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体诗词的新意、真意和深意——重读毛主席《旧体诗词十八首》
党学谦
1957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也是中国诗坛不平凡的一年。
在新中国第一份由中国作家协会创办的诗歌刊物《诗刊》上，以《旧体诗词十八首》为题，刊登了毛泽东主席1925年至1956年间的诗词作品。同时发表的，还有毛主席致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臧克家等人的一封信，以及信的手迹插页。这一文坛盛事，尽管已过去六十六年，今日重温，仍感意义非凡。因为其作者是大国领袖、举世闻名的政治家；诗词数量，是成批而集中；作品质量，是交口称誉；发表载体，是国家级诗歌刊物的创刊号。诸多因素的重合、叠加，犹如晴空里响起一声春雷。
这是五四之后传统诗词遭遇冷落以来的第一次！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这是新中国宏大文化气象的体现！
今日重温《旧体诗词十八首》，深刻体会“旧体诗词”四字的新意、真意和深意，是诗词爱好者对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的最好纪念。
那么“旧体诗词”四字有什么新意、真意和深意呢？
一、新意：旧体诗词必须追求形式宜旧、内容宜新
一位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一位从新文化运动中走过来的主义马克思者，在一份以发表新诗为主的诗刊上，堂皇地以“旧体诗词”为总题，一口气发表了十八首作品。国内外的读者们迫不及待地想一看究竟。据《诗刊》主编臧克家回忆，创刊号出版时，读者排长队争购，一时传为佳话。
读者们买到这本刊物后知道了，这些时间跨度长达三十一年，内容全部取材于作者经历与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作品，却标示为“旧体”，共涉及七律和词两种体式；同时，虽云“旧体”，却又与全新的内容毫无隔膜之感，是十足的“旧”与彻底的“新”之完美结合，雅俗共赏地体现了“旧瓶装新酒”的坊间说法。
毛泽东早有诗名。他的诗词作品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集中地、大量地发表呢？答案是，时机成熟了。
在开国大典前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式上，毛泽东充满信心地说：“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1957年，已是开国的第八个年头。优秀的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对毛泽东本人来说，此时已不是戎马倥偬、军事旁午的年代，抗美援朝已签字停战，一届人大和党的八大都已开过，三大改造胜利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将实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公布。《旧体诗词十八首》的发表，正逢其时，代表着人民领袖以普通作家的身份，投身国家的文化建设高潮。
从《诗刊》创刊号开始，各种以《毛主席诗词》为书名的出版物如纷纷面世，诗坛上有了毛主席诗词这一概念。领袖兼诗家的毛泽东，既回答了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又现身说法地为诗人们树立了一个范例：写诗，形式上越是传统，内容上越要出新，实现“守正”与“创新”的完美结合。
二、真意：为旧体诗词正名
毛主席诗词是毛泽东思想的艺术表达。但是，包括文艺界在内的人们，在学习、宣传毛主席诗词的同时，似乎在极力回避“旧体诗词”四个字。大量的《毛主席诗词》版本中，没有一本以《毛主席旧体诗词》作为书名。2019年，笔者在湖南韶山毛泽东图书馆看到陈列的一册由塞格斯社版出1958年出版的法文版《毛泽东十八首诗》（MAO TSE TOUNG DIX HUIT POEMES)，封面上印着竖版的“毛主席舊體詩詞十八首發表”十二个繁体汉字，十分醒目，弥足珍贵。
“旧体诗词”四个字叫不开，甚至到现在也没叫开，这是巨大的历史惯性所致。五四以来，诗词已被白话新诗冲得一塌胡涂。而《旧体诗词十八首》发表之时，正值新中国初建，日月换新天，国家和人民刚刚走进新时代、新社会、新生活，社会的主流意识是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歌唱的是新面貌、新变化、新成就，一切意识形态皆以新为佳；而一切带旧痕迹的东西，诸如旧中国、旧时代、旧社会、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旧面貌，都在扫除之列。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旧体诗词”四字显得是那样地与时代格格不入。对此，毛泽东自己似乎也无可奈何。他在给臧克家等人的信中也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
话虽那样说，但毛泽东是清醒的。一年前，他在武汉对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把诗分成新旧，是不科学的。把从外国引进的诗，像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莎士比亚的十四行，叫’新’诗，其实这都是洋人的、死人的，何’新’之有？”“把格律诗叫’旧诗’，含有贬义。”但转过年，他就明明白白地把自己的诗词称为“旧体诗词”，并且大张旗鼓地昭示在《诗刊》的创刊号上。同时，又在给臧克家等人的信中把“旧”字强调了三次。这说明什么呢？我认为：
第一，尽管“旧”字不被看好，但是你无法绕过，无法抛弃，你不想用这个“旧”字，却找不到新词、造不出新字替代。
第二，毛泽东在以其无人可及的巨大影响力，为诗词正名：“旧”字虽然不受待见，但我毛泽东不在乎，我写的东西就是“旧体”嘛，就是“旧诗”嘛，就叫“旧体诗词”嘛。透着独有的毛氏自信。可以断言，倘若不是毛泽东，换作第二个诗坛名家，比方郭沫若、柳亚子，比方董必武、叶剑英，他们如果发表若干首诗词，总题一定不会这样拟。
可惜，当年似乎没有人明白“旧体诗词”四字的真正用意，体会不出“旧体诗词”四字蕴含的准确、厚重、质朴、不尚浮华等良好寓意。2003年，我们启用《旧体诗词》刊名，认为这是我们诗词研究取得的一个学术成果，但时间距离《旧体诗词十八首》问世已经过去了四十六年。这真象一位领导同志讲的那样：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
