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四川盆地外出，即可北出剑门关，越大巴山和秦岭而达关中地区，又可顺长江而下，经瞿塘关，到达江汉平原，因此，四川盆地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在隋唐以前，古代的军事家们关注四川盆地的战略价值，更多的是从四川盆地对中原和东南地区的角度来研究的。但隋唐以后，随着西藏、云贵高原上的少数民族群体性的崛起，如吐蕃、南诏、大理等政权，西藏、云贵高原已走出黎明前的黑夜，四川盆地逐渐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南地区的大本营。
古代四川盆地通往中原的两个方向
其实，四川盆地对云贵高原和西藏高原的作用，早在秦汉时期就已见端倪，秦汉王朝为开发西南夷，便由四川盆地开通有“零关道”、“五尺道”等，将中原先进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通过四川盆地传播到云贵高原。到了隋唐时期，四川盆地为隋唐帝国讨伐云贵高原上各少数民族及对抗南诏、吐蕃的基地，并且对以往的“零关道”、“五尺道”等通道加以完善而形成了“清溪关道”、“石门道”等通道。在西藏、云南被纳入到元帝国的版图后，四川盆地对西南地区的作用就越加明显了，到了清代时，由于新疆的漠西蒙古和清帝国争夺西藏，四川盆地又是清帝国经营西藏的大后方。在清末及解放时期，由于有英殖民者和印度的渗透，西藏地区遂骚动不安，而四川盆地为我国弹压西藏分裂分子打击入侵者的基地之一。
古代四川盆地通往云南的两条大动脉
四川盆地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南的大本营，同样也是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政权攻击的首要目标。因此，如何构筑一道抵御来自云贵、西藏高原等少数民族入侵的防线，便成了历代中原统治者的首要任务。这条防线，便是著名的大渡河防线，如顾祖禹云：“自昔设险于此（大渡河），以御蛮夷”，“殆天设险以限夷狄也”。大渡河有沫水、金川、戢水等称呼，其源于巴颜喀拉山脉，流经金川、丹巴、泸定、石棉、汉源、峨边等处而在乐山汇入岷江。其水势激湍，“澎湃如瀑，从空而落，舂撞号怒，波涛汹涌，船筏不通”，是为天险。到了宋代时，大渡河为宋帝国的极界，当王全斌平蜀，以地图呈上而请求指示时，宋太祖赵匡胤吸取唐帝国经营云南的失败教训，玉斧一挥，云“外此，吾不有也”，将大渡河以外之地全部放弃。
四川盆地西南角的大渡河
从卫星地图上来看，大渡河处于四川盆地的西南一角，其屏蔽的范围并不算大，由此，我们不禁会问，大渡河是如何起到防线作用的。关于大渡河防线的形成，实际上和两条战略大通道是息息相关的，其一便是川藏线。在隋唐时期，吐蕃主要向河湟地区和四川盆地两个方向对唐帝国用兵。在四川盆地方向，由于雅安即靠近吐蕃，又离南诏不远，而吐蕃和南诏为军事同盟，故雅安尤其为军事之冲。总的来说，由雅安通往吐蕃，主要有三条通道，如南宋范子长所著《皇朝郡县志》所云，“自雅州（今雅安）西通吐蕃之路有三,曰灵关,曰碉门, 曰始阳”。在这三条通道中，尤其以“碉门”最为冲要，如《读史方舆纪要》云：“今州（雅安）之西徼迫近番戎，山高谷深，天险陡绝，灵关、碉门、始阳，向称三路，而碉门要害尤为巨防也。”所谓的“碉门”，即今天全县城西的禁门关，其两侧为悬崖峭壁，中经天全河，形势非常险峻。由于天全河古代叫和川水，故这条通道又叫“和川路”。其路线为由雅安溯天全河河谷而上，经始阳镇、天全县、紫石乡、新沟镇，翻越二郎山到泸定，渡过大渡河而到康定（打箭炉），再往西经理塘、巴塘、芒康合滇藏线而到拉萨，在这条路线上，今修有G318国道，为今由川入藏的南线。
