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河流为什么有江河的区别
一般情况下，在我国境内，通常把注入内海或者湖泊的河流叫河。例如：黄河，注入渤海叫河；辽河，注入渤海叫河；塔里木河，注入罗布泊，也叫河，等等。而通常把注入外海或大洋的河流叫江。例如：长江注入黄海，叫江；珠江，注入南海叫江，等等。我们也可看一下其它的河流：黑龙江，珠江，乌苏里江，怒江，萨尔温江，钱塘江，雅鲁藏布江……
当然，中国大陆的河流名称有这个特点，而习惯上，把我国岛屿上的河流，无论其注入哪里，都叫河或溪，例如：万泉河，浊水溪，大甲溪等。
而对于外国的河流，无论其长短，是注入内海、湖泊，还是外海、大洋，一般情况下都叫河。例如：尼罗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勒拿河，叶尼塞河，鄂毕河，圣劳仑斯河，拉普拉塔河，……即便注入大洋，但仍叫河。在外国的河流，叫江的极少。即使有，也与我国有关，例如：黑龙江，图们江，乌苏里江，怒江……而外国的河流，唯有朝鲜半岛的河流叫江，其原因是在很长时间内，它是中国的藩国，向中国纳贡，与中国关系密切。
究其原因，源自于中国古代的一种观念：世界的中心是中国，中国为正统，面积最大且最富有，而其它诸国均为番邦、蛮夷，微不足道，这就导致人们认为他们的河流也短，只能流入小的湖泊或内海。当然，这只代表古代中国对世界的看法，不代表当今中国人的观点。
古代“江”的最初本义是指：长江，如同“河”是指黄河。后来才演变为河流的通称.变成通称之后,北方只用"河",北方的"什么什么江"一定是很晚才有的(汉语)名字.所以北方的河有大有小.南方用"江"兼用"河",所以南方的大河流叫"江",小河流叫"河"。
对于南方而言,"河"是外来词.这说明中国南方的吴越楚文化受了北方中原的夏文化的极大影响.据历史比较语言学家的研究,"江"字跟南亚语有关,可能是南亚语的底层,意思是,古代中国南方人是说南亚语的(国内的佤语,国外的柬埔寨语就属于南亚语),后来被说汉语的人同化了，但是保留了原来语言的一些成分，就叫底层.这个观点许多人接受了。在古代“河”指的只是黄河，“江”指的只是长江，其他的就叫“水”，像汉水、渭水、洛水等等。后来由于黄河水含泥沙多呈黄色就叫“黄河”，而长江因为是我国最长的河流就叫“长江”，江和河就成了河流的统称。
字典对江的解释是大河，不过从分布上看中部的河流好像都叫河，像淮河、渭河、海河等等，而叫江的最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和东北，像钱塘江、珠江、松花江、黑龙江等等，当然也不绝对。江……较大的河，如长江、黑龙江、松花江等。河……通指一般的水道，其定义为“在重力作用下，经常或间歇地沿着线形伸展的凹地流动的天然水体”。通常可分为河源、上游、中游、下游和河口五个部分。我国仅次于长江的黄河，流域面积为75万平方公里，年平均流量为 482亿立方米。可见“河”并非专指小江，或小的河流。湖……陆地表面比较宽阔的洼地积水而成的水体。按成因可分为构造湖、火口湖、堰塞湖、冰川湖、岩溶湖、泻湖、牛轭湖、风蚀湖和人工湖等。按含盐量的多少，可分为淡水湖、咸水湖盐湖等。按湖和河的关系又可分为内陆湖和外流湖。如太湖、鄱阳湖、兴凯湖和青海湖等。
江：一般是中国南方对水道的称呼。如长江、珠江、湘江等。河：一般是华北地区对水道的称呼。如黄河、渭河、淮河。但东北又称其为江。如松花江、嫩江等。地理书上说，世界上有四条大河，依次是：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长江,尼罗河。世界上最大的河都不叫江，。查辞典。“河，天然的水道”，“江，大河”。这是现代汉语词典对江与河作的诠释。但我想这只是语言学家依着习惯作的解释罢了，语言学最讲究尊重约定俗成。江的水流随季节变化较小,河的水流随季节变化较大。
现代江河的区别可从两个角度来看：
① 地域上的区别（南“江”，北“河”）
比如中国南方的河流多称为“江”，例如：长江、珠江、钱塘江、岷江、怒江、金沙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漓江、丽江、九龙江等等。可见南方人一般习惯把河流称之为“江”。
北方的河流人们多称为“河”，例如：黄河、淮河、渭河、经河、洛河、汾河、青河、辽河、饮马河、沁河、柴达木河、塔里木河等等。可见北方人习惯把河流称之为“河”。
人们对江河名称上的划分区域和传统南北划分略有不同,西藏、四川、重庆、湖北、江西、浙江（含）以南多称“江”，以北多称“河”。这是南方北方对河流命名习惯上的区别。
② 规模上的区别（大“江”，小“河”）
虽然有地域的大致划分，但凡事没有绝对。人们在对河流命名时也会根据河流的大小规模来区别称之为“江”或“河”。
我们看看例外：北方的嫩江、鸭绿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南方有象浏阳河之类的河），这些河流在北方被称为“江”，而这些“江”的共同之处在于长度、流量、流域，规模上是较大的，所以除了地域对河流命名的习惯外，人们通常会把一些小的河流称为“河”，而对于大一点的“河”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江”。
黄河与中央集权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它们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
旅游者从西安到骊山所看到黄褐色的土壤是黄土地带的东南边际。这土壤纤细有如面粉，令人设想几百万年前经过风力的转运，堆积在一个广大的地区。它的深度自五十英尺到七百英尺，它的下层可能是在冰河时期结束时受到极大的压力所粉碎而成。当初一部分土壤也可能被水力冲刷而沉淀于东部，又经过长期间的堆积，才聚成今日之深度。这种现象给中国历史的展开，有好几重影响：因为黄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犁及锄。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它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凡此都经过无数成文资料的证实，并非某一种资料强作此说。
黄土还给中国另一种影响：黄河中游由北至南将黄土地区割成两半，其纵长五百英里。它也在内陆接受几条支流的汇入，其结果是黄河的流水中夹带着大量的泥沙。通常河流的水内夹带着百分之五的泥沙已算相当得多，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夏季里可能高至百分之十二，而黄河的流水曾经有过百分之四十六的纪录。其中一条支流曾在一个夏天达到了难于相信的含沙量百分之六十三。所以黄河经常有淤塞河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
《春秋》中有一段记载，提及公元前651年，周王力不能及，齐侯乃召集有关诸侯互相盟誓，不得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不在天灾时阻碍谷米的流通。这葵丘之盟在约三百五十年后经孟子提及，可是他也指出，盟誓自盟誓，会后各国仍自行其是。《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的有十一次之多，可见其重要性。其中一段更直接指责当时人以洪水冲刷邻国的不道。我们不难从中看出洪水与黄河暨黄土地带牵连一贯的关系。孟子所说天下之定于一，也就是只有一统，才有安定。由此看来，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极有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把地理的范围放宽，历史的眼光延长时，更是如此。
上述谷米之流通尤其值得考虑。中国地区的降雨量极有季候性，大致全年雨量的百分之八十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在此时期风向改变。并且中国的季节风所带来之雨与旋风有关，从菲律宾海吹来含着湿气的热风需要由西向东及东北之低压圈将之升高才能冷凝为雨。于是以百万千万计之众生常因这两种变数之适时遭遇与否而影响到他们的生计。如果这两种气流不断地在某一地区上空碰头，当地可能霪雨为灾，而且有洪水之患。反之，假使它们一再地避开另一地区，当地又必干旱。前人缺乏这种气象的知识，只在历史书里提及六年必有灾荒，十二年必有大饥馑。其实在1911年民国成立前之两千一百一十七年内，共有水灾一千六百二十一次和旱灾一千三百九十二次，其严重经过官方提出。亦即无间断地平均每年有灾荒一点三九二次。
在《春秋》里经常有邻国的军队越界夺取收成的记载。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尤其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孟子》书中提到饥荒十七次之多。在一段章句里提及公元前320年，魏国的国君因为他的辖地跨黄河两岸，曾告诉亚圣当灾荒严重时他须命令大批人民渡河迁地就食。在这时候鲁国已扩充其疆域五倍，齐国已扩充其疆域十倍。不难想象，当日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显明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时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当诸侯为了好大喜功而作战的时候，一般民众则随之争取生存。如是的竞争只有像螺旋式地使两种因素的加入越来越多、越大。
农业与游牧
此外另有一种气象上的因素也促成中央集权的发展。虽说在某一地各年的雨量可以相差极大，但是全中国的平均雨量却有定型。这现象不难解释，带着湿气的热风，愈吹入内陆，被蒸发的程度也愈为增高，而且沿海下雨就已减少了空中的湿气。此中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十五英寸等雨线。这线从中国东北向西南，当中的一段与长城大致符合，更西而南则使青海与西藏和中国本部分隔。这等雨线之东南，平均每年至少十五英寸的雨量是常态，符合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所说，中原农业茂盛，人口繁殖。提及线之西及北，他则说：几千英里内人类全然不事农桑，他们不直接地倚赖土地上的植物为生，而在他们自己及植物之间加入一种机械作用。这也就是巧妙地说出这群人为游牧民族，他们与牲口来往于干燥的地区，让牛羊自觅水草。牧人的生计不能转变为种稻人的生计。
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人连亘了两千年的斗争记录，回顾起来，欣喜的成分少，仇恨的成分多。尤其是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零星的侵略可能扩大为战事，防守者则企图报复，有时也全面出击以图先发制人。
在时间上讲，亚述人的壁画在公元前9世纪即描画着骑马的弓箭手，可是全部游牧成为一种部落习惯和随着而来的骑兵战术则出现较迟，并且经过一段长时间，才传及东亚。到公元前3世纪游牧民族的威胁已相当严重，这时已有将北方几个小国家所筑土壁结合起来构成一座相连的城塞之必要，这项工程终使秦始皇在历史上名传千古。所以这种局势的展开也指出中国即使在国防上也要中央集权。全国的国防线大致与十五英寸的等雨线符合，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不仅为无数战士留下了辛酸的记忆，也是中国妇女流泪的渊薮。总之它在地理上构成第三个因素，注定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之下。
孟子去秦始皇统一只五十年，他已经和法家一样，赞成中国需要一个中央的权威。只不过始皇以残暴的力量完成帝国的统一，而亚圣还在以好意劝说，着重道德上的移风易俗。在历史上他们所掌握的是同一类的问题。在近距离之内，孟子好像失败，当他劝说战国的君主行周文王之政时，周之封建已衰退到不可认识。井田制度早被放弃，世袭的卿大夫阶级已为官僚所替代。因为国君能直接派遣官僚治理属下地区，他们可以直接向人民课税，也将他们征发为兵，数以万千计。而且这种竞争风气更受商业的影响。当时所谓商业仍在婴儿时代，只是因为有好几位特殊人物超越国界的政治活动，才使之活跃而显著。这样的环境已不复是凡物都有一定位置和场所，或者凡事都可以用仪礼及恻隐之心对付。实际上，吞并的战争仍继续进行，以至最后只有一个胜利者。
儒家与农村组织
然则从长期上讲，亚圣孟子与大成至圣孔子，都已看清中国命运上注定必然为一个庞大的农村组织，虽然要根据某些数学原则行事，但仍需人本主义(humanism)的调节。所谓儒教是以崇高的情感组成，在这种背景内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孟子》一书中提及亚圣与他年齿稍幼的两个哲学家意见不合。杨朱主张各人循着自己的私利观行事，若以道德激劝，强人违反自己的意志行事，只有增加混乱，所以他说虽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他的逻辑认为每个人都应当按照自己的趋向，去接近欢乐，避免苦楚，这和近来西方时尚之占有性的个人主义(possessiveindividualism)非常接近。和他观点相反的是墨翟，墨子强调上天命令每一个人不分畛域又不待仪节约束地去兼爱他人。既有如此的强迫性存在，则任何要求也不算过分。在行动上墨翟和他的门徒冒着性命的危险，企图避免当日的兼并战争。
孟子对两人都没有好话可说。他指斥杨朱之纵容个人的私利观，等于承认君主为不需要。另一方面墨子之兼爱，等于否定父亲的特殊地位。他以绝对的态度丝毫不通融地警告着：无父无君，禽兽也。如此不容忍的态度可能使现代读者感到惊讶。所以务必投以历史的眼光，才能了解个中究竟。
战国末期铁器业已出现，因此上层社会的繁复程度更增加。可是几百年后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家，下层仍保持着均一雷同的基础。文笔之吏仍以竹片作书柬，纸张之发明尚在公元后1世纪。但需要整个帝国一体行动的诸条件，却已迫不及待。如此一来，要在农民大众之中构成基层组织，无过于提倡家族团结。当中的一个推论则是让世袭君主按照父亲的榜样行事。对待其他人的好意，也务必有亲疏之分，有如血缘关系之远近。所以认为个人或凭私利观行事，或对旁人一视同仁，可能对现代读者富有吸引力，但在古代中国却不合实际，首先在法律上即会产生纠纷。迄至20世纪，中国仍缺乏对个人作人权保障的能力，遑论在基督降生之前。事实上整个君主时代中国始终维持着一部大体不变的刑法，这套刑法也按社会组织，亦即家人亲疏之分责成各人安分守己，至于各人尚有何种权利，也只能由这社会体制而定。
家族组织与社会秩序
现代的法理学是长时间推衍而成的。在西方直到中世纪结束，封建公侯无力控制城市，才让市民不受庄园法庭的管制。之后又从这城市特权，产生了公民的自由权利，自始至终这发展不待人谋。而等到最近的两个世纪，才产生了一种自觉运动，将所有公民的自由权推广及于全民。又直到最近几十年来，我们才看到这种运动逐渐地达到目的。事实上也是命中注定，中国历史上未曾产生此项运动，并非有反对这趋向的因素和它作对，而是城中绅商与官僚的冲突从未发生。欧洲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Balazs)说，中国的官僚从未失去城市的掌握。事实上中国官吏在城墙之内，权力最盛。
