事情听完。赵光义无可奈何，只好重新坐回椅子里，处理完事件才退朝。事后，赵光义为显示自己也有李世民那样的宽容肚量，说了一句非常抬举寇准的话：“朕得寇准，如同李世民得到魏徵一样啊！”
寇准的这种刚毅耿直个性，在景德元年的宋辽大战时期，表现得更充分。景德元年的冬天（公元1004年），辽国萧太后和辽圣宗再一次亲帅大军，进攻大宋，边境告急。宋真宗赵恒面对国内外交困局面，有些手足无措，而大臣们有的主战，有的主逃，有的主和，吵成一团。时任宰相的寇准接到前线的急报，干脆扣住不发，整日饮酒作乐。其他大臣将军情告知赵恒，赵恒大惊，自然责怪寇准。寇准却轻描淡写地说：“陛下真的想解决这场战争吗？不须太久，只要五日，亲临前线，即可一举击垮敌人！”
其余大臣听说要皇帝上前线，都怕出意外，纷纷反对。赵恒本就心虚，面有难色，搔了搔头，说要再考虑考虑，就想退缩回屋。寇准一把揪住赵恒的衣服，大声说道：“陛下一入后宫，我们再见您就不容易了，可是国家大事，机不可失，间不容发，还请陛下不要走，早作决定。”于是，赵恒又坐下，督促大家商议，安排御驾亲征之事。
赵恒御驾亲征，宋军士气大振，连打了几个漂亮仗，最后和辽国签订了百年和好的“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几十年的战乱，应该说，寇准的功劳是很大的。而寇准这种“夹天子行大令”、为国家不顾个人安危的勇敢行径，一直受到后来者，特别是范仲淹的高度推崇。《宋史》也赞曰：“澶渊之幸，力沮众议，竟成隽功，古所谓大臣者，于斯见之。”
由于缔结“澶渊之盟”，寇准在朝野的声望达到了极点。寇准看谁都不放在眼里，甚至常常醉酒后，眯着眼睛，得意洋洋地对赵恒嚷：“陛下，如不是我，您哪做得了如今的太平天子啊！”赵恒是个厚道人，笑笑而已。
话说“枪打出头鸟”，寇准位高权重，难免同僚的嫉妒和中伤。张咏是寇准的好友，多次提醒他要戒骄戒躁。张咏在成都时，听说寇准入相，就感慨道：“寇公奇材，可惜学术不足尔。”张咏从成都回京，寇准大开筵席接待，又亲送朋友到郊外，笑问曰：“乖崖（张咏的号），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张咏徐徐叮嘱道：“寇老西儿，《霍光传》不可不读啊。”
霍光是汉代名臣，忠心辅佐皇帝，为汉室的安定和中兴建立了重大功勋，但却因太重权势、家人过于跋扈而遭灭族。张咏反复提醒寇准看《霍光传》，是希望他从中吸取教训。可惜寇准会错了意，回家后随手翻了翻《汉书》，当看到《霍光传》结尾处“不学无术”几字，竟哈哈大笑，无所谓地耸耸肩，道：“乖崖，你好哇，竟讽刺我‘不学无术’！”
寇准好刚使气，行事不检点，“颇自矜澶渊之功”，终于惹来了麻烦。他独断独行，擅自越级提拔资历低的人，“同列颇不悦”，背后叫骂撒气的人不在少数。而他又无缘无故地仇视南方人，以神童“晏殊”是南方人为由，主张不予重用。头号政敌参知政事王钦若更给了最致命的一击，攻击寇准说，“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是寇准为了个人勋业、拿皇帝做最后的孤注，其心可诛！
赵恒吃了一惊，静下心来，细细一想，觉得王钦若言之有理，从此冷淡寇准，又见寇准在朝中树敌越来越多，就在景德三年，罢去寇准相位，降为刑部尚书，贬到陕州，知天雄军。
寇准初知天雄军时，曾有辽国使者嘲弄道：“寇公德高望重，怎的不做宰相，反到了这偏僻荒原之地了？”寇准大刺刺地答道：“皇上觉得朝中没什么大事，倒是这把守北大门的重任，非我寇准不行啊，呵呵！”
