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农民的儿子，今年虽然只有五十四岁，却看到了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原始农耕情景，品尝了中国封建社会般穷苦农民的生活滋味，住过了中国几千年来落后的土坯房，用过了许多跟几千年前一般的粗笨工具农具，看到了许许多多即将消失的物品；同时也跟大家一样看到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真正意义上日新月异的变化（文革前后也经常用“日新月异”一词，但几十年没有多大变化），我感受到现在社会的进步，各行各业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超出了我们想象的速度。正因为如此，我便产生了一种怀旧心理，感觉在很多很多方面好像过去我们看到的东西，经历的事物，用过的工具转瞬就要消失殆尽了。我便感觉到好像马上要失去传家宝似地留恋即将失去的一切。如果就这么让这段发展变化历程在人们头脑中消失，我觉得对我们这代开明领导不公，对让后代记住我们这段特殊的历史时代不负责任。于是我便产生了一种记录这段历史的冲动，写下下面这几段文字，留给我们的后辈，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突飞猛进发展的。当然，我不能站在一定高度去反映这段历史，只想从我个人的经历和我生活的环境这个很小的范围记录我所经历的辛酸往事，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是我国这段历史的缩影吧。
辛苦劳动的报酬
改革开放以前（1978年以前），农村实行生产队集体劳动。农民的收入主要是靠在生产队出工挣工分分得口粮和生产队的其它实物（如棉花、黄豆、稻草、蔬菜、食油等等）。一个劳动力出工一天一般男成年人10分，女成年人8分，老年男人8—9分，孩子2—8分不等。如果是忙月做定额有可能一天一个人挣几十分（如割谷、插秧、挑草头、扯秧等）。一个工分年底核算时，生产队收入差时值两角多钱，最好的生产队达到五六角就顶天了。一个家庭所有劳动力挣的工分合计在一起，大约在几千到三万分左右。那么，生产队分到各个家庭的所有粮食和实物也都有价格，如稻谷八分钱一斤，油料八角钱一斤等等。当然，并不是工分越多分的东西就越多，生产队的实物是有限的，平时分实物必须是按计划进行。比方分粮食，如果是余粮户可以每年按人头分600斤口粮（指稻谷或麦子），缺粮户只能按人头540分口粮，这是上面政策规定的，要保证人人有饭吃。这样一来，如果农民家大口渴（指人多劳力少挣的工分少），分的粮食和实物相对要少一些，但也象口粮样有个底限。年底结算时，劳动力多的，挣的工分多，一般的生产队可能一个好余粮户分得两三百元现金，好的生产队可以分得五六百元现金。当然，如果是缺粮户（挣的工分不够付出所分的实物数）就不可能分现金了。一年上头分不到一分钱，还要在生产队挂账（叫超支户），即使这样还要感谢集体对你的照顾。那时，生产队物资很贫乏，分的口粮一般都不够吃（人穷了，劳动强度大，又没有油水，吃的也多些），其他实物就更不能满足生活最基本的需要了。所以，那时农村即使是再多的劳力，一般还是比较贫穷的，能每顿吃饱，有熟菜吃（一般家庭只能靠自制咸菜为主），有衣服保暖就不错了。
微薄的农民收入
改革开放以前的农村，农民的收入微薄得可怜。除了生产队分点不够温饱的粮棉油，家庭劳力多的、生产队效益好的年底分得三、五百块钱，其他收入主要有：
种菜。生产队将某一荒坡每家每户分一块（一般一分地左右）让私人种菜。于是每个家庭就把这块唯一的自留地认真经营好，种点能打泼的蔬菜（如茄子、辣椒、西红柿、白菜、豇豆、莴苣、韭菜、南瓜、瓠子、葫芦等）。他们一般利用清晨、傍晚没有出工的时间去给菜地翻耕、施肥、安苗、浇水、除虫，一家人就靠这个菜园供应蔬菜。那个时候，农民上街买菜很少，也没有钱去买菜。
