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鲁国的叔孙豹与晋国的范宣子曾就何为“死而不朽”展开讨论。范宣子认为，他的祖先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代为贵族，家世显赫，香火不绝，这就是“不朽”。叔孙豹则不以为然，认为这只能叫做“世禄”而非“不朽”。在他看来，真正的不朽乃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何谓三不朽？指的是“立德”，即树立高尚的道德；“立功”，即为国为民建立功绩；“立言”，即提出具有真知灼见的言论。此后，儒家将此“三不朽”当成毕生奋斗之目标。据说，我国历史上能够做到三不朽的只有两个半，分别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半个）。
到了唐代，孔子第三十二代孙、经学大家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对德、功、言三者分别做了界定：“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后人对“三不朽”的解读中，“立德”系指道德操守而言，“立功”乃指事功业绩，而“立言”指的是把真知灼见形诸语言文字，著书立说，传于后世。当然，无论“立德”、“立功”或者“立言”，其实都旨在追求某种“身后之名”、“不朽之名”。而对身后不朽之名的追求，正是古圣先贤超越个体生命而追求永生不朽、超越物质欲求而追求精神满足的独特形式。
可以说，对死后不朽之名的追求，可以激励个体生命释放出无比巨大的能量，拼搏奋进，建功立业；而置个人身后名誉于不顾的人，则难免流于酒囊饭袋、行尸走肉，甚或沦为恶棍暴徒、独夫民贼。当然，对不朽之名的追求是要付出非凡代价的，被历史大书特书的旷世伟人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做出巨大的个人牺牲并放弃凡俗的某些物欲与私利，而后才功成名就的。例如，被后世称为“至圣先师”的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周游列国，讲学传教，结果畏于匡、困于蔡、厄于陈，“累累若丧家之犬”。再如，司马迁因说真话而遭到宫刑，仍能忍辱负重，发愤著书，遂留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不过，历史上也有些人借名求利，名利双收。但浪得的虚名不会长久，最终难逃历史老人的法眼。
（以上材料整理自百度）
后记：以前，我也曾以革命者要打倒权威的心态学着别人讽刺“之乎者也”们的矫揉造作，认为这是一批凭借假大空话对人进行说教的卫道士。“立德”只是假仁假义的伪善说词，是外廉内贪的道德作秀；“立功”只是以“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来满足某些好大喜功者的物质架构，至于被古哲先贤视为生命的“立言”，也不过是这些酸文人以“天下文章一大抄”作为借口来打磨的“注水文章”。
后来，随着自己对现实社会感受越来越深，也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虚伪”是很有必要的。否则，当一个社会走向癫狂的时候，人们满心思充斥着的就是如何追名逐利，如何在名利场的路途上奔竞的更快，如此，难免有一天人们会集体脱光衣服进行裸奔。毕竟，抛却廉耻之心裸奔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到达名利场的目的地。不过等到那时，真不知道急功近利的我们能拿什么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我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这句历史上个别统治者的口头禅，如果不幸成了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或社会的潜规则，那真是莫大的讽刺和悲哀。
所以，超越个体生命而追求永生不朽、超越物质欲求而追求精神满足不仅要成为古圣先贤的追求，事实上，也应该成为每一个人的生存标杆，尤其是在当下这个局促不安的年代，更是如此。毕竟，只有当人们将“身后之名”、“不朽之名”看得比透过急功近利获得的物欲更重要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浮躁才会降温，人们的内心也才能重归于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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