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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世纪30年代，明清对峙的力量天秤已完全倒向满洲方面。尽管自恃甚高的崇祯不断为辽东前线增加军费，却无法惠及整条漫长的战线。于是，皇太极麾下的清军就屡屡选择绕道南下，不断向明朝的腹地推进。
对此，偌大的明朝不仅难以防范，甚至连亡羊补牢式的挽救都难以做到。发生在1638年的蒿水桥之战和济南之屠，就是其实力愈发虚弱的最佳证明。
萨尔浒之战的溃败 让明军直接转入战略守势
自从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惨败后，明朝在面对后金-满清势力时就处于极度被动状态。由于辽东本地向来是各类城寨扎堆，分散和稀释了大量守备力量，所以很容易造成小块区域的迅速沦陷。糟糕的财政与军队现状，又让大规模援兵很少能被集中起来加以运用。迫使明军只能节节抵抗，不断将更多资源分批投入辽东战场。
长此以往，明朝固有的畸形防御格局就被进一步放大。因为自朱元璋立国历来，散布在北方沿线的卫所驻军就往往强于内陆同行。许多早期的藩王封地也被安插其中，充当中央正规军之外的独立补充。但在15世纪初的朱棣篡权后，前者已为糟糕的经济所重创，后者也在遭压制或裁撤后迅速消亡。加之明朝京师近卫部队的急速衰败，就需要朝廷以更多钱粮对防御漏洞进行填补。始于16世纪中期的长城沿线工程，就是这段历史进程的巅峰高潮。
今日的明长城 主要是16世纪的国防建设成果
满洲在17世纪的迅速崛起，则给明朝的北方防御新开了第二战场。此前，由于女真各部的威胁性被认定为小于蒙古，往往只能在边患清单中屈居2-3流。加之东北亚的自然条件，很难将农垦区与游牧地的区分直接复刻，使任何长城类的线性工事都显得意义不大。最为节省财政的方法，就是直接将辽东军民都迁回山海关附近，启用的旧的长城建设来加强防御。但此举又不符合明朝上层的政治正确，所以就根本不具备任何实际的可操作性。
于是，北京的朝廷只好将大部分财政都贡献给东北亚前线。不仅需要募集到超过正常水平级的士兵人数，还要为驻军据点和大型城池兴修超规格工事，乃至为这些设施配置更多的高性能武器。结果，控制西南银矿产区的土司兵和坐镇东南粮产区的浙江部队，都被大量抽调与消耗。崭新的城池却可以因叛徒出卖或清军的大兵压境而失陷。唯一被证明具有实战效能的红衣大炮，还是不能在自家兵工厂仿造的纯进口货。于是就花钱越来越多，收获的效果却越来越差。
辽东原本只是明朝边境防御的次要地段
受此影响，原本大量分布在北方其他沿线的边军体系，也势必要开始忍受财政紧缩问题。来自蒙古方面的威胁虽不如此前严重，却不足让明廷始放松边区防御。甚至要反过来增援辽东，经常为京师附近的军事危机而倾囊相助。造成李自成与张献忠之流的落草为寇，继而给明军自己又开辟出内陆的第三个战场。
此外，明朝的经济格局比军事战略更为畸形。除长江沿线的粮产区与经济作物基地，北方的各入不出敷大省都与东南海岸上的外贸港口相割裂。唯有一条从北京纵贯到杭州的大运河，能将有限的赋税不断抽往京畿。沿途的运输成本和距离问题，足以让崇祯不能把手头的资源做最大化利用。反过来加剧军事策略的畸形危害，并容易逆向影响朝廷的决策选择。
运河漕运则是明朝整体战略层面的最大软肋
后金在皇太极时代升格为大清王朝
公元1627年，皇太极在大部分满洲贵族的支持下继承后金汗位。随即就为打破明朝构建的三方包围网络，开始频繁的东征西讨工作。先是在当年率军南下半岛，迫使紧跟明廷步伐的李氏朝鲜折服。继而又在隔年西征察哈尔蒙古，并顺利赢得科尔沁、喀尔喀和乃蛮等其他东蒙古部族的拥护。
到了1631年，皇太极的后金军队又在大凌河之战中完败对手。同时重创了被明廷委以重任的四川土司和沿海浙并，从而让大部分辽东驻军都只能龟缩在设防工事背后，彻底赢得了发起战争的主动权。同时，利用明朝方面的财政压力与内部矛盾，屡屡对心怀不满的将领们实施招降纳叛。以至于用10年不到时间内，就培养出一支在组织度、战斗意志和技术水准层面都要更好的武装力量。不仅坐拥更强大的步骑兵部队，还掌握着由西方教官亲手培养的炮兵部队。最终还凭此完成内部整合，从后金大汗变为满清皇帝。