喂猪。喂猪是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一般每个家喂一到两头猪。会喂猪的还喂母猪生崽赚钱。用农民的话说，喂猪是个聚钱盒，平时将家里的麸皮、谷糠等不拿去卖，喂进猪嘴里，到时候将猪卖了，可以化零为整。不过，那时喂猪可不象现在，猪可没有专门的猪饲料，不能吃到粮食，主要是靠人在田野、池塘中弄来的野菜野草填饱肚子。如水中的水浮莲、菱角梗、吓英草，大叶飘；田野里的红花草籽、猪子齿、地菜等野菜。能够在这些野菜野草中加点麸皮、米糠就算不错了。那时的猪也没现在的长得快，一般一个月长个十几斤就不错了。农民经济很困难，猪子长得一百几十斤就会卖掉。我记得180斤达一类，150斤达二类，130斤达三类就可以当肉猪卖了。农民卖了猪也舍不得买肉吃，也卖不到肉。每头猪卖出去可以得到两三斤肉票，也就是说只能吃两三斤肉，还要起五更站队。那个时候割肉可没人要骨头和瘦肉，都是想割膘厚的肥肉。因为人们身上缺油没脂肪呢。猪的价格也不搞，一二三类从四角几到五角几，辛苦大半年或一年多，一头公猪也就卖个几十百来块钱。要是喂母猪运气好可能一窝猪仔卖个一到二百元，运气不好，猪仔生少了、长慢了或价格低，有时还折本呢，因为母猪和猪仔是要吃粮食的。生猪不仅能创收，还是生产队庄稼和菜园子的主要肥料来源呢。
喂鸡鸭。别看这些东西数量小，不值钱，这也是农民家庭的重要收入来源。一般一个家庭喂个十几到几十只鸡鸭，一是靠他们下蛋卖钱或没菜时做个菜；二是长大了可以卖掉换点钱，或者过年时打打牙祭。所以农村老年妇女很看重喂鸡，村子里也常有偷鸡、偷蛋的事发生，因而也就有王婆骂鸡的戏折呢。这些老年妇女每天都要将自己喂的鸡子数上几遍，鸡到哪下蛋都十分关注。一旦鸡子或鸡蛋被人偷了，他们都会在村子里吆喝着骂来骂去。
搓绳、打草包。做这活是六十到七十年代的事。因为国家治洪水和收购粮食需要草包（稻草编织袋），所以合作社（供销社）就开始收购草绳草包。农民觉得这是个生财之道，而且比以上生财来的快些，收入也大些，所以在我们当地的很多村庄都兴起了搓绳打草包的风气。起先是搓绳。每仔稻草绳长约七八十米，一般一仔稻草绳可以打一个草包。一仔草绳的价格一般在六至八分钱，一个草包的价格在两毛五至三毛五之间。记得我小时候，每到天黑，全湾的男女孩子们都集中到一个稻场搓草绳，有说，有笑，有唱，那场景好是热闹。我还记得，下雨天，父母不出工的日子里，全家人坐在一起搓绳。父母为了鼓励谁搓得多，就拿炒熟的蚕豆做奖励。谁搓得多，奖励的豆子就多（当然也很少，了不起每人给几十粒豆子）。常常因为搓得久了，裤子都被绳子勒破了。后来就在搓绳时在屁股上垫块絮片，以免勒破了衣服。打草包就更忙了。后来听说打草包比搓绳更赚钱，于是就家家户户买草包机打草包。白天劳动力都要到生产队出工，所以只有在吃饭间和收工后就抓紧时间工作。因为打草包能直接创收，所以农民们就会不顾休息地劳作，甚至通宵达旦地连续作战。这样，晚上打草包不仅自己不能休息，还会因噪音影响别人的休息，也会影响第二天生产队的劳动。所以，后来生产队就不得不做硬性规定：晚上只能打到11点，队长把哨子一吹，全村马上停止草包机的响声。如果谁家不听，队长就会当黑脸关公，拿着镰刀进屋将草包机上的绳子割断，叫你浪费一只草包，这样你就自然不会再打了。一台草包机会打的一天可以打30多只，可以卖近10元钱，除去成本还可以赚3—5元，这个数目在那时可是一个可观的收入。不过好景不长，随着改革开放，农民收入增加，物价上涨，草包渐渐失去市场，打草包的热潮在八十年代初就冷落下来。