显而易见的，儒家的统治者在立法时确定男人的地位高于女人，年长的高于幼辈，并且有学识地位之人高于无知之人，他们自以为凡此都与自然法规吻合。有一段长时期，这系统所产生的秩序及稳定，还曾赢得外间的赞赏。直到19世纪初西方的商业利益挟着实力在中国沿海各处立足，才在相形之下使儒家体制的弱点彻底暴露。它自恃为十全十美的理想，毕竟假设多于实际。况且它以满足民间最低的期望为目的，而不及最高的标准，看来乃是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的政体，既缺弹性，也欠实力。当这些弱点暴露之际，其缺乏效率之处，尚可视作非道德。
将杨朱、墨翟和孟轲参差拼合，可以看出中国历史里长久的茎干。当然，尚不止此，此后这面目及趋势，还有相当长的发展，牵涉到许多惊异曲折，上文不过指出，任何值得提及的事体在中国展开，通常都是以极大规模的方式展开。中国历史上戏剧性和出人意料的地方，当然也离不开这种特性，如果当中有任何差池与过失，通常也是非同小可的差池和过失。
治水与中华文明
纵观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治水与文明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华民族与洪涝、干旱作斗争而不断前进的历史。千百年来，在中华民族以农业立国的历史进程中，水利文明自始至终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治水活动不仅参与了中华物质文明的创造，而且参与了精神文明的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蕴含着治水的成果。
从狩猎者和捕鱼者变成农耕者，从“穴居野处”的游移不定的生活转为定居生活，由“采食经济”变为“产食经济”，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变革。农耕经济的确定，使人类摆脱了单纯依靠大自然赐予而生存的状况，而可以通过社会经济再生产过程同生物自然再生产过程的结合来获得生活资料，从而奠定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的、可靠的物质基础，得以养育进行直接物质资料生产之外的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的人，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除了中华文明以外，地球上各个古老文明，如(尼罗河文明)古埃及、印度文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文明）古巴比伦、玛雅文明、印加文明等，都是以大江大河为摇篮，并在定居农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农业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尤其不能缺少水的滋润与哺育。
土地是人类安身立命的基础，又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在中国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除19%的沙漠、荒滩、永久性积雪、冰川、石头裸露山地以外，其余为可利用的土地。但各类土地的地区分布不平衡，90%以上的耕地、林地和水域分布在东南部湿润、半湿润地区，而草地、草原则主要集中分布在西北部干旱、半干旱地区。同时，山区显著多于平地，山区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69%，加之有一半以上国土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使中国农业对水的需求很大。
农业文明产生的条件除了土地的因素外，气候和水的因素是至关重要的。气候是光、热、水等气象要素的综合表现。气候条件是地球上各种生物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影响和制约农业生产的关键性因素。
中国气候的特点：一是热量条件优越。中国北起寒温带，南止热带，跨越纬度达50多度，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二是降水地区差异大。中国东南部背负大陆，面临海洋，属于典型的季风性气候；西北部由于伸入欧亚次大陆内部，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这就形成了东南部和西北部降水的明显差异。东南部地区降雨量充沛，随纬度的高低、距海的远近，年降雨量在400~2000毫米之间。由于季风影响，雨热同季，全年降水量的70%集中于汛期。夏季南北普遍高温，温差小，对农作物生长有利。三是水旱灾害频繁。季风气候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具体表现在年降水量季节分配不均，年际变化也比较大，往往带来严重的旱、涝灾害。因此，兴修水利便成为古代中国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水是地球上一切生物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条件。水是自然界最宝贵的资源之一，更是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中国陆上水资源有以下特点：一是江河湖泊众多。中国是河川之国，据统计，河流总长度达42万公里以上，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5万多条，大于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1580条，大于1万平方公里的有79条。其中长江和黄河，不仅是亚洲两条最长的河流，而且是世界著名的巨川。中国天然湖泊也很多，湖面面积在100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湖就有13个。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巢湖、洪泽湖等，都是闻名全国的大湖。二是水资源的季节和年际变化大。降水是中国河川地表径流和地下径流的主要补给来源。由于降水量的季节分配不均，年际变化大，河川水量丰、枯相差悬殊。汛期和丰水年水量大，且来水集中，容易泛滥成灾；枯水季节和少雨年份水量不足，常常出现供水紧张的局面。因而兴修水利，调节水量，防洪抗旱，便成为合理开发利用河川水资源的根本措施。三是水资源的地区分布极不均衡。由于降水量地区分布的不均匀，带来地表、地下水资源分布的不平衡，由东南部沿海向西北部内陆逐渐减少。长江和珠江流域面积仅占国土面积的1/4，地表径流量却占全国的1/2，黄河、淮河、海河三大流域面积约占全国的1/7，而地表径流量只占全国的1/25。水资源分布的不平衡，对农业生产有着极大的影响。
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2/3，盆地和平原约占1/3。山脉多东西走向，加之西高东低的地势，使河流也多为东西走向，故古代中国东西行较易，而南北行较难，南北运河的开凿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应运而生。
事实上，世界古代文明的发祥地都是处在大江大河流域，其四大源流是指尼罗河文明（古埃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文明（又名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巴比伦）、印度河文明（古印度）、黄河文明（古中国），顾名思义，它们都是江河孕育的人类古文明。而四大文明古国之所以能创造出辉煌的河流文明，原因在于它们很好地掌握了治水的能力或者说制河权。所谓制河权，一是指控制河流、治理河流的能力；二是指保护、利用河流的能力。这两种能力越高，文明程度就越高。否则，虽有河流，也不可能产生文明。世界上的大江大河很多，但文明古国只有四个。亚马逊河、莱茵河、伏尔加河、密西西比河，都是世界上著名的大河，但却没有出现古文明，原因就是因为那里的人类没有掌握制河权。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历史运行的基础是文明，而文明产生于挑战。文明的生长是挑战、应战、平衡，新挑战、新应战、新平衡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文明是通过活力生长起来，这种活力使文明从挑战、应战再达到新的挑战、新的平衡。
汤氏还认为，环境的挑战产生了文明，不同环境的挑战产生不同的文明。环境的挑战分为自然环境挑战与人为环境挑战两大类。具体地分，又有五个方面：一是困难地方的刺激。这是最基本的挑战，而且困难愈大，刺激就越大，文明就越容易出现。二是新地方的刺激。一般而言，新地方比旧地方更富有刺激性，而且凡是新旧两地之间隔了一段海洋的，刺激力就更大，因此远洋殖民活动的刺激力最强。三是打击的刺激。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或部族在惨遭败溃（如军事失败、重大自然灾害等）之后反而会加倍努力地组织恢复生产和家园等活动，从而创造出新的文明。四是压力的刺激。有一些文明是在不断从外部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产生的，在压力强大得可怕的时候显得动力十足；而一旦压力减轻或没有了，反而会松懈下来，失去进取心和创造力，从而使文明衰退。五是遭遇不幸的刺激。
有一些民族在历史上遭遇过很多不幸，这些不幸不但没有压垮他们，反而成为他们创造文明的巨大动力。诚如汤氏所言，自然的缺陷往往会激发人的精神和斗志，从而能克服这种缺陷所造成的影响。如古代埃及文明起源于尼罗河下游和三角洲地区干旱气候的挑战，古埃及人对干旱的挑战进行了成功的应战——通过利用尼罗河水的泛滥引洪灌溉，才在洪泛平原上构筑起文明的基石。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同样来自大自然的挑战，尤其是洪涝和干旱的挑战。正如一位叫米勒的英国学者所指出的，干旱和季风这种不祥的事，“迫使人们产生发展灌溉这样一种有益的动机，随之而来的，便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中华文明的最重要策源地位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主要由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黄土地带构成）。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一区域长期处在一个稳定的先进文化氛围之中。这里有丰富的史前文化，如旧石器时期的“蓝田文化”、“河套文化”，新石器时期的“半坡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夏商周至秦汉，这一区域还是各代王朝都城所在地。当然，长江等流域也是中华民族的文明策源地之一，但在东晋以前，中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一直未离开过黄土地带。之所以如此，一是这一带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四季分明，特别是黄土丘陵地带，最适于古人类依崖傍水穴居。二是黄土由于经过风力的吹扬分选，颗粒比较均匀，既不呈沙性，也不黏重，且多孔隙，渗透性强，便于植物的根系向下生长。加上黄土结构比较松软，利于耕作，对于使用石器等原始生产工具的古人类提供了耕作的方便。与此同时，黄土高原的土质具有“自行肥效”的功能，土壤中的腐殖质含量较高，其中有丰富的苛性钾、磷与石灰，加入适量的水分以后，就成了极肥沃的土壤，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十分有利。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黄河流域的先民逐渐从丘陵地带迁向较低平地区发展农业。所以，黄土高原便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成为中国古代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考古表明，在进入农耕社会以后，我们的祖先主要在黄河的支流及其支流的支流的河谷台地上聚族而居。这是因为河谷地区的冲积平原，既有松软肥沃的土壤，可以利用石铲、蚌锄、木耒、骨镰等简陋的工具进行农业生产，同时因濒临江河，又有引取河水灌溉之便。但却面临着两大不利因素：一是黄河流域降雨集中，黄河上游河陡流急，将黄土高原的大量泥沙挟裹下来。流到太行山以东，河势渐平，水流趋缓，上游下来的泥沙逐渐沉淀。如此经过上万年的时间，许多地方的河床高于平原，一遇大水，常常泛滥成灾。据不完全统计，从公元前206年（历史上有记载的黄河第一次大改道）到1938年郑州花园口决口的千百年中，黄河下游决口泛滥1590次，平均每三年两次,其中26次改道。七朝古都开封，历史上曾六次被黄河水淹没。《清明上河图》描绘的那个繁华的东京汴梁，如今就掩埋在九米黄土之下。二是平原地区坡降小，排水不畅，尤其是黄河下游平原由浅海淤成，沼泽沮洳多，地下水位高，内涝盐碱相当严重。因此，洪旱盐碱等灾害对华夏民族的生存构成了严峻的挑战。
为了驾驭江河，过上稳定的农耕安居生活，传说自尧舜时代开始，我们的祖先便开展了大规模的艰苦卓绝的治水平土活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经过累世不屈不挠的奋斗，终于为文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中国是一个洪涝灾害多发的国家，有关大洪水的记载史不绝书。因此，防洪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最主要的治水活动之一。远古时期，先民们择丘陵而处，躲避江河洪水泛滥，以逃避作为防洪的手段。进入农耕社会后，由于适宜耕作的地区多处在河谷低地，洪水对农业生产和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威胁很大。与洪水作斗争，成为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洪水就没有治水，就不能产生中国特色的农业——治水文化特征。如果除开石器文化不论，就有史以来的记载来看，恰恰是大禹治水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开端——它是一个英雄史诗般的开端，是中华文化丰沛生命力的象征。
地质学的研究证明，地球在“新冰期”后，由于气候变暖，冰雪消融，世界各地曾普遍发生洪水灾害，对此，犹太、印度、希腊等民族的神话中都有关于洪水的记述。中国著名学者竺可桢先生在经过大量科学研究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在5000年前的仰韶时代到3000年前的殷商时代，气温比现在高2℃左右，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潮湿，河水的径流量和洼地的蓄水面积都远比现在大。
亚热带的雨水偏多造成了这一地区洪涝灾害频发，于是便有了尧舜时期“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尚书·尧典》）的记载。
洪水横流所带来的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的状况，是农业发展的一大阻碍，但是丰沛的水源和活跃的生态同时也是农业发展乃至整个文明发展的最基本的原动力。
