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穆王时期，青铜器发生了一些显著的变化，特点是：
商人好酒，酗[xù]酒是亡国原因之一。《史记》里记载商纣王本不是一个无能之辈，他“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但商末统治阶层已经严重腐化，商纣王更是“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酗酒之风大盛。
青铜器是铜、锡、铅的合金，贵族长期用来饮酒会造成一个问题——铅中毒。有研究对两处商周墓地的人骨、牙齿进行检测，分别是安徽何郢[yǐng]遗址和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结论是墓主人的骨头和牙齿铅含量超标，且高出同一墓葬殉葬的人、狗几倍甚至十几倍，铅中毒造成骨质疏松和神经系统紊乱，可能是“商人饮酒亡其国”背后真正的杀手。
周朝建国后有鉴于此，颁布了限制饮酒的《酒诰[gào]》，曾经盛行的酒器，到西周中期急剧减少，尊、卣[yǒu]、方彝[yí]、觯[zhì]、觥[gōng]、觚[gū]、爵、斝[jiǎ]，都已经走向消亡。
食器中开始出现簠[fǔ]和盨[xǔ]，都是长方形有盖，用来盛放黍[shǔ]稷[jì]稻粱等食物的，但器型来源不同，簠[fǔ]的边缘是直线，可能前身是竹编的器物，盨[xǔ]的边缘则是弧线，应该是由簋[guǐ]演变而来。
钟出现在西周早期，几件成组，便于演奏乐曲，是乐器发展的重大进步。到西周晚期，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的晋侯苏编钟，已经有两组16件的规模，我国古代最大套的编钟是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64件钟和1件镈[bó]，堪称国宝。
西周中期的铜器返璞归真，纹饰走向质朴化，以前是“以文为贵”，现在风气转变，“以素为贵”，商代前期曾流行的带状纹饰，现在又占据了多数，花纹也常是一些简单线条的重复。
窃曲纹流行于西周中期到春秋中期，替代了以前饕餮[tāo tiè]纹的位置，成为主要纹饰。《吕氏春秋》说：“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
“凤鸣岐山”预示着周将兴旺，周人视凤鸟为吉祥的象征，华丽的凤鸟纹在西周中期曾盛行一时，两周之际消失。
从西周中期到晚期，铭文进一步增长，晚期周宣王时期的毛公鼎，铭文497个字，是青铜器字数之冠。
清宫旧藏的散氏盘记载了一篇土地割让的契约，书法价值也极高。
1976年陕西扶风县出土庄白一号窖藏，其中的墙盘应是周共王时器，铭文颂扬了周初六王的功业。
2003年，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出土了27件西周晚期的青铜器，均有铭文，其中逨[lái]盘373个字的长篇铭文，历述单[shàn]氏家族的功绩，辅佐了从周文王到周宣王的12位周王，完全证实了《史记》中记载的周王世系。
西周晚期指厉王、宣王、幽王的时期，政治上的衰落在青铜器上也体现出来，尽管铭文发达，但工艺走向衰落，有些器物器型巨大，却不够精美，甚至有些粗制滥造。
河南三门峡虢[guó]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是两周之际的代表，此地还出土了我国最早的铁器，一把玉柄铁剑。
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建立东周。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此时周王室已经失去权威，王朝重器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各个诸侯国的铜器，这时的铜器各具区域特色。
周代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他们认为天子、诸侯、卿[qīng]大夫、士、庶[shù]人各安其位，就能长治久安，所以用各种礼器来“明贵贱，辨等列”，其中鼎是最重要的礼器，是身份的象征，墓葬中陪葬鼎的数量要遵守礼制规定。
一些学者整理研究考古资料和典籍，对周代的用鼎制度进行了梳理，大体结论如下：
镬[huò]鼎是专门的炊具，煮肉用的。一般形体大，底部有烟火炱[tái]。
升鼎是正鼎，放煮好的牲肉，是中心礼器。
羞鼎是陪鼎，放调味品。
升鼎（也可称列鼎）是一套形制相同的鼎，（后期升鼎一般是大小相次的，）鼎放牲肉，簋[guǐ]放食粮，相配使用。
西周制度：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或一鼎无簋。
例如：河南三门峡两周之际的虢太子墓（M1052），七鼎六簋。
山西晋侯墓地中未曾被盗的晋穆侯（西周晚期）墓，五鼎四簋，按说晋国是周天子弟弟的封国，应该是诸侯一级的七鼎，令人费解。
东周后鼎的数量增加，大墓中常使用两套升鼎。贵族纷纷打破西周时的制度，逾越身份使用更高等级的葬仪。
例如太原春秋晚期的赵卿墓出土鼎27个，可能是七件、五件两套升鼎。
战国中期湖北随州曾侯墓中使用九鼎八簋。
因为古代典籍常相互矛盾；墓葬一般被盗扰；墓中的鼎、簋构成复杂，同一考古资料如何诠释？学者也常各持一词，所以周代的用鼎制度并不明晰，但无论如何，周代使用青铜器作礼制的载体，是客观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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