下脚鱼。八十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不被人们喜欢的野生脚鱼（鳖）价格陡然增长。于是，农民又瞅准这一机遇，开始了下脚鱼运动。我当时从部队回来，也卷入了这场运动呢。记得当时我们全村，包括附近的许多村子，壮年男子都投入了这场运动。起初，这脚鱼从没被人们重视过，数量当然很多。下脚鱼的人们用一支支尼龙线，系上一根针，在针上穿上猪肝，这头系在一根木桩上，将诱饵扔进池塘或河边逆水的那一边（因风浪将食物吹到岸边脚鱼才来觅食）。过几个小时再去下桩的地方提取绳索，脚鱼就已经挂在钩（针）上了。记得最多的一次我下了一蛇皮袋脚鱼，估计二三十斤吧。那时半斤以上的脚鱼卖价五角四分，还有一斤粮票。每天晚上能下个三五斤脚鱼就算有收获了，下几十斤就很令人羡慕了。当然下脚鱼也是件很辛苦的事：一是整个夜晚基本上都不能睡觉，即使能睡一会，不是在别人的草堆里，就是在野外的坟场边；二是行进在野外无人区域，因为下脚鱼怕别人知道取走了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往往偷偷摸摸地进行着这些工作，在水边、坟地旁、树丛中穿行，在黑暗中摸索，充满了恐怖和阴森；要是遇上天气不好下雨了，只有在雨水中奔波一夜，衣服全部湿透，人冻得直哆嗦。记得有一次我和弟弟一起出去，在野外迷失了方向，走了几个小时竟然不知不觉地又回到了原地，第一次感受了被鬼迷住路的害怕和毛躁。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在这种情境中，我才真正感受到跟爱人一起睡在床上的温暖和幸福。
贫乏的生活物资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生活水平低下，物资贫乏令后来人难以想象。难以填饱肚子的食物：种田的农民，能每餐吃上大米干饭的家庭很难找到。因为一是生产队粮食交了爱国粮以后，按计划分给农民人头稻谷每年540-600斤（约350-400斤大米），按现在人吃粮的情况应该够吃。可那时人劳动强度大，摄取食物脂肪含量少，因而人们吃得也多，所以每人每顿一顿可以吃半斤以上（包括早餐），所以，为了不饿饭，一是在稀饭和大米饭中掺和红薯、胡萝卜、萝卜菜等，以免填不饱肚子；二是到冬天天气短了，每天少吃一顿（叫做四日八餐）。大麦和麸皮本来是猪食，也常被用来做口粮。可即使这样节约，到青黄不接的季节，不少农民家中粮食还是不够，到别处借粮度日或者吃政府的救济粮。农民吃粮的质量也差。稻谷收进门，首先把最好的粮食卖给国家（有一部分公粮是贡献给国家的），其余籽粒不饱满或因淋雨沃黄的稻谷就留着分给社员吃。由于油料少，农民菜里油水很少，有的困难户没有油用酱油甚至水当油炒菜。蔬菜也很缺乏。因为是计划经济，政府不允许用更多的田种菜，都要种粮棉油。所以，农民桌子上主要以咸菜为主（辣菜、酸菜、萝卜菜、咸萝卜等）。副食吃得特别少，一般农民平时基本上从未吃过副食。过春节时一家人买个三两斤打打牙祭就是一种奢侈。副食只有在春节期间款待最贵重的客人如未过门的亲家公才会出现在代客的餐桌上。一般家庭的小孩子过年只能吃上豌豆和炒米糖果（用炒米和麦芽糖搅拌成的球状食品），记得过大年时我跟小朋友们一起打牌（争上游）输了几十粒蚕豆心情还很不痛快。上好的人家偶尔可以吃上花生和瓜子，数量也是很有限的。至于水果、饼干几乎所有农民家庭都享受不起，只有从大城市来的亲戚才会带这样的奢侈品到农村，让村子里的孩子们馋得流口水。象麦芽糖、茅蔗糖、油条、麻花、凉粉等食品也是农民的奢侈品，只有偶尔买点给孩子们打牙祭。更不用说现在名目繁多的各种水果、饼干、副食，象现在市场上的所有饮料、肯德基、鸭腿鸡翅、各种营养粉剂、蛋糕面包，简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破烂的的土坯房
谈起土坯房，马上就要和我们说再见了，永别了。可是，别看这房子很低级，它可是我们祖祖辈辈几千年来的栖宿之地呢。殊不知，这些土坯房在改革开放以前在我们农村还是非常普遍的呢，百分之百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都住在这样的土坯房中，挨过了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