尽管这种生态环境本身还不是文明，本身并不构成一种人文创造，反而是人类文明的阻碍，但是它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活跃的环境和一个挑战的对手。洪水横流的环境给人们带来了亟待整治、开辟的艰难和逆境，也给人们带来了一种特殊的蓬勃生命力。
为了制服洪水，我们的祖先与洪水进行了英勇的抗争，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那段历史的真实写照。起初，帝尧命鲧治水。鲧采用水来土挡的办法，“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被杀于治水任上。鲧死后，禹又担当起治水的重任。禹在认真吸取鲧治水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水往低处流的特性，改用疏导为主的办法，“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孟子·滕文公下》），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战胜了经年不息的大洪水。相传禹疏导洪水入海以后，很快把治水的主要工作转向了农田水利建设上，即修建农田沟洫，把田间积水排到川泽中去。这样，经过大规模的平治水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孟子·滕文公下》）。
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文明古国，农业对水的依赖直接导致了“治水平土”活动在华夏大地上大规模地展开。马克思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种以治水平土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生产活动无疑会强烈地反映到人类自身，投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人类本身的发展、人的社会行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类社会的组织构成等，产生巨大的影响，留下深深的文化印痕。
事实上，中外许多学者都把中国文明的产生归结为大规模的治水活动。美国历史学家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认为，东方社会是治水社会，一切围绕着治水进行。东方文明是治水的产物。他还第一次提出了“水利文明”的概念，指出“凡是依靠政府管理的大规模水利设施——无论是生产性的（为了灌溉），还是保护性的（为了防洪）——而推行其农业制度的文明时期，即水利文明。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和印度以及墨西哥和秘鲁都属于这种文明”。魏特夫还进一步阐述说，水利文明从物质角度讲，是社会财富的大规模凝聚，大规模的治水活动是人力与自然力的大较量。因此，一定历史时期治水活动的规模，也是当时社会物质财富力量的象征，所以水利文明必然出现在人类开始大规模有组织的治水活动时期。
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当始于奴隶社会的开端，而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正好形成于大禹治水之后，这是许多学者都十分关心并进行了深入探讨的问题。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奴隶制国家的形成，与治水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肖萐父主编的《中国哲学史》认为，中国奴隶制之所以早在四千多年前确立，比希腊、罗马及其他民族奴隶制“早熟”的原因是治水。是书指出，大禹在治水过程中，“政治上团结各氏族首领作为自己的‘股肱心膂’，建立治水机构；组织上，‘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按氏族分布的地域来确定版图，调剂劳力；经济上，‘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庶类’，按权力高下来分配治水斗争胜利果实。这样，就把原来维护灌溉的共同利益的机构，演变成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这就是由于治水斗争而促成中国奴隶制‘早熟’的客观要求。”按照上述思路，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首先，人们往往把鲧治水的失败归结为他采用的“壅防百川”的办法不对头，这固然不错，但从深的层次探究，鲧治水失败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对治水的认识还处于较低的层次，对洪水还只能采用“障”的办法；另一方面，我们不妨做这样的推测，即鲧治水的时候，部落首领尧舜的势力还比较小，部落林立，各自为政，难以统一治水的行动。而到了大禹的时代，生产力和科技水平有了较大的发展，人们认识自然规律的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首先，大禹注重从全局、整体的角度去治理水患，采取了科学的治水方略，即根据水往低处流的特性，实行了以疏为主的治水方法。其次，大禹注意把各部落的力量凝聚起来，形成合力，共同降伏凶猛的洪水。他请来四岳、后稷、臬陶、伯益等有名望的部落首领共同主持治水活动，并“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即会同天下诸侯共同治水，协商一致后统一行动。大概那时，严峻的洪水形势使人们普遍认识到，治水是事关各部族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需要有统一的意志和强有力的人物来指挥，并需要各方面的协作与配合，故能够比较自觉地服从大禹的指挥。
对于东方国家形成的原因，恩格斯有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论述：“同一氏族的各个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团最初只是为了维护共同利益（例如东方是灌溉）、为了抵御外辱而发展成国家，从此具有了这样的目的：用暴力来维持统治阶级生活条件和统治条件，以反对被统治阶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这里，恩格斯所说的东方，指古代的波斯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古代各氏族间为了维护灌溉的利益而组成的机构日后演化成国家机器。按照恩格斯提供的思路，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想：中国古代为了维护氏族生存和发展而建立的治水组织机构，是后来演变成为奴隶制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如此呢？因为大规模的治水活动，需要有统一的意识和行动，也需要建立有强有力的指挥机构，从而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人力、物力用于治水斗争。治理大河洪水是许多部落共同的利益，因而促进了较大范围的部落联合。“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说明禹在治水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以氏族为中心，包括周围各兄弟氏族的一个庞大联合体。而在这个联合体中被公推为领袖的大禹，在组织各部落共同的治水活动中，逐渐提高了声望，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他不但能召集万国诸侯聚会（同时诸侯又纷纷献上玉帛），而且能轻易地杀掉一个不听号令的诸侯。传说“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杀而戮之”（《国语·鲁语下》）。在会稽山与各部落的首领共商治水大计，防风氏因故迟到，被大禹处决。这很可能是防风氏对治水活动消极懈怠，不服大禹调遣，故大禹以开会迟到为名将其斩杀。这说明一种凌驾与超越氏族制度的强权体制已经产生，大禹与其他氏族首领的关系已不再是平等协商的关系，而是臣属的关系了。可见，大规模的治水活动促进了王权的产生，为禅让制转变为世袭制的专制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条件。与此同时，在长期治水过程中形成的凌驾于各氏族部落之上的组织机构，很容易演化成奴隶制的国家机器。正如周魁一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禹治水的过程中形成的制约各氏族部落的领导机构，当是奴隶制国家机器的前身，因而，治水本身也像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一样，在奴隶制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促进的作用。”（《先秦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及其含义的初步解释》）许多史书记载，大禹在治水胜利后，将天下“划为九州”。如《山海经·海内经》说：“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淮南子·修务训》也说禹“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国”。这里所说的州、国，显然与原始公社的氏族部落不同，当时已具有诸侯国的性质。这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范围已扩大到足以突破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部落界限，向着更高的发展阶段——国家迈进。因为氏族制度和国家的区别，在于氏族的基础是血缘关系，而国家则“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禹平洪水，定九州，制土田，各因所生远近，赋入贡棐”（《汉书·食货志》），这表明臣服于夏禹的部落，已开始上交贡赋，而贡赋是国家政权得以维护的经济保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禹在治水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氏族制度推进到最发达的阶段，为奴隶制国家的产生准备了必要的客观条件，为其子——启开创奴隶制国家打开了通道，并为君主制代替民主制、权位父子相传的世袭制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基础。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就是在和黄河大洪水抗争中诞生的。
马克思在探讨东方社会独特的发展道路时，曾对治水与东方社会的政治关系产生浓厚的兴趣，指出东方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水利事业作为国家的公共活动，在东方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国家政治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节省用水和公共用水的基本要求……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有不能不执行的一种公共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马克思的意思是，东西方都有水问题，东方国家由于自己的特有国情，就需要由中央政府来干预用水的公共工程，就需要集中国家的资源和使用政府的权威来进行，不然就难以完成。
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一文中做出了“黄河的泛滥必然导致专制主义”的论断，此话虽有浓厚的地理决定论的色彩，但却有其合理的成分。事实上，以治理黄河为中心的大规模治水活动，不但催化了中国奴隶制国家的形成，而且对自夏商以来直至明清一直延续4000多年“家天下”的“单人统治的政体”——专制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因为大规模的治水活动需要动用全社会的财富和力量，需要统一认识，统一行动，因而在实施过程中必然会强化政府的权威和中央的集权。
水往低处流的自然特性，使水一般以流域或河系为单元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间的治理、开发互相影响，甚至一河发洪水也可能影响到相邻的河流。水的这一自然特征客观上要求有一个权威性的中枢机构统筹管理水务活动。中国夏商周时期，邦国林立，部落众多，每遇大的水旱灾害，主要靠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强有力的组织来解决防洪、抗旱中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水事矛盾。东周以后，王权衰落，礼崩乐坏，各诸侯国之间各自为政，为了本国的利益，往往以邻为壑——发生旱灾时，各国之间争水、争河道，控制水源，造成了许多“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战国策·西周策》）的水事矛盾；发生洪涝灾害时，便设法将水排往他国。更有甚者，一些诸侯国为了图谋别国，或在河道上筑堤打坝，以淹没上游国家，或任意决堤、开坝放水淹没下游或邻岸国家，乃至以水代兵，侵犯别国。为了协调各诸侯国的利益关系，作为当时中原霸主的齐桓公于公元前656年在召陵主持诸侯会盟，协商解决军事和水事纠纷，其中“毋曲防”（意思是不准曲为堤防，壅滞河水危害他国）是召陵盟约的重要内容。不久齐桓公又在葵丘会盟，进一步提出了“无障谷”、“毋壅泉”等条文。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以解决彼此间水事矛盾事例说明，为了华夏民族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对水进行综合治理，以打破区域间用水或排水以邻为壑、妨碍或破坏对方生产生活的行为，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有机体——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政府统管治水，才能形成“四海之内若一家”的团结治水局面。
战国时期，经过兼并战争，黄河下游虽然只剩下魏、赵、齐、燕等国，但“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汉书·沟洫志》）的现象仍时有发生。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史记·秦始皇本纪》），对黄河进行了统一治理，才基本结束了这种状况。汉武帝时期，黄河水患严重，频繁出现堤防溃决。
