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朱瑞熙，上海嘉定人，1938年生。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导，学术兼职为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曾任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庐山白鹿洞书院院长。
张邦炜，男，1940年生，四川省江安县人，无党派人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曾任四川省政协常委，曾兼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
宋代人们选择配偶不重旧门阀世族而重新科举官僚，就是个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对当时的婚姻习俗乃至制度都影响较大。
一、榜下择婿
宋代不像唐代那样，婚姻重门阀世族。郑樵《通志》卷25《氏族略一》指出：“自隋唐而上”，“家之婚姻必由于潜系”；“自五季以来”，“婚姻不问阀阅”。但这并不意味门第观念消逝，相反人们十分重视官僚门第。宋人说：“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当时的现实是：“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进士未来前程远大，成为最佳女婿人选。人们采用三种方式选择进士做女婿。
一是榜下择婿。《墨客挥犀》卷1称：“今人于榜下择婿，号脔婿。”王安石诗云：“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苏轼诗曰：“囊空不办行春马，眼眩行看择婿车。”宋代每逢科举考试发榜那天，达官富室之家清晨便出动“择婿车”，去到“金明池上路”，争相选择新科进士即“绿衣郎”做女婿，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八九”。这类事例太多，如高清“景德中进士，宰相寇准以弟之女妻之，寇卒，李沆家复取为婿”；王拱辰、欧阳修在天圣年间榜登科，又同时成为参知政事薜奎的女婿；傅察“登进士，蔡京欲妻以女”，他“拒弗答”；胡寅初擢第，张邦昌“欲以女妻之”，他“不许”；洪皓“待廷试”，王黼“欲妻以女弟”，他恳辞；洪皓中进士，“朱縚复请昏，资送万计，且啗以显仕”，他“拒尤力”，朱縚只得“脔榜中周审合婿之”；郭知运登科，秦桧“强与为婚”，他“弗乐”。在这些事例中，拒婚者为数不少。于是有权有势者蛮不讲理，采取强制手段。《宋史》卷317《冯京传》载，冯京“登进士”，外戚张尧佐“方负宫掖势，欲妻以女”，派人将他拖至家中，当即“束之以金带”，声称：“此上意也。”并“出奁具目示之”，冯京无动于衷，“笑不视，力辞”。如此择婿，哪里是择，分明是捉。有人干脆称榜下择婿为榜下捉婿：“本朝贵人家选婿于科场年，择过省士人，不问阴阳吉凶及其家世，谓之榜下捉婿。”并指出：“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不仅达官，而且富豪也加入争相挑选进士做女婿的行列，竞争自然更加激烈。
二是榜前择婿。宰相李沆选择王曾做女婿，就很典型。《石林燕语》卷9载，王曾“初就殿试”，李沆当即断言：“此人今次不第，后亦当为公辅”，并宣称：“吾得婿矣！”不出所料，王曾刚完婚，便中状元，后来又官至宰相。此外，如宰相杜衍青年时代“贫甚，佣书以自资”，富豪相里氏“奇之，妻以女”，不久杜衍“举进士，殿试第四”。御史中丞彭思永偶遇程颢，“一见异之，许妻以女”，程颢果然“逾冠中进士第”。对于榜前择婿，有人加以提倡：“择婿但取寒士，度其后必贵，方名为知人。若损高赀，榜下脔状元，何难之有！”然而这近乎孤注一掷，一旦失误，追悔莫及。因此，榜前择婿终究不如榜下择婿普遍。
三是榜前约定，榜后成婚。如王生选择太学生黄左之为女婿。《夷坚支甲》卷7《黄左之》载，王生“其家甚富，以钱百千与黄”，并约定：“君若登第，当以息女奉箕帚。”第二年，黄“果中选，遂为王婿”。先登第、后完婚兼具榜前择婿与榜下择婿二者之长，但往往带来两大后患：一、女方不能久等。如孙愈与表妹王真真定亲，以“取乡荐”作为成婚的前提。但孙愈赴试“辄不利”，真真“亦长大，势不可复留”，其父将她许嫁别人。孙愈因此得下“相思病”，“吐鲜血数块而死”。真真每“垂泪”并“得疾”。二、男方登科变心。如《侍儿小名录拾遗》引《摭遗》载，掖县（今属山东）书生王俊民即王魁与桂英约为夫妻，并在海神庙前发誓：“吾与桂英，誓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殛之！”可是他中状元后，竟遵从父命，娶崔氏女为妻。桂英得知此情，悲愤交集：“魁负我如此，当以死报之。”当即“挥刀自刎”。这种方式后患无穷，难怪人们宁肯激烈争夺于榜下。
上述三种方式以第一种最普遍、最具代表性，于是选择进士做女婿统称榜下择婿。这表明人们选择配偶已由重旧门阀世族转变为重新科举官僚，而不少新科举官僚起家寒士，某些寒士的现实状况与未来前程很可能差距极大。
——摘自 朱瑞熙 / 张邦炜 《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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