过去（包括几千年来），农村只有极少数或极个别富人能住上青砖瓦房。不过，条件好点的农民，土坯房可能要住得宽敞一点，房子结构中木料要多一点。如，前十间后十间呀？一厅一明呀？一百根柱头落脚呀？鼓皮欌上顶呀等等。这些虽然都是用泥土坯子做的墙，但里面很宽敞：如一厅一明的房子，有一间堂屋，堂屋两侧各有两间房（靠外侧的房叫么鼔），堂屋正前面是天井，天井两侧各有两间厢房(大厨房)，天井的前面是一个小厅，小厅前面是大门。这样的房子一般可以共弟兄两个分家住。有的条件好的房子里有很多木料，如堂屋两边的山墙不是土坯砖做的，而是各立有七根柱子，柱子之间从上到下都是用木板镶嵌其中（叫鼓皮欌上顶）；有的甚至两侧的两间房的山墙也是用木柱子支起，中间的干墙也镶嵌鼓皮。天井的两侧厢房的墙壁有的也是用雕花木板镶嵌而成的；厢房里面也有木制托梁和柱子。有的还安两个大门，有两间厅屋，结构各式各样，不一而足。
而一般农民或穷苦的农民就没有这么奢侈了，最简单的家庭住房，就是硬三间土坯房。所有的墙壁都是泥土坯子，没有一根木柱子，屋面是布纹瓦。如果过得些日子，屋面的瓦铺薄了，被大风吹翻，大雨就会从屋顶漏下来，农村有句俗话叫“博士（木匠）人家冒得凳坐，瓦匠人家嘎棍搓”，一是说明农民穷，二是说明屋面漏水是经常的事。(引用读者跟贴：关于老屋的温馨回忆： 儿时冬天，雪花飘飘洒洒，白色细沙盐样的雪从屋顶瓦缝间飘落。家里到处铺满了薄薄的一层，水缸里也结了一层冰，床上的厚蚊帐上面也落满了雪。我们偎在床上吃妈妈炕的热气腾腾的糍粑，真香；有时，也有几片雪花飘在脸上，凉凉的，感觉很舒服，好温馨哦，可惜，那时光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
因为是土墙，屋里地面当然也是土地皮，所以这种房子冬天透风、飘雪，夏天漏雨、藏蚊子，老鼠可以在墙上、地面到处钻洞，甚至不少家里还藏蛇呢。还有的房子，因为地基很低，房子后面是庄稼地，一到夏季，外面的水就沁进房子里，家里到处是潮湿的，有时可以看到水渗出地面，一不小心还会在家里滑倒呢。有的人在家里最潮湿的地方挖个小坑，一会坑里就沁了一坑水。每当这时，家里的木柱、鼓皮、木家具下面都上潮霉乱了，因而人们往往在做房子时在每根木柱的下面垫块石头（土话叫桑墩）。如果家庭条件再差点的，儿子成家了，有几个孙子，房子不够住了，就只有在房子旁边再搭一两间低矮狭窄的小土屋，让爷爷奶奶住小屋。以后老人死了就在这小屋停尸或安灵。前两年，我春节去舅家拜年，亲眼看到我的一个叔伯舅老表家的三间土坯房后墙已经倾斜到几乎45度了，为了防止倒塌，共用了15根木檩条撑着墙，看着真令人寒心。当然现在已经倒掉了。
倒掉吧，古老落后的土坯房！再见吧，见证农民苦日子的烂瓦屋！永别吧，危险简陋的家乡茅舍！
穷酸的婚姻嫁妆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孩子结婚也很重视，要大操大办，不过比起现在那只能是凤毛麟角了。女方为姑娘准备的嫁妆一般有如下几项：四铺四盖（四床垫絮，四床被子，加蚊帐）、四口箱子（一般为木制的）、四元（便桶、脸盆、脚盆、洗衣盆，都是木制的）、四大件（一张床，也有是雕花的老式床，配有踏板；一台衣柜；一台书桌；一台五屉柜）。这是一般家庭嫁姑娘必备的嫁妆。也有穷的，只有两铺两盖，两口箱子，两大件的。还有什么都没有的，俗称“大麦剥壳，光光个人”。当然也有条件好的八铺八盖，六大件、八大件的，还有的给姑娘送锅碗瓢盆等炊事工具的，意思是为姑娘嫁过去分家了能单独开伙做家，如果能有这些陪嫁品是很让远近乡亲街谈巷议赞叹的。根本谈不上金银首饰和电器。后来，条件好些的进一步提高了标准，那就是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这就有点现代化气息了，是一般家庭享受不起的。当然，女方能给上述嫁妆，还得男方唱主角，就是给女方待匠，意思是根据嫁妆的多少拿钱送给女方，说白了，嫁妆都是男方办的。还有，姑娘要做新人，结婚日衣服要穿新的，男方必须请裁缝到家做一天工，跟新郎新娘里里外外做身新衣服。这些嫁妆与家具用品，就当时的物价最多花个三五百元，一般家庭只用一到二百元，这也是这对新婚夫妇开始新生活，成家立业的家当。