我的学习体会是，毛泽东把自己的诗词称为“旧体诗词”，绝不是随便一说，更不是无可奈何。在坚持真理问题上，毛泽东的字典里没有怕字。毛泽东是文章巨匠，一字落笔有千钧之重。他也知道自己的影响力。就在《诗刊》创刊当年的5月18日，毛泽东对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又一次讲到了“旧体诗”。他说：“新闻的形式并没有阶级性，正同话剧的形式也没有阶级性一样，汉奸也可以演话剧。白话体裁国民党用，我们也用。我有时也写些旧体诗。”谈话把旧体诗词同新闻、话剧、白话文并列，再次证明，他拟定的总题《旧体诗词十八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梅白在读到毛主席致臧克家等人的信后不久，又见到了毛主席。他请教：主席为什么说怕自己的诗词“谬种流传”？主席回答说：“那是针对当代青少年说的”，“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像你这样的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哀而不伤，温柔敦厚嘛……”这段振聋发瞆地为旧体诗词正名的谈话表明，毛泽东是为诗词复苏发声呐喊的第一人！
三、深意：探索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
毛泽东在给臧克家等人写了那封信之后，仅隔一天，1957年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又召见了臧克家等人谈话。从披露的谈话内容看，这次谈话是对自己前天信中所谈意见的补充。他说：“新诗应该精练，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也就是说，应该在古典诗歌、民歌基础上发展新诗。”“新诗改革最难，至少需要五十年。找到一条大家认为可行的主要形式，确是难事。一种形式经过试验、发展，直到定型，是长期的，有条件的。譬如律诗，从梁代沈约搞出四声，后又从四声化为平仄，经过初唐诗人们的试验，到盛唐才定型。形式的定型不意味着内容受到束缚，诗人丧失个性。同样的形式，千百年来真是名家代出，佳作如林。固定的形式并没有妨碍诗歌艺术的发展。”显然，他的这些话是不宜写在那封信里的。联系他后来的诗词实践可以看出，从《旧体诗词十八首》起，毛泽东开始了对中国诗歌发展道路的持续探索。请看三点事实：
（一）继续写诗，继续发表旧作。1957年至1965年，陆东毛泽续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二首·送瘟神》《卜算子·咏梅》《满江红·和郭沫若》等十馀首诗词，1962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旧作《词六首》，1963年底出版了收录三十七首诗词的新版《毛主席诗词》，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写了一封关于诗歌问题的信。在生命最后一年的1976年元旦，他在复刊后的《诗刊》1月号和《报日人民》《红旗》杂志第1期，以总题《词二首》发表了1965年写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
（二）推重前人和他人所写的诗词。1958年批示印发成都会议的唐宋明人咏四川的诗词达八十多首，可编印一本书。1964年和1965年，他两次帮助胡乔木改诗，又亲自安排《报日人民》《人民文学》《红旗》杂志刊登，对宣传旧体诗词产生了巨大影响。
（三）计划约谈诗坛领袖。1961年4月、11月、12月，毛泽东曾三次给臧克家写信，表示“颇有一些事”想约他并约郭沫若“一同谈一会儿”，“无奈有些忙，抽不出时间来”，并说“我对于诗的问题，需要加以研究，才有发言权。因此请你等候一些时间吧。”由于种种原因，计划中的“诗歌三人谈”始终没有谈成。
毛泽东的探索，有力地为二十世纪的诗词挽回了尊严，深化并形成了极具价值的毛泽东诗论（或曰润之诗论），其要点，大体上有四个方面：
（一）强调人民性至上。毛泽东时刻强调诗歌创作的人民性。其经典语言是：诗歌“应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之表述。他对每个接触到的诗人，总是强调“诗歌要用接近群众的语言来写，群众才喜欢”。1960年有一次会见多国外宾，当外宾赞美他的诗并请他多做几首的时候，他说：“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这是润之诗论的首要论点，是理解其诗词的一把钥匙。“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他的诗篇体现了他的理念。
（二）维护诗词格律，主张格律不可任意打破。新旧诗的分歧、对立，焦点往往在诗词格律上。1957年6月，毛泽东对词学家冒广生讲：“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我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人要搞就要搞得象样。不论平仄，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大家不妨想一下，当今诗坛如果丢掉毛泽东关于维护诗词格律的九鼎箴言，会出现何种乱象？
（三）揭示新旧争论的实质是要民族化还是要洋化。他指出：艺术上抄袭西方的风气“是不好的”，绘画，音乐，“都有这样一些人抄袭西方，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东西。文学方面也是如此，……批评后小说好一些，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他甚至把问题端到了1959年3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说：“现在这个诗是什么形式，发生了争论，也得与闻一下。”党的最高领袖要求党的高层会议“与闻一下”诗的形式的争论，足见问题的重要。
（四）探索中国诗歌的出路。1958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这里他使用了“出路”这个重大提法，表明了他的担忧。中国号称诗国，然而在今天，在二十世纪，竟然出路堪忧。这件事，别人可以不管，我毛泽东不能不管。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注定是我毛泽东的使命。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诗人兼革命家形象，书生意气和战士情怀，相得益彰。毛泽东写诗，既是个人爱好，也是其领袖形象的本色展现。他的诗词足以邀李杜苏辛过访，他的诗论足以与锺嵘严羽共话。他的诗词实践和诗论探索，成为他开国治国蓝图的一部分。象毛泽东这样伟人，在中外历史上很难找出相似者。
（2023.10.10于鲅鱼圈国学诗词学会宣讲）
作者简介：
党学谦，1948年生，辽宁盖州人。号嘤鸣轩主人。为中华诗词学会第三届理事，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五届常务理事，辽宁省文化产业协会毛泽东诗词研究专委会顾问。曾任营口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等职。有《诗词同韵》《润之诗论集成》《试析“某公诗”为毛泽东所作》《营川两家诗》（与孙临清合著）等著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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