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笑民
一直以来，发现很多初学者，在格律诗（主要指五七言绝律）创作时，语言风格上把握的不是很好，我在诗评时戏称其为“打油风”，其实就是以“格律”之形，行“打油”之实。在语言风格上拿捏不好就把格律诗写成合律的打油诗或顺口溜了。清况周颐有云:“此等句看似有风趣，其实绝空浅，即俗所谓打油腔，最不可学。”（《蕙风词话》）
古风及格律诗的一个语言特质是“雅”与“肃”，是“雅肃文学”。打油诗的典型语言特征是诙谐幽默，是包括方言口语等的“大白话”，两者不是一种风格的文学形式。
“诙谐者，诗之趣也。韩、苏七古，妙处往往在此，然不诡于正，不似近日名家肆口乱道，直戏场中之打诨，茶坊中之快书耳，徒以快一时之意，在己为轻薄之招牌，在人为乱性之狂药，雅道蟊贼，莫甚于此！”（清崔旭《念堂诗话》）
尤其是一些浅俗俚语入诗，或过度的口语化表达，格律诗“高古典雅”之特点便荡然无存了。所以，对某些作者这种“合律的打油诗”、“合律的顺口溜”及“合律的现代诗”不能恭维。
徐晋如教授有言：“我的定义是，诗词就是以文言词汇为基本词汇，以表现高贵的人文精神与高雅的审美情趣为旨归的文体”。他还说“写诗词通篇用白话，那样写出来的绝不是诗词，而是莲花落。”（《大学诗词写作教程》）
此观点虽看似有些极端，今人作旧体诗也不一定非要全部文言表达，但足见格律诗中，使用现代人的俏皮话、方言口语以及俗语等，散文化的表达方式是不被认可的。
格律诗从梁代沈约“四声”开始，后化为“平仄”，经过初唐（约618-712）诗人们的实践运用，到盛唐（约650-755）逐步定型，包括了格律规则及其语言风格的形成。但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同样的形式，千百年来照样名家代出，佳作如云。
关于格律方面，毛泽东曾讲过：“我们每个人都在考虑过去和将来、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他说，格律诗的“格”与“律”是历史的产物，是约定俗成的，不能任意打破，否则就成了顺口溜。他还说：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掌握了格律，就觉得有自由了。
同时关于语言风格方面毛泽东也说：“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来语，和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大众化当然首先是内容问题，语言是表现形式。要有民族风味，叫人爱看、爱诵，百读不厌。”
他还要求格律诗要学民歌的时代色彩、乡土气息和人民情感。对杜甫（712-770）的诗在语言运用上的“口语化”“大众化”极为赞赏。还列举杜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两句，说“这是民间流传的两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
许多初学者对主席这番话的理解有些太直观和浮浅了。六七十年前主席提出来的诗观，有当时的历史背景等因素存在。提倡文学艺术作品尽量使用人民大众的语言，便于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杜诗也确实常有口语化现象：“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杜甫作于764年春初回草堂时）北大中文系教授蒋绍愚先生的《唐诗语言研究》当中将这则材料（如此用“个”作量词）作为杜诗口语化的一个证据。说明很多的研究者都认为杜甫在诗歌中大胆的突破了格律诗的语言风格。
南京大学教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莫砺锋先生在《杜甫评传》中也言及杜诗除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特点之外，应该还有着另外一面，即引俗语口语入诗。
但是，莫教授在书中统计：杜甫于乾元二年759年到达成都，入蜀以前占其生命的大部分,但是在这段时间中的绝句很少，约占总数的2%，而入蜀以后的绝句约占了98%。
杜甫在《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中也说自己“晚节渐于诗律细”，也就是说在其“晚节”时期，更为注重近体诗的格律和法则。可见其在“早期”作品对于诗律是不十分“细”的。所以看待杜诗也当观其主流，不能以偏盖全。更何况世上古今一少陵。
宋代黄彻的《碧溪诗话》论述：“数物以个，谓食为吃,甚近鄙俗,独杜屡用：峡口惊猿闻一个，两个黄鹏呜翠柳。楼头吃酒楼下卧，但使残年吃饱饭。盖篇中大概奇特,可以映带者也。”根据黄彻的论述，考查《全唐诗》 、敦煌的唐诗等就会发现没有类似的用法,多为“若个”或者“个个”。
另外，很多看似所谓民间俗语的句子，其实也是由民谣与诗句中的精华因其通俗易懂又富含哲理而流传于世，逐步形成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民间俗语的。
南宋秦桧流传下来的那句诗“若得水田三百亩，这番不做猢狲王”，是他还没进入官场之前，在乡里当教书先生时作的。传为后来教书先生们自遣的口头语。清 孙洙《唐诗三百首》序中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也传为鼓励多读多记的励志俗语。
这里所谓“口语、俗语”并无“粗俗”之意。是取其通俗，简洁明了之意，不修饰不娇柔，而并非真俗。笔者以为，这些也并不等同于现如今人们所说的方言口语。初学者当审慎而为。
一己浅见，仅供参考。
2023-7-16（源于吾爱诗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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