清军八旗兵的盔甲风格
但强大的军队本身不产生任何经济价值，反而是消耗社会资源的无底洞。身处17世纪小冰期的满清，自然需要更多的口粮和其他生活物资。这就是皇太极总是期望与明朝达成妥协的原因，其根本目的也在于捞到定期的岁币收入。奈何崇祯一贯以恢复先祖荣光的强硬派自居，不愿为放弃政治人设而认领到新的危险。尤其在对方公开称帝后，更不可能同关外的蛮族势力达成妥协。于是就引起清军的频繁入关，给京师的周遭区域带来很大破坏。
早在1629年，皇太极便轻率部队杀至北京城附近。由于避开了防御严密的山海关，很轻松的就从喜峰口突破了旧长城防线。等到辽东的重兵赶回来驰援，早已携带大量战利品扬长而去。五年后，他又第二次领兵突破长城沿线，效仿之前的蒙古军队从山西大同南下。沿途只专注于劫掠乡间村舍，而对明军龟缩的城市没有兴趣。最后也成功带着大批物资班师，并让守城者吓得不敢为友军开门。到了1636年，清军的入侵规规模大为增加。甚至冲破居庸关而抢占了重镇昌平，再次将北京周围横扫一空。
清军的定期入关劫掠 让明朝方面损失惨重
事实上，以上这些绕道南下的攻势大都具有劫掠性质。皇太极的用意就是以战养战，顺便锤炼部下的长距行军、作战能力，并对崇祯的朝廷施以巨大压力。但基本上没有攻占京城和虏明朝皇帝的意愿。更希望能不断弱化对手的抵抗意志与战争动员能力，最终迫使他们同意花钱购买和平。在具体是战术布置上，也采取非常务实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原则。往往用代号乌真超哈的汉军八旗吸引山海关守卫，转而用满蒙八旗的骑马部队从弱侧快速突进。这样就等于是捏住了明军防御战略的软肋，将最有战力的部分限制在原地，只留出较弱的残兵对付自己。
当然，以崇祯为核心的末代明廷，还是在忍耐力方面超乎满清想象。只要清军铁蹄不踏入北京城内，任何主张妥协的大臣都可能在事后遭到清算。即便周围的郡县全部为入侵者所蹂躏，皇帝也能在稍后通过漕运补充到关键物资。于是，皇太极在盘算清军的第四次入关作战时，也决定将打击范围扩大到黄河以南。
崇祯皇帝自己 就是明朝国内的最大主战派
皇太极后期的大量军务 由弟弟多尔衮负责操办
公元1638年夏末，号称10万之众的清军再次开始准备南下过冬。由于皇太极本人已很少亲临前线督战，此次行动便由皇弟多尔衮负和大将军岳托责指挥。他们手下的两路部队，将继续避开难啃的山海关要塞，从缺乏资金维护的长城主线突入。随后再兵分两路，分别从运河途经的通州和太行山脉南下。利用明朝向京师提供增援的主干道，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袭扰。
果然，战事开启后的一系列发展动态，都如盛京宫廷所预料的那般发展。岳托的右路清军，抢先进攻北京附近的密云，不用大型火器便成功击败了沿线守卫。接着，多尔衮率领的更多部队从唐山附近的青山关杀入，与先头分队在至关重要的通州会合。由于此地距离山海关不远，负责调度防务的蓟辽督师吴阿衡便率领部分关宁军赶来阻挡。然而，这支被崇祯寄予厚望的精锐兵马，实际的野战能力也非常拙计。先前还靠镇压白莲教起义立下大功的主将，便在激战中被蛮族骑手斩杀。
薄弱的长城防线 根本挡不住清军强攻
此后，清军继续沿着大运河南下，顺便在沿途地区大肆抢掠。崇祯既不敢派近卫部队或更多关宁军追击，也深知南方的部队没能力北上阻拦，便暂时萌生了靠和谈拖延想法。但在他犹豫不决之际，主战派大臣卢象升站出来反对妥协，并为皇帝的瞬间变脸提供了最好台阶。因此，这位曾大败农民军首领高迎祥的著名儒将，便被授予了尚方宝剑和督天下兵的权力，率领一支以山西、大同和宣镇边军为主的部队去追击多尔衮。
