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射台是北魏的一处古迹，是北魏文成帝拓跋濬（音意浚）,即敕令建造觉山寺的孝文帝拓跋宏的祖父，和平二年（461年）二、三月南巡太行山东麓诸州返回平城（今大同）途中与群臣娱乐比赛射箭的地方。文成帝这次南巡之后，在御射台皇帝射箭处刻立了一块石碑——《皇帝南巡之颂碑》，简称“南巡碑”，记载了文成帝治下的太平盛世和皇帝数次南巡的事实，也记载了皇帝与众臣比赛射箭这件事。《魏书·高宗纪》中记述文成帝南巡与途中御射事时讲到：“舆驾所过，皆亲对高年，问民疾苦。诏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又特别描述：“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御射台南隔唐河即“笔架山”，文成帝射箭所过之山即笔架山。有人测算这一射其射程足有500米上下。若真如此，文成帝可真堪称为神力了。
御射台实际上是沙石土堆成的平台，方圆数十米，在这山高沟深的峡谷中有这么一片平地，也实属难得。时间已过去1550多年了，至今人们仍然能清晰地看到当年御射台的基本轮廓。站在御射台上，仰望笔架山峰，遥想文成帝当年意气风发，弯弓搭箭，一箭射出，飞过山峰，群臣一片喝彩。
御射台属于丢失后又找回的古迹，南巡碑则为埋没数百年后又发掘出的文物。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灵丘县文物管理所在文物普查时发现了御射台和南巡碑碑座和两块残块，一块碑身一块碑额。1993年、1994年山西大学历史地理专家靳生禾教授、山西省测绘大队谢鸿喜先生和山西省文物局考古所张庆捷所长、灵丘县文物局李彪等，先后进行现场发掘、复原。并分别撰写发表了《北魏〈皇帝南巡之颂〉碑考察清理报告》、《山西灵丘县发现北魏“南巡御射碑”》。张庆捷还发表了《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碑文考证》。1993年，将残碑碎块移至御射台南1公里左右的觉山寺，将碎块进行了拼接复原，现该碑就保存在寺内。据介绍，先后共发现10块残碑，将其拼接后，已“略可复原”。这无疑是一大幸事，使我们有幸一睹这块1550多年的魏碑的风貌。2001年10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灵丘县文物局在南巡碑旧址新刻立了一块石碑，上书“御射台”三个大字，碑阴记录了御射台与《南巡碑》的来龙去脉。
南巡碑又叫“御射碑”，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郦道元(约公元466，469，470或472年-527年)所撰《水经注·流水篇》中对御射台和御射碑有如下记载：
“滱水（即唐河）自县（即灵丘）南流入峡，谓之隘门，设隘于峡，以讥禁行旅。历南山，高峰隐天，深溪埒谷，其水沿涧西转，迳御射台南。台在北阜上，台南有御射石碑。南则秀嶂分霄，层崖刺天，积石之峻，壁立直上。车驾沿溯，每出是所游艺焉。滱水西流，又南转东屈，迳北海王详之石碣南，御射碑石柱北而南流也。”
关于御射碑的位置，郦道元的文中说在御射台南，但灵丘县文物管理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物普查发现御射碑座的“遗址座落在峪内西侧的台地中央处，”。是郦道元把位置搞错了，还是御射碑刊立后有过挪动？有人认为，御射碑不是南巡碑。也就是说，郦道元文中的御射碑不是现在出土的南巡碑，是另有其碑。这种观点不太能站住脚，南巡碑中已经把御射之事记录下来了，还有必要再立一块碑吗？再说，如果有两块碑，郦道元也不会只提一块。郦道元把位置搞错了的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是碑在建成后有过移位。
