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保档案-觉山寺砖塔
灵丘觉山寺位于山西省灵丘县城东南10公里处恫山脚下，古马道旁。
“灵丘”之名始于战国，因战国时期赵国第六位国君赵武灵王葬于此而得名。赵武灵王是战国七雄赵国倡导“胡服骑射”改革的著名人物，这次变革被认为是历史上汉族向游牧民族学习的样板。赵国由此一度成为军事强国。
灵丘是个深山小县，在古代却是太行山八陉（八大交通要道）之一蒲阴陉的北部起点。灵丘西南，通过内长城上的平型关，可以抵达五台山的北侧、滹沱河流域。沿灵丘城边的唐河，古道蜿蜒东去，穿过雄伟的太行腹地，最终抵达河北平原上的保定地区。北魏定都大同时，灵丘成为北魏统治者从大同出发，控制河北平原的捷径。
金申老师为灵丘觉山寺题字
灵丘觉山寺全貌
灵丘觉山寺
灵丘觉山寺坐北朝南，始建于北魏太和七年（483年），现存为清光绪年间觉山寺第二代宗师龙诚和尚重修，整座寺院占地面积8100平方米，寺内佛教殿宇齐全，建筑因地势分为左中右三轴设计。中轴线上由南而北依次是钟鼓楼、天王殿、韦陀殿 、大雄宝殿；东线是魁星楼、碑亭、金刚殿、弥勒殿；西轴线是文昌阁、辽砖塔、罗汉殿、藏经楼、贵真殿。整体错落有序。
觉山寺每逢雨后或清晨大雾弥漫之时，半山腰会出现一块黑色的方碑，取名“雾碑”。
据清康熙《灵丘县志·艺文志》收录的《重修觉山寺碑记》和现在寺内辽碑记载，北魏太和七年(483年)，孝文帝巡行至此，正值母亲忌日，他十分悲痛，在这里兴建觉山寺。
【 觉山寺塔 】
远眺灵丘觉山寺塔
灵丘觉山寺塔
灵丘觉山寺里最具古寺意境的非辽塔莫数。塔建于辽大安六年（1090年），十三层，高43.54米。塔基分三层，下为八角形须弥座，中为平座勾栏，上为仰莲式莲台。
下层须弥座上雕刻狮兽、佛像、菩萨、伎乐天女等，门旁雕侍女，门的转角处雕金刚力士像；中层的平座上有细致繁密的雕刻花纹装饰来衬托高大平滑的塔身；这些雕刻题材丰富，雕刻精美。上层的仰莲呈八角形，分四层，莲花寓意清净崇高的净土，整个塔身坐落在这巨大的莲瓣上，给人以优雅圣洁的美感。
塔身简素，十三层塔檐逐层收分，最上部为铁刹。此塔为典型的辽代密檐塔。第一层塔身中空，塔内四壁残存60多平方米精美的辽代壁画。内容为八明王、四天王和四菩萨像，为辽代绘画精品。辽人的审美崇尚健康和力量之美，与北宋以后中原逐渐趋向内敛和淡泊的风气有很大区别，在这座塔中足以体现。
【《皇帝南巡之颂》碑 】
国保档案-皇帝南巡碑
与金申老师在《皇帝南巡之颂》碑前
在《皇帝南巡之颂》碑前
《皇帝南巡之颂》碑
《皇帝南巡之颂》碑碑头
《皇帝南巡之颂》碑碑座
《皇帝南巡之颂》又称御射碑，原本矗立在觉山寺附近笔架山北御射台中央，出土时已残断，1993年迁至觉山寺内保护起来，现立在觉山寺东侧的碑廊里。残碑其貌不扬，但承载着1500年前的历史信息，是早期魏碑珍品。
《皇帝南巡之颂》碑，简称南巡碑，记载的是北魏和平二年（公元461年），北魏王朝第四代帝王高宗文成皇帝拓跋浚东出平城，巡视太行山东麓诸州，返经灵丘时与随从众臣在笔架山竞射后为纪念此次巡视的“刊石勒铭”。
当时灵丘是大同去河北的要道，北魏皇帝经常途径这里前往河北。觉山寺兴建前，冯太后的丈夫文成帝-孝文帝的祖父，曾多次到达灵丘。文成帝在这里和群臣比试箭法。《魏书》卷5《高宗级》载：“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诏群官仰射山峰，无能踰者。帝弯弧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
《水经注·滱水篇》也记载：“滱水自灵丘县南流入峡，谓之隘门。设隘於峡，以譏禁行旅。历南山，高峰隐天，深溪埒谷，其水沿涧西转，逕御射台南。台在北阜上，台南有御射石碑。南有秀峰分霄，层崖刺天。”
