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衙里的刑具
享受着国家优厚待遇的知县，自然要对得起这份工作。古代知县基本是全活儿，要不然人们也不会叫知县为父母官，他既要“决狱讼”，还要劝农桑、宣教化、掌礼仪、管赋税。
甭管知县有多少工作，在老百姓眼里，或者说与老百姓密切联系的，就是县官审案，像《七品芝麻官》、《十五贯》等在老百姓心里扎了根儿的戏剧等，说的都是县官审案的事儿。
实际上，审案确实是知县分量较重的工作，想想吧，现在一个县有专门管治安、犯罪的公安、法院、检察院等，而在古代只是一个衙门来做这事儿，而且要知县亲自过问，那是什么概念？
在县衙里，专门设有刑房，主管全县民事、刑事案件，负责堂审记录、现场勘验、拟差票、放文牍、收贮刑事档案等事务。
刑房下属有管年、狱卒、刽子手、仵作、稳婆等。下设招房，负责原告填写表格、笔录、口供，为知县判决提供依据。刑房还负责协助知县勘察案发现场，填写《尸格》、县衙的拘传、催科等公务，衙役必须执有吏房开出的差票方可执行公务。同时负责拟写刑案公文，并办理在押犯人清册、治安状况详文及自理案件循环簿卷宗。结案后整理通案材料，入档封存。
民刑诉讼的主要途径：一是由当事人自己或被害者家属直接到官府告发，称为告。叶县县衙大门东侧有一鼓架，鼓架上放大鼓一面，这是专供告状人击鼓喊冤用的。如没有人命案或大冤，告状人是不能随便击鼓喊冤的；但告状人击了堂鼓，知县就必须立即升堂理事。二是由监察御史或司隶校尉“察举非法”、“举劾犯罪”以及官吏之间互相纠举。古代司法实践中重口供，被告的口供往往是定罪量刑的凭据。在古代，用刑是合法的，公堂上常有县太爷大喝“不动大刑，量你不招”。重刑之下，罪犯招供画押，知县往往凭罪犯的口供，便可当堂定罪，这样就难免有屈打成招冤案的发生，如《卷席筒》、《窦娥冤》中的主人公，莫不是受刑不过而屈招画押。
古代知县公堂常用刑有：杖、夹棍、拶子，施刑者为三班中的皂班人员。刑审之下，很难保证案件客观公正地审理。尤其碰上昏庸无能的知县，草菅人命便不足为奇了。
取得口供后，三日以后再复审，以观其供词是否相同，复审以后进行判决，并向被告宣读判词，叫“读鞫”。判决后，允许犯人请求复讯，即乞鞫，期限为三个月。
在民事诉讼中，原被告均有举证责任。审讯结束后，要求犯人书写状纸、画押，作为判决的依据，即当堂画押。对于死刑犯，在判决后执行前，由上级司法监察机关专差官吏，对在押犯进行审录，称为“录囚”，经过“录囚”认为无误方可执行，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复核”。执行死刑时，知县往往要当监斩官。
对于诉讼期限，宋朝开始有了明确规定：大事不过二十五日，中事不过二十日，小事不过十日。
审判后，犯人就被投入监牢，根据案情戴枷或钳、等刑具。
监狱内也设有临时的羁押场所，即羁候所。凡与案件有干系的证人、乡邻、尸亲、嫌疑犯和初审后须审转复核的人犯，均为临时羁押处所对象。
县衙的看守所
实际上，古代也有复审制度，叫做秋审。秋审是复审各省死刑案件的一种制度，源于明朝，因在每年秋季举行而得名。古代执行死刑大多在秋季，于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古代执行死刑大概是受儒家“天人感应”、“顺天行诛”的理论影响，认为秋末冬初，天地一片肃杀之气，此时执行死刑是“顺应天意”。但是，也有例外，凡朝廷遇有登基、死葬、灾异而实行大赦，赦乃德化之道、仁政之端，也包括死刑犯。西汉200余年，大赦达80次。但“谋反大逆等罪”不包括，更不受秋后问斩的时间限制，往往斩立决。
对于“政治犯”的处罚，明朝是十分严厉的。当然，那些扰乱社会稳定的盗贼，也属于严厉打击的对象，并且总结出了一些缉拿盗贼的方法。在古代，有经验的捕役通常采取如下方法使盗贼归案：
一是因时因地随时改变缉捕方案。按照人们平常的思维，盗贼都应在夜间作案，且来去不超过10公里，因此多在案发地点附近访问侦查。二是对于缉捕到堂的盗贼，察言观色，严审细问。有些罪犯，特别是惯犯，面对捕役的审问十分冷静，且谎言编得天衣无缝。此时，有经验的捕役并不轻率地施刑，而是反复审问，调查落实，以期发现罪犯的蛛丝马迹，追查出真赃实据，才对其量刑定罪。三是对真正的同案犯、窝主，一经发出拘捕令，捕役就立即带人捉拿、拷打。不然，让其搬走赃物，失掉证据，案子就不好破了。
古代正式规定破案的期限，包括通缉在内，是三年零四个月。超过规定期限而未抓获的，就要受到官吏的弹劾。如果有意隐瞒、遮掩、拖着不办理，以后如经告发，或是上司查访出来和别的悬案破案时附带破案，依照规章条文，受理官员应当予以革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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