为什么移位？这要从御射台和唐河的相对位置分析。从谷歌地图看，御射台位于唐河的大转弯处，唐河在此有接近180度的大转弯，流向自西北而东南转为自东南而西北，御射台就位于河岸的凸出部位。河流对河岸的侵蚀与加积（即沙泥沉积）有一个规律：凹岸侵蚀，凸岸加积。唐河位于凸岸，属于加积岸，这也是为什么在这里能形成一块平地的原因。按照郦道元的记载，御射碑立于御射台南侧，这里更靠近唐河，离笔架山也更近，应该就是当年文成帝射箭立足的地方。碑立在这里平时没有什么问题，但遇到洪水泛滥就比较危险，所谓“凹岸侵蚀，凸岸加积”那是平水期的情况，在洪水期凹岸也有可能被侵蚀。因此，碑立在台南就有在洪水泛滥时被冲垮的危险。有可能古人后来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把碑移到了比较安全的台中央。当然了，这也只是一种推断。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御射台因为河流凸岸的沉积作用而向南“增长”扩大了，毕竟过去1550多年了，很有可能河流的侵蚀和沉积作用已经使当年的环境发生了变化，郦道元当年所说的“台南”已经变成现在的“台中”了。我们注意到郦道元描述此处滱水（唐河）时说：“其水沿涧西转，迳御射台南”。而从谷歌地球看，现在唐河实际上不是“西转”，而是“西北转”，这似乎可作为御射台向南“增长”的一个佐证。
《御射碑》是什么时候损毁的？直到宋代，该碑还被地理书记载。该碑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发现时，四周有许多辽金槽纹砖、筒瓦、兽头瓦当、滴水等建筑构件，似乎表明辽金时期，该碑还保护得较好，从发现的构建看可能还建了碑亭。宋辽金以后，有关记载很少，只有清顺治《云中郡志》的《山川》部分有寥寥数笔：“龙门山，县南三十里，亦名隘门，上有御射台，后魏文成帝尝射于此，有碑记，碑阴刻从臣姓名。”这个描述很粗略，也不准确。从此再无记载。大约从清代中期开始，此碑遭到厄运，被人破坏或自然损坏。这样算来，此碑损毁大概已有300多年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物普査时，该碑已经断裂頹倒，被荒草掩埋。幸运的是，碑额、碑座于原地被县文管所发现。该碑的碑座为赑屃，发现时后半部埋于土中，赑屃首上昂，后在搬运过程中颈部断裂。这可能是我国目前保存最早的南北朝时期的碑座。碑额圆弧形，双龙环绕，阳刻小篆体“皇帝南巡之颂”六个大字。九十年代，又有学者寻踪觅迹来到此地发掘考察，并进行了残块拼接和复原，碑文拓片和识别。复原的碑体高大宽厚，碑身宽137厘米，厚29厘米，高4米。碑文书法为带有浓重隶书笔意的魏体，工楷规范，娟秀潇洒。共识别出约一半的碑文，达到2600余字，其中碑阳173字，碑阴2440余字。碑阳之文，主要记载文成帝数次南巡的事实，歌颂当时社会稳定，民安政清，怀集中外的大好景象，记载了文成帝南巡归途中与从臣比射一事；碑阴记载了南巡从臣280余人的姓名及官爵。因为碑体下部遗失，没有发现撰文者、书丹者和刻碑者的信息。
“皇帝南巡之颂”碑史料价值和书法价值不可或缺，央视《国宝档案》栏目曾专门对此碑进行过介绍，认为此碑是历史文化名城大同现存历代数以千计碑刻中，历史价值、学术价值、书法艺术价值最高的一通古碑。虽然碑身已残缺不全，仍可堪称北魏古都“平城第一碑”。南巡碑具有高迈的书法艺术价值，它是北魏前期汉字由隶变楷初始阶段的魏碑书体的皇家顶级代表之作。
据史书记载，北魏诸帝出巡碑和御射碑已有不少，仅在《水经注》一书中，就载有《后魏献文帝南巡之碑》、《后魏御射碑》（即《南巡碑》）、《太武皇帝东巡之碑》等，还有孝文帝在北巡、南巡途中所立的《讲武碑》、《吊比干文碑》等。另外赵明诚《金石录》也记载《后魏北巡碑》、《后魏御射碑》等。有关北魏诸帝出巡或御射之碑，虽然当时刊立不少，但现存两面文字的唯有灵丘的《皇帝南巡之颂碑》。其他或早已湮没无闻，或只有后世仿制之碑，或仅存一面文字，如太武帝《皇帝东巡之碑》，只发现了残块碑阳文字和存有拓传的碑阳文字。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