雅安通往康定的路线
天全碉门
在清代以前，中原王朝对西藏用兵，多从距离较近的青海。由于青海多处于高原，沿途人烟稀少，补给非常困难，如乾隆帝所云，“口粮难以接济,水草不便,马匹牧饲维艰”，且又有强烈的高原反应，而川藏线沿途处于低海拔的峡谷中，气候丰润，物产丰富，人口也多，故在清代时，就逐渐转为由川入藏了。如清康熙五十五年( 1716年) ,准格尔蒙古以精兵六千,避开清军重兵驻守的哈密地区，绕道于田而由羌塘无人区进攻西藏，攻占拉萨，杀拉藏汗，严重威胁四川、云南、青海等省的安全，康熙帝遂决定出兵入藏驱逐准格尔。清军先是由青海经格尔木，唐古拉山口往那曲方向进军，但由于清军统帅不和，且又轻敌，遭准噶尔军围攻而全军覆没。于是康熙帝又组织第二次出兵，康熙帝吸取第一次伐藏的教训，对此次用兵非常重视，并以皇太子允为抚远大将军,驻扎西宁,居中调度;清军兵发两路，主力部队由延信、马继伯、李麟等率领,走青藏道，从西宁出口，是为北路;南路由噶尔弼、岳钟琪等率领滇、川、楚、浙满汉官兵为奇兵,渡大渡河，由打箭炉(今四川康定)出口,直趋拉萨。由于准藏联军主力在北路，南路清军很快就攻陷昌都，拉萨。
清军进军西藏驱逐准格尔的两条路线
自此次对西藏用兵后，后来的军事家多借鉴此次经验，多以此道为主要用兵通道。如清乾隆年间，清伐廓尔喀，便是由鄂辉、成德带领川军四千人,由打箭炉向西藏进发。清末赵尔丰镇压西藏叛乱，以及建国初期，我军解放西藏，都是由川入康，由康入藏。
为扼守此条川西咽喉，历代历朝以来，光康定到雅安之间就设有很多雄关，著名的就有飞仙关（今飞仙关镇）、禁门关（今西城村西）、紫石关（今紫石乡）、冷竹关等（今冷竹关村）等。其中尤其以泸定县大渡河段最为冲要，历代以来，此段是川藏交通的咽喉，在红军长征时期，大渡河上的泸定桥的得失，就关系到红军的存亡。
川藏道沿途的关隘
在和平时期，此道是内陆通过四川通西藏交流的纽带，沿途形成了众多的商贸重镇,如打箭炉（即康定），“元朝时仅有一小村” ,在清代时，藏汉商贾云集斯处“因山为城、市井辐辏”，商务颇为繁盛。巴塘则是商民“数百户,有街市,皆陕西客民于此”，昌都则是“番民四五百户，汉人贸易者数十家与蕃杂处”等等。
另外一条通道，便是川滇道。这条道路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谓，在西汉时期，称为“零关道”, “西南夷道” ，因汉源为“牦牛羌”地，汉武帝在此设“牦牛县”，故此道又叫“牦牛道”,其路线为由成都到雅安，经荥经翻越大相岭而到汉源、石棉，渡大渡河后而到冕宁，沿会宁河而到西昌，然后经会理，在鱼鲊（古泸津关）渡金沙江，经永仁、大姚、姚安而到洱海地区。这条通道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西汉时期，大臣唐蒙向汉武帝建议开发西南夷，从侧后对南越用兵。武帝派便司马相如 “通零关道，桥孙水（今安宁河），以通邛都（今西昌东南）” ，开通整修“零关道”。自此以后，零关道成为中原王朝经营云南的大动脉。
汉道零关道