文成皇帝拓跋濬是一位既聪明豁达，又重视文韬武略的帝王，他平息争权内斗，惩治贪臣，厉行节俭，减轻赋税徭役，赐粮七十以上老人，创建新的社会秩序，不断积累和提升了北魏王朝综合实力。此碑就是拓跋濬在位第10年国运昌盛之际，巡幸定、相、冀州等地归途中小憩中的一桩雅事。当时灵丘是大同去河北的要道，北魏皇帝经常途径这里前往河北。觉山寺兴建前，冯太后的丈夫文成帝-孝文帝的祖父，曾多次到达灵丘。据史料介绍，就在这次文成帝南巡24年前其祖父太武帝拓跋焘就有过一次类似的“御射”活动，不过那次是“东巡”，留下的是在不同地点立起的三通内容相同的《皇帝东巡之碑》，这次却是南巡，路线是向东南经定州、冀州，最后向南下相州达于邺都(今河北临漳及河南安阳一带)，所以留下的是南巡碑。
南巡碑碑座基本完好，碑额断裂为二也尚成形状，而碑身却只有一些碎块残段拼粘而成。1980年代初期先是找到碑座、碑额，又找到一些山水画碑身残块，然后用水泥粘胶对接而成。螭首碑额高84厘米，宽145厘米，厚30厘米。碑身宽137厘米，厚29厘米，拼粘后高120厘米。专家推断原碑身高度至少也在250厘米以上，碑首部分蟠螭间“皇帝南巡之颂”六个篆书大字，肃穆精劲。
皇帝南巡之颂》碑简称为《南巡碑》，乃北魏文成帝拓跋濬为纪念北魏和平二年（四六一）一次南巡而立。该碑被立于北魏著名的“灵丘道”旁一块髙地上，当年北魏由平城至太行山之东的定州、中山、邺城和冀州诸地，必经此道，所以该道又名“定州大道”。
《南巡碑》位于今山西省灵丘县县城东南约十五公里处，具体地貌是，碑刻位置在路旁一个河阶台地中央，台地东、南、西三面环绕唐河水，北面与山地相接。台地南隔着唐河，是一座拔地而起的山峰，数峰耸立，形似笔架，故当地人称“笔架山”。
这块《南巡碑》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流水篇》，《水经注》称其为《御射碑》，其文云：
滱水自（灵丘）县南流入峡，谓之隘门，设隘于峡，以讥禁行旅。历南山，高峰隐天，深溪埒谷，其水沿涧西转，迳御射台南。台在北阜上，台南有御射石碑。南则秀嶂分霄，层崖刺天，积石之峻，壁立直上。车驾沿溯，每出是所游艺焉。滱水西流，又南转东屈，迳北海王详之石碣南，御射碑石柱北而南流也。
《魏书·高宗纪》和《北史·魏本纪》也载有文成帝南巡及御射之事，内容大同小异。直到宋代，该碑还被地理书记载。该碑上世纪九十年代曾被发掘，现场遗留许多辽金槽纹砖、筒瓦、兽头瓦当、滴水等建筑构件，似乎表明辽金时期，南巡碑还完好无损，有人修建碑亭予以保护。然而宋辽金以后，有关记载很少，只有清朝顺治《云中郡志》记载了寥寥数笔，从此再无记载，大约从清代中期开始，此碑遭到厄运，被人破坏或自然损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巡碑》发现时旧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巡碑》发现时旧影
上世纪八十年代文物普査时，该碑已经断裂頹倒，被荒草掩埋，幸运的是，碑额、碑座于原地被县文管所发现，碑额阳刻“皇帝南巡之颂”六个大字。九十年代，又有学者寻踪觅迹来到此地，做了简单发掘，于当地找到几块残段，发表了考察报告，初次公布了该碑的重要性。但由于没做碑体拼复，仅发表部分容易识别的碑文，碑文丧失前后顺序，不完整，看起来不免凌乱，碑文的价值评估也受到一定影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巡碑》发现时旧影
