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奂仑修民国版《洪洞县志》
洪洞大槐树大 迁民的原因
据《洪洞县志》古迹篇中载：“大槐树，在城北广济寺左，按《文献通考》：明洪武、永乐间，屡移山西民于北平、山东、河南等处，树下为集合之所。传闻广济寺设局驻员，发放凭照川资，因历年久远，槐树无存，寺亦毁于兵燹……”这段文献记载，正与华东、中原等地的民谣相吻合，据此，明代山西洪洞大槐树的迁民确为史实。
那么，明王朝为什么要进行一场如此浩大行动，从山西向冀鲁豫皖等地大迁民呢？
关于明洪武初年洪洞大迁民的原因，在鲁豫民间，传播最广的故事是胡大海的复仇记。元末时，河南地面上流浪着一个乞丐，其人膀阔腰圆，五大三粗，相貌丑陋，衣不遮体，体壮如牛却整日游手好闲，为乡人所不齿。人们见之如避恶煞厉鬼，就连残羹剩饭也不愿施舍于他。一旦他出现在乡里，家家插门闭户，将其拒之门外。
一天，他气势汹汹地闯入一家土财主家院内，伸出肮脏的黑手讨吃喝。这家主人是个老太太，为了羞辱这个无人待见的讨吃鬼，就将一张烙饼为孙子擦腚后，扔给了看家狗，并放开狗咬乞丐，将其赶出大门。
这个乞丐姓胡叫大海。胡大海觉得河南地面人心太坏，遂暗自立誓，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后，定要雪此恨，报此仇。后来，他遇到朱元璋率军征战，遂投奔于朱元璋部。因其作战勇猛、武艺过人，竟立下赫赫战功，胡也由一介乞讨者，一跃成了朱元璋的开国元勋。
胡大海像
当朱元璋在南京建立大明王朝，君临天下之时，他想起了战场上勇猛杀敌、战功卓著的胡大海，便想着要犒赏这位开国功臣，然胡大海却拒受金银田产、宅地奴仆，而是当朝奏明复仇之事。朱元璋深知其嗜杀成性，无奈犹豫再三，恩准其“杀一箭之地”。于是，胡大海率兵至河南境内寻衅报复。刚至豫境，恰有一雁当空飞过，胡一阵狂喜，搭弓发箭，箭中雁伤，雁儿调转向东南而飞，直飞山东境内……杀气腾腾的胡大海率部随雁杀去，所到之处，惨不忍睹，直杀得鲁豫两者地面“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据《明史·胡大海传》中记录，胡大海确有其人，但与故事传说的胡大相径庭。书中说胡勇武过人，乃一耿介仁德之士。其虽为赳赳武夫，却以“不乱杀百姓，不抢掠妇女，不烧毁房屋”作为规范其行为的准则。
在旧中国，每当大灾大难来临之时，善良的百姓多是听天由命，逆来顺受，他们朴实的思维并不晓得事因脉络，处于一种脆弱的文化心理，人们便你添枝、他添叶地演绎出他们理想中的传说，来慰藉自己苦难的心灵。胡大海射雁，雁调头而飞，现在看来纯属荒诞的捏造。而这一类民间传说，听起来虽诡谲乖张，但有时却隐含着历史本质。
大槐树移民图
战争频仍、洪泛灾疫，才是明代初年大迁民的真正原因。
莽莽九曲黄河，是孕育华夏文明的摇篮，是炎黄子孙的母亲河，同时她也是黄河中下游百姓遭受灾难的罪恶渊薮。尽管“大禹治水”的传说闻名天下，但大禹终究未能将黄河完全地、永久地制服。下游河道的“善淤，善决，善徙”习性，千百年中时有重现。元朝时，黄河曾有二十多年没有主河道，肆意妄流，河水泛滥成灾。莽莽鲁豫大地，沦为汪洋，人们无处安身，四散流亡。大片大片土地荒无人烟，被洪水吞没生命更是不计其数。元至顺一年至明洪武二年（1330年-1369年）的四十年间，黄河下游中原地带先后七次决口（《元史·五行志》载）。每次决口，都会吞没村庄、淹没良田，致使百姓漂泊，流离失所，哀号求救声凄泣，讨难求生者比比，洪水猛兽过后，尸骨腐臭，村舍荒芜、病疫流行……，好端端豫鲁大地竟赤地千里，渺无人烟。
元末时，由于朝政腐败，人民生灵涂炭，当时黄河两岸流传着这么一首民谣：“石头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历史就是这样，一旦这种带有策反性的民歌、民谣出现，往往便蕴含着改朝换代的迹象，它既反映了百姓对统治阶级的切齿仇恨，也预示着将农民揭竿而起，反抗元朝的黑暗统治。“只识弯弓射大雕”的元统治者主宰中国后，对汉人进行了野蛮征服、凶残的践踏，加之黄淮多次决堤泛滥，中原、华中一带百姓，啼饥寒号无家可归。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黄河再次决堤，冲垮了山东的地方盐场，官府失去盐业收入，税收锐减。此时元统治者更是强行下令，召汴梁、大名等十三路地方民工疏通河道。
当年四月，民夫们在兰考黄陵冈河道底，挖出了独眼石人雕刻。石雕背后镌有两行字：“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当石刻的谶言与民谣相吻合时，正是农民起义军兴兵之日。
农民军被镇压，所据之地多被“拔其地，屠其城”