在三国时期，由于蜀汉在夷陵之战中惨败，蜀国对其大后方南中（今云贵高原）的控制力减弱，南中（今云贵高原）的地方豪强遂趁机发动叛乱。为镇压叛乱，稳定后方，诸葛亮分三路大军南征南中（云贵高原）。由于经过汉末长期的动乱，此道已经不通，诸葛亮便率主力部队改为由犍为走沐川古道，然后溯金沙江而到雷波县，往西经昭觉到西昌，从而合汉代牦牛道而直指洱海地区。在古代时，鱼鲊为金沙江上重要的渡口，历代王朝在此设有关隘以扼之，由于古代金沙江又叫泸江，故此关又叫泸津关。据严耕望先生考证，诸葛亮南征便是由鱼鲊乡（古泸津关）渡金沙江，沿崎岖山路南行，经永仁县，大姚县，姚安县（弄栋川）直指南中蛮族巢穴洱海地区，正如诸葛亮《出师表》云：“五月渡泸，深入不毛”。
诸葛亮南征路线
诸葛亮南征路线
而到了唐代时，因唐帝国在此路上设清溪关，故此道便称为“清溪道”。在大渡河以南，此道和汉代时的道路略有不同，汉道是由石棉渡大渡河，然后沿小相岭西麓由南桠河谷接安宁河谷经冕宁而到西昌，而唐道是汉源渡大渡河而到晒经乡，然后溯清溪峡而上，经徐家坪（清溪关），坪坝乡，沿小相岭东麓，经越西而到西昌。南诏常由此道进攻蜀地，其中最为严重的一次是太和三年（830年），南诏攻陷邛州（今邛崃），径抵成都，攻陷外郭，节度使杜元颖保牙城拼死拒之，南诏遂放弃攻城，大掠而去，自大渡河南还。清溪关非常的险峻，据载“隘广不盈丈，两岸壁立千仞”，为唐防御吐蕃、南诏的要隘。此关在唐将韦皋坐镇巴蜀后，便开始显名于世。时南诏已对吐蕃无止境的驱使心生不满，韦皋便积极拉拢南诏共同对付吐蕃。贞元四年（791年），吐蕃开始怀疑南诏暗通唐帝国，便派遣兵2万屯会川（今会理），阻挡南诏通蜀之路，然后又分兵七千攻唐清溪关，但被唐军击退，不久吐蕃又以2万兵力攻清溪关，又被唐军击溃。
清溪关道和牦牛道
唐代和汉道四川盆地通往西昌的路线
但是，考察大渡河南部，山河破碎，其间有众多小道可以绕后清溪关。如太和四年（792年），唐廷试图阻塞清溪关，以阻断南诏入寇巴蜀之路，而李德裕认为：“清溪之旁大路有三，小道无数。”仅阻断清溪关，是没有效果的。但是，南部各小道俱要汇聚于大渡河畔之汉源，故古代王朝多设防于大渡河，而大渡河畔的汉源一线便成了攻守双方争夺的要点。如太和四年（792年），李德裕为防御吐蕃，便在汉源筑仗义城，以制大渡河、清溪关。咸通十年（870年），南诏攻清溪关，唐军便退屯大渡河北组织防线，南诏军遂乘船筏争渡，唐军溃还，蛮遂陷雅、黎。咸通十三年（873年），路岩镇守西川，也是扼守大渡河。乾符初（874年），南诏入寇巴蜀，将船支连接成浮桥而渡大渡河，黎州刺史黄景复等南诏军渡到一半时，发动攻击，大败南诏军，断其浮梁。
四川盆地通往西藏，云南的两条大动脉及大渡河上的重要节点
综上所述，大渡河之所以成为四川盆地西南的重要防线，主要是因大渡河为由四川盆地通往西藏、云贵高原的两条大动脉的必经之处。这两条大动脉，分别是由成都经雅安，越二郎山到泸定，渡大渡河后，经康定、巴塘、芒康等而达拉萨和由成都经雅安，越大相岭到汉源、石棉，渡大渡河，经冕宁、西昌、会理等地而到洱海地区等。而这两条大动脉的大渡河处的泸定和汉源等处，便是大渡河防线的要害，历代以来，由西藏、云贵高原突入成都平原，泸定和汉源莫不首当其冲。另外，由于这两条大动脉俱会于雅安，故雅安为四川盆地西南角的军事重镇，素有“川西咽喉”之称，如《读史方舆纪要》云， “州（雅安）襟带西川，咽喉夷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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