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你一路走好 父亲走了，就这么静静的走了。 我拉住父亲的手，紧紧的不肯松开，怎么都不敢相信 ，我的父亲，就这么离我而去了。 那一天是七月12日，天空阴云密布，后来，就下起了小雨。 从父亲发病开始起，短短的一个月时间，父亲就离开了。我不明白，怎么会是这样子？我一直以为，父亲会好起来的，会健健康康的从医院走出去的。现在医学那么发达 ，父亲求生的欲望又那么强烈，我没理由不往好的方面想。 可是，看着父亲原本就很瘦弱的身体，一点点的继续干瘪下去，瘦的一副皮包骨的样子，我的心里开始有了不好的想法。可我不敢多想。直到医生把我们几姊妹一起叫道他的办公室，跟我们说：“你父亲快八十岁的人了，也算是高寿了。。。。他现在身体各部位的器官已经开始老化。。。我们已经尽力了。。。再治疗下去，也只能维持现在的状况。。。。我只能说，我们尽力维持你父亲的生命，让他多活一天是一天。。”。 前段时间，才看过电视连续剧“心术”。内心里，确实对医生充满了敬畏。可当我的父亲躺在病床上，等着医生救命时，我父亲的主治医生，居然对我们说出如此的话语。这是我们一时无法理解的。可事以致此，除了转院，我们别无选择。 转院那天，是父亲79岁生日。早起时，羸弱的父亲躺在病床上，一直很是安静。当姐姐们来到医院，祝福他生日快乐时。父亲拿起枕边的方巾纸，悄悄的擦去了自己眼角的泪水。父亲坚持不让泪水流下来，也许，他是不想让我们看到他的脆弱。可他不知道，在我们的心目中，父亲从来就不是那种顶天立地的伟丈夫形象。感动我们一生的，其实是他如溪水般缓缓流淌的温情。 （一） 父亲生性谦和、善良；一生恪守本份，与人相处总低调行事，不爱搬弄是非。在周围十里八乡的乡民眼中，父亲是个实实在在的“忠厚、老实”人。 小时候的父亲，念过几年私塾，还在国立中学呆过一段时间。在他们那一辈人中，也算是很能识几个字的人。 父亲跟母亲从小定的是娃娃亲。（虽然母亲跟我讲过这门亲事的起始原由，但因我从来就理不清那些“三姑六婆”们复杂的亲属关系，即便听过，时间一长，便也模糊了记忆。所以，直到今日，除了清楚的记得他们的确定的是娃娃亲，其它的，便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了）。据母亲说，母亲自小是知道这门亲事的，但因人小，她也就没有表示什么。后来，母亲渐渐长大了，出落得高挑、健壮。又因常年被外公带在身边当街卖猪肉，练就了一副灵活的脑瓜子和养成了敢说敢做的性情。而当时的父亲，一副单薄的身子骨却还常年遭受病痛的折磨。闲话是越来越多的传到母亲耳朵里。母亲开始闹起了情绪，跟外公赌起气来。外公没法，就安排母亲去了武汉一家纱厂做了一名普通女工。 外公虽是个杀猪的，又偏爱着母亲。可思想却依然很传统。母亲没能拗过固执的外公，最终还是和父亲成了一家人。 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而糟糕的是，母亲除了一副结实的身板，对农事却是不甚精通。为此，母亲挨过我爷爷的不少打骂。母亲一切从头学起。白天在队里拼工分，回到家，还得给父亲煎中药，赶着臼好一家人一天的口粮米。。。。晚上，就着柴油灯，母亲在灯下纺纱、织布，一直到夜深人静。 因了父亲的体弱多病，母亲不得不像男人一样的在队里干活。下河坝打“转车”车水，清一色的男人，就母亲一个女的，踩在齐膝的河水里，不顾死活的拼着一条命。母亲说，亏了村子里有几个“好心人”，一看母亲的脸色发白，就赶紧替过母亲手中的“把手”，母亲这才得以缓过一口气来；因了父亲的体弱多病，母亲顶着在队里插秧。十几个女人，起早贪黑的一连插了四十多天。母亲的手指都被插烂了，一碰到土块，便生生的疼。母亲就这么一天天的“熬”着日子过，把无尽的辛酸和汗水挥洒在田间地面。 到年终结算时，村子里有壮劳力的人家，都去村委会领取分红的口粮和余钱。母亲却只能躲在家里面。当我那只有几岁的大姐兴冲冲的跑回家，催母亲去领钱时，母亲却告诉她：“我们家是缺粮户。。。还欠着队里的钱。。。。”时，大姐一下子蒙了，继而大哭起来。母亲看她哭个不停，就偷偷跑去村委会，跟会计商量。当母亲回到家里，告诉大姐：“会计搞错了，我家不欠村里的钱，还有一块钱的结余”时，趴在地上哭泣的大姐，一骨碌爬了起来，拿着母亲给她的印章，欢天喜地的跑去领回了那一元钱。到了晚上，那一元钱，便被母亲攒在手心里，悄悄拿去还给了会计。 那些年，我的几个姐姐都是从六岁开始，就在队里挣三分。（我的姐姐们个个性子急躁，做事不愿落人后，估计就是那时的环境给逼的）而到头来，家里年年还是缺粮户。到四姐几岁时，家里还是如此光景。有一年队里杀年猪，我家又是没份。四姐在地上哭着不肯起来。分肉的大叔不忍心，偷偷塞给我姐大约一斤肉，她这才止住了哭声。 每每听着几个姐姐的倾诉，我总是不能理解。我实在无法理解，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 内心里，我对母亲充满了深深的敬佩和同情，而对于我的父亲，我该抱有怎样的想法呢？ （二） 父亲体弱多病，素有“药罐子”之称。想母亲如此辛苦，躺床上的父亲内心也是十分难过的。我这么猜测着，却不曾开口问过什么，一来不便出口问；二来，在我内心里，还有着一种担心，怕结果并不与如此，而再次伤了所有人的心。因从母亲的闲话中，实实在在并没有多少父亲的恩情。 母亲说，父亲曾担任过村里的会计。父亲把账目做得清清楚楚，不敢有一丝的马虎，更不敢曾有一丝的私心。母亲常跟我们提起父亲的一些典型事例。母亲说这话时，我总猜不透母亲是抱以什么样的感情。母亲说：有时几个村委会的人做事到很晚了，有人便提议拿队里的东西煮顿夜宵吃，父亲却总是拦着不让动，说是“公家的东西”，不能随便动的。几次三番以后，那些人再想吃什么或分什么东西时，便齐齐瞒过了父亲。直到事情过去许多年，那些当事人才当做“笑谈”讲了出来。我每次听了，总是无言以对，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顶着“中农”的成分，又是村里的会计，自然成了“某些人”眼中的目标。在清理账目时，有一本关于“鱼塘分钱”的账本不翼而飞了。母亲帮着翻遍了大、小角落，却依然不见踪影。这下子，真没处说理了。眼看着第二天，父亲就要被抓去住“学习班”了，母亲是整夜的急得睡不着觉。半夜时，母亲听到一声响动，接着从屋顶上掉下来个什么东西。父亲和母亲点燃油灯一看，原来就是那本怎么也找不到的账本子。父亲从而逃过了一劫。洗清了自己冤屈的父亲，当即便辞去了会计的公职，从此不再过问队里的事情。 母亲说到这儿，总爱说是“祖先显灵，关键时刻前来搭救了父亲”。而在一边默默听着的父亲，却总是说“好人是会有好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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