在此之前，浙江台州方国珍聚义挥戈；石头人挖出后，颍州（今安徽省辖）白莲教三千教徒在韩山童、刘福通带领下于白鹿庄举事，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红巾农民起义；接着，徐寿辉在蕲州（今湖北蕲春一带）、张士诚在泰州（今江苏泰县）也先后揭竿而起。元朝政权受到了严重威胁，便调政府精锐官军与各路起义军在中原一带展开了殊死相搏。攻城掠地，凶横酷虐，使豫、冀、鲁、苏北、皖北一带人十亡八九。不久，朱元璋、郭子兴也在濠州（今安徽凤阳）举义，与元军征战。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顺帝本记》）。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祖率军死守顺德（今河北邢台），“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元史》·顺帝本征）。至正十七年元军察罕帖木儿部与起义农民军战，“两战皆败之，斩首万余级。”战争进行得十分激烈。与此同时，各地新生的地主阶级，为了维护本阶级利益，也与元军臭味相投、沆壑一气，相互勾结与农民军针锋相对，出动地方武装歼灭起义军。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江淮，最终将红巾军镇压了下去。元军及地主武装力量，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顺帝本纪），使得鲁豫、皖北、苏北等地的百姓十亡七八。《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名城扬州城中，当时被杀的仅存十八家。《开州志》中记载了元军到濮阳之后，该县“居民仅存七姓，丁不满千”。在温县牛洼村的《牛氏族谱》也记录，元军“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元军的残暴真是到了“春燕归来无栖地，赤地千里少人烟”的境地。
但是，刘福通的红巾军被元统治者镇压下去之后，朱元璋起义军却在战斗中逐步壮大，朱出兵江淮，派徐达、常遇春北伐，进取齐鲁山东，收复中原河南，北定燕京，直逼元帝逃亡漠北，长达十六年的元代战乱方告终。
有战乱，必有灾荒。这往往是历史之树上同时并生的两颗毒瘤。元末的兵祸四起时，水旱蝗疫也尽皆而来。从至正元年——二十六年（1341年-1368年）黄河淮河频频溃堤，几乎年年都有洪水泛滥。山东、河南、河北，两淮一带“漂没民庐，死者众”，“村庄城邑多成荒墟”，“禾不入土，人相食”（《元史》·五行志）。十室九空无人烟，万户萧疏鬼唱歌。荒凉千里，民间传，明初有一位官员不相信冀鲁豫三省交界之地无人烟，便将两箱银元宝摆放在交界地的十字路口，三天三夜过去了，元宝竟原封不动仍放在原处，一块未丢。最终相信这里真成了无人区。还有蝗灾、旱灾、瘟疫也伴随而来，天灾、人祸、饥荒造成了几省百姓的特大灾难。《元史》中曾记述了各地的“大饥”，“京师大饥”、“河南大饥”、“冀豫鲁大饥”……至正十九年，通州饥民“刘五杀其子而食之”。“保定路孽生盈道，军士掠孱弱以食”。山东、河南之孟津、新安、渑池也出现了“民食蝗，人相食”的惨状。
元至正二十八年（1386年）闰七月，元惠宗（顺帝）退出大都，为“明祖代元有国之日”，在此之前朱元璋占据了集庆（元时集庆路，明改应天，即今南京），设了元帅府及行中书省，曾召问治国之道，徽州李升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语。朱深知三语最重要的是“广积粮，则非妨农旷土随地因粮之饥军，必如此可以救离乱”（中华书局，孟森《明清史讲议》22页）。明政权建立之后，地方官吏纷纷向朱元璋进言各地荒凉之实情，中原华东一带处处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芜”，“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明太祖实录》卷148、176）“多是无人之地”，“累年租税不入”（《明太祖实录》卷61）。土地大片荒芜没人耕种，国粮国税难保，这严重威胁着明王朝统治根基，朱元璋亦深解其中的道理：“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明太祖实录》卷25）。于是他采纳了郑州知州苏琦、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等人的奏议，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作出了“移民”，“屯田”的伟大战略决策。一场规模浩大的迁民“运动”从洪武初年拉开了序幕。
“靖难之役”致中原大地人烟断绝
但是，饱经灾荒、兵燹巨创的百姓，刚有一丝喘息之机，农业生产也刚刚开始恢复，此时又发生了令读史人心折骨惊的“靖难之役”。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驾崩，其孙朱允炆继位，立年号建文。建文帝生性软弱，致使王室根基不牢，皇权摇摇欲坠。朱允炆为巩固政权，采取“削藩”措施。谁料此举刚一出台，竟惹恼了他的叔父燕王朱棣。朱棣便以入京诛奸为由，从北平直逼南京，在冀鲁豫皖一带同侄儿的中央军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拉锯战。尽管燕王朱棣最终当上了皇帝，而且是位有为之君，但与侄儿朱允炆争夺皇位的手段却极其凶狠与残暴。《明史·成祖本纪》载：“燕军掠真定（今河北正定）、顺德（邢台）、广平（今河北永年）、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役，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企盼安居乐业的中原百姓，自发帮助中央军抵御燕军，气急败坏的朱棣，对中央军和平民百姓采取一律戮杀。