寇准对这次被贬，心中是极为不服的，并没有痛改前非。碰到自己的生日，他就把筵席搞得像皇帝过寿一般，并特地订了一套黄色龙袍，穿在身上，簪花走马，声势浩大，四处张扬。没多久，就有大臣密奏“寇准叛变”。赵恒吓了一跳，急忙问宰相王旦：“寇准乃反耶？”王旦看了奏章，摇了摇头，笑道：“寇准偌大把年纪，还不自重，真不像样！我立刻回信，骂他一顿。”赵恒这才松了口气，不再追究寇准，然而内心深处，难免对寇准有几分隔阂。
不仅如此，寇准还恃“有重名，所至终日宴游”，生活越发奢侈。
当然了，寇准从来就不是勤俭持家之人。
他十九岁中举，入仕后娶赵匡胤宋皇后的妹妹为妻，可谓少年富贵，春风得意，生活自然也就奢侈挥霍。寇准性情豪爽，喜欢大碗豪饮，“每饮宾席，常阖扉辍骖以留之”，不醉不罢休。又喜欢歌舞，尤其沉湎于一种名为“柘枝”的歌舞，“会客必舞柘枝，每舞必尽日”，被人戏称为“柘枝颠”。
但有人依据《青箱杂记》的记载说，寇准在京城不买府邸，“有官居鼎鼐，无地起楼台”，连辽国使者都曾怀着敬畏之心打听：“那个是‘无地起楼台’相公？”可见寇准生活简朴云云。孰不知，北宋的士大夫都是高薪，寇准不买府邸，大抵属于月薪数万的“月光族”一类，与勤俭清廉毫不相干，与他生活奢侈也不矛盾。寇准曾在邓州做知府时，经常举行夜宴，全用蜡烛做灯，通宵达旦，每次罢宴，从厨房到马厩，都是“烛泪凝地，往往成堆”。可见浪费的惊人程度。而邓州的烛花享誉天下，据说也是托寇准之福。
寇准如此奢侈做派，自然也有看不惯的。某次宴会上，寇准一高兴，就赏赐了歌妓5匹绫罗，小妾茜桃认为太过浪费，就做诗劝阻道：
“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
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
寇准很不以为然，哈哈一笑，和诗一首，道：
“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
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
“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大有今朝有酒今朝醉、行乐须及早的意味。
这首《甘草子》，“堪惜流年谢芳草，任玉壶倾倒”之语，也是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况味：
“春早。
柳丝无力，低拂青门道。
暖日笼啼鸟。
初坼桃花小。
遥望碧天净如扫。
曳一缕、轻烟缥缈。
堪惜流年谢芳草。
任玉壶倾倒。”
但“任玉壶倾倒”之类，可算作是一种不得志的牢骚话。寇准毕竟是一个自许甚高又不甘寂寞的人，总想在辇毂之下大干一场的。大中祥符九年（公元1017年），宰相王旦因病去世。寇准看到了机遇，在别人的劝说下，决定牺牲名节，上献皇帝喜欢的荒谬“天书“，换来了盼望已久的宰相宝座。
然而这一次，寇准栽得更惨。
寇准再次任相后，依旧高傲自大，言行粗陋，不拘小节，无意中得罪了大多数同僚。某次宴会上，丁谓见汤水弄脏了他的胡须，就帮他擦干净。寇准却不领情，还公然嘲笑道：“你这参政也是国家大臣，竟为长官溜须，哼哼！”搞得丁谓一时下不了台，从此结下梁子。这也是“溜须”的来历。
令一个著名的武将曹利用也被他逼成敌人。因曹利用在“澶渊之盟”中立过功，受到赵恒重用，进入枢密院作了寇准的副手。但寇准老是嫌弃他文化不高，只要曹利用对政事提出不同意见，就会遭到寇准当众大声喝斥：“一介武夫，懂什么国家大事？”而寇准喜欢饮酒作乐，也经常强迫同事与他同醉，曹利用不肯多酒。寇准大怒，骂骂咧咧道：“不过一介武夫，敢尔耶？”曹利用也是性子刚烈之人，再也受不得这等鸟气，厉声回驳：“皇上安排我在枢密院，相公却诬蔑为一介武夫。好，明日一早，我跟相公在皇上面前辩个明白！”两人闹得极僵。
