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都是闻着鱼腥味而去的，董沛霖及丁福根等融资重臣为何屡屡能够得到如此数额巨大的资金，显然都是利益驱动。
证券营业部提供融资是为了成交量，委托理财资金是为了高额回报，而负责融资的人则为了可观的佣金。吕梁实际做的就是“连环融资，连环投资”。
祸起融资
吕梁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一、其自有资金即机构及其庄家同盟者出资；二、私募基金，它主要以委托理财或高息揽存向私人或项目公司融资；三、从中科系的上市公司抽调资金，或通过设立空壳公司、项目公司融资；四、股票质押融资。
本次“涉嫌证券交易价格罪”的几名被告丁福根、董沛霖、庞博等都是吕梁融资重臣，其中丁福根自称融资额为1亿元，董沛霖融资近8亿元。曾经担任过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的丁福根说，吕梁围绕该公司设立的22家公司的主要职能就是融资和关联交易，几乎没做过实业。
吕梁第一笔277.9万股中科创业从中煤信托深圳营业部转托管至丁福根的个人账户上，后被丁分至8个账户里，这是建立“吕梁王国”的第一桶金。
这277.9万股中科创业获得的第一笔融资是在中国民族信托哈尔滨证券营业部。随后又在北京证券德胜门营业部融资2000万元。
丁福根说，“吕梁真正的启动资金的就是这277.9万股。”
吕梁结识上海华亚公司董事长董沛霖是在1994年，当时董在北京做股票和期货，承包了河北国投上海证券营业部，吕是其客户。董说，在此期间，吕欠下他2000万元债务，“欠债是因为吕梁从公司借了2000万去做胶合板期货，吕说钱被骗走了，一直没有还清”。
1998年底吕梁找到董沛霖时，正在收购中科创业，董沛霖自称他当时认为“吕梁做股票了，就可以还钱”，这种念头最后促使他成为吕梁融资重臣。由于董在杭州及上海都有公司，江浙及上海、黑龙江由此成为吕梁的主要融资基地。
有关资料显示，由杭州华亚公司及上海华亚融来的资金涉足了当时中科系的两大重仓股——中西药业和中科创业。从融资渠道来看，董沛霖所属的华亚公司主要融资来源为银行和非金融机构，涉及的银行有：华夏银行杭州武林支行（4000万元）、浙江信托投资有限公司（3000万元）、杭州商业银行保淑支行（3700万元）等等。董表示，他为吕梁带来的每笔融资都不低于1000万元。另外北京新窗口公司、天诚公司等都是为融资而设立的。
股票质押融资是吕梁的另外一张牌。申银万国陆家浜营业部便是其中之一，这里也是吕梁的主要仓位所在地。虽然现在有关方面仍然没有透露该营业部涉及吕梁融资的具体数额，但却可以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
丁福根在法庭上将申银万国陆家浜营业部列为吕梁提取现金的几大主要营业部之一，他认为关键因素是“交易量比较大，关系比较好”。
除此之外，吕梁庞大的中科系融资平台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平台——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及资金拆借。由于当时康达尔公司及中西药业公司均在吕梁的绝对控制中，这两大公司由此成为他股权转让、关联交易、对外担保的主渠道，这可以从“中科事件”后两家上市公司的债权债务纠纷及数额巨大的坏帐计提中反映出来。
皆为利来
一切都是因利益而来。庄家吕梁背后错综复杂的资金关系，事实上就是不同利益的角逐过程。
我们没有得到准确的关于“中科事件”涉及各方的利益分配数据，以及各种不同渠道资金的利益回报。丁福根和董沛霖均表示，为吕梁融资的人主要利益获取手段便是“佣金和手续费”。其实，这在资本市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丁福根说，融资主要分为现金融资和股票融资。他说，融资比例有的是1：1，即融资1000万，质押1000万。当然，如此高比例的融资只有在关系比较好的机构才能得到，而一般是2：1，即吕梁提供2000万元价值的资产或股票、现金，融资1000万元。
他们与客户之间通常采用四种融资协议，即证券投资协议，国债管理委托协议，委托理财协议和借款协议。
丁福根说，“融资风险并不大，而且我们有一套融资风险控制体系。”
吕梁用35亿元巨资买卖一只股票，融资成本显然是巨大的。丁福根说，吕梁每年为此支付的融资利息在2亿元以上。
事实上，虽然丁福根表示“融资资金风险并不大”，但“中科事件”后诸多投资人血本无归的事实却昭示出其中无法控制的风险：一、证券营业部在融资行为中起到监管和止损作用（平仓或补仓）。一旦出现资金链紧张，营业部就会出现平仓，相继平仓就会引发崩盘，“中科事件”便是佐证；二、吕梁手下的融资重臣一般采取谁融资谁买卖，各对各的资金负责，继而导致资金调度不畅。
但是，猫都是闻着鱼腥味而去的。董沛霖及丁福根等融资重臣为何屡屡能够得到如此数额巨大的资金，显然都是利益驱动。有资深市场人士称，证券营业部提供融资是为了成交量，委托理财资金是为了高额回报，而负责融资的人则为了可观的佣金，“所以庄家成本往往都很大，而且不能有任何闪失。”
吕梁实际做的就是“连环融资，连环投资”。据可靠消息称，吕梁所控制的6000万股左右的流通股已基本抵押融资，融来的资金一部分用于清算到期融资，一部分用于拉抬、稳定股价，另一部分投资了岁宝热电、胜利股份及鲁银投资，尔后，吕梁再用所投资的其它资产再进行抵押融资。这有如典型的“拆东墙补西墙”。
“资金链”之灾
“中科系崩盘事件”曾经把中科创业及中西药业拖入深深的泥潭。
2000年4月，上海中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注册资金1亿元。该公司是横亘在康达尔公司和中西药业公司之间的桥梁，便于在两个公司形成自然的资金往来关系，因为这其中明显有交叉持股。
该公司的股权结构是：北京中科占50％，海南中网占50％。表面上看，康达尔公司和中西药业公司与上海中科并没有直接的股权关系，但是，该公司的注册资金直接来源于康达尔公司，而北京中科当时又是中西药业第一大股东。
极为显然，上海中科是吕梁打造的又一个融资平台，主要是方便其在关联公司中融资、通过关联交易抽资，以便直接进入股市。中科创业公司出资1亿元购买胜利股份900万股法人转配股和鲁银投资1500万股法人股，但是购买来的股权则完全落在了上海中科的名下，而此时，中科创业与上海中科尚没有任何股权关系。
康达尔方面发现这个问题后，要求上海中科把股票完全过户过来，迫于屡屡追究，吕梁又提出另一个方案：“干脆中科创业收购上海中科算了，那就等于是公司的了。”
虽然成了上海中科的全资股东，但康达尔仍然没有发言权，实际上还游离在体制外循环。吕梁当时的解释是，中科创业与上海中科是两个独立法人，上海中科是董事会管的事，深圳经营班子只管康达尔公司的生产经营。目前，上海中科仍涉及吕梁主政时期的融资纠纷。
丁福根说，他和庞博直接受吕梁的指令，其主要工作就是融资和传达股票买卖指令，以及不断成立新公司建立新的融资平台。
谁来为“中科事件”买单？这是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中科系”已经不复存在了，而那庞大的54亿元融资犹如一柄利剑，血淋淋地刺在利益各方的胸口。丁福根在法庭上说，“股票投资是双方的共同投资，风险由双方控制”。
这不是一个答案，但还有其它的解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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