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市西南）决口，洪水向东南冲入钜野泽，泛入泗水、淮水，淹及梁楚之地16个郡（今豫东、鲁西南、皖北和苏北一带）。汉武帝派汲黯、郑当时率10万人堵塞，因为武帝舅父田蚡（当时为丞相，因他的封地在黄河北岸，黄河决口南流，使北岸避免了水患的威胁，故极力反对堵口，主张顺其自然）的作祟，致使黄河连续23年泛滥横流，灾区人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东巡，经过东莱、泰山等地，亲眼看到了黄河泛滥造成的灾害。他深感若不堵决口，齐鲁西南、豫东、苏北等地，将祸患不绝。封禅刚过，第二年天旱少雨，武帝以为这是天意干封。于是，他再下决心，委派汲仁、郭昌二人，带领数万兵民堵塞瓠子决口。
武帝还做了两首《瓠子歌》，至今读来依旧苍凉。
秦汉以降，中国基本上沿袭的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历代王朝无不把治水活动作为治国安邦的要务，而且每次较大规模的治水活动，都是由中央政府来组织实施。如隋代南北大运河和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如此庞大的水利工程如果不是由中央政府主持，并举全国之力进行建设，要取得成功是难以想象的。以开“康乾盛世”著称的康熙皇帝，对水利的重视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曾言：“听政以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悬之宫中柱上。”所谓“三藩”，指的是清初被封为藩王的三个显赫人物——吴三桂、耿精忠和尚可喜，他们自视对清王朝有功，盘踞云南、广东、福建等地，不听号令，搞独立王国，成为清朝的心腹大患；所谓“河务”，指的是黄河的防洪问题；所谓“漕运”，指的是通过运河转运粮食物资问题。除“三藩”属政治问题外，“河务”和“漕运”都属水利问题，康熙皇帝一度将河务、漕运与平叛三藩并列，作为施政的三件最要紧的大事，足见其重视程度以及治水在当时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由于治水活动需要政府的强有力组织、需要中央的权威，这种集权的意识逐渐强化和深化，并深深地积淀到中国人的心中，成为“集体无意识”，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和人们的文化心理以及生活方式。可见，治水事业的发达和封建国家的统一以及专制制度的强化，这两种表面看来完全不相关的历史现象，实际上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
“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这是清朝康熙时著名大臣慕天颜说的一句极有见地的话，深刻阐明了治水、农业生产与国家经济进而与国家政治稳定的关系。中国自大禹治水催生统一的奴隶制国家以后，我们的祖先通过兴修水利，治理江河，才逐渐在平原地区居住、开发，进一步开拓疆土，繁衍人口，发展经济，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历史也昭示出，治水与国家兴衰息息相关，与国家的统一息息相关。水运系国运，水运兴，则国运昌。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而食从水土中生。因此，治水的主要目的除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外，就是开发利用水为人类生产生活服务，以达到强国富民之目的。
在中国古代，兴水利主要体现在防洪和农田灌溉体系的建设上。为了解决水旱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古人在生产实践中受到水往低处流运动规律的启发，发明了排洪和引水灌溉系统，从而大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据史书记载，在原始的“火耕水耨”阶段，先民们便“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强”（《礼记·月令》）；大禹治水时，曾“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决汩九川，陂障九泽，丰殖九薮，汩越九原……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国语·周语》），说明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先民就已发明了沟渠灌溉技术。《诗经》中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大雅·皇矣》）的诗句，说明殷商时期周人已懂得了“池”、“泉”、“原”，掌握了人工修池引泉的技术；《诗经》中还有“彪池北流，浸彼稻田”的句子，说明周代水利灌溉工程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为统一天下展开了激烈的兼并战争，而战争则是以经济实力做后盾的。楚庄王时，楚国令尹孙叔敖于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左右主持兴办了中国最早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工程在安丰城（今安徽省寿县境内）附近，使安丰一带粮食产量大增，并很快成为楚国的经济要地。芍陂等水利工程的创建，使楚国更加强大起来，并打败了当时实力雄厚的晋国，楚庄王也一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魏国邺令西门豹开引漳十二渠，使漳河两岸成膏腴，“则亩收一钟”（一钟为十小石，产量约亩产千斤，为一般田地产量的三倍多）。秦国从一个荒蛮小国发展为国富民强的春秋五霸之一，再到战国七雄之首，最后卒并诸侯，一统天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秦国的强大与大兴水利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奖励耕织，促进了秦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秦昭王时，秦国的势力已向南扩展到今四川一带。当时流经蜀地的岷江经常泛滥成灾，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秦昭王任命著名的水利专家李冰做蜀郡郡守，主持兴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使水旱灾害不断的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千里、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成为秦国重要的粮食供应基地。秦嬴政继位后，“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继续推进国家统一的进程。为了满足战争对粮食物资的大量消耗，嬴政十分重视发展关中水利，批准修建了郑国渠，使原来土地瘠薄的渭北平原成为沃野，“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史记·河渠书》）。成都平原和关中平原灌溉系统的建设，大大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有力地支持了秦扫平六国、统一海内的大业，也成就了秦始皇的不世之功。
西汉建都长安（今西安），为了保证首都的粮食供应，优先发展了关中农田灌溉事业，汉武帝时，“用事者争言水利”，先后开凿了漕渠、河东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灵轵渠、成国渠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武帝命左内史倪宽主持修建六辅渠，以灌溉郑国渠所不及的高仰之田。六辅渠建成后，武帝还专门发布了诏令：“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渎、蓄陂泽，所以备旱也。”（《汉书·沟洫志》）表明了汉武帝对发展京畿灌溉事业的高度重视。水利建设使关中迅速发展为当时全国著名的基本经济区。当时关中“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这对巩固汉王朝的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汉以后的历代有为的统治者，如唐太宗、唐玄宗、宋太宗、元世祖、明太祖、清圣祖、清高宗等，无不重视兴修水利，发展灌溉事业，以强国富民。
谈到农业灌溉，不能不说新疆坎儿井的发明。新疆气候干旱少雨，日照时间长，蒸发强烈，离开了水利设施，就谈不上农牧业的发展；没有灌溉农业，就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繁荣。坎儿井是新疆特有的利用暗渠截取地下潜流进行农田灌溉和供人畜饮用的一种古老的水利工程，最早出现在汉代，现主要分布在吐鲁番和哈密一带。
不可忽视的是，中华民族的治水活动，除了防洪与灌溉之外，开凿人工运河以沟通封建王朝或诸侯割据势力的都城或据点与各地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联系，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或地区政权致力的要务。究其原因，主要是由地理等条件的限制，都城附近经济区钱粮财物供给往往有一定的限度，很难满足帝国都城或割据据点消费的需要。特别是自晋朝“永嘉之乱”七十万北方人南迁以后，丰富的南方水土和光热资源得到了大开发。东晋建都建康（今南京）后，更促进了江南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到了隋唐，长江流域不可逆转地取代北方成为中国的基本经济区，故唐代有“赋出天下，江南居什九”（韩愈《送陆歙州诗序》）之说；宋代更有“苏湖熟，天下足”（《耻堂存稿·杂著六首·宁国府劝农文》）的谚语。元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元史·食货志·海运》）。明清对南方经济的依赖更是有增无减。但由于传统习惯和政治上的原因，封建王朝的都城大多仍坐落于北方。这就使得发展与维护沟通南北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运输体系成为历史的必然。而当时解决运输的最佳途径则是开凿大运河，通过漕运保障都城的经济供给。因而在陆上交通不发达的古代，水运的兴衰成为社会政治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
水能给人类带来舟楫之便，利用天然河道航行，始于远古。春秋后期，始有人工运河的开凿。有明确文字记载最早开通的人工运河是位于江淮间的邗沟。它是吴王夫差为了北上争霸，以运送粮食、军队为主要目的而开凿的。战国时期鸿沟的开凿，沟通了淮河和黄河。此后，秦代开挖了灵渠，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汉代，汉武帝为了使黄河下游地区的谷物贡赋顺利运至京都长安，开凿一条连接长安与黄河的300余里人工运道——漕渠。这条人工运河一直延续使用到唐代，成为京师长安给养运输的生命线。东汉以洛阳为都，光武帝则修建了沟通洛水与黄河的阳渠，从而实现了洛阳与中原之间的水运交通。东汉末年，曹操向北用兵，开凿了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一系列运河，沟通了黄、海、滦河流域。
隋朝统一全国后，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需要出发，倾全国之力，大力开凿运河，并最终开成了由永济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组成的南北大运河，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联系在一个水运网中。短命的隋朝灭亡之后，南北大运河成为唐、宋以及五代各王朝都城，如长安、洛阳、开封（汴梁）的生命线。“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东南之粟”（《新唐书》）。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战乱不已，民不聊生，河政荒废，以致黄河泛滥，运河淤塞，无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交通上讲，关中、河洛地区已丧失了控扼天下的地位。北宋之所以将京师东移至开封（时称汴梁），主要原因是开封靠近运河干道，都城附近的汴河、惠民河、广济渠和金水河等，组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网。“汴河横亘中国，首承大河（黄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宋史·河渠志》）。正由于汴河对开封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故北宋王朝对汴河的疏浚和治理极为重视。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六月，汴水暴涨，险情不断。
宋太宗不顾左右的劝阻，亲往汴河防汛第一线视察河情。他说：“东京（开封）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漕渠水，朕安得不顾。”（《宋史·河渠志》）鼎盛时期的开封，人口逾百万，经济繁荣，作坊林立，商贾如云，文化发达，成为当时世界知名的大都市。而造就这种绝代繁华，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水运发达之功。而后来开封的衰败，也主要是运河淤塞废弃所致。
宋室南渡后，南宋朝廷偏安东南一隅，以临安（今杭州）为都，大力经营临安一带的水利，从而促进了江南经济的繁荣，成为南宋小朝廷的有力支撑。但终未挡住蒙古人的金戈铁马。元代定都北京后，朝廷在南北大运河的基础上花大力气开凿了京杭大运河，从而使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连接起来。依赖大运河源源不断地将江南等地的钱粮物资运到京师，才使元明清各代的政治中心北京得以巩固和发展。