《南巡碑》的两次发表，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再次调查该碑时，发现还有数块残碑的碑文没有发表，整块碑刻也没有拼接。为了更好地研究该碑，尽可能充分展示该碑的价值，我们在附近的觉山寺住了几天，攀登上笔架山，在山峰两侧搜寻残碑，观察地理形势，又把所有残碑一块一块对接拼复，尽量恢复原初位置。做了拓片后，又对着残碑一字一字校勘识别。回家后，又在室内悬挂拓片，仔细识字断句。经过数月艰辛工作，皇天不负有心人，不仅比以前学者发表的碑文多辨识出一千多字，可识碑文达到两千六百余字，其中碑阳一百七十三字，碑阴两千四百四十余字；而且把以前支离破碎，前后失序的碑文连接起来，恢复了部分原貌，信息量大大增加，该碑的价值更为凸显。
《南巡碑》碑阳及现所在地灵丘寺（左下）
将现存十块残碑拼合后测量，碑额宽约145cm，碑身宽约137cm，碑身两边各缩进4cm；碑身厚29cm，碑身高度因残缺难以测知，如以宽高之比为一比三计，则碑身原高至少在4m以上。
碑身阴阳两面俱阴刻文字，两侧平整光滑，无花纹文字。碑阳之文，主要歌颂当时社会稳定，民安政清，怀集中外的大好景象和记载文成帝南巡归途中与从臣比射一事；碑阴刻文，皆为从臣官爵姓名。北洋文字为魏体，整齐隽秀，字径约3.2～3.5cm；碑阴文字也是魏体，与碑阳之字相比，略显古拙，却更苍劲，小且密，字径在1.5～2cm左右。南巡从臣官爵姓名，从上至下，据残碑所见，至少有七列，每列由右到左，刻五十人左右；列与列之间，留有约2cm的空白。遗憾的是，因为碑体下部遗失，没有发现撰文者、书丹者和刻碑者的信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南巡碑》发现时旧影：赑屃
该碑的碑座为赑屃，发现时后半部埋于土中赑屃首上昂。后在搬运过程中颈部断裂。拼接后测量，赑屃从头至尾长205cm、宽137cm、高53cm，四肢粗壮有力，前肢斜撑地面，后肢蜷曲，头颈微扬，呈负重爬行之状。背中部横开一深12cm、宽34cm，长136cm的长方体槽，在此槽中又开一宽34cm、长93cm、深15cm的小长方体槽，两槽均槽沿平直，槽壁齐整，形成稳固石碑的卯眼。赑屃下是一块长35cm、宽124cm、厚17cm的石板，与其连为一体，四周光滑，未刻纹饰。这可能是我国目前保存最早南北朝时期的碑座。
虽然碑阴文字均为随臣官爵姓名，但是学术意义很大，初次较完整地透露出北魏前期官爵姓氏的真实情况。如碑阴第一列所载官爵姓名如下：
第一列：
侍中〔抚〕军〔大将军〕太子太傅司徒公平原王〔步〕六孤〔伊〕丽
侍中特〔进〕车骑大将军□太子太保尚书太原王一弗步浑□
六□将军□羽真襄邑子吕河一西
中常侍宁东将军太子太保尚书〔西〕郡公尉迟其〔地」
中常侍宁西将军〔仪〕曹尚书领中秘书太子少师彭城公张益宗
中常侍宁南将军太子少傅尚书平凉公林金闾
散骑常侍宁东将军西起部尚书东海公杨保年
宁南将军殿中尚书曰南公斛骨乙莫干
左卫将军内都幢将福禄子乙旃惠也拔
宁□将军宰官内阿干魏昌男代伏云右子尼
〔左〕卫将军内阿干太子左卫帅安吴子乙旃阿奴
□□〔将军〕一太子庶子内阿干晋安男盖娄太极
扬烈将军内阿干阴陵男社利幡乃娄
安〔北〕将军内阿干东平公是娄勅万斯
宁东将军内阿干〔建〕安男尉迟沓亦干
中常侍宁南将军太子率更令内阿干南阳公张天度
中〔常侍〕宁南将军□□□太子家令平阳公贾爱仁
〔散〕□□□〔内〕阿干嘉宁男若干若周
(残6字)拔忍昕
□(残8字)普陵
(残8字) 〔阳〕男吐难子如剀
(残9字)江乘男一弗阿伏真
宁〔朔将军〕□□〔范〕阳子韩天爱
中坚将军□□□□□武子贺若盘大罗
库部内阿〔干〕□□库兰
内行内三郎高平国
内行内三郎段鱼阳
宁朔将军内行令永平子胡墨田
广威将军建德子内行内小贺若贷别
内行内小步六孤龙成
内行内小贺赖去本
内行内小素和莫各豆
内行内小□金□
内行内小乙旃伏洛汗
内行内小□□□□
内行内小□□〔他仁〕
内行内小伊楼诺
内行内小〔挟〕库仁真
内行内小马〔橐〕
内行内小高□各拔
内行内小叱罗骐
内行内小吐伏卢大引
内行内小步六孤罗
内行内小卫道温
内行内小乙旃俟〔俊〕
内行内小同□各拔
内行内小吕□
内行内小韩□生
内行内小莫耐娄□
鹰扬将军内行令蔡阳男宿六斤阿□
