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价值理论与两种经济学

从边际革命开始，经济学的发展出现分野，一个方向是新古典经济学，另一个方向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笔者认为，这种分野是从“价值”概念开始的。对价值的不同理解有着不同的制度蕴意，也直接决定了一种理论究竟是指向干预还是指向自由。

新古典经济学从“欲望满足的饱和度递减”这一角度来说明价值，认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当事人从最后一单位该商品中所获得的满足感。随着可支配的商品数量的增加，其边际效用就下降。如在马歇尔看来，“货币”的边际效用也是服从这个法则。由于价值（心理满足感）与“物”（的数量）联系在一起，这种价值理论可以视为古典经济学“客观价值论”的延续。

奥派的价值理论是另外一条路径。门格尔认为，价值是个体认为该商品所能满足的欲望对他而言的重要性。这一价值思想包含了个体的判断，这是一个与计算或估算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一个由物的数量所决定的“心理感受”概念。这时，价值是与一条行动法则联系在一起的，即个体首先把商品用于满足最重要的欲望，然后满足次要的欲望，这个过程是非连续的。这条法则相比新古典经济学的心理法则是更为坚实的。当然这不是说心理法则是错的，它在静态情况下（假设个体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成立。这种价值理论真正突破了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论，因为这时决定价值的不再是“物”，而是人的判断。

价值理论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和我们如何考察社会有关。这两种价值理论分别指向考察社会的两种不同方法。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为“社会总效用”提供了依据，把社会的福利问题变成求解总效用的最大化问题。因为效用看不见摸不着，无法统计，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往往也用“总产出”来代替它。“总效用”的思想体现在福利经济学中，也体现在科斯的理论中（如他的“社会总成本”概念），当然更体现在宏观经济学中。

在这种考察社会的方法中，没有个体的人，因为人已经被简化为可以加总的效用。换句话说，当用“总效用”这一概念去考察社会时，个体的人也就被抹去了。不仅如此，当“社会”被设想为一个总效用概念时，事实上也就排斥了“社会”，因为社会的特征是不同个体的互动（交易），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目标，这种互动性是总效用概念无法描述的。如用了总效用概念，就等于把这种互动性排除了。

宏观经济学正是基于这种总效用概念的理论。这种经济学无法关切个体的目标或幸福，而是把某个总量的最优等同于个体最优的实现。宏观经济学从“个体效用”跨到了“整体效用”，这种跨越是非法的。基于心理满足概念的价值理论为这种宏观经济学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础，因为干预是实现某些人（经济学家或政府）假想的宏观目标的手段，所以干预也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宏观调控”。

相比之下，奥派的价值理论是指向“社会”的，也可以成为讨论社会概念的微观理论基础。我们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基于他的价值判断，如交易活动就是基于双方不同的价值判断，而正是互动（行动）产生了社会。进而言之，如要讨论社会，必须假设个体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这样才能说明互动。相反，如一种价值理论排除了个体的“判断”，和个体的主动性无关，如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那样，那么这种价值理论也是无法用于说明社会的。笔者就发现，主流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竟然没有交换理论，相反，充斥的都是各种“最大化”，当然宏观经济学更是如此，也就是更缺乏有关交换或互动的讨论。

由于个体的价值判断是“自发的”，个体基于价值垄断的行动所产生的现象（制度）也是自发的，这种自发性也正是一个正常社会的特征。这种自发性具有福利意义，因为它意味着个体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和他人的知识去实现自己的目标。大众的福利增进在于“社会”（分工合作），而不是某个或某些整体目标的实现。如预设一个整体性的目标，那么这就是一种建构思维，变成对自发性（社会）的破坏了。经济学关心的应该是以非意图的方式增进个体的利益，如门格尔说“如何在没有一个大众趋向于建立一个利于众人的制度的情况下，能产生发展出一个能够服务于大众福利的制度？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克莱因，《资本家与企业家》p118）

社会的特征是自发性，对社会自发性的认识和考察，才使得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相反，那种以“总效用”思想为基础的社会观把社会简化为机械，也使相应的经济学变成操控学，宏观经济学其实就是这样的操控学。

价值理论可以视为经济学的基石，有什么样的价值理论，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学。如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严重缺陷是客观价值论，这使其自由市场的主张缺乏根基。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摆脱古典经济学。是否以可靠的价值理论为基础，不仅关系到经济学本身，也关系到如何认识社会，以及这个社会中个体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