需要说明的有两点：一是隋代以后，大运河不仅发挥了漕运的功能，而且成为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两大区域连接的纽带。有了它，京师才得以滚滚不息地吸纳长江流域丰富的粮食、物资等各种资源，保持了首都的繁荣与稳定，同时有效地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对巩固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要作用。元代以后，尽管封建王朝几度更替，但中华民族一直处于统一的状态，可以说大运河功不可没。而长江流域一经与首都产生密不可分的联系，就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力，其巨大的潜力得到充分地开发，并在迅速发展中取得了经济中心的地位。二是大运河作为北方政治中心与南方经济中心相沟通的交通大动脉，对打破地区、民族间封闭的壁垒，开阔人们的视野，加强各民族之间的融合特别是文化认同感等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天长日久，大运河必然在中华各民族的心里打下民族团结和维护政治统一的深刻印记。与此同时，大运河作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对促进各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社会的文明进步特别是运河城市的兴起与发展等方面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城市的兴起，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城市人口密集，财富集中，文化发达，又大多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中心。因此，城市对用水和防洪的要求远比农村要高。除了军事重镇以外，中国古代城镇几乎都是临河（湖）靠海而建。其中主要是为了给城市取用水、排水提供便利条件以及为城市交通提供水运之便，后来水美化城市环境的功能也逐渐被认识和开发出来。
但在临河（湖）靠海的地方所营建的城市，尽管取用水比较方便，但与之相伴的问题也不少。首先是河湖洪水泛滥容易给城市造成灾害（靠海的城市还要解决海潮袭击和海水倒灌等问题），需要建设城市防洪体系；其次是城市用水和排水的频率较高、用量较大，一般都要建设引提水和排水工程；再者为了保证航运的通畅，还要修建沟通城市内外的运河，并要经常进行疏浚和维护，同时对水源不足的运道还需解决水源问题。历代王朝从维护统治的目的出发，无不全力发展城市尤其是都城水利：一是修建护城河与城墙作为防御敌人进攻和洪水侵袭的最有效的工程体系；二是建立比较完善的供水、排水系统，以供应城市居民用水、手工业用水、防火和航运用水，排泄城市的废污水和涝水；三是兴修水利工程以改善城市环境，特别是通过城市河湖水系的开发利用，因地制宜地修建了各种水景园林，以提升城市的环境质量和文化品位；四是开挖城市通往外部的运河以之为交通干线，这种运河大多还兼有城市用水等多重功用。
中国古代城市水利建设的重点是都城。因为都城作为国家或地区的心脏部位，它的繁荣和稳定关系整个王朝的兴衰成败。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都城，都有独特的水利条件和相应的水利工程。如郑韩故城（遗址在今河南郑州）、燕下都（遗址在今河北易县）等地，考古发现了水井和地下水管道。齐都临淄，临淄河而建，开凿淄济运河与济水沟通，再由济水与黄河相通，形成了畅通的水运交通网。西汉作为统一的大帝国，其都城长安的城市水利有了很大发展，形成了一个以昆明池为中心的庞大供水体系和以漕渠为中心的城市内外水运体系。三国时曹魏都城邺（遗址在今河北省临漳县邺镇），引漳水满足了城市供水、航运、灌溉和改善环境等多方面的需要。隋唐和北宋时期，伴随着统一帝国的繁荣强大，出现了长安、洛阳和开封等规模宏大的城市，城市水利也随之兴旺发达。这些城市都利用都城附近的水资源条件，建设了庞大系统的防洪排涝、取水供水、航运以及城市水环境体系，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发展。元明清三代定都北京（元称大都），北京成为三代城市水利建设的集大成者，经过精心营建，形成了以通惠河为通航干道，以汇集西山诸泉水为水源的昆明湖为中心的城市河湖水利体系，对北京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果说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主要靠海上交通贸易发展起来的话，那么中国中世纪兴起的一大批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内河航运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堪与万里长城相媲美的著名人工水道——京杭大运河，更是孕育和滋养了一大批著名的城市。元代横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开通后，不但使运河沿岸原有的城市如扬州、南京、苏州、杭州、北京等城市更加繁荣，而且沿运河两岸崛起了一大批运河城市，如浒墅、淮安、徐州、济宁、临清、天津、通州等。临清在元以前只是个不起眼的小镇。京杭大运河开通后，临清因其所处的水陆交通要道（汶、卫二水交汇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一跃成为明清重要的商业城市。史载，自明景泰元年临清建城以来，到清嘉庆年间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临清城两度扩建，不但“周围逾三十一里”，而且“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明清史料》甲编），“其盛时，北至塔湾，南至头闸，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民国《临清县志·经济志》），其繁华之状可想而知。然而这种商业和经济的繁荣完全依靠大运河的通畅。到了道光年间，由于黄河溃决，运河梗塞，随着大运河的废弃，临清随之日渐衰败。
大运河滋养哺育着两岸众多的城市，这些城市通过运河将城市文明辐射到四面八方，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治水是中华民族改造自然的伟大实践活动，在治水过程中不仅创造了伟大的物质文明，也创造了伟大的精神文明。长城是中华文明的象征，横亘数千里的黄河大堤和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以及运用2000多年至今仍发挥巨大效益的都江堰等何尝不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从广义的角度讲，中华水利文明作为治水的直接产物，是中华民族在开发利用、控制改造水为人类服务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的角度而言，中华水利文明是指华夏民族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创造出的水利成果，包括工程、技术、理论、管理制度、法律法规等。
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主要分防洪、灌溉、航运三大类。防洪工程有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黄河大堤，始于东晋的荆江大堤，开创于汉代的江浙海塘等。灌溉工程有春秋时孙叔敖在今安徽寿县修建的芍陂，战国时期西门豹在今河北临漳县开凿的引漳十二渠，战国时期李冰修建的四川都江堰，秦朝郑国在关中修建的郑国渠，还有起源于汉代的新疆坎儿井等。水运工程有春秋战国至秦汉修建的邗沟、鸿沟、灵渠、关中漕渠等，特别是历隋、唐至元代完成的京杭大运河，堪与长城相媲美。现就典型工程简要述之。
黄河大堤。黄河堤防的初创可以追溯到史前共工和鲧的“障洪水”。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纷纷在各自境内修筑堤防，奠定了黄河系统堤防的基础。秦汉特别是东汉王景治河以后，黄河堤防形成完整的系统，“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使黄河下游河槽获得了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史称黄河安流800年无大患。五代以后，黄河水患又严重起来，自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黄河夺淮后，经过多年大规模的治理，到明代后期，在黄河下游形成了历史上最完善、最坚固的堤防体系，其中有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子堤、戗堤、刺水堤、截水堤之分，并有闸、坝、涵等相配套，其庞大复杂的堤防体系堪称世界之最。现在的黄河大堤是公元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后形成的。从郑州桃花峪至山东利津河口，河长767公里，两岸大堤及配套堤防总长1583公里。一般堤顶宽9~12米，底宽几十米甚至上百米，高10~14米，人们形象地称它为“水上长城”。黄河大堤被认为是维系东方文明的代表性工程。
都江堰。都江堰工程位于岷江由山谷河道进入冲积平原的顶端，是现存世界上历史最长的无坝引水工程，始建成于秦昭襄王末年（约公元前255—前251年），由当时的蜀郡郡守李冰主持兴建。都江堰是天然与人工完美结合的水工建筑群，沿江自上而下，由百丈堤、鱼嘴、金刚堤、飞沙堰、宝瓶口和人字堤等部分组成。
其中鱼嘴建筑在岷江江心，把江水分为内外两江，外江排洪，内江流向宝瓶口用于灌溉。宝瓶口是控制内江水量的咽喉，内江水经宝瓶口再分成许多小河渠，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水网，灌溉着成都平原的大片农田。飞沙堰位于金刚堤尾部和离堆之间，主要起分洪减沙的作用。都江堰工程历经千古而不废，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效益，得益于它设计合理、简便，同时也与拥有一套科学易行的管理制度和历代不断维修、改造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水利文明的经典，已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受到古今中外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全长1700余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北起首都北京，南抵浙江杭州，纵贯中国南北，跨越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市，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京杭大运河是在历代运河工程改建、扩建的基础上形成的，不仅与隋唐时期开挖的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有着直接的继承发展关系，而且与先秦时期开挖的邗沟、菏水、鸿沟等早期人工运河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继承发展关系。京杭大运河于公元1293年贯通，公元1688年基本定形。因地形起伏较大、水资源缺乏，沿线设置了大量陡门、船闸、水柜、水库等工程，涉及水工、泥沙、处理黄（河）运（河）关系等十分复杂的技术问题，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
海塘工程。海塘是抵御海潮的水工建筑物，广泛分布于东南沿海海岸。海塘工程起源于汉代，初步发展于唐宋，大发展于明清，许多清代海塘经过改造至今仍发挥作用。古代海塘主要分布于江浙沿海各地，总长近千公里。明末，主要的海塘工程已改为石塘，并且出现了“五纵五横”的鱼鳞大石塘。清代在海塘基础和断面型式上作了进一步的改进，工程更加坚固耐用。由于海塘对于保护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的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唐宋以来备受历代王朝的重视，不惜人力物力为之。据文献记载，公元713—1780年，用工万人以上、筑塘千丈以上的大型工程有35次，小工程则不胜枚举。
这些大大小小、功能各异的水利工程，是建筑在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以及对水的特点认识基础上的。它们有的已成为历史的遗迹，有的经我国人民世世代代不断的建设和维护，至今仍在造福人民，如黄河大堤、四川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等。
水利科学技术是人类在对自然界水资源利用、控制和改造过程中，逐步认识、掌握水和水利规律的结晶。如同古埃及人在治理和利用尼罗河水灌溉的实践中发明了测量学、天文学一样，中国古代的治水活动，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水利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十分直接而重要的作用。传说大禹治水的时候，遇到了技术上的问题，一度给治水造成很大的困难。正当大禹一筹莫展的时候，“河出图，洛出书”，先是从黄河中跳出一匹龙马，将一个画着圈圈点点的图案——“河图”送给大禹，不久，在洛水中又有一只神龟浮出水面，将另一个画着圈圈点点的图案——“洛书”交到大禹的手中。按照神话传说，“河图”、“洛书”都是天授神物，是它们给大禹以启示和灵感，解决了治水中的技术难题，这才把水患平定下来。汉儒孔安国认为，“河图”即八卦，“洛书”即“洪范九畴”。这两种图案结合起来，就产生了中国数理的观念和工程应用学。通过神话传说，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所谓“河图”、“洛书”，应当是大禹及手下的工程技术人员在长期的治水实践中发明的，并应用其解决了许多工程技术问题的科技方法。
据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载，大禹治水时已发明了原始测量工具和技术，即所谓“左规矩，右准绳”，“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规矩”和“准绳”，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测量工具，如铅垂线、角尺、圆规之类。“行山表木”（《尚书·益稷》作“随山刊木”，“刊”就是刻尺度作为测量的标桩），大约是原始的水准测量。可见我们的祖先在治水过程中，逐渐创造了古代的测量学。《周髀算经》也说：“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汉人赵君卿对此言注解道：“禹治洪水，决疏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除滔天之灾，释垫之厄，使东注于海而无浸逆，乃勾股之所生也。”这说明古代治水实践与数学的发明也有着重要的关系。
自大禹治水以来，中华先民在长期与水旱灾害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水的特点和治水的规律，逐步形成和发展着水利科学与技术。中国古代水利发达，科技成就之显赫，在世界水利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为人类进步和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先秦时期。《管子·度地》已提出，水、旱、风、雹、疫、虫等灾害中以水灾最大；又把地表水分为经水（干流）、枝水（分支）、谷水（季节水）、川水（支流）、渊水（湖泊）五种；还对水力学中的水跃、环流、冲刷等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周礼·匠人》提出以水平定高低、垂球定垂线等测量技术。《左传》记载了水土开发利用的勘测规划措施及方法。《尚书·禹贡》提出了全国性水土利用的设想，对于修筑堤防和农田灌溉工程，已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施工技术和维护管理办法。战国末期，还出现了被称为“水工”的水利专家，如郑国。