但在河南与河北交界地，朱棣遭到了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拼死抵抗，出师不利。后来他攻取南京后，立即派兵报复这一带的黎民，诺大一片土地杀得仅剩两户人家。山东省临清县肖寒村《李氏族谱》中有这样的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南兵大军追袭，则南兵自南而北，北兵胜大军犯阙则自北而南，想尔时、或刮、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靖难之役”，又一次加剧了中原荒芜的局面。《中国通史简编》还记载了战乱使“河南全省三千余里，仅存封丘、延津、偃师、登封等三四县；两淮南北、大河（黄河）内外，燕、赵、齐、鲁旧境，一望荒凉，人烟断绝；关陕地区，保全无几”……
至今尚保存完好的元代戏台
正当齐鲁燕赵轮番上演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之时，地处内陆的山西省，却是一派太平盛世。据元代钟迪写的《河中府（今永济蒲州）修城记》中记载：“元至正辛卯（元顺帝十一年1351年），颍、亳寇兴（指刘福通红巾起义等大军），荡然而千里萧条；惟我河东，蕞尔而一方如故。……察罕帖木儿公之为蒲也（为元军守此）……耋老相聚而语之曰：'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山西的地理环境是有其独特之处。它东有太行为屏藩，西有吕梁做遮挡，以汾河河槽为基准，形成了几个大盆地大平原，尤其是晋南平原，这里日升月恒，土地肥沃，风调雨顺，稼禾葳蕤，万姓胪欢。且与齐鲁豫冀皖一马平川的地形不同，水灾极少，且常有旱涝保收物阜民丰的美誉。元末的兵荒马乱，在这里尚未见到。相反这里“国泰民安”，一切怡然。文物界老同志大部分人都知道：山西现存的宋元以前的“木构古代建筑占全国的70％以上”，元代建筑“已知道者有三百多处”（见《中国古代建筑学术讲座文集》270页）。还有元代戏台目前在全国已寥若晨星，大部分省份几乎为“零”。然而在晋南地区现在仍保存有完整戏台十数座，有元代戏台的碑刻、遗迹数十处（见1989年《文物》第七期）。这些建筑和戏台的存在，也说明了元代的山西，没有受到战争的丝毫干扰，且一派大兴土木，百业兴隆，莺歌燕舞的升平景象。再者，在《宋元戏剧史》中曾称：“元曲作家，北人之中除大都外以平阳（今运城、临汾二市都属当时平阳府辖、府治在今临汾市）最多”。世传元代关汉卿为北曲（元曲杂剧）的“开山大士”，就是山西解州人（见《元史类编》）。他与平阳府的于伯渊、孔文卿、石宝君，还有王实甫等写出了一大批戏剧作品，以《窦娥冤》、《西厢记》最有名。《元史类编》中还有：“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种（实则六十八种）。”此人就活动于“元杂剧早期繁盛的地区，殆无疑义”（见《戏剧研究》第二期）、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称平阳为当时“北方文化最胜之地，宜其杂剧家之多也”。这些都证实了山西晋南一带当时经济与文化的同步发展和兴盛。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口数量，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为189.1万人，河北人口为189.3万人，而山西却达403.4万人，比冀豫两省之总和还要多。
“大槐树”、“老鹳窝”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记忆
当中华大地人口的天平严重失衡时，素有雄才大略且又皇权在握的朱元璋和其继承人朱棣，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投向晋南。当时洪洞县是晋南人口最稠密的县份，又是南来北往，西走东去的交通要道，所以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发生。于是，官方把迁民的总汇聚地选在了洪洞县城北的广济寺。这个佛教禅院，地处汾河岸畔，官道侧旁，寺前的那棵老槐树并不超群出众，树上的老鹳窝也很一般，但正是这普通的树和鸟巢，却成为无与伦比的象征物，走进了岁月的风雨，走进了历史的沧桑。
“大槐树”、“老鹳窝”、“洪洞县”——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记忆。 （本文摘自文 物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天下洪洞》一书，作者柴瑞祥系文博副研究员，山西省书协会员、省作协会员，曾任洪洞县文联副主席、县广胜寺文管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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