内行令直勤侯六孤
右五十一人内侍之官
这里记载的官爵姓氏情况，大多已经失传，且和史书记载有较大出入，它的发现，终于揭开了北魏前期官职姓氏演变的历史雾障。它的意义可以简单归结为以下几点：
南巡碑是北魏皇帝巡视诸地所立纪念碑之一
《南巡碑》即颂扬皇帝南巡之碑。北魏诸帝经常为安定四方处外巡视，也常就出巡立碑纪念诸帝在出巡途中，或在宫廷内，常有竞射之举，这在史书中屡见记载。御射之旨，在于倡导习武，崇尚武功，这与拓跋族凭弓马得天下有关，更与骑射民族的传统习俗有关。
据史书记载，北魏诸帝出巡碑和御射碑已有不少，仅在《水经注》一书中，就载有《后魏献文帝南巡之碑》、《后魏御射碑》（即《南巡碑》）、《太武皇帝东巡之碑》等，还有孝文帝在北巡、南巡途中所立的《讲武碑》、《吊比干文碑》等。另外赵明诚《金石录》也记载《后魏北巡碑》、《后卫御射碑》等。本文所记《南巡碑》只是其中之一。
有关北魏诸帝出巡或御射之碑，虽然当时刊立不少，但现存两面文字的唯本文所述《南巡碑》一通。其他或早已湮没无闻，或单有后世仿制之碑，或仅存一面文字，如太武帝《皇帝东巡之碑》，只存有拓传的碑阳文字。近年该碑残块又被发现，也是仅有碑阳的文字，碑阴无任何文字，说明该碑仅有一面文字。
因而这块南巡碑是关于北魏早期政治、官爵姓氏诸方面信息量贮存最多最集中的一块碑，能从多方面补史载之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南巡碑的发现印证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北魏文成帝《南巡碑》在《魏书·髙宗纪》、《北史1魏本纪》、《水经注·滱水注》、《太平寰宇记》卷五一均有记载。关于该碑刊立时间，由于年久碑残，碑文已不见立碑之时代字样。在《魏书·高宗纪》等书中，则载有此碑刊立原由及时间。其云：
二月辛卯，行幸中山，丙午，至于邺，遂幸信都。三月，刘骏遣使朝贡。舆驾所过，皆亲对高年，问民疾苦。诏民年八十以上，一子不从役。灵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谓群官仰射山峰，无能逾者。帝弯弓发矢，出山三十余丈，过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铭。
由上文看，此碑“刊石勒铭”，始于和平二年三月。结合碑阳之文，两文记述南巡内容大致吻合，可证《高宗纪》所言不虚，其记刊石勒铭的时间基本亦可信从，如果进一步推析，该碑刊刻始于三月，工程量不是很大，估计在当年就完工了。此碑在古史中记载很少，偶见记载，也不提碑阴从臣，只有清朝顺治年间编写的《云中郡志》在其《山川》部分记载了此事，其云：“龙门山，县南三十里，亦名隘门，上有御射台，后魏文成帝尝射于此，有碑记，碑阴刻从臣姓名。”
由碑阳残存之文可知，该碑内容并非如《魏书·高宗纪》诸书所叙仅限于君臣竞射，高宗获胜一事，实际上，碑文内容相当广泛，除记和平二年御射外，还或追述兴安二年南巡“尝〔拉〕射于此山”，或记刘宋遣使“修聘问之义”，“贡殊方之□”，或记歌伎乐工“舞□□之舞”，“奏金石之□”，天下有“讴歌之声”，“野夫有击壤之欢”等文成帝与民休息，内外安睦的太平景象，以及对文成帝“偃武修文”成就的赞颂。
碑文所载职官爵位填补了史书记载的许多空白
碑阴残存二百八十余位从臣的官爵姓名，是研究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史的珍贵资料。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后，职官制度也随之汉化，早期官制因被废弃，多被后人遗忘。即使在史书金石中，也仅有零星记载。这批官爵资料的出土，恰好补此缺憾，使研究者对北魏前期官制中华夷杂糅的认识更加深化和具体。碑阴内保留着多种史乘及金石碑碼中从未刊载过的职官’如内行三郎、折统真、斛洛真、斛洛真将军、雅乐真幢将、贺浑吐略渥、内小幢将、三郎幢将等，皆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色。此外，碑文中大量出现的内阿干、羽真、内行令、内行内小、内三郎等拓跋官号对进一步探研其职掌及相互关系也很有意义。