宋真宗赵恒晚年多病，无暇来调停这种“办公室矛盾”，而太子赵祯年幼，朝中大事，均由皇后刘娥主持。寇准当年就反对立卖唱出身的刘娥为皇后，现在，更受不了她来领导自己，总琢磨着大权独揽。他联合宦官周怀政，企图搞“太子监国”，从刘皇后手里夺权。不料，事情败露，刘娥后发制人，当机立断，立刻罢了寇准相位，提拔丁谓为相。丁谓就联合曹利用，借着周怀政事败被诛之事，打着刘娥的名号，把寇准一贬再贬，恨不得把他往死里整。
然而，寇准似乎并不知道是自己言行不检惹的祸。他在贬谪道州司马、再贬雷州司户参军时，悲愤难抑，百姓围观送行，马亦复踖蹙不行。寇准狠狠地挥鞭打马，喝道：“皇令在此，我都不敢逗留，你还敢不走？”马于是跑起来。寇准流着泪，对送行的同事道：“你们有机会问问丁谓，我到底负了他什么事，他竟恨不得整死我！”后来，丁谓也被贬谪到海南，经过道州时，有人谈起寇准的话。丁谓还愣了愣，叹道：“对他不满的人太多了，岂独我一人！”
寇准对自己晚年的不幸遭遇，显然是愤愤不平的，他曾在某寺庙前插下几支竹笋，发誓道：“我寇准一生，如有负朝廷，此竹必不生；若不负国家，此枯竹当再生。”后来，枯竹茂盛生长，让他得到些许安慰。
寇准曾作过一首《踏莎行》的闺怨词，描写闺中少妇思念故人，言辞温婉清新，感情沉郁细腻，“红英落尽青梅小”之语，更流露出韶光流失、美人迟暮的惆怅、孤寂之情：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
红英落尽青梅小。
画堂人静雨濛濛，
屏山半掩馀香袅。
密约沉沉，离情杳杳。
菱花尘满慵将照。
倚楼无语欲销魂，
长空黯淡连芳草。”
人生在世如朝露。最难堪，英雄老去，美人迟暮。古代文人用语委婉曲折，常以美人自喻，寇准感慨美人迟暮，是不是借此感慨自己英雄末路、风光难再呢？
寇准早年入仕，三次为相，位极人臣。但每一次干的时间都不长，而每一次遭遇罢相，虽说有“奸臣作崇”的因素，但也与他恃才傲物、与同事关系紧张有关。
淳化五年十月（公元994年），赵光义将年仅三十出头的寇准调到身边，提拔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寄予了厚望，认真听取了寇准关于立太子的建议，并对宰相吕蒙正说：“寇准临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尽心”。但干了两年不到，寇准就与冯拯等同事闹得势如水火。赵光义进行调解时，冯拯等人认输服理，寇准却毫不领情，还大言不惭，当着众人的面与皇帝强词夺理。赵光义十分光火，摇头叹曰：“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遂将他罢相，贬至邓州。
寇准到死，大概也没明白“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这个道理吧？
而今人明白了这个道理，又有多少人，能够“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呢？
附录：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 (980)进士，宋真宗时﹐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莱国公，晚年遭贬，谥号忠愍。著有《寇莱公集》七卷，《全宋词》录其词四首。《全宋词补辑》另从《诗渊》辑得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