由于前文所提及的防御格局失衡问题，此时的明朝北方边军已失去了大部分野战能力。过去就在宣镇和大同任职的卢象升，早就痛感原有体系的腐化与破败，靠募集壮丁的方式组建了私家班底--天雄军。由于其成员大都是抱团出马的同乡，所以在凝聚力方面胜于普通卫所部队。但相比历史上那支同名的晚唐藩镇部队，2.0版本的天雄军不仅数量有限，所掌握的技战术水平也较为糟糕。只是因为卢象升找不到更为可靠的人马，才不得不长期委以重任。此外，能够真正受他节制的部队，就是从附近边镇凑出的一些蒙古化骑兵。
靠近黄河与大运河的巨鹿
当年12月12日，卢象升率领的万余名士兵，在抵达河北巨鹿附近的蒿水桥时，被早有准备的清军实施反包围。尽管附近还有一支由监军太监带来的关宁军偏师，却对冒险救援毫无动力。于是，掌握机动优势的满蒙骑兵便主动向明军阵地发起强攻。卢象升以天雄军为主的步兵在中央阵地构筑简单车营，龟缩其中发射弗朗机炮和弩。两翼则交给蒙古降将虎大威和吴越人杨国柱的骑兵防御。这些数量有限的边军部队却很快抵挡不住，大部分都望风披靡，只留下少数退入车营继续抵抗。卢象升因拒绝随虎大威的蒙古骑兵撤退，继续留在天雄军中指挥交战。但在炮弹和箭矢都迅速耗尽后，原本稳固的车营也遭下马的清军重步兵强突，最终在当天夜里全军覆没。
这场蒿水桥之战的惨败，也意味着明军的河北机动部队全灭。余下的残部只能据守脚下的城池，而不敢对临近战场实施救援。大获全胜的清军则继续高歌猛进，已经在偌大的明朝内部犹如无人之境。
据守车营的天雄军 最终在围攻中遭团灭
南下清军在华北的冬季横行无阻
公元1639年1月，多尔衮和岳托的清军顺利渡过黄河，首次进入大明朝的山东省境内。迫于万般无奈，本省明军因得不到增援而全部集中到靠近大运河的德州，誓死保卫向京师输送钱粮的漕运安全。
不想，清军因缺乏必要的重炮而没有攻打德州，反而绕道突进到济南城外。由于明朝原本就比较忌惮在内陆囤积重兵，所以当守军赶去驰援临城，堂堂帝国的省级首府便只剩下1200名正规军进行防御。于是，守土的重任便落到少数文官和大部分动员民夫的身上。他们利用来者缺乏攻城武器的弱点，迅速赶造出简易的手拉式抛石器，以便应付对方临时拼装的盾车与云梯。
北面贴近黄河的济南城
然而，长期需要在关外应付各类状况清军，根本不会因火炮的匮乏而丧失攻城能力。他们很快就用骑兵封锁了济南对外的陆上交通，并从容不迫地开展试探性进攻。在明军机动部队全灭的窘况下，他们根本不需要在意周遭状况，足以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围攻作业。贵为首府的济南，城墙虽按规制可以比普通县城，却也大体上属于聊胜于无的应付了事。且能动员的专业力量太少，根本不足以覆盖全部段落。等到府库中的箭矢和石弹在10天激战后耗尽，满蒙士兵便轻而易举的攀爬入城。
为了尽可能多地索取财物，也是出于对明朝方面的震慑需要，得手后的清军在济南城中大肆屠戮。除身为皇室宗亲的德王等贵胄因具有价值而被俘虏，余下官员大都被就地处决。毫无抵抗力的平民则成批被杀，城中的大部分建筑物也在混乱中被焚烧或拆毁。根据事后负责清理现场的官员禀报，发现的各类尸体多达130000具。
经常被清军用于强攻城池的盾车
此后，清军继续在济南附近的州县扫荡。各地基于省城的悲惨遭遇，根本不敢进行像样的抵抗。部分赶来驰援的明军，也因惧怕满洲人的军事威力而不敢贸然靠近。等到对方在开春后胜利班师，便成功将数量超过170000的人畜押往关外，沿途依旧没有多少波澜。唯一值得称道的损失，居然是大将军岳托的因病去世。南方的气候和环境因素，也就成为少数能继续阻挡满清大举入关的重要因素。
公元1639年4月，多尔衮率领第四次入关扫荡的清军回到关外满洲。大明朝的虚弱也在这次战争中暴露无遗。其中既有不可回避的军事层面因素，也有大明朝作为吏制帝国所必然存在的天然结构性缺陷。
明朝边军在满清的几次入关扫荡中都表现难堪
巨大的挫败感，也让崇祯一如既往的不肯为阵亡将领的家眷提供抚恤，并寄希望于在下一场决战中挽回颜面。为此，他不惜动用宝贵的关宁军主力，并从内陆战场调来了剿匪大师洪承畴。直到他们在次年的松锦大战中在遭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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