此外，还发明了无坝引水技术，并应用于都江堰水利工程中；泥水灌溉淤田技术，以郑国渠的修建运用为主要标志；已掌握了相关的水文知识和测量水位方法，如秦代李冰在修都江堰时，于渠首设立三石人，规定“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华阳国志》），石人水尺反映过堰流量的大小，是史载我国最早的水位观测工具。
秦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水循环现象有了较深刻的认识。西汉时人们对黄河治理方略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尤以贾让“治河三策”最为著名。贾让提出的“治河三策”，其主旨是不与水争地，给洪水以出路。西汉张戎第一个提出了利用水力刷沙的思想，为解决黄河泥沙问题开辟了新的思路。黄河下游已有了千里堤防，并有了石堤、护岸及挑水坝、闸门等建筑物。西汉开龙首渠隧道，用竖井分段施工，此法解决了隧洞施工照明、通气、出土的困难，为世界首创；后推广到新疆，演变成著名的“坎儿井”，并传播到西亚各国和俄罗斯等地。始于战国末年、主要分布于江淮两地的“长藤结瓜”式灌溉工程（主要分布于淮河和长江流域，其灌溉方式为把几个相邻水流相连的陂塘结为一体，联合蓄水和调度运用）技术，到了汉代已得到大规模的推广和运用，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这一时期水利机具已普遍运用，西汉时已有水碓，东汉杜诗发明了水排，东汉科学家张衡制造了水转浑天仪，东汉毕岚创造翻车（又叫龙骨水车）和筒车，东晋时创制了莲花漏，南北朝时期石磨、水磴已普遍使用。
隋唐至北宋时期。水文技术有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对黄河水文状况有了较深入地认识。提出了流量的概念，测量水流已发明“浮瓢”或“木鹅”法。隋唐开通南北大运河，在运河上形成了较完整的工程体系，即以塘（湖泊）潴水，以坝（堰埭）止水，以澳（人工池塘）归水，以堰（溢流堰）节水，以涵（涵洞）泄水，以闸门控制启闭，使水深广可容舟。北宋时期出现了类似现代船闸的复闸、澳闸等。起源于先秦时期的埽工技术（埽，就是用梢芟、薪柴、竹木等，夹以土石卷制而成的水工建筑构件。将若干个埽捆连接起来，用于护岸、堵口等工程，就叫埽工），是我国水工技术史上的一大创造。到了宋代，埽工技术已比较成熟并得以普遍应用，黄河两岸凡险工地段都修有大埽。堤防已有遥、缕、月之分。海塘、海堤迅速发展，已由土塘发展为柴塘、埽工塘、竹笼石塘以至砌石塘。水磨、水碾等水利机具极为发达。
南宋与元时期。南宋各州县已普遍设置量雨器及量水器。元代郭守敬提出了海拔概念。元代水利设计施工技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元沙克什著《江河通议》，大量记载了关于工程设计和施工的情况；郭守敬修通惠河，宋礼、白英在运河上建南旺分水工程，在设计方面均有独特的成就。
明清至民国时期。明朝中叶，对河流泥沙性质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潘季训对黄河治理提出了束水攻沙及放淤固滩等治理黄河的方略。清康熙年间，陈潢提出了流量概念，并运用于工程设计。明末清初，西方水利技术开始传入中国，徐光启著《泰西水法》，介绍了西方水利技术。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水利技术大量引入，对中国的水利技术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开始用先进的方法测绘黄河图；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中国第一座水电站——云南石龙坝水电站建成。
在中华水利文明中，水管理制度和水利文献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水法规的产生和发展，取决于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当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候，人与水的关系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需要进行法律界定；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水事活动不仅是生产活动，而且是社会活动时，人与水的关系才有必要置于法的规范之下。自从人类生产从渔猎为主转向农耕为主，开始定居生活起，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问题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出现在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中。经过治水实践，人们获得了种种经验，并形成了约束有关各方面的条例，可以说是水利法规的起源。水事活动与法律法规结缘，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水事活动与中华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关系。它不仅是法制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象形字“刑”字，出现在我国奴隶社会，取意是：在奴隶社会中，人们凿井提取地下水以供生产生活之用，但部落间经常为了争夺水井发生矛盾，为解决争端，奴隶主们便达成协议，各派一名奴隶守在井边监管水井，以便各方公正公平地使用水井。这就是“刑”字的由来，也是原始法律的始端。据《孟子·告子下》载，周文王伐崇侯虎时，曾颁布了一道讨伐令，其中有“毋填井”的条款，以军令禁止填塞水井，这是我国最早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水法规。春秋时，齐桓公在葵丘与诸侯会盟，针对各国在修筑堤防时以邻为壑、危害他国的现象，盟约中明确规定“毋曲防”，可惜条约细节已失传。《管子·度地》则对当时堤防维修及水官的职责、奖惩等有较明确的记载。秦汉以降，水利被历代视为安邦定国的大事，水利法规和制度建设得到了高度的重视。秦《田律》中有很多关于农田水利的条款，如“春二月，毋敢伐山林及壅堤水”，“十月，为桥，修堤防，利津溢”等。汉时，汉武帝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开凿六辅渠后，“定水令，以广溉田”。《水令》由当时负责开凿六辅渠的左内史倪宽所定，是农田灌溉方面的水利法规，可惜这一宝贵的历史资料早已散佚。汉元帝时（公元前48—前33年），时任南阳郡守的召信臣在南阳大兴水利工程，并制定了灌区灌溉用水条例——《均水约束》。召信臣还命人将《均水约束》刻在田边的石碑上，以告诫人们要节约用水、合理用水，并防止水利纠纷的发生。西晋初年，杜预主持疏浚召信臣所修旧渠时，曾“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即制定了类似《均水约束》的规章。
唐代是我国水利事业发展的重要阶段。盛唐经济的空前繁荣，有赖于作为农业命脉的水利发挥巨大作用。唐代在总结我国历代水利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善的水利法典——《水部式》。唐代的法律分为律、令、格、式四类，各有其功能和作用。其中“式”的条文是政府各部门和各级官吏的常守之法。现存《水部式》残本共2600余字，29个条款。内容包括农田水利管理，水碾水硙的设置及其用水量的规定，航运船闸、桥梁的维修管理，渔业管理以及城市水道管理等。其中关于灌溉特别是关中灌溉的管理条文比较详细，如要求泾渭白渠等大型灌区渠系分水工程应设置闸门，闸门的尺寸由政府核定；关键配水工程定有分水比例；干渠上不许设堰拦水；灌溉用水实行轮灌，并按规定时间启闭闸门等。《水部式》对后世影响极大，一些原则一直沿用至今。同时，它还对中国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的水法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日本古水法甚至一度照搬中国的《水部式》。此外，《唐律》、《唐六典》中亦有关于水管理的条文。
宋朝的《农田水利约束》（一名《农田利害条约》，下简称《条约》），颁布于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是关于农田水利政策的条例，为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之一。《条约》是古代中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农田水利法，全文共分8条，1200余字。此外，宋仁宗为解决水利纠纷还颁行了《疏利决害八事》。金代泰和二年（公元1202年）颁行的《河防令》，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详备的防洪法规。明代成化初年（公元1465—1466年），陕西巡抚项忠在主持当地水利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视用水的管理，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水规》，并让人用文字刻在《新开通济渠》石碑背面。明清时期，在《明会典》、《大清律》中都有涉及水利的条款。京航大运河开通后，元明清三代都有关于运河管理的法规，如明《漕河禁例》、《漕河夫数》、《漕河水程》等。另外，古代还对城市特别是都城供水的法规有极其严格的管理规定。如元代对向大都（北京）供水的金水河的保护有这样的规定：在其中洗澡、洗衣、弃土者，或驱赶牛马饮水者将受鞭笞的惩罚。
与水利管理制度相配套的是中国古代水利职官制度。几千年来，管理水利的政府机构、官职设置、权力授予、决策程序和运作机制等，相沿承袭，而且代代都有发展，深深地渗透到国家机器之中。中国古代水政系统包括行政管理机构和工程修建机构，中央职官系统和地方职官系统，中央派往地方的各级机构，文职系统和武职系统。这些水利机构和职官系统的设置，是水利在中国历来作为一种政府职能和行为的体现。中国古代水利职官的设立，源于原始社会末期。《尚书·尧典》载“禹作司空”，“平水土”。“司空”一职，被认为是“水利设专司之始”。西周时，中央政府“三有司”之一的“司工”即“司空”，是负责“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荀子·王制》）的水利行政长官。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多设有司空或类似的官吏。西汉末期以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东汉时将司空、司徒和司马并称为“三公”，是类似宰相的最高行政长官，负责水土工程建设，但不是专官。隋代以后中央政府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其中工部主管包括水利建设在内的工程行政。历代往往还设“将作监”或“都水监”来管理水利事宜，与工部并行。明清废都水监，水利建设管理职能划归流域机构或各省，水利行政则由工部继续掌管。工部之下设水部，主管官员为水部郎中。元代不设水部，农田水利属大司农，而河防等则归并都水监。与工部并行的都水监系统则是中央主管水利的专职技术机构。汉至唐代还有“河堤谒者”等官职，有的在中央任职，有的则被派往地方主持河工。元代的总河防使和明初的河道总督，其职责与前代的河堤谒者相同。明清两代，中央派往黄河、运河负责河工和漕运的官员成为独立的水务管理系统。清代的河道总督是在明代总理河道一职的基础上演变而来，为负责黄河、运河和海河水系有关事务的水利行政长官，地位高、权力大。农田水利在中央由水部或都水监管理，地方各级行政区一般都设有专职或兼职的农田水利官员。例如都江堰工程在东汉时设都水掾、都水长，蜀汉时设有堰官，清代则专设水利同知。除地方设官管理的渠堰外，支渠、斗渠以下或较小的灌区，一般由民间组织自治管理，实行渠事公议、渠长公举的制度，如唐代泾、渭等灌渠就有民众公举的渠长、斗门长、堰长等。
中华治水历史悠久，并形成了相当丰富的治水文献，成为中华文化宝库的瑰宝。
先秦时期，尽管没有水利方面的专著，但在文献典籍中有不少关于水利方面的内容，如《山海经》，《尚书·禹贡》，《周礼》中《职方氏》、《遂人》、《稻人》，《管子·度地》，《尔雅·释水》，《左传》，《国语》等。《山海经》是我国最古老的地理著作，相传为大禹和伯益合著，实为后人所纂（至战国成书），现存18卷。全书以山为纲，分东西南北中五个山系叙述，包括山川、道路、动物、植物、矿产、邦国、神话传说等。书中每讲一水，皆言其发源和流向，并记录了河流的季节变化以及伏流、潜流等；同时还对不少井泉、湖泊、盐池、沙洲等作了记载，成为早期珍贵的水利文献。《尚书·禹贡》一方面记述了大禹治水的传说，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记述了当时的地理河系，并按河流水系将中国划分为九个地区（称九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后人称该书将“以黄河为中心的水路运输网描绘得清晰如画”。《周礼·职方氏》扼要叙述了全国的山川、泽薮、水利、物产、人口、男女比例等。《管子·度地》则是先秦水利科技经验的总结。
公元前1世纪，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河渠书》问世，开史书专门记述水利史的先河。太史公在书中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之后的《汉书》、《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等史书中，均有河渠水利专篇；另外，《新唐书·地理志》也按地域记述了唐代主要水利工程。这些专篇基本概括了我国2000多年来水利发展的情况，是权威的水利通史。除此之外，在“食货”、“五行”等志以及有关“纪”、“传”中，也分散记述了一些水利史实。古农书中也有不少水利专篇，如元《王祯农书》、明徐光启《农政全书》等，均有水利方面的内容。
《水经》，桑钦著（一说为汉人，一说为三国人），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全国河道水系的专著。据《唐六典·注》称，该书所载水道有“三十七条”，每水各成一篇，并附《禹贡山水泽地所在》凡60条。今本只存123篇。
《水经注》，北魏郦道元著，共40卷。从形式上说，全书是对《水经》的注释；但在内容上，它不仅比《水经》容量大20多倍，而且丰富生动，文笔流畅，是一部脍炙人口的不朽巨著。《水经注》以河道水系为纲，详细记载了1252条河流的变迁以及河流流经地区的地形、物产、地理变化、风俗、重大历史事件、神话传说等情况。在水利方面，主要记述了水道变迁及位置。与《水经注》相类似的著作还有《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再续行水金鉴》、《水道提纲》、《西域水道记》等。