这批资料对北魏前期诸尚书及其属官制度的研究也很有价值。碑阴共见尚书十六人，其中单称尚书者六人，不明为何部尚书者二人，知何部尚书者八人，具体为仪曹尚书二人，殿中尚书二人，选部尚书二人，驾部尚书一人，西起部尚书一人。过去已有研究者发现文成时殿中尚书和南部尚书二职各为二名，然观察这批资料，至少还有选部尚书、仪曹尚书也是各为二人。有学者研究，文成时共有十一部尚书，但碑文中却出现了超出十一部之外的西起部尚书，说明当时尚书并非十一部。除此而外，碑文中出现的北部折纥真、南部折纥真、主客折纥真与三都坐大官折纥真，使学术界首次知道，诸部尚书和三都坐属官有的称为“折纥真”。再由“主客折纥真”官号推析，它与南、北部折纥真并列，透露出那时可能还设有“主客尚书”。所有这一切发现，必将突破以往的研究成果。
所见从臣中，有爵位者多达八十余人，占总人数四分之一，其中有王位者八人公爵者二十人，侯爵者九人，子爵者二十三人，男爵者二十三人。所列不见伯爵，可证伯爵在那时还未被恢复。以碑文证史，能补诸多遗缺。爵位所附地名，对历史地理的研究有相当价值。封号中有许多并非北魏占领区的地名，对探讨北魏封爵制中的实封和虚封，无疑也很重要。
随臣姓名也是一批极可贵的资料，对了解拓跋政权的民族构成及鲜卑、高车等部族的演变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碑文中有复姓者二百余人，按姓氏归纳，双字复姓占五十一家，三字复姓占九家。魏孝文改北方少数民族复姓后，少数民族姓氏简化，原先的许多姓氏失传。如这批资料中的代伏云、吕河、〔挟〕库、豆连、比子、胡优、热阿、胡比、契胡、盖毛、勅烦、奚斗、折枋、立利诸姓，均为北朝史书所不见，这些姓氏的来龙去脉，尚有待深入探索。
碑文上记载的这些众多少数民族人名极有价值。因为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不但进行了少数民族简化姓氏的改革，而且同时还伴随着一个改名的热潮。少数民族成员在姓氏简化后，名也删繁就简，相应汉化。只不过因史书所载绝大多数为改后之名，原名便多被忘弃，以致失传。这批资料的发现，有望推进这方面的研究。如我们对照史传碑文所载官爵、年代等，知道碑文中的平原王步六孤〔伊〕丽可能就是《魏书》、《北史》中的陆丽，太原王一弗步浑□就是乙浑，乐安王直□何良即元良，乐良王直□□大汗即元万寿，常山王□□口连戊烈即元素，直勤郁豆眷即元郁，内行令蔡阳男宿六斤阿□即宿石，东安王独孤侯尼须即刘尼，等等。
从这批资料中，还可粗略了解统治者最高层中各部落首脑的构成隋况，至少可知拓跋、斛律、独孤、步六孤、素和、贺若、乙旃等鲜卑、高车、匈奴、羯族、吐谷浑等族大姓凭借实力而异常活跃组成拓跋军事统治集团中坚力量。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南巡中，太子的属官不少，仅在残碑中识辨者，就有太子太傅一人，太子太保二人，太子少师一人，太子少傅一人，太子少保一人，另有太子率更令、太子家令、太子左卫帅、太子庶子等，由此可以分析，这次皇帝南巡，很可能由太子伴随，所以才有许多太子属官随行。
总而言之，《南巡碑》的发现，对于深入研究北魏政治、社会和文化，都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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