粗陋的棉纺织物
大人小孩的衣服几乎都是靠农村纺线机、织布机纺织的粗棉布衣，所以那时集市上有黑市场的说法，就是指偷偷卖政府禁止上市的棉布棉线等粮棉油违禁物资。包括床上的床单、被套、枕头等。从棉袄到马夹、衬衣，都是棉布织品（当时的人们都没有穿裤头、戴乳罩的习惯，更没有卫生巾、卫生纸这些奢侈的用品）。帽子、袜子也是棉线编织的。农民穿的鞋子（单鞋、絮鞋）也是用棉布做的鞋底和鞋面。特别是袜子，因为很容易穿破，所以就将一双未穿的袜子后跟做上袜帮，或者做双袜底载在袜子底部好多穿一段时间。有的贫穷的农民，冬天到了，几乎没穿过袜子和衬衣，更谈不上毛衣、秋衣和大衣，皮衣、皮鞋、皮毛那是大城市有钱人穿戴的，与农民无缘。有前的农民能穿上洋布、咔叽罩衣就很惹眼。至于的确良、的确卡等化纤织品，那还是以后的事情。因而过去农民穿的衣服，都是自己用棉线织的、用靛（染衣服的染料）染出来的。其纹理之粗糙、光泽之暗淡为现在人所不齿。
绿色天然的燃料
农民那时做饭全部是土灶。用麦子、稻谷、棉花、芝麻等农作物的秸秆做燃料。由于耕牛要吃稻草，所以做饭用的柴火往往不够。因而一到秋冬季节，他们都会到田埂上挖野草：先用耙子把野草挖下来，接着用打草耙将野草上的泥土打掉，然后把它们挑回家晒干以备燃烧。所以，那时的田埂，一到冬天，野草都被修得光光的，到处看不到灌木野草。如果不够烧，树枝也被折断了当柴火。59年闹饥荒，很多农民把自己家里的家具、房子上的柱子、鼓皮都敲下来当柴烧了。为了节约柴火，他们往往早晨做早饭时就多煮点米，将煮半熟的米装在陶制饭盒里，放在灰堂（灶前装火灰的土圈）用早餐时的灰烬把它煨熟，中午就省得再用柴火做饭。农民冬天冷，就用陶制器皿（叫火烙）里面装进大半谷壳，上面加上稻草烧过的余烬，放在床上把被子烘暖和好睡觉。那时没有电，照明用的是煤油灯。煤油价格高，大家就用柴油做燃料，后来柴油、煤油包括火柴只能按计划少量供应（当然还是购买），他们天黑一般不点灯，尽量在月光下做事，到万不得已时才点了亮照明一下。象现在做饭用的煤气、天然气、电呀等高级燃料农村根本没有，就连煤炭也从未进过农民家中。更不用说热水器、饮水机、电饭煲、高压锅、微波炉这些高能量、高效率的餐饮器具了。
粗笨的劳动工具
改革开放以前（包括60年代初），农作物的所有劳动，基本上都靠原始的器具和繁重的劳动来完成。先说耕田，几乎全部靠牛，犁田、耙田、操田，打蒲滚全部用牛耕完成。再说庄稼的种植过程:翻耕、整田、下种、灌水、除草、打药、扯秧、挑秧、插秧、割谷、抱抱、挑草头、打谷（麦）、碾谷、翻叉、起场、晒场、扬谷（麦）、扯棉梗、摘棉花、栽油菜、砍菜籽，全部用笨重人力和粗笨的原始农具进行操作;再说加工过程：如业谷（用枥子：一种将谷脱壳的如磨子形状的竹器）、舂米（用石头器皿将米砸熟成）、风米（用风车将谷壳灰土、沙石等杂质除掉）、筛米（用米筛、格筛、麻筛将米分出整个、半个和碎米）、磨磨（用石磨将米、麦、豆子磨成粉末或浆糊状）等都相当原始。所以就有许多原始的现在即将或基本消失的农用和家用器具如：纺线车，织布机，风车，臼窝，枥子、磨子，线子耙，打草耙，耙子、挖锄、石滚，滚挡，迥椎，茫椎，罐耙，草把子，推草耙、要子，纤子，冲担，连盖,耙架,耙,搭把,刨板,杨叉,秧马,推草耙,打草耙,糙子,扯耙,秧架子,冲担,板篓子,石槽,水车,河车,廷子,愚壳,筒客,灶窿,罩子灯,吊灯,马灯,麻筛,格筛,罗筛,米筛,晒腔,簸箕,伏壳,饭甑,吓耙,赶网,罩,泥鳅篓子,毫子，箢子等等。兴修农田水利也靠人工挖土、挑土一点点将大坝垒成，将渠道修好，将河道疏通，将高低不平的土地整平，将道路铺出来。
胡乱堆砌了上面这些史实，权且作为我们这些过来人一种怀旧的慰籍吧。
2010年10月
[ post][/post]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