值得指出的是，受《禹贡》、《水经》、《水经注》等书的影响，注意探求和收录山川流水情况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特点。如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对江河水文、水土流失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探讨；明代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对长江、南盘江、北盘江、湘江等十多条江河进行了研究考证，其中的《江源考》一文，首次提出长江正源是金沙江而不是岷江的观点，纠正了传统的“岷山导江”的错误论断；清代的乾隆皇帝也爱好探寻河源，尽其脉络曲折，并御撰《热河考》、《济水考》、《滦河濡水源考证》、《开新河记》等。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大河，因此研究治黄方面的专著很多。著名的有《河防通议》、《至正河防记》、《问水集》、《治水筌蹄》、《河防一览》、《治河方略》、《南河成案》、《豫河志》等。
京杭大运河是中华民族创造出的最伟大的水利工程之一，关于运河方面的著述也颇为丰富，如《漕河图志》、《北河纪》、《北河续记》、《山东运河备览》、《漕运全书》、《通惠河志》等。
中国滨海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普遍设有海塘工程，因此也有不少海塘建设方面的水利专著问世，如《海塘录》、《两浙海塘通志》、《海塘新志》等。
流域和地方性记载水利的文献更是汗牛充栋，流域性的如《畿辅安澜志》、《永定河志》、《三吴水利录》等，为专门记载流域（水系）水利方面的专著；地方性的如《长安志图·泾渠图说》、《华阳国志》、《元和郡县志》、《太平环寰宇记》、《一统志》等，都有相当篇幅是记载水利情况的。同时，现存的8000多种古方志中，每部书中或多或少地都有水利方面的内容。
此外，古代类书及“经世文编”中也有关于水利方面的文献，如唐《艺文类聚》、宋《太平御览》以及明清《经世文编》等。
中华民族累世不屈不挠的治水斗争，为后代留下了宝贵的治水精神财富和优良传统。翻开中国的历史，治水活动赫然贯穿其中，稍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大禹治水的故事。滔天的洪水并不像某些民族传说的那样，毁灭了人类，只留下诺亚方舟，而是被我们伟大的祖先所征服。当然，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历程是充满曲折的，治水的历史更是充满了艰辛和坎坷。从鲧筑堤挡水的失败，到禹疏导治水的成功，古人不但从一堵一疏中认识了洪水的基本性质和规律，也积累了筑堤开渠的技术经验。据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载：“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可见，在古代蜀国，同样经历过治水胜利与失败的历史。但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的祖先从无数次的治水失败中吸取教训，愈挫愈奋，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无数治水英雄人物，为造福中华民族建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他们的治水勋业和献身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创造能力和优秀品质的集中体现。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最负盛名、最受推崇的治水英雄当属大禹。大禹为制服为害人民的滔天洪水，历尽千辛万苦，经历千难万险，“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史记·河渠书》），“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甚风”（《庄子·天下》），“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这种牺牲自我、以天下为己任、为民造福的高尚情操，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继大禹之后，历代治水英杰辈出。孙叔敖，春秋时楚国期思人，在任楚国大夫和令尹期间，带领人民大兴水利，修堤筑堰，开沟通渠，发展农业生产和航运事业，为楚国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他主持修建的我国最早的大型灌溉工程——期思雩娄灌区（后世又称“百里不求天灌区”）和我国最早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西门豹，战国时期魏国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水利专家。他被魏文侯任为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令。邺为当时魏国要地，近漳河，常有水灾。西门豹一上任便以极大的胆识和魄力破除了当地“河伯娶妇”的迷信，狠狠打击了借水患为害当地百姓的土豪和巫婆，并“发民凿十二渠，引河（漳河）水灌民田”，在漳河右岸开成了著名的引漳十二渠，开启我国多首制大型引水渠系之先河，使邺的田地“成为膏腴”。李冰，战国时期的秦国人，在任蜀郡守时，在四川灌县（今属都江堰市）岷江上主持兴建了驰誉世界的都江堰工程，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难能可贵的是，都江堰工程经历代的不断维修、改造，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效益。千百年来，李冰被视为继夏禹之后的最伟大的一位治水英雄，人们颂扬他是“继禹神功”。汉时的召信臣、王景、马臻，唐代的姜师度，北宋的范仲淹、苏轼，元代的郭守敬，明代的潘季驯、徐光启，清代的靳辅、陈潢、林则徐，近代的李仪址等，他们都为中华民族的水利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这些治水英雄中，许多人因治水功勋卓著，被人们视若“水神”，并立庙设祠祭祀，成为顶礼膜拜的对象。如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一直受到后人崇敬和怀念。在以后世代的流传中，人们把远古时代许多重要的水利活动都附会到大禹身上，甚至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所创造的奇迹，如凿龙门、辟伊阙等也附会到大禹身上。为了颂扬大禹治水的功德和弘扬大禹的治水精神，不知什么时候起就有了多处以禹命名的地名、河名，如禹县、禹河、禹城。纪念、祭祀大禹的祠庙等建筑物更是遍布全国各地。屡受黄河侵扰的开封，城内建有禹王庙、水德祠，供奉着大禹的铜像，以表达对大禹治河业绩的崇敬、颂扬和对黄河安澜的希冀。位于淮河流域中游的涂山，相传是大禹治水盘桓过的地方，后人在此山顶建有禹王庙，历代祭祀香火不断，并且还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讴歌大禹的诗文碑刻。当地人民还在每年农历三月中旬前后分别在涂山和荆山上举行庙会。据说“禹葬会稽，不烦人徙”（《吕氏春秋》）。在禹的安葬之地——浙江绍兴东南会稽山上，建有大禹陵，陵旁有禹王庙，庙内有大禹塑像，高达数丈。此外，还有山西夏县的禹王城、禹王庙，芮城的大禹渡、禹王庙，河南登封阳城遗址的启母石、启母阙，河南禹县的禹王锁蛟井，浚县的禹王庙，湖南衡山的禹王城、禹王碑，湖北宜昌的黄陵庙禹王殿，湖北武汉禹功矶的禹王庙等。千百年来，到大禹陵、庙祭祀瞻仰者络绎不绝，而且每年国家还要组织公祭活动。孙叔敖因修建号称“龙泉之陂”的芍陂，灌溉良田万顷，百姓感其恩德，作庙祀之，至今尚存。西门豹在邺地治水有功，死后邺地百姓在漳河岸边修建了西门豹大夫庙和投巫祠，以示纪念，宋、明、清三朝还为他树立了碑碣。李冰因修都江堰深受到四川人民爱戴和崇敬，尊称他为“川祖”，“川祖庙”几乎遍布全川。传说李冰之子二郎，随父治水有功，父子都被册封为王，素称“二王”。都江堰左岸山上建有二王庙，供人们瞻仰祭祀。马臻修鉴湖（为我国古代最大的陂塘灌溉工程之一，位于今浙江绍兴）使百姓尽享其利，当地百姓立祠置庙，以示对马臻的缅怀。
水旱灾害的频繁出现，使中华民族必须不断地与大自然进行反复的较量和抗争，长期的治水斗争对中华民族文化性格和精神塑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累世不绝的水旱灾害，锤炼了中国人民忍受痛苦的能力，更铸就了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
第一，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和以人力补天之不足的奋斗精神和人定胜天的信念。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流传着大洪水毁灭人类的神话，基本意思是说：在远古时代发生了一次不可抗御的大洪水，几乎灭绝了所有人类，只是靠着上帝等神的旨意和庇护，才使极少数人得以逃过此次劫难。只有在中华民族的神话中，才有滔天洪水被大禹制服的记载。这种无所畏惧、人定胜天的民族精神，一直激励着中国人民与水旱灾害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久而久之，这种精神沉淀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文化性格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历尽了无穷的磨难，但就是靠着这种自强不息、愈挫愈奋的精神，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顽强地繁衍生息，并创造出灿烂的中华文明。
第二，天下为公、无私奉献的品格。在治水活动中，大禹、李冰等治水英雄，以天下苍生为念，以为民造福为己任，不辞劳苦，历尽艰辛，表现出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这种精神一直为中华民族所推崇。无数中华儿女都在国家危难、人民倒悬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舍生取义，前赴后继。这些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第三，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大规模的治水活动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组织和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形成合力；同时还要顾全大局，统筹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因此，为了除水患、兴水利，必须加强组织与组织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协作和配合，万众一心，团结治水；必须顾全大局，从整体和全局的高度出发处理治水中出现的利益冲突，必要时甚至要牺牲局部利益保证全局利益。久而久之，这种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精神便深化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对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四，未雨绸缪，凡事做长远打算的思维方式。治水活动具有难度大，历时长，投入人、财、物力大的特点，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提早筹划，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是中华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出的古训。因此，对治水以外的其他较重要的事情，中国人也要提前筹划、精心准备，力求万无一失。
第五，人格重于事功，不以成败论英雄。鲧治水虽然失败被杀，但在中国人的眼里，他的死是悲壮的，鲧仍然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治水活动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使人们意识到，许多事尽管做了最大的努力，但不一定就能收到理想的效果。既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所以只要尽人事之力，就心安理得，不会因一时的失败而灰心丧气。
第六，大一统的思想观念。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是最为强烈的，这与治水活动有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对于大范围的水旱灾害，单凭少数人的力量或局部治理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而大规模的治水活动必须进行统一的规划，并协调各方共同行动，这就需要统一治水意识和行动。这种在治水中形成的统一意识，对华夏民族的融合、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进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天下一统、天下大同的观念。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但中国一直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共同体——书同文、车同轨、四海一。
尽管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多次的战乱和暂时的分裂，但统一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主流，不论是汉人，还是蒙古人、满人主政中原都是如此。与统一意识孪生的还有中央集权的意识。因大规模的治水活动需要政府的权威进行组织，由此形成的中央集权意识，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已深入到政治、文化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历代最高统治者无不大权独揽（即使君主大权旁落，只不过是被另一个独裁者如权臣所取代而已），而老百姓往往并不反对独裁，只是希望统治者是“明君”、“贤臣”。
治水的成功和灌溉系统的营建，使中华先民过上了稳定的农耕生活，从而不仅增加了生活的剩余产品，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分工与协作，而且导致了人们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之后，中华民族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发展农业生产，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着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性格：
——安土重迁。以农耕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使中华民族对土地产生了深深的依恋和浓厚的情感，并逐渐养成了“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的安土重迁习性。
在古代中国，除了少数行商贩夫和“宦游”士子外，绝大多数的人终生固守在自己的土地上，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甚至于稍远一点的乡邻之间，也“老死不相往来”。即使是遭遇大的天灾人祸，如严重的水旱灾害、战乱等，他们不得已而背井离乡，但只要条件稍稍好转，便又迫不及待地回归家园。所谓“在家千日好，出门处处难”、“故土难离”、“落叶归根”，已成这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一贯的心理定式；直到近现代，“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还是许多中国农民所追求的生活理想。这种安土重迁的观念，也体现在中国人对安宁稳定生活的追求上，中国人一向以耕读传家为自豪，反对侵略和穷兵黩武，故对边疆少数民族一般采取“和亲”政策，对他们的进攻则以防范为主。
——本分务实。在长期的治水实践和与土地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发现了这样一个真理：天道酬勤，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民族性格。表现在观念上，“不语怪乱力神”，推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表现在行为上，重内容、轻形式，以实用为主要目的，“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言必信，行必果，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表现在思维方法上，注重切实领会，不追求精密谨严的思辨体系。亚里士多德式的不以实用为目的，而由探求自然奥秘好奇心所驱使的文化人，在中国很少出现。表现在科学技术上，注重经验的积累和总结，形成的科技成果大部分是经验技术性，如造纸术、指南针的发明，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法，数学的《周髀算经》等，与海洋文明以事物内在规律探索的实践性科学技术为主导的特征明显不同。在15世纪以前，中华科技一直领先于世界科技，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的古代文化，不能不归结于这种务实精神，以及由此生发的非宗教理性。
——处事中庸。“中庸”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之一。据有关学者研究，中庸思想的形成，与治水斗争的实践有直接的关系。“中”，指适应，“庸”指恒常不变。二者合成为一，有恒久之意，后又演为不偏不倚、允当适度之意。中庸之道反映的是农业型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平和心态和人格理想，在政治家、思想家那里，又演化成一种调节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政治思想方法。中庸之道表现在政治上，是杀富济贫，不患寡而患不均；表现在文化上，则能包罗万象，求同存异；表现在为人处事上，则是左右逢源，不卑不亢，入情入理；表现在对自然的态度上，主张“天人合一”，顺应自然规律，相时而动。
——重农抑商。中国以农业立国，对农业有着极深厚而特殊的感情。中国历代的经典文献，几乎都倡导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特别是在中国古代诗文中更把农家“男耕女织”的田园生活视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加以吟咏。历代统治者也视农业为定国安邦之本，对工商行业实行抑制政策。直到现代，农本商末的思想仍在许多人头脑中根深蒂固。
——集权主义与民本思想相反相成。中国农业社会强调社会安定，为了有效地防治水旱等自然灾害和抵御游牧民族侵袭等，要求有统一的、富有权威的强大帝国作为保障，这就为中国集权主义和专制政体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滋生土壤。在中国历史上，多数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尊君倾向，“君权神授”、“君为臣纲”一度被视为“天理”。这种集权的政治体制，使得军政财文及思想大权全部集中到朝廷和君王的手中，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东方专制主义”。与集权制相伴相生的是民本思想，它是重农主义的产物。农业社会存在的前提是农民的安居乐业，如果民不聊生，就会逼得人民揭竿而起，那么再强大的王朝也会难逃土崩瓦解的命运。王朝更替事实的反复出现，使有识之士充分看到了人民力量的强大，因而得出了民为邦本，“民为贵，君为轻”，“载舟亦覆舟”等民本主义命题，“王道”、“仁政”学说也由此派生出来。民本主义和君主专制主义是矛盾的统一体，它们共同合成为中国农业社会政治思想的主体，“明君顺民”则是中国政治的理想境界。
治水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社会意识形态方面而言，除了涉及政治、法律、道德以外，还深深地渗透到哲学、艺术、宗教等领域，并表现出鲜明的文化特征。
中国古代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关于对人与水的矛盾的认识，是以治水方式的争论而表现出来的。鲧治水一味采取“堙”（堵）的办法，“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被杀身亡。鲧死后，其子禹改用以“疏导”为主的治水办法，终于使“百川归海，九州攸宁”，平定了千百年来的水患。堵与导、蓄与泄这一对治水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采用哪种治水方法为主，要因时、因地制宜。治水中堵塞与疏导的辩证关系，不但对中华民族治水大业产生了莫大的影响，而且给后人的哲学思考以莫大的启示。如孔子在总结借鉴古代鲧与禹治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综合自然、人类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经验，提出一种择优方法论的观念——“中庸”，闪耀着辩证法与系统论思想的光芒。
在古代水利建设中，也有不少地方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如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精华的都江堰工程，就表现出了“道法自然”的深邃哲学底蕴——即工程的设计和营建体现了与天地自然相协调、顺应事物运动规律的文化特征。此外，西汉人贾让提出的“治河三策”和明代潘季训提出的治河方略，都体现出高超的哲学思想。贾让提出治理黄河的基本思想是不与水争地，即：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须“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他认为治理黄河的上策是：开辟滞洪区，“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实行宽堤距，充分考虑河床容蓄洪水能力，而不能侵占河床、乱围乱垦，阻碍行洪，与水争地。贾氏的治河理念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洪水）和谐共处和按自然规律办事的哲学思想，对后世治河影响极大，尤其是对今天的治水思想有重大的启示作用。它昭示今人：在治水中，要顺应自然，给洪水以出路，不能一味地强调人定胜天，用加高堤坝等措施约束洪水。明末著名治河专家潘季训在长期治理黄河的实践中，总结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治黄方略，强调综合治理，全面规划，治水与治沙相结合，并提出了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三条措施——束水攻沙、蓄清刷黄、淤滩固堤。潘氏的治河理论，体现了系统性、整体性和辩证法的哲学观念，不仅改变了在明代以前在治黄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分流”方略，更改变了历来治黄实践中只重治水、不重治沙的片面倾向。实践证明，潘氏的治河理论对黄河的治理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对明代以后的治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文学艺术方面。产生了许多与治水相关的神话传说、民谣故事、诗词歌赋、美术绘画和小说戏剧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例如，在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有不少是反映中华民族治水斗争的内容，最为著名的有“女娲补天”、“后羿射日”、“精卫填海”、“鲧禹治水”、“李冰斗江神”等。这些神话反映了中华民族征服自然、战胜水旱灾害的信心、决心和斗志，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治水事迹和讴歌治水英雄的诗文更是汗牛充栋。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赞誉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诗多篇，如：“信彼南山，维禹之绩”（《小雅·南山》），“丰水东流，维禹之绩”（《小雅·文王有声》）等。唐代大诗人李白在《公无渡河》中这样赞美大禹：“大禹理百川，儿啼不窥家。杀湍堙洪水，九州始蚕麻。其害乃去，茫然风沙。”诗中高度赞扬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无私奉献精神。再如，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写的《涂山铭并序》，热情讴歌了大禹治水的丰功伟绩，其《铭》曰：“涂山岩岩，界彼东国。惟禹之德，配天无极。”其《序》亦写道：“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劳万邦，和宁四极。万国既同，宣省同教，自涂山而会诸侯，大政立焉……”宋代辛弃疾《生查子·题京口郡治尘表亭》一词颂扬大禹道：“悠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去。
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战国时魏国的西门豹为邺令，治理漳河有功，唐代汪遵的《西河》一诗颂扬西门豹道：“花貌年年溺水滨，俗传河伯娶生人。自从明宰投巫后，直至如今鬼不神。”战国末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以修建都江堰造就成都“天府之国”而名垂青史，清代丁宝桢的《二王庙感怀》诗，高度赞扬了李冰治理岷江的伟大功勋：“龙门凿后大河通，告锡元圭报德崇。别导江流分内外，全将地力遍西东。蜀人庙祀由来久，秦代山川尚此同。善创何人能善述，兴怀救弊恨无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河渠志》那样的通史体裁的水利史书，有不少地方也把水利与政治、经济、军事特别是人物的关系描写得绘声绘色、鲜活生动，堪称优美的文学作品。
宗教方面。远古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对水旱等自然灾害控制能力有限，认为这些自然灾害有神的控制和操纵。先民无法抗拒强大的自然灾害，只好用祭祀的方式向神表示忏悔和屈服——“山川之神，则水旱厉疫之害，于是乎萗之”（《左传·昭公元年》）。从趋利避害的功利目的出发，在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历史时期，不论是朝廷还是民间，每遇大的水旱灾害，都举行祭祀水神的活动。官方的如汉武帝在进行黄河瓠子堵口时，为了表示对黄河的敬畏和虔诚，亲自到决口处沉白马、玉璧祭祀河神。民间的如风行中原各地的祈雨活动。中华民族原始宗教中对水的崇拜意识，传达出一个以农耕方式为主的民族的最初文化形态。久而久之，这种宗教观念便深深积淀在中华民族的心里，成为集体无意识。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司水之神——龙王、水母等超自然水神尤其是龙神的崇拜，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中国特有的“龙”文化现象，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水和治水活动本身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价值，而且以其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密切关系，在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政治的稳定中具有重要作用，并在更广范围内、更高层次上参与着中华文明的创造。
具体地说：第一，治水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物质保障，中华文明的开创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治水斗争的产物。第二，治水催化了中国奴隶制国家的诞生，并对中国政治体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第三，治水是强国富民的重要途径，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直接的重要作用。第四，治水直接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源泉，伟大的治水精神和传统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第五，作为中华民族与自然抗争而创造文明的重要生